林则徐的最后十年,为什么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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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3月,春风灌满开封城。此时距林则徐以“戴罪之身”来到开封祥符工地,投身黄河大堤修复工作已经半年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林则徐每天黎明便去河堤工地督工,常常深夜三四更才得休息。虽然“身体难支,屡欲乞疾”,但想到河南、安徽两省六府二十三县正在洪灾中挣扎的百姓,也为自己能“效力赎罪”,林则徐还是咬牙坚挺。

如今,黄河大堤已赶在春汛前修复完工,百姓们再不用遭河患之苦;主持修复大堤的好友王鼎也上书道光帝,直言“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

假如皇帝开恩,能按照惯例论功行赏,让林则徐“将功折罪”,他大概就可以免于流放新疆,甚至能继续留在东南,为大清抗英。

然而,随着3月10日浙东战役清军的惨败,林则徐的希望最终变成了失望。

在道光帝回复的谕旨中,所有参与治河的官员都得到奖赏,但林则徐得到的只有道光帝饱含恼怒的一句话:

“林则徐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今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写下“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的诗句,林则徐收拾行囊继续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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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1785-1850)

走到西安的时候,林则徐病了。他向清廷请病假,就地租房子住下养病。其间他把妻儿接到西安团聚。经过两个月的“缠绵医药”,林则徐“疟始渐止”,再一次踏上流放之路。

临行前,他写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中一首,后人耳熟能详: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这是对家人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

只要对国家有利,绝不惜命避祸,远戍新疆就远戍新疆吧。

的确,为了国家,林则徐一点也不惜命,不避祸。但鸦片战争之后,他变了。

这场爆发在两个文明之间的不对称战争,让林则徐备受打击。

战前,林则徐对击败英国信心满满。

比如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信里,林则徐就说了:

“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者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在他看来,英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中国特产茶叶和大黄。所以一旦断绝贸易,英国人就“无以为生”了。

▲ 茶叶,大清国的“秘密武器”

关于英军的战斗力,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又说:

“夫震于英夷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足裹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上岸,更为无能。”

在林则徐的汇报中,英国人无非海军厉害,除此之外一无所长,尤其他们的步兵腿裹得太紧了,屈伸不便,一上岸就废了……

直到定海失陷后,林则徐仍然坚持这种看法:

“彼等之所持,只在炮利船坚,一至上岸,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缠裹,腰腿僵直,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由于英军“浑身缠裹,腰腿僵直”,一趴下就站不起来,莫说是清军兵勇可以“手刃数夷”,就算是个平头百姓,都足以要了英军士兵的命……

然而结果是,大清一直败,阵阵败,从头输到尾,不仅海战打不过,陆战也毫无还手之力。

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西之间的差距,这一回林则徐终于看透了,而且看得那么痛。

▲ 马嘎尔尼访华,让中国人误解洋人的腿不会打弯

只是战败的打击还不够。由于清廷将中英开战归咎于林则徐禁烟不善,自战事不利于清廷开始,朝中关于林则徐的非议便铺天盖地。在许多人口中,若要与英国议和,首先就要惩办林则徐,宛如南宋初年,要与金朝议和就得惩办岳武穆一样。

当初道光帝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督办禁烟时,曾明确表示要林则徐“力杜来源”,而自己“断不遥制”

如今这“断不遥制”变成了“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诘责,变成了“废弛营务,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的判词:

“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昨日功臣,今日罪臣;昨日恩宠,今日责骂。甚至立了治河之功,都得不到皇帝的宽宥。朝中舆论汹汹,纷纷指责林则徐是战争之祸首。

一片谩骂声中,那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心,变了。

在前往新疆的途中,林则徐写信给朋友。在信里,林则徐谈起中英差距: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人家的大炮能打十里内外,我们的大炮却打不到;人家打炮跟放排枪一样啪啪啪,我们打一炮就得歇好一阵子。正所谓“器不良,技不熟”,光靠“胆壮心齐”,调百万军队过来也白瞎,就算岳飞韩世忠在世也无可奈何。

中英之间军事上的差距,林则徐这段话说的很透彻、很形象。在清廷的官僚中,这大概是最早透露出“向西方学习”的意思。

然而紧跟着,林则徐又写了一句话,特别嘱咐收信人“不要给别人看”。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将这一想法公诸于世。

当年,在贬谪路上经过扬州的时候,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收集、翻译、整理的各种国外信息,以及未完成的《四洲志》手稿转交好友魏源,嘱咐他将此书完成。

之后,无论林则徐身处何地,身为何职,林则徐都没有公开提起过“洋务”“师夷”这样的主张,遑论大力倡导。

明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却又为何缄口不言呢?

▲ 西方画作中的鸦片战争

在最爱君看来,只要联系当时林则徐的处境,就能明白他的苦衷。

当时的林则徐身为一个“罪臣”,境况已然糟糕透顶。前有皇帝谕旨,罚戍新疆;后有大臣清议,指指点点:

以这样的身份,在大清新败之际,说出“洋务”“师夷”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这让天朝上国的颜面往哪里搁?让大清帝国的尊严往哪里搁?

