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邱仲麟:中国历史上的鲸豚搁浅

subtitle 澎湃新闻2019-12-25 10:01 跟贴 9 条

鲸鱼、海豚为何会在海滩搁浅?这看似是一个留给现代海洋生物学家回答的问题。然而,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文人才子观察到这一现象,并试图对其作出阐释。剖析历史上鲸豚搁浅的案例,不仅可以还原文明古国的海洋生态,还能加深对思想文化、社会民俗变迁的了解。2019年11月29日,台湾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邱仲麟在复旦大学应邀举行“鲸豚搁浅: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冯贤亮老师主持,三十余位来自校内校外的师生参与聆听。讲座开始前,冯贤亮老师对邱仲麟教授过去的丰硕研究成果进行介绍。“鲸豚搁浅”是邱教授近年来一直钻研关注的新课题,涵盖海洋史、社会环境史、明清生活史等多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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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教授展示鲸鱼图片

海出大鱼:鲸类搁浅的时空分布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关鲸类搁浅的确切记录始于两汉。西汉永始元年春(公元前16年),就有“北海出大鱼”的记载,形象地描述海潮将大鱼送上岸边。根据学者考证,基本可以确定此处的“大鱼”指的就是鲸鱼。在研究中,邱教授参考地方志书、地记、文人笔记、报刊杂志等多种类型的史料,发现中国历史上的鲸豚搁浅事件总计176起。根据统计,1281年至1911年间,鲸豚搁浅的记载相对较为集中。其中,东海海域发生的搁浅事件次数最多,高达112次,且以东海北部最为集中,从明代嘉靖年间(约1522-1566年)以后几乎没有中断。邱教授分析,东海的海岸线较之其他海域更长,且东海是中国最大的渔场所在,长江口与钱塘湾在此交汇,使其拥有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容易吸引鲸豚洄游。此外,不排除东海沿岸的相关记载较其他地区数量较多的可能性,需将史料的留存情况也纳入考察。

古人对鲸鱼搁浅现象,作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归纳。据明代山东方志记载,鲸类因繁殖之故,多在春三月于近海出没;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可见山东海滨人转述有关内容。而乾隆年间的福建方志,认为鲸类会在每年三月因产子而“偶困泥沙”。南海海域周边的文人笔记,则体现出不同的面相,如一则嘉靖年间的记载,称鲸类在二月来此生育。西方传教士丁韪良也曾提到,钱塘江附近是“鲸鱼的陷阱”,由于潮位过高等原因,容易吸引海洋生物进入。根据邱教授的统计,各月份、季节的搁浅事件分布不同。相对而言,夏季发生的搁浅事件较少。但是由于现存史料的数量有限,不能断言中国海域发生的鲸类搁浅事件存在季节性差异。在空间上,灤河三角洲、莱州湾、海州湾、旧黃河河口、长江三角洲、钱塘湾的鲸豚搁浅较为集中,搁浅多发生在水深50米以下的沙岸;而舟山群岛与象山港是其中的特例,虽为岩岸地貌,也曾发生多起鲸类搁浅事件。历史上鲸类搁浅的时空分布,由此可窥见一二。

史料辨析:搁浅的规模与鲸鱼分类

在邱教授收集到的各类史料中,绝大部分记载只涉及一条鲸豚搁浅,多只鲸豚的集体搁浅,则多见于明清时期。如嘉靖年间《象山县志》记载,浙江宁波象山县有数千只鲸类在滩涂搁浅,而同一事件,到了乾隆年间重修县志,却修改成数千斤的一头鲸类在岸边搁浅。晚清《申报》登载因海洋大鱼搁浅而阻塞了船只通行的案例,看似有不合情理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较为严谨、细致地描述搁浅鲸类的方志、文书材料。这些记载,值得史家进一步辨析讨论。

此外,史料中多次提到搁浅鲸豚的身长大小。按照今日的单位换算,其中最长的鲸鱼竟超过三百余米,超过了今日科学家观测到的鲸鱼最长体长。邱教授指出,首先需要注意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同样为一“尺”或一“丈”,不同地区的标准或有不同,需要;其次,史料中的记载未必全是如实记录,记录人或有意夸大鲸鱼体长。另外,搁浅在海边的大鱼,到底是何物、究竟唤何名,多半超出昔日人们的知识范畴。因此,各个地区的百姓、官员,对鲸类的称呼并无定法,需要结合史料中其他的描述,才能具体判断“海鳅”“海猪”“房鱼”“海龙翁”这类称呼是否指代鲸豚。这些细节,体现出爬梳史料的艰辛与不易。

其实,不乏准确记录鲸鱼特征的史料。如唐代《封氏见闻记》,提及用搁浅海鱼的“腮中毛”作为屏风帖的事例,对于海鱼“腮中毛”的描写,十分符合鲸须的形象。由此可以判断,在唐代的海州一代,曾发生过须鲸亚目的鲸鱼搁浅事件。明代万历年间的县志中,也有当地百姓用鲸须制作生活用品的描写。除了须鲸以外,还可从史料中辨别出齿鲸亚目的存在。如康熙年间的一则县志材料中,记载一条搁浅大鱼“形如车轮、头如马首”,较为符合抹香鲸的外形特点。遗憾的是,相较于欧美、日本等国,中国有关鲸鱼的图片材料较为罕见。一些近代的画报、杂志在刊登鲸鱼画像时,也往往出现图文不一致的情况,将鲤鱼的形象用以描绘鲸鱼。不过,中文史料对于鲸鱼的描写往往非常详细,有其独特之处。南宋绍兴的一条方志中的记录,将鲸鱼描写为被数十只大虾簇拥的巨船,看似光怪陆离;也有其他材料认为,鲸鱼的头部与马头相似。邱教授展示多张当代的鲸鱼摄影作品,这些图像中的鲸鱼,有的翻转身体、跃出水面,有的头部形似蛇、马,这与史料中的记载十分符合。由此可见,部分看似奇异的史料,其实准确地记录了鲸鱼的外形与生态。

