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坐隐图》迷局与刻书者心目中的“隐居髙士”

subtitle 澎湃新闻12-02 10:10
万历时期(1573-1620)私人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书籍的文本形式和图像功能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原本仅作为点缀的木刻插图,逐渐成为承载某种出版意图的“版画作品”。

万历时期(1573-1620)私人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书籍的文本形式和图像功能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原本仅作为点缀的木刻插图,逐渐成为承载某种出版意图的“版画作品”。这种视觉形态上的变化,喻示着刻书性质上的重大转向。这一时期,徽州商人和刻书者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本文以对汪廷讷出身交游的考证,再结合《环翠堂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两部环翠堂引人注目的印本,看汪廷讷如何利用版画印本中的形象,一方面经营个人的事业,而陶潜与谢安,则是他营造自己形象的两个符号。《坐隐图》的产生,与汪廷讷对个人目标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文为北京画院2019年年会“人物画的传统与变革”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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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隐图》局部

书籍与版画

在明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嘉靖时期(1522-1566)是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从1560年代起,书籍的出版数量开始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到十六世纪后期,在江南地区,印本永久性地取代了手抄本,成为传播书写文化的主要方式。 其后的万历时期(1573-1620)标志着数量印刷全盛期的开始,私人刻书成为时代的主流,家刻和坊刻无论从种类还是出版的卷册上都超过了官刻书。处于变化的风口浪尖,出版商的经营策略亦趋于多样化。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书籍的文本形式和图像功能都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原本仅作为点缀的木刻插图,逐渐成为承载某种出版意图的“版画作品”。这种视觉形态上的变化,喻示着刻书性质上的重大转向。

就上述方面来看,汪廷讷的环翠堂书坊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此前的研究中,汪廷讷大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徽州商人和刻书者,而其个人特质,例如性格、追求、行为方式,则近乎一片模糊。新近发现的二十三卷本《人镜阳秋》中增补的《坐隐先生纪年传》(以下简称《纪年传》)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汪氏的生平经历,加上汪氏个人文集《坐隐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署名顾起元的《坐隐先生传》(以下简称《先生传》),以及《曲海总目提要》、《续金陵琐事》等文献中的记录,使得我们能够根据这些文字,还原出汪氏的真实面貌。

刻书者

汪廷讷于万历五年(1577)出生于徽州府休宁县汪村, 祖父和父亲都是商人。父亲汪仕齐“弱冠弃儒,修父业,贾于湖,得万货之情”, 于是家业大起。汪廷讷少时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并显露出相当的天赋。 万历二十一年(1593)廷讷捐赀进入南京国子监,翌年乡试失利。此后三年,廷讷主要寓居南京结交名流。万历二十五年(1597),廷讷迭遭打击,先是科考再次落榜,不久父亲汪仕齐病故,廷讷返家奔丧,生活的重心又转移回休宁。其后廷讷又连续三次应试,均告失败,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捐得盐课副提举的虚职。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边事起,廷讷北上京师,寻求入仕的机会。万历四十八年(1620),获任福建长汀县丞。天启三年(1623),改任长乐福海。两年后,廷讷奉差海上,于高盖山遇异人,遂“拍手顿悟”而去,不知所踪。

根据《纪年传》和《先生传》,可以得出汪廷讷这样一条基本的人生轨迹。由于这两篇文章都出自汪氏编印的书籍,请托的意味相当明显,因此,我们不仅要谨慎对待其中的评述性内容,亦要透过具体事件的逻辑,尽可能地追求细节和行为模式上的还原。

