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与前员工李洪元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目前还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出来。近日有律师指出，既然李洪元被无罪释放，华为公司就有诬告的嫌疑，司法机关应及早对华为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查清是否存在诬告的情况。
其实，诬告行为自古有之，历来为人们所痛恨和不齿，就像孔乙己所说的，“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那么，我国古代的司法机关是如何应对和处理诬告陷害之类的案件的呢？
对于诬告行为的司法处理，早在秦朝时就有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有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为防止诬告事件的发生，秦朝规定了诬告反坐的制度，规定对于诬告他人者，以所告之罪罪之。
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对诬告反坐制度有明确的记载，规定“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审，以所辟罪罪之。”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张三告发李四盗窃，如果经调查所告不实，那么就要以盗窃罪的刑罚处罚张三。
诬告反坐制度对于息奸省讼、弘扬正道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减少冤假错案。所以秦朝以后各朝代对此项制度均有继承和发展。如三国时魏律规定：“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晋律《律注》规定：“诬告谋反者反坐”；《唐律·斗讼》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元律《大元通制·诉讼》也规定：“诬告者抵罪反坐”等等。
贞观九年，唐太宗李世民的近臣、珉州都督高甑生随李靖讨伐吐谷浑，由于违反军令被李靖惩罚，怀恨在心，回师后状告李靖谋反。李世民下令调查，结果查实是诬告，于是高甑生被判处“减死徙边”，也就是充军发配。这就是唐代一件典型的诬告反坐的案例，其实对高甑生的处罚还是留了情面的，毕竟他是李世民的心腹近臣。
元代著名戏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是元代杂剧的最杰出作品之一，位列中国四大古典悲剧作品之首。剧中主人公窦娥的冤情感天动地，也是由于诬告引起的。流氓张驴儿下毒要毒死窦娥的婆婆，却阴差阳错毒死了自己的老爹。他恼羞成怒，诬告是窦娥下的毒，并买通官府屈打成招，才造成了窦娥的悲剧。
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我国现在的法律已没有了诬告反坐的规定，但刑法中仍然保留有诬告陷害罪的条文。如果有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行为，就构成诬告陷害罪，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华为公司举报李洪元的罪名来看，先是举报李洪元职务侵占，后来又改为侵犯商业秘密，最后又指控他敲诈勒索。不难看出，华为给李洪元安插的罪名一个比一个重，明显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为目的。
现在李洪元获释足以证明华为的指控不实，如果司法机关能进一步查到这其中存在虚假告发、捏造事实的主观故意，那么华为的相关人员显然是构成了诬告陷害罪的。其实，李洪元的遭遇在华为并非孤例。一个企业，如果动不动就和自己的员工对簿公堂，无论结果如何，这个企业的管理和企业文化无疑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