民国年间公开展示鲸鱼骨

龙困浅滩:科学与文化的多元视野

鲸鱼为何会在海上死亡?科学家们提出了诸多假设,例如海中的鲸鱼尸体因海潮被冲到岸上,或是地球磁场改变导致活鲸失去方向感。然而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未就这一问题给出定论。不止是现代科学家研究这一问题,在各类明清地方志和文人笔记中,也可窥见古人对自然现象的探索。根据史料记载,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鱼在海上互相搏斗后,失败一方被海流冲至岸上。查阅康熙、道光年间的地方志,可见记载两条大鱼互相争斗导致一方死亡的事件。这样的观测,不禁使人联想到被誉为“杀人鲸”的虎鲸,也时常会袭击其他鲸类。另外,如暴风雨、海溢、霖雨等异常气候现象也会导致搁浅事件。异常气候使得海潮泛滥,退潮后鲸吞便搁浅岸边。古人观察到的鲸鱼搁浅事例,往往伴随着暴风、洪水或其他直接威胁到人类生活的自然现象。万历年间的诸多方志,都展现了秋季风雨多发时期的鲸豚搁浅现象。亦有文人笔记与方志互相印证的案例,表明海溢事件与鲸豚搁浅的联系。

上述这些古人对鲸豚搁浅事件的分析,似乎可以与今日的海洋生物学互相印证。然而,今人与古人之间,毕竟存在巨大的文化、思想差异。长期以来,古人观察到鲸鱼搁浅时眼睛往往已经脱落,与今人观察到的现象无异。但是,古人的解释具有特殊的时代特征。不少人认为鲸鱼的眼睛之所以不见,是因为化作了“月明珠”,而鲸鱼之所以会搁浅岸边,是因为其触犯了神明。柳宗元在《设渔者对智伯》中,认为“大鲸驱群鲛、逐肥鱼”,因其“贪而不能止”,最终“北蹙于碣石,槁焉”;梅尧臣亦曾作诗“有时随潮来,暴死疑遭谪”。这种说法到了宋代,渐渐发展成“贬谪说”——鲸鱼触怒海神、龙王而遭到“贬谪”和惩罚而搁浅岸边的故事开始流行。直至明清,文人也热衷于用这一理由解释鲸豚搁浅,如大鱼因为得罪龙神而失去双目的传说曾风行于清代的山东地区。除“贬谪说”之外,“闰鱼”说在长江以北的地区也颇为盛行。“闰鱼”传说初见于明代,方志记载认为,每逢闰年,海滩上就会出现巨大的“闰鱼”,它们身躯巨大,退潮时搁浅岸边,骨骼甚至可以作为建材使用。这一说法在清代得到了延续与阐发,清代后期,咸丰、同治年间的文人笔记,则体现了“贬谪说”与“闰鱼说”的互相结合。

鲸豚搁浅以后,古人作出的应对也不尽相同。自古以来,百姓对于充满未知与神秘的“神物”的降临,都充满着敬畏之心。有些地方的百姓,即使要割取搁浅鲸鱼的鲸须、鲸肉,也要先“向龙神问卜”,得到了神明的允许后才敢执行。官民在发现鲸鱼搁浅后,并不总是取肉而食,有时还会积德行善,尝试将鲸鱼送回海中。光绪年间的一条记载,显示一条搁浅鲸鱼的脖子上,悬挂刻有“康熙七年释放”字样的银牌,照此推算,该鲸鱼寿命应当接近两百余岁。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鲸类中寿命最长的弓头鲸,寿命确实可达两百余年,而县志中对于这条鲸鱼外形的描述,也基本符合弓头鲸的外形特点。由此推断,在康熙年间,可能存在鲸鱼放生的事例。在不少鲸豚搁浅事件中,当地人认为鲸鱼是“神龙”象征,地方巡抚也不将“龙困浅滩”的事件上奏,还可看到百姓自发泼水救济“神龙”的记载。

鲸鱼体型普遍较大,对搁浅后的鲸鱼,古人有着许多“妙用”。民以食为天,对于未知食材,中国古人从不缺乏大胆尝试。在鲸鱼搁浅后,许多记载显示,鲸肉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美餐。永嘉县的方志称鲸鱼肉味美,与牛肉类似;海盐县的方志记载,有居民在割取鲸肉后,特意运送至州县贩卖。虽有人因为食用腐朽鲸肉而患病,但还是不能阻止百姓对鲸肉的热爱。此外,晋朝郭璞注《尔雅》,已有熬制鲸豚油脂的记载;清人笔记中,提及鲸鱼熬制的油脂,可供数县百姓用作灯明。鲸鱼骨骼还可作为建材,《海门县志》有乡民用大块鱼骨作桥的记载,象山县的祠堂将鲸鱼骨用作房梁。晚清民国时期,搁浅鲸鱼的骨骼有时还用作展览,安置于公园门口供人观赏。民国以后,随着科学知识的传入,出现将搁浅鲸鱼制成标本的记载。至此,邱教授梳理有关鲸豚搁浅的具体史实,依据丰富多样的史料,深度剖析了中国历史上对于鲸豚搁浅事件的不同认识。

邱教授的演讲结束以后,冯贤亮老师进行了简要点评,认为该研究涉及领域广泛、使用史料精湛,对在座师生很有启发。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教授等老师与学生,分别从历史人类学、政治叙事、博物学、历史自然地理等角度发表观点。

作者:吴雨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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