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年度大展「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两个月来已取得很大的社会反响。一方面，此展是今年下半年国内最重要的「学术向展览」之一。
在陈凌先生的策划和组织下，此次展览展出了70件重要的丝绸之路沿线文物，其中不乏首次公开的新出土、新整理的文物材料。一些重要的写本、图像资料，此前也鲜有机会近距离观摩赏鉴。
可以看到，策展者力求通过这些精选的文物，为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天山南北地区的物质文明史，勾勒出一个较为前沿、全面的叙述框架，也试图回答一些备受关注乃至争议的学术问题。
另一方面，对于更广大的观众而言，此次展览也堪称「视觉盛宴」。 在赛克勒博物馆的学术级定制展柜下，这些珍品得以无比清晰地展现在每个观众面前，毫发毕现、色泽鲜活。 展厅也经过精心设计，饰以赤金华彩、素白帷幔，点缀着西域石窟的彩绘元素，每个熟悉新疆风物的观众都会感到如临其境。
事实上，赛克勒博物馆的场馆本身并不是很大，建筑年代也已有三十多年。 能营造出如此华丽典雅的展厅效果，真如螺蛳壳里做道场，非常不易——几乎可以说，很难想象「一场学术展览可以做得这么美」。 而事实上，恰恰越是专业、精深的展览方向，越需要典雅的参观环境、优雅的参观体验。
从展览组织的角度看，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在于除了「馆际合作」的传统借展形式之外，多家文物主管部门、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各州县的地方博物馆，以及私人美术馆都参与了此次展览的组织举办。
展览的主办单位为北京大学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而参与展览的协办单位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和田地区博物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新和县博物馆、塔什库尔干县博物馆、新源县博物馆、木木美术馆等十一家机构。
他们的馆藏和研究范围覆盖了新疆南北许多重要的考古遗址、城址和石窟遗迹。 另外，北京大学西域都护府考古队此次也有文物出展。 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河墓地、营盘墓地、波马墓地、尼雅墓地等墓葬遗址，吐峪沟、柏孜克里克、克孜尔、七格星等佛教遗构，石头城、卓尔库特、乌什喀特等城址遗迹，都在展览中得以呈现。
我们知道，虽然新疆博物馆本身有着非常优秀的通史陈列，但其在展品选取上，更侧重于文物的代表性、重要性，有时难以从纵深上完全展现出本地区内物质文化史的繁复细节。 而考虑到新疆地区辽阔的幅员面积、复杂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想要亲自遍历这些考古遗址和州县博物馆，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些地方性博物馆也并非全年都向公众开放。
因此，地方性博物馆、考古研究单位参与此次展览，意味着策划者可以从更广阔的地域范围、更广泛的文物类型中遴选展品，构建崭新的展览叙事，也意味着观众可以更全面、更多维度地认识丝绸之路沿线的物质文化进程。
此外，更多私营博物馆的参与可能也会是未来国内「学术向展览」的一个趋势。 由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有许多精品文物，甚至不乏考古出土文物，如今流落在海内外私人藏家和私营机构手中，这不得不说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伤痛。
国内一些民营博物馆和藏家，对这些文物的回流做出过一定贡献。 我们希望这些回流文物能有更多机会与学界、与广大观众见面。 此次展出的 龟兹王族头像壁画 就是一例。
壁画上「M.O.Q」的题记显示，这件残片是二十世纪初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1860—1930）在我新疆克孜尔石窟粗暴割取的近五百平方米珍贵壁画之一。
根据龟兹研究院学者的研究，这件残片应该出自克孜尔谷东区著名的171号窟，时代约在公元五世纪。 同展柜还展示了一件和田地区的 千佛千眼壁画 ，佛像身着通肩贴体僧衣，其题材也体现出大乘信仰在这一地区的传播。 展柜中的这几件文物，如今都由木木美术馆收藏。 不过，由于这些回流文物历史背景敏感复杂，在展示中尤须谨慎。
「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按照时间的线索，分为三个章节。
第一章题为 「联雪隐天山」 。 这一章节从新疆地区数万年前的早期人类遗迹开始谈起，展现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天山南北的物质文明。 这一时期是新疆地区藉由河西走廊和中原地区开始取得联系的阶段； 同时，亚欧草原上广泛分布着的游牧民族也对新疆地区的物质文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过去一个世纪中，这些在两三千年前活跃着的游牧民族的族属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 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它们的源流。
