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是后人喜欢探讨的一个问题，且将袁世凯告密视为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传统的说法是认为袁世凯告密而导致了慈禧政变，不过关于这件事至今众说纷纭，留下了重重疑团。那么，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告密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咐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这个时候，戊戌变法已经开始了两个多月，维新派和守旧派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光绪帝也意识到可能会有变故，于是才流露出担忧的心态，要维新派赶紧想办法。
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又发出第二道密诏，让康有为“可迅速出外，不可迟滞”。显然这里所说的“迅速出外”，就是想办法获得外部势力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人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决定铤而走险，决定采取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就范。
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前来入京陛见的袁世凯。此次会面，谭嗣同劝说袁世凯举兵杀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围攻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实施或囚或杀。按照主流的说法，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另一面又深知慈禧势力的根深蒂固，决定妥靠后党。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觐见光绪帝，并被封为侍郎。然后他当天就乘坐火车回到了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天夜里，荣禄便乘火车赶往京城向慈禧告变。初六日早晨，慈禧便临朝听训，囚禁光绪帝，捉拿维新派，杀六君子，戊戌变法至此宣告失败。
以上是袁世凯告密事件的大致经过。从这里面我们不难发现两个问题。
其一是时间节点的问题，即荣禄于袁世凯告密后即于当天夜里乘火车回京城。袁世凯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的光绪帝，然后乘火车回到天津，这个是有具体的时间的，袁世凯到了天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到荣禄处告密，已经是深夜，荣禄得知消息后，便马上动身前往北京。这里面有破绽。
北京到天津的铁路是在不久前开通的，当时并不具备夜间行车的经验，更无相应的设备。荣禄虽为直隶总督，但也不可能下令加开夜车。也就说，荣禄根本不可能在八月初五夜里就赶回北京。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却是在八月初六上午，可见政变的发生和袁世凯告密在时间上并不吻合。
其二是政变之初，慈禧并没有捉拿谭嗣同。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假如是袁世凯告密所致，那么谭嗣同劝说袁世凯围攻颐和园劫持太后，显然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可能放过他。而从慈禧颁布的上谕中可以看出，就是康有为的罪名也不大，仅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这说明，此时的慈禧并不知道维新派发动兵变的情况。
从以上两点大致可以看出，慈禧发动政变大概率不是袁世凯告密所致，而是帝党、后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囚禁光绪帝只是慈禧既定的步骤之一。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袁世凯没有告密，相反，袁世凯确实是告密了，只是他没有在政变之前告密。
袁世凯和维新派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一度支持维新派，只不过在谭嗣同提出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慈禧这件事上，他犹豫了。袁世凯是久经宦海之人，又是知兵之人，他知道谭嗣同的计划很难实施。因为袁世凯的军队驻扎在小站，离京城二三百里，而且他的周围还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要想长途奔袭，胜算实在太小。
况且，荣禄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动向，袁世凯进京受封侍郎后，他就写信催促袁世凯赶快离京。而且荣禄并没有让他回到小站，而是留在天津。慈禧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天津后，袁世凯吓得魂飞魄散，认为密谋已经败露，于是才“跪地不起，长哭失声”，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
从整个事情的经过来看，袁世凯最终选择倒向了慈禧一方，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主要是出于保全自己，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这一点很好理解。但几乎肯定的是，袁世凯所谓的告密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并无直接联系，将戊戌变法失败的罪名扣在袁世凯头上，显然是不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