我们首先来看汪廷讷的性格和个人追求。廷讷十六岁之前主要生活在休宁,从父亲汪仕齐的事业和在乡里的口碑来看,廷讷的少年时期大致算得上平稳。商人的家世对于他性格的形成有着什么样的具体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在晚明时的徽州,出身商贾家庭往往意味着背负上额外的使命。徽州自宋代(960-1279)以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一方面因为土狭人众,“其俗不儒则贾”, 但对于人生最终价值的认可,始终是要“复归于儒”。廷讷连续五次参加乡试,便是明显的证明。然而廷讷似乎于举业并无过人之处,以至于要通过纳赀的方式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此后由于屡次落榜,廷讷不得不另想办法来达到“归儒”的目的。万历三十五年,廷讷捐赀任盐课副提举,从七品,名义上进入了文官圈子,实际上只是有名无实。不仅如此,像他这样以监生资格出仕的人,即便获得实职,也只能在府以下的衙门得到辅助性的职务,而且这类任命通常在边远地区。 廷讷最后的身份是福建地方的一名下层官吏,并极有可能殁于任上。从这些情况来看,廷讷并不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淡泊名利,他对于入仕、获得士人精英身份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天启五年遇异人而“挂冠霞举”的叙述,明显是一种委婉、夸饰的写法。之后含糊虚幻的描述,极有可能说明廷讷此时已不在世。以他对仕途的执着,很难相信会在此时选择遁迹山林,即使眞因为前途无望而决意辞官,也更有可能是返回故乡休宁。所谓仙去云云,不过是要为廷讷并不圆满的结局涂抹上一些亮色。

至于廷讷的性格,在其“求仕”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敢于投入资财、且善于掩饰自己意图的特点。新安商人的精明和豪奢在晚明时已声名远扬,在廷讷身上体现出来的除了物质方面的追求,更有对社会形象的悉心经营。廷讷编撰的文集、戏曲和规鉴书籍中,几乎所有的序、跋、题赠的作者都将他描述为一位优雅、慷慨而富有才学的精英人物。然而官方纂修的文献对他却几近无视。万历至民国的府县志中,只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休宁县志》卷五“选举”的“舍选”部分有寥寥数语的记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廷讷赠序、甚至录写序文的汪可进、金继震、金一中在县志中的记述都要远为详细。 方志作者在“舍选”篇首抒发的一段感慨,或许道出了廷讷被忽视的原因:

洪、永时,国子生最贵重,初入仕辄为词臣言官。宣宗后,始开纳赀例。吾怪休大邑,而以此应选者何寥寥也?岂非民风淳朴,务本业而事诗书,不欲以未学之材轻居民上哉?

汪可进、金继震都是进士出身。毫无疑问,在官方修史者的观念中,捐输意味着才学的欠缺,而且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可以想见,虽然汪廷讷通过写作、刻书、纳赀,与社会名流题赠往来,而营造出一种身处精英圈子的图景,但当时的士人阶层对他捐纳得来的功名是并不认可的。

正因为此,廷讷才会煞费苦心去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努力谋求一个实缺官职之外,亦利用各种手段包装、塑造自己的文人形象。由个人著述中收录的题赠文字来看,廷讷的社交圈子相当广泛,其中既有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焦竑(1540-1620)这些在整个明帝国范围内都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官员名流,亦有陈所闻、李赤肚等具有一定地方知名度的人士,甚至连建安王朱谋垄(1559-1620)和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也包括在内。这份令人惊奇的名单实际上真伪杂陈。总的来说,较为可信的交往对象,仍应集中在廷讷长期居住并加意经营的地域。从文献记录上看,廷讷寓居南京的四年对他的社交范围意义重大。这期间他除了读书应试,还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 为《人镜阳秋》作序的沈懋孝、余孟麟、黄汝良均曾在国子监任职,极可能与廷讷在南监就学的经历有关。不仅如此,廷讷的交往圈子更进一步扩展到更上层的官员:

少宗伯复所杨先生(起元)讲德南都,先生复执贽而禀学焉。间以所得质先生,大器重之,因授号“无无居士”,且为之解。

(丙申)是冬九月,冯大司成开之(梦祯)缘公会友汪龙门介绍,得授业,初课则曰奇材,惜欠引耳。昌朝字,司成订也。公少时梦天门开,遥瞻“华国昌朝”四字,及冯字之,默与梦征,乃知公天人也。

