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的湖南籍政界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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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近代中国绕不开湖南人。

坊间戏言,湖南人拯救近代中国。此言虽有夸大之嫌,却也有几分道理。这个湖南籍名人的功劳簿名单可以拉的很长,置顶的一位一般认为是曾国藩老头子。其实不然,在曾国藩之前还有一位湖南籍的官员堪称“带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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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陶澍,湖南安化人,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道光十九年(1839),是道光年间著名的封疆大吏 ,历任川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 ,最后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

能当大佬的人未必是官阶最高的,却一定是人脉最广的。以陶澍为“群主”的周边,聚集着一大批官员,诸如林则徐、贺长龄、陈銮、梁章钜、李星沅、陈建瀛、姚莹、黄冕、汤鹏、魏源、包世臣、左宗棠、胡林翼等。后来又陆续有一批晚辈入群,比如曾国藩、曾国荃、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一大批湘军的将领和骨干,堪称晚清最豪华阵容。

真正有本事的人能团结人,看看陶澍身边交往的朋友也好、门生故吏也罢,大概就能明白他在政界的江湖地位如何。

至少,道光帝离不开他。道光帝从老子嘉庆那里接过一个危机四伏的江山后,起初也雄心勃勃,企图振衰起弊。然而他虽熟读经史国策,谦和俭朴,带着神童的光环继承大统。行政作风却是墨守成规,志大才疏,勤政一生却花落无果。

道光帝在位期间重用的两名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和穆彰阿却都是庸佞之辈,导致国家政治更加腐败,正如道光帝自己所说:“无如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

道光帝在如此困境中,发现了陶澍的才干和人品,让这个湖南人作为救火队长,替自己打理半壁江山。

陶澍不仅在政治上颇多建树,而且在学术上也成绩斐然。

他倡导儒家经世致用的理念:“以期言为有物,学为有用”,反对言大于行,空谈阔论。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指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

嘉庆、道光年间,社会矛盾逐渐尖锐,王朝危机开始显现。于此相对应的是,明末清初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陶澍呼应社会要求,倡导改革,推崇经世致用,强调“实学”、“实用”、“实行”,并积极引领这种学风,成为经世致用思潮的领军人物。

在当时,受到他的思想影响,涌现出一大批经世致用的著名学者、官员,如魏源、龚自珍、林则徐、贺长龄、包世臣、姚莹等,这些人同样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走向。

尤其是林则徐,对陶澍十分尊崇。陶澍六十大寿时,林则徐撰写三十首七律诗祝贺——注意,是三十首,不是三首!诗中充满晚辈后学对其的仰慕之情。陶澍病逝后,林则徐在广东任上含泪写挽联遥悼: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去,美溢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陶澍与魏源既是世交,又是长期的幕宾关系,魏源的思想变化、成长与他密切相关。魏源后来把他的治学、治国理念与思想在湖南传播。其中受到影响巨大的两人是王闿运和皮锡瑞,王闿运的学生廖平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康有为;而皮锡瑞的思想则更多地影响了谭嗣同和杨昌济。

再有,众所周知,杨昌济有个得意门生,就是曾用笔名为“二十八画生”的青年毛泽东。民国七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的首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其中所阐发的思想,正是发轫于他的经世理念。

由于他开一代风气之先,推动了中国近代人才群体的不断涌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然而传统中国近代史分期,都习惯于从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政治事件开始。而他又卒于鸦片战争前的1839年,结果使他成了历史上常常被忽略的人物。不得不说,这是有失公允的,且是极大的遗憾。

▲漕运图

清代前期的诸帝,都把漕运列为大政来处理。京杭大运河每年运送的漕米,均为供给俸饷粮仓之用,事关官员俸禄、军饷、赈济、给养。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漕运是至关重要的前提。

所谓漕运,是各地船帮按照政府的指派,通过运河承运官粮和税收。

承担漕运职责的船帮虽说是民间帮会,但均是受到各地政府的管辖。清代愈发加强行政管理,上设漕运总督,下辖督粮道、官粮同知、通判等官职,管理漕粮的征集、上缴和运输监管,并由兵丁押运,督理南方八省的大运河主道向京师运粮。漕运自成系统,是完全的官办垄断行业。行业垄断,加上缺乏监督,于是该系统营私舞弊的也已形成痼疾。

然而更糟糕的是河漕矛盾带来的技术性问题,大运河常年受到黄河决堤冲刷的患害。河道淤泥沉积,河床叠高;若逢水灾,水漫过堤;旱灾,水位见底。大运河难以通航,数千艘漕船搁浅便成了灾难。

道光四年十月,南河暴涨,各省漕帮空船返回时受阻。返船停滞长达数月之久,严重影响了次年春季的漕运。同年,洪泽湖蓄水过多,又逢暴雨,造成高堰一带堤坝崩塌。清廷紧急拨银二百万两堵住大堤。当堰圩堵合后。洪泽湖已经泄水过度,存水无几。黄河水位高出洪泽湖面一丈有余。河道於高,无法漕运。若排空河道,筑坝,修纤道等,工程费则高达三百万两,而且临时性的施工会使得夏季的大规模的运粮难以保证。