这一章节的几件文物中，新源县出土的 「铜武士像」 和 「翼兽铜环」 尤为我们所注意。
「铜武士像」是 件非常著名、同时也备受争议的雕像。 这是件红铜合模浇铸而成的人像，形象非常写实，头顶戴尖帽，内部中空，左右两手中有空管，原先可能握有武器。 以往学者从帽子判断，认为这一人像表现的是希罗多德记载的「塞人」。 也有人认为这是匈奴祭天的「金人」。
本展览则认为，铜人头顶所戴不是「尖顶塞人」的尖帽，而是希腊化影响下的武士盔，盔上高高突起的实际是长盔缨。 策展者还举出希腊瓶画、雕塑中的例子来佐证。 另外，人像跪姿和手势也说明了他的武士身份。 因此，展览认为，这件武士像应该是希腊化影响的产物，是中国和希腊化世界早已存在文化交流的物证。
在我们看来，对于这类「学术向展览」而言，面对一些有争议的议题，由策展学者以扎实的证据，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是非常可贵、非常有益的。
以往的一些学术展览中，呈现在文本中的往往是最确定的结论，回避学术界存在的争议； 而学术论争和商榷则往往在文字平台展开。 这样，讨论的对象和内容有时是分离的，不够直观、直接。 信息传播更加便捷的今天，尝试采用展览作为讨论学术问题、提出学术见解的平台，可能会是更有效的途径。
另外，「铜武士像」和「翼兽铜环」这两件文物出现在展览开始的位置，似乎向我们暗示着以青铜铸造为载体，波斯乃至近东地区和中原地区之间的互相影响早已存在。 「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传播，早在距今三千年、甚至更早，就已开始筚路蓝缕地连缀起来。 这几件作品在技术和形式上似乎颇具域外特征，同时又与后来的中原文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它们的年代标识被注记为「战国」,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引人回味。
这次展览的「明星」莫过于在这一章节中展示的 小河墓地出土系列文物 。
著名的小河墓地位于孔雀河沿岸，是博斯腾湖和罗布泊之间一个重要而神秘的节点。 展览中，展出了墓地出土的毡帽、木人俑、女阴木桨、船棺，以及「小河公主」干尸。 特别是这一件11号墓所出的「小河公主」干尸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藏品，是在出土之后首次公开（此前曾在北京展出的是14号墓所出干尸），因此，备受媒体和观众的关注。
同时，小河墓地所出土的以榫卯拼装而成的船棺、雕刻写实的随葬木人佣、厚实且颇多装饰的毡帽、反映生殖崇拜的女阴木桨等文物也在这一单元得以展示。
美中不足的是，也许是出于空间或条件的限制，对于这些文物更深层次的细节，以及围绕着它们的学术研究，在本次展览的文本中体现得似乎不够充分。 例如，「公主」身挂的麻黄、乳酪所反映的医学史信息、丧葬习俗没有得到充分的介绍，而「公主」干尸和其他这几件文物之间的关联，例如葬俗中的生殖崇拜，以及织物在这一时期的应用，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展示。 这也使得一些观众在参观这一单元时，也许更多是抱着猎奇的目的，而这些文物本身的科学价值没有能够最好地呈现出来。
第二章节题为 「影丽天山雪」 ，关注着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天山葱岭之间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渐渐形成组织，乃至出现一些城镇聚居点，最终形成了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特别是璀璨的龟兹、焉耆、于阗、高昌等区域文化。
如何认识和讲述这一新疆文化史上重要的阶段，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大命题。 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化的繁荣往往伴随着文化的开放与交融。
我们在这一展区看到了大量的镶宝石金银器，而这也往往是我们对这一时期新疆物质文化最鲜明的印象。 这些金银器在工艺、纹饰上展现出波斯、罗马的影响——有不少后来也渐次输入到华北和中原地区； 同时，在形制上又不乏中原地区的源流，例如印章的形式、盖上有钮的做法等等。
最让我们感到熟悉的莫过于这一章节中的 「汉归义羌长」印（复制品） 和 箜篌 的实物。 这些常常在诗歌、文献中作为边塞想象而存在的符号，恰恰说明了中央政权和汉地文化的力量已经相当有效地延伸到了这一地区。
这一单元，我们能看到许多兼具艺术水准和实用功能的工艺品遗物。 天王踏鬼雕像、石膏坐佛范、黑人百戏俑、人首牛头水注等雕刻物件，让我们几乎不用任何文字，就能鲜明地感受到西域艺术的异彩纷呈、栩栩如生。 特别是人首牛头的来通（Rhyton）造型既「喜感」，又展现出小亚细亚地区和中土之间的交流。
最吸引我的还是在此展出的 大量写本和绘画 ，包括《弥勒会见记》、《金光明经》、《妙法莲华经》和地藏菩萨幡画等。 这些文本和图像出自不同民族的手笔，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书写，但都是佛教题材的内容。 它们雄辩地说明，虽然许多民族在这一区域共处，但它们在文化上存在着大量交流，有很强的向心力。