冯梦祯(1548-1605)时任国子监祭酒,掌太学法令及考核,官职为从四品;杨起元(1547-1599)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正三品。二人均是留都文人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廷讷原字去泰,后以“昌朝”、“无无居士”的名号而为世人所知。他并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此字、号的来历,其意自然是炫示自己与这两位文坛宗匠的交往。然而,对于两位大人物的“大器重之”,我们却不得不表示怀疑。陈垣先生指出廷讷在《全集》中伪造利玛窦题赠一事, 足以说明其性格中“投机”的一面。此外,《全集》和《人镜阳秋》的题赠文字中,诸如王穉登(1535-1612)、顾起元(1565-1628)等名士要么其文章由他人抄录,要么又成为他人文章的抄录者。《坐隐先生传》和《纪年传》里,更屡屡出现重要人物初见廷讷即大为称许、继而倍加礼敬的桥段,但对于具体的过程、细节又含糊带过。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就廷讷的个人特质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和大多数徽州商人一样,廷讷由于家庭出身的底色,使得他不仅早年致力于读书中举,终其一生,都将谋得功名、晋身官员阶层视为最高的荣耀;其二,廷讷家境富足,性格颖敏,亦通晓如何利用各种有效资源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透过他精心编织的文字,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是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汪廷讷如何利用版画印本中的图像,来实现这一目标。

棋谱

《环翠堂园景图》(以下简称《园景图》)和《坐隐奕谱》(以下简称《奕谱》)是环翠堂两部引人注目的印本。除延续汪廷讷一贯的“铺张”风格之外,它们的另一共同特点是主题均与坐隐园有关。坐隐园是汪氏的私人园林,修筑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此后又陆续加以扩建,最终形成令人惊叹的规模。汪廷讷将这座园林视为自己理想的栖居之所,从万历二十八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将近二十年间,坐隐园一直是他生活的重心,他大部分的书籍也刊印于这个时期。

《园景图》描绘的正是汪廷讷这座梦幻般的园林。此图原刻本为傅惜华收藏,手卷装裱,后来下落不明。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传本,以经折装册页的形式影印500套,是现今所见最接近原刻的版本。复制本为四十五面连式,髙24公分,长1486公分,由钱贡绘图,黄应组施刻。以目前的装订形态看,很难判断《园景图》初印时是否另配有文字,以及是否为书籍之一部分。《园景图》的刊印时间亦不确定,目前较为保守的结论是十七世纪初期。

《奕谱》全称为《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式奕谱》,有两卷的单行本和十八卷的全集本两种版本。单行本有可能先刊印发行,后来收入《全集》。如果从《全集》的角度来指称《奕谱》,则二者实为一体。《全集》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部,装成八册,每一部对应一册。第一、二册为《奕谱》两卷,三、四、五册为《题赠》三卷,六、七、八册为《坐隐先生集》十二卷及《坐隐园戏墨》一卷。

图1 《坐隐奕谱》 万历三十七年环翠堂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奕谱》的刊印时间不早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书为线装,框高、宽尺寸不一,高约24.1至25.5公分,宽约27.5至28.3公分,行、字数亦不等,白口,无鱼尾、界栏,四周单边。第一册内封面上、下半叶皆朱印。(图1)下半叶即牌记,有大字分左右两行题“坐隐先生精订快捷方式奕谱”。朱印内封面叶后为墨印叶,文前镌阳文长方印“清赏”,正文云:

围碁之制,始出于巴邛之橘、穆王之墓,继出于石室,又见于商山。乃仙家乐道养性之具,原非纤巧小智所能窥其窔奥。《碁经》十三篇,包含蕴蓄,至妙至玄。挽近如《适情录》、《秋仙遗谱》、《石室秘传》等书,汗漫杂陈,令观者眩瞀,莫知所从。兹汪衙环翠堂,复为考敫精严,择其必用者,分为各类。类之中又加详焉,期于简要,不期于宏肆。得失判于目前,胜负列之掌上。持此临局,万无一失,消余晷而谢尘嚣,无复有踰于此。星源詹国礼督梓,古歙黄应组绣镌。