此时主管三省事务的总督魏元煜昏招迭出,竟然提出“盘坝驳运”的无脑建议。所谓“盘坝驳运”,即用平底驳船把漕粮分批通过淤积的河道后再驳回漕船。结果在实施过程中,却出尽了洋相。洪泽湖漕运经过三个月的盘坝驳运仅仅解决了两千八百艘漕船的驳运,仍然有约四千艘漕船等待驳运。而驳运费用已经耗去一百四十万两,简直是劳民伤财。

在这紧要关头,陶澍出面建议道光帝采用以海运代漕运的主张。他指出海运的优势有:以商运代官运,不必造新船修旧船,不用招募兵丁,也不必谋划调度运输。在权衡利弊后,道光帝同意了他的主张。

在得到授权后,陶澍到上海招募商船,设立海运局,并推出免税、优惠运价及奖励等政策。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使海运得到上海商帮的热烈响应,大家蜂拥而至,争相承运。正月中旬,首批海船自崇明岛出发,航程四千里,仅用十天就抵达天津。至五月份,海船已经往返两次运粮,颗粒无损。所有花费仅是河道漕运的三分之一而已,还不及盘坝驳运的费用。

他的漕粮海运改革,开创了清代大规模海运漕粮之先,利国、利民、利商,既是对漕运垄断的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

▲贩卖私盐

清代沿袭明代的纲法,将盐商运销制度定量化。

政府颁发给盐商持有运销食盐的许可证即盐引。政府每年按照纲册的定额征收课税。不再收购食盐,由商人与盐户直接交易。买卖、运销权都归商人。政府以盐引控制盐商,从而形成盐业官商垄断集团。他们把持盐政,造成盐价昂贵、私盐猖獗、官盐滞销、盐课短缺等各种弊病。

道光帝为解决盐务乱象,任命陶澍为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使。两淮盐税,在清代时可谓国之“重器”。以顺治元年(1644)为例,其占全国盐税额之62%。始置于北宋年间的丰利盐场,以濒东海,具有广阔的沿海滩涂、四季分明之条件,历代系两淮之淮南重要产盐区。今江苏省如东县丰利镇即因之得名。而在道光时,这样一块富饶之地,却因盐商垄断,与政官员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将之搞得一片乌烟瘴气、无不破米糟糠,直到陶澍的到来,局面才为之一变。

陶澍到任后,马不停蹄,亲手订立章程十五条,规范盐政管理。譬如:裁减加成浮费,删减囤货盐价,精简公文,慎用出纳,裁选批发商,以核盐纲促销,暂缓贷款催欠,优待火灶煮盐民工,严厉追究水淹耗盐。实付船价运费,疏通河道,增添河岸销售店,直属总督管辖等。整顿盐务,严厉缉私,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而且自作表率,主动上交盐政使的养廉银,以整顿树立公信力。

他亲赴两淮各盐场实地调查,后出台票盐法。即:实行商人凭票运销食盐,不准票盐相离;设立盐局,民贩照章纳税后,再领盐票运销;统一盐价,销售限于指定口岸;规定盐商运盐认销。票盐法的最大特点是认票不认人,打破豪强垄断专利;降低运销盐商的准入门槛,抑坐商,励行商,引入坐商与行商的竞争机制。

票盐法推行后,局面大为改观。舞弊收敛,盐商负担减轻,远近各地盐商争相贩运,络绎不绝,出现数十年未见盛况。因无利可图,许多原来的私盐贩也不得不转变思路。私盐之患得到了根本解决,后来这种方法被政府迅速推广至全国。

▲清代货币

陶澍也是近代主张铸造银币的第一人。

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银以称量计值,以两、钱、分为单位。钱则由政府铸造。“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基本为“十枚准银一分”,即纹银一两抵钱千文。这种局面后来逐渐遭到破坏,尤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把大批鸦片走私输入中国,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使得清廷的财政遭受巨大冲击。

陶澍深入民间,进行详细的调查询问,得知“百年以前,洋钱尚未盛行,则抑价可也,即厉禁亦可也。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难断骤遏。盖民情图省图便,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毋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

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陶澍联合林则徐共同写了《会奏查议银贵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子》,系统地提出货币改革方案:“自铸银币;适当限制洋钱;同意钱法;禁用私钱;严禁白银出口;严禁鸦片进口等”。陶澍还对银币铸造的诸多细节,以及银币与洋钱的比价和取代办法,也作了充分的说明和分析。

他明白铸币“毋需弹兑,又便取携”的优点,主张“自铸银币”。首先,有利于建立银本位自主铸造制,巩固白银主要货币地位。其次,有利于抑制洋钱价浮、白银大量外流的局面,解决货币危机。再次,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要求。最后,蕴含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后来“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的主张,基本就是对他货币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陶澍逝世40年后,当张佩纶与张之洞谈论道光末年人才时,仍高度赞扬了陶澍对近代人才发展的影响:

“论道光末人才,当以他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长龄,在下则魏源诸子,而曾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则徐、蒋攸铦则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他确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

参考文献:

1、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

2、赵尔巽:《清史稿·陶澍传》第38册,中华书局

3、陈蒲清:《陶澍传》,岳麓书社

4、段超:《陶澍与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郑大华:《晚清思想史·绪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7、陶澍:《陶澍全集》,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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