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曾 不无得意地总结过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但是正当他觉得风光无限的是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但他的淮军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且自己也不得不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可以说，甲午战败是李鸿章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
甲午战败乃至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无疑成了李鸿章最大的污点。因此当他签订《马关条约》回国后，立即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强烈谴责。
翁同龢首先疾呼：“李鸿章迁延误国，应该严办，首先应拔去三眼花翎，剥夺黄马褂，交部惩处。”礼部右侍郎、宗室大臣志锐等38名廷臣，联名上疏光绪帝：“请杀李鸿章以谢天下！”都察院御史安维峻在上疏中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食李鸿章之肉，以解天下臣民弥天大恨。”
显然，大清朝上下都将甲午战败的责任推到了李鸿章一人身上。但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是颇为不公的。应该说，甲午战败乃至签订《马关条约》，腐朽的朝廷、腐败的官僚、堕落的军队、松弛的战备、落后的舰炮、无能的指挥与错误的战术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为李鸿章作辩解，实事求是的说，李鸿章作为甲午战争的主持者，也是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只不过他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到让人食其肉、寝其皮的地步。李鸿章的失误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没有忧患意识。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后，李鸿章看到没有外国入侵便有所松懈，尽管期间醇亲王奕譞挪用了海军的钱，去修颐和园，以及户部尚书翁同龢拒绝为海军拨款。但是，李鸿章本人也没有坚持，或者说是不敢坚持继续对海军加大投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经费短缺致使北洋水师没有更新、没有补充、没有训练，甚至到了没有弹药的窘境。
换句话说，就是李鸿章乃至当时的清廷，由于没有海洋利益也不追求海洋利益，所要求的仅是一支能实现海防的海军，而不是要求建设一支可以开拓海疆与争取海外利益的海军。因此，在增加海军投入方面，李鸿章是缺乏远见和立场的。
另外，李鸿章出于个人顾虑，主要是怕人说北洋水师是属于他个人的资产，扩充北洋水师是扩充他自己的实力，因而没有敢积极申请追加经费，这也是造成北洋水师失败的原因。
其二，在朝鲜交涉问题上的失误。在与日本交涉朝鲜问题时，李鸿章完全迁就日本，忽视了朝鲜本是中国的藩属国这个事实，而主动使日本与中国在朝鲜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这就为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种下了甲午战争的祸根。
此外，李鸿章错估了形势，没有意识到日本全全面进攻朝鲜，并引发中日战争。他采取的是和谈策略，而不是积极备战，他让主将叶志超“整理归装”，结果日本在谈判的伪装下一切得以准备就绪，最后发动攻击就使根本没有准备的中国军队一败涂地。
其实，光绪帝当时还是积极备战的，他于1894年6月2日和7月1日分别下了两道谕旨，要求李鸿章加强战备。但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都是不主战的，因此没有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李鸿章又非常寄希望于俄国和英国出面调解，想大搞“以夷制夷”的策略，结果都告失败，并失去了备战的时机。
所以，李鸿章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被迫应战的，也就是说他错估了日本的本意，也错估了认为可以信赖的外国友邦的态度，同时也错估了朝廷的决策。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当时在朝鲜的军队是李鸿章的淮军，但当时淮军的大将张树声、吴长庆及周盛波等都已凋零，根本没有可用的将帅。于是，李鸿章不得不请刘铭传出山。
可是，这个时候的刘铭传已今非昔比，他时任台湾巡抚为一方封疆大吏。李鸿章不可能像以前调一个总兵或是副将那样随意，结果刘铭传以程序不合为由，拒绝赴任。最终，李鸿章不得不将朝鲜的指挥权交给了叶志超，而叶志超根本不能胜任如此重任，最终一败涂地。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最难评价的人物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想要有所作为又能得到世人的肯定，无疑是艰难的。应该说，李鸿章对近代中国是有大贡献的，同时在政治、外交方面也有不少失误，评价他的功过得失，应着眼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样才能较为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