这样的言论,既打扰了做“上国梦”的人,又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权衡之下,智慧取代了勇气。则徐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了“避一避”。

他依然爱国,时局让他担忧;但环境险恶,也让他心生忌惮。

他只好沉默。

昔日在广东禁烟,那个怀着“死生有命,成败在天”的心情,豪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林则徐,已经随着鸦片战争散去的硝烟,一去不复返了。

1842年秋,林则徐终于抵达伊犁。

在新疆,林则徐变成了一个“乖宝宝”。对国家时局,尤其东南形势,他三缄其口;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治下的民生、西北的塞防,以及自己何时能得到皇帝的原谅,遇赦东返。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遇到了财政困难,巨大的军费开支,以及战争赔款让“生活简朴”的道光皇帝头大。为了平衡预算,道光皇帝想到了裁军,林则徐所在的伊犁镇总兵就位列其中。

对此,林则徐代伊犁将军布彦泰拟稿复奏,结合西北边防形势直言“新疆边防重地,兵制碍难更张”,保住了这支西北边陲的驻军。

▲ 伊犁将军府

为了开发伊犁,充实边疆,林则徐力主垦荒,并亲自拿着工具,率领民众兴修水利,引水灌溉。对林则徐在新疆农垦的作为,后人评价说:

“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

此外,根据清廷的指令,1845年,年过60的林则徐还亲自带队,开始对南疆进行勘察工作。

南疆条件艰苦、道路绵长,白天夜晚冰火两重天,但林则徐撑了下来,先后带队勘查了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喀什沙尔、巴尔楚克、伊拉里克(属吐鲁番)、塔尔纳沁(属哈密)等地。林则徐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南疆。

▲ 南疆的自然条件,比北疆差一大截

1843年7月,与林则徐同案被流放新疆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获释东归,一个月后,同被流放到伊犁的前东河总督文冲也获释入关。

林则徐见此,心生一丝失落。在给友人的心里,他写道:

“嶰翁(邓廷桢)自闰月望后首涂,不及兼旬已由乌垣东发,题糕时节(重阳),定可入关,一飞河帅(文冲)现亦赐环。弟惟静心株守,不敢妄有希图。”

伊犁垦荒小有成就后,伊犁将军布彦泰给皇帝上书,为林则徐求情:

“查林则徐到戍已及两年,深知愧奋,奴才每于接见时,留心查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 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窃谓人才难得…… 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

然而皇帝并没有给出答复。

直到完成南疆勘察之后,戍疆三年的林则徐才获准东返。

后来,林则徐累迁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任上,林则徐兢兢业业,本本分分,作为一个听话的大臣,继续为清廷维稳。

1849年,秋风萧瑟。

重病的林则徐请辞,于次年三月回到故乡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

1850年,秋风萧瑟。

由于广西拜上帝会兴起,林则徐再度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办军务,镇压太平军

在接到清廷任命的第二天,病魔缠身的林则徐便启程赴任。在给好友的信里,林则徐这样写道:

“粤匪揭狂已极,非练精卒无以接其锋……仆受国家殊恩,目击时艰,安能自诿衰朽,偷生忍耻!”

然而17天过后,行至普宁(今广东普宁)的林则徐再也撑不住了。临终前,他让随行的儿子林聪彝代笔,给时任皇帝咸丰上了最后一道奏折:

“此次更蒙皇上特遣视师,谬膺重任,既感深而思奋,尤敌忾以心殷。岂料半途遂废,上负圣恩委任,只期图报于来生。但期将士一心,战守并用,能坚壁而清野,终扫穴而擒渠……”

言毕,林则徐撒手人寰,享年66岁。

▲ 林则徐差点搭上镇压太平天国的早班车

得知林则徐去世,悲痛无比的咸丰帝亲笔写了挽联: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但这有什么用呢?

林则徐还是带着他想说却终没能说出口的话,住进了坟墓里。

其实早在1842年,魏源就已完成林则徐的嘱托,依据《四洲志》完成《海国图志》50卷的编纂。后来该书又不断增补,到1852年全书内容已达100卷之多。

在这部鸿篇巨著里,西方的科技、世界地理,以及主要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有介绍。魏源更直截了当地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正如林则徐当年所虑,此时的大清上至皇帝下至草民,都不需要这样的声音。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心血被当做“奇闻”,而那些振聋发聩的呼喊竟像针入大海,未起一丝波澜。

于是魏源也不再说话了。

1857年,魏源去世。睡觉的人继续做梦,睡醒的人继续沉默,直到更响的炮声在耳畔轰鸣,惊得所有人更加迷失、恐惧、不知所措。

林则徐死了,几十年后成为民族英雄为人们所纪念。

不过,也有人责备林则徐,说他人生最后十年怂了,说假如他那时能振臂高呼,“洋务运动”或许能早二十年到来,即便最终救不了中国,好歹也不至于落得后来那样惨。蒋廷黻先生就这样写道: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 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 后一个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的。”

在蒋先生眼中,林则徐俨然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

▲ 蒋廷黻先生(1895-1965)

然而在最爱君看来,所谓的“知而不言”,显然不是林则徐的锅。正如常说的那句话:

林则徐没有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在当时,没有人愿意面对现实。大清还是那个万国来朝的大清,英夷还是那个要啥啥没有的英夷。地割了,款赔了,但天朝上国的美梦却继续做。

没有人愿意听“我们不如他们,我们得向他们学习”这样的话。任何“人家比咱强”的声音,都会被视作异类:

“你咋这么没自信呢?你骨头咋这么软呢?”

而林则徐,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清廷官员,他爱国,忧国,却也畏人言。

在一个不能容忍不同声音的时代,还能指望林则徐说什么呢?

就像今日,我们发言尚且要顾虑汹汹舆论、当心网络暴力,如此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当年的林则徐“鼓起勇气”做一个异见者,冒着牺牲名节的风险去说一些时人不爱听的话呢?

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人们需要林则徐,需要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但却不给他生存的土壤,用众人之口封了他的口。

所以说“林则徐”常有,但配得上“林则徐”的时代,罕见。

希望我们的时代,配得上“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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