《弥勒会见记》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已不必多说； 这里展出的《金光明经》和《妙法莲华经》分别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这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连续性。 这种文明之间相知、相遇、相见的震撼力，无比动人心魄。
第二章节和第三章节之间并不完全以时间分割。 第三章节以汉宣帝神爵二年设西域都护统辖天山南北，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为契机，介绍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治和管理。
这里以 「明月出天山」 为题，也是指从此以后新疆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中原大地紧密相连。 历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建置军政机构，设官分职，颁布政令，行使国家管理，对新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除了那些有力地证明我国中央政权对新疆管理的官印、木简、墓表、文书之外，最让我感动的是其中题为 「万里同文」 的单元。
此单元被设置在赛克勒博物馆中轴线的一个小室中，正对着晚明米万钟在勺园收藏的太湖石，形成一幅曼妙的对景。
在这个单元中，展示的不只有政治文书，还有汉文化对西域人民生活细节影响的方方面面。 熟悉的骰子、棋盘，体现出这里的居民和汉地人民采用同样的方式来消遣娱乐。
西晋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写本，体现出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斗拱和木构建筑模型，展示出与汉地现存佛教建筑遗构的高度相似。 尤其感人的是一件 「沮渠氏夫人」的随葬衣物疏 ——这相当于是一张冥府的「签证」，上面写着随葬品和符令。
墓主人在这篇「疏」中表示： 这块墓地我已经“买下来”了，属于我的地盘，请不要来骚扰我； 最后，用一句「急急如律令」作结。 连这种死生之地，人们的祷告都来源于汉地道教的常用语——这比任何材料都更有力地证明了华夏文化对新疆地区的深刻影响。
在这场囊括了70件丝绸之路文物的重磅展览中，最让人欣喜的莫过于策展者坦率、真诚地直面争议与疑团，并以有力的证据和丰富的实物资料给出回应。
展览并不讳言，从三四千年前以来，一直到唐代甚至更晚，远自地中海、小亚细亚，近自波斯、健陀罗的异域文化都对新疆的物质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些，可能直到今日还无法完全弄清；
但与此同时，通过这场展览，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种文明交流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中国与域外世界之间，经由丝绸之路展开的更宏大的文化艺术交流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篇章。
西域从不是文化上的孤悬域外之地； 恰恰相反，它是让华夏文明得以与这个多彩的世界之间不断融汇、交流的一道虹桥。 那些异质文化因素，不仅不能丝毫削弱这片土地的「中国性」，相反，是整个中国文明宏大版图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来赛克勒博物馆参观的观众往往会对这场展览的展厅设计留下「华丽」的印象。作为一个深度探讨丝绸之路物质文明的「学术向」展览，如此华美的展厅是否有必要呢？
在笔者看来，展厅的「颜值」恰恰是这场展览的一大亮点。 实际上，当我们想到新疆的河山时，脑海中的第一印象，不正是「华丽」吗？ 一方面，只有精美的展厅，特别是良好的光环境、色彩环境，才更能映衬出展品的精致； 另一方面，只有拥有了优雅而美好的观展体验，人们才有兴趣、有耐心对这些文物的源流与关联作出更深入的思考、讨论，而这恰与展览的初衷相契合。
看完展览，我们不禁会想： 丝绸之路与广袤西域的「千山共色」，究竟是一抹什么样的颜色呢？ 当我走出展厅，秋日的阳光透过鸣鹤园的密林，洒满这个古老的园庭。
你可曾坐飞机经过秋日的新疆？ 你可曾看到朝日透过云层，洒落在整个天山山脉上时，那幅动人心魄的场景？ 那时，无边无际的山岭间，已染满绚烂的秋色——飘满山谷的红叶，山腰上绿色的针叶林，裸露的岩石泛着青蓝，而山顶已白雪皑皑，但当太阳一出来，山峰与山谷顿时流满金黄。
我想《千山共色》展览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幅图景。 在伟大的丝绸之路上，无数的文化碰撞出缤纷的颜色。 而华夏文明又如阳光一般，把这全部的光泽都笼罩在其中； 她的光泽不会遮掩这里的绚烂多彩，而这种多元的色彩更无损于华夏文明的明媚光芒。
图像摄制： 王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