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正月，乾隆帝举行禅位大典，这一切都是按照事先拟定的程序的进行的：当天子夜时分，乾隆帝起床开笔之后，先往宫中各佛堂祭拜，然后到西弘德殿用膳；接下来是率皇太子往奉先殿祭告列祖列宗；太和殿、太和门直至午门外陈设卤簿，禅让大典在太和殿隆重举行。
虽说禅让大典是朝廷盛典，但在这大清朝是唯一的一次，臣子们颇能理解老皇帝的负杂心境，一切肃穆平静，人人表情凝重，不见欢欣喜悦。典礼的时间很短，皇太子颙琰由吏部官员引往养心殿，迎接父皇驾到中和殿，侍候下辇，从后门进入太和殿，在殿中央宝座上落座，皇太子一侧侍立。
随后，静鞭响起，丹陛大乐作，颙琰恭立于宝座前，率众臣行跪拜礼。大学士跪读表文，颙琰从父皇手里郑重接过“皇帝之宝”玉玺，小心翼翼，转交给侍立的大学士。至此，颙琰已成当朝天子，率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再行三跪九叩大礼，禅让大典完成。
我们知道乾隆帝禅位给嘉庆，主要是他登基时曾立下了“在位不过六十年”的誓言，以表达对皇祖康熙的尊敬。实际上禅位不过是个形式，大清的最高权力并未因此发生改变。可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说明的，“皇帝之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如今交给嘉庆帝，又如何体现自己的权威呢？原来，乾隆帝早有安排。
早在乾隆六十年九月的时候，即立皇太子颙琰的时候，就发布了一道上谕：“朕归政之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镌刻‘太上皇皇帝之宝’，玉册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宝册。”
随即，军机大臣即拟定了新的用宝制度，从明年即嘉庆元年起颁发诏书，首先钤盖太上皇帝之宝，然后再用皇帝之宝。“喜字第一号玉宝”，也是乾隆帝专为禅位所制。清朝皇帝起于荒僻草莽，对皇帝玉玺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攻灭察哈尔部，从林丹汗遗孀中得到一块明朝的“诰敕之宝”，竟然夸饰为传国玉玺，宣称天命所归，建元大清。
定鼎中原后的很长时间内，朝廷玺印也是材质混杂。乾隆帝即位，考定宝谱，以二十五枚御宝收贮于交泰殿，以十枚藏于盛京皇宫，并亲撰《御制宝谱序》。回疆平定后，和阗良玉源源运来，乾隆帝亲自拣选，根据玉色分类珍藏。其中玉色最好的被编为“喜字号”。
为什么将这些上好的玉编为“喜字号”？当然不外乎取意吉祥。而所标称“第一号”也是早有安排。在乾隆帝命名喜字号两年后，他又明谕这批玉料的用途：“其现在‘喜字号’第一分纯洁者，着敬谨存贮，俟朕将来归政之期举行崇上太上皇徽号庆典所用宝册，即将此分镌造，以彰熙朝盛瑞。”
由喜字第一分玉料，到喜字第一号玉宝，期间跨越了十余年的时光，乾隆帝为禅让大典谋划之远、计议之周，凡事之追求尽善尽美，均可映见。
禅位典礼之后，太上皇帝回宫歇息，太和殿又举行了嘉庆帝的登基大典。依照通例，新帝要颁布即位诏书的，但这次却没有。简短的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大学士、内阁学士恭诣乾清门送宝，礼部与鸿胪寺官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太上皇帝传位诏书，广沛恩赐，大赦天下，通篇皆是老皇帝的口吻。仅在“钦此”之后，新帝附和了几句：“予小子祇承慈命，勉苛洪图，谨奉敕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可以理解为嘉庆帝即位诏书的缩小版，颇像是一次带头表态。在强大的父皇面前，嘉庆帝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份传位诏书至今仍在，钤用宝玺处，正是太上皇之宝在先，皇帝之宝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