此篇后有“花卉图”一幅,髙25.5公分,宽22.5公分,中镌大篆“坐隐”二字。(图2)左叶为“金部”第一叶上半叶,刻有“九鼎图”一幅,后题“心手同玄”四字,末署“金陵友人朱之蕃题赠昌朝词丈”,四字各占半叶,款识半叶。后又题大篆“坐隐”二字,各半叶。再后依次为焦竑、郭子章、程朝京、袁福征、金继震、李自芳序。又后为汪廷讷《自叙》。汪序之后,依次为顾起元《坐隐先生传》、林世吉《题〈坐隐先生传〉后》、梅鼎祚《书〈坐隐先生传〉后》、朱之蕃《坐隐先生赞有序》和姚履素《坐隐图赞》。

图2 《花卉图》

接下来为《坐隐图》,图六叶连式,每叶髙25.7公分,宽27.3公分,描绘汪氏与友人雅集对弈的场景。第四叶画面左上部山石镌有“坐隐图 汪耕写”六字。图后,依次为欧阳东风《坐隐图跋》、陆云卿《书〈坐隐图〉后》、汪廷讷《订谱小序》和汪廷讷《坐隐先生碁经汇粹》。再后有《坐隐先生订碁谱目录》。第一册至“侵分活套,第四十九变,第二十七着”终,版心题“金部九十九”第九十九叶。

第二册首叶为“对手,第一局,二百三十四着”,版心题“石部一,第一百”。“环翠图,二百十三着”在“石部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一叶下半叶。后为《坐隐盘中诗有引》,末署“无无居士汪廷讷著”。其后为汪氏友人题赠文字,本册至“石部七十一,第一百七十叶”终。

《奕谱》在印本形态上显示出以下特点,即开本宽大,版式雅致疏朗,字体亦依照题赠文字的原貌以写刻体刊印。书中所附的《坐隐图》延续了汪耕和黄应组的组合,出版者汪廷讷“重直雕缕”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若从《全集》的文本框架中看,更显出其规模的巨大和刻印成本的高昂。

《奕谱》在卷前文字中已说明,此书的作用有二:一为实用,“持此临局,万无一失”;二为清赏,“消余晷而谢尘嚣,无复有踰于此”。仔细观察整部印本,棋局图自“金部四十四”第四十五叶至“石部六十二”第一百六十一叶,共一百一十六叶。其余序、跋、题赠共计五十四叶,其中便包括了六面三叶的《坐隐图》。此书名为棋谱,非实用的部分却占据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若放在《全集》中来看,则《奕谱》更变成了整部十八卷中的一小部分。可见,与“临局”相比,《奕谱》的消遣气息更浓,更具有自娱的性质。

隐士

汪廷讷好弈,《全集》中诸多文章中都曾提及,他号“坐隐先生”也与此有关。不过,“坐隐”很可能不仅指他善弈这一事实,还有更深一层的寓意。此词典出《世说新语》:

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

所谓“坐隐”,即含有魏晋时人对于清高脱俗的标榜。我们前面曾述及汪廷讷在《人镜阳秋》中对严光、陶潜等前代隐逸之士的推崇,这种情结在《全集》中亦有多处流露,其中常提及的便是魏晋人物。巧合的是,友人的酬赠文字中,亦常把他比作结庐之陶潜:

风淡昌湖烟水迟,名园亭榭映涟漪。门垂杨柳陶公宅,岸夹桃花苏子堤。玉磬数声清梵杳,楸枰一局绿阴移。秋仙欲动濠梁兴,为报山灵鹤鹿知。

松萝拱秀,昌湖漱玉,紫翠千重环堵。天开图画,地形独占新都。你最怕是市朝喧杂,陆海浮沉。因此上,选胜把菟裘筑,门前车马谢,一尘无,雅称陶潜赋卜居。高士里,沧洲趣,纶巾羽扇闲来去,这山水是会心处。

陶渊明代表着一种洁身自适的处世姿态,亦经常成为文人感怀不遇时吟咏、寄托的对象。万历二十八年,汪廷讷第三次乡试不中,是年秋,开始营构坐隐园。仕途的阻塞,使他在积极与士人名流交往的同时,以一位“在野”的髙士来营造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园中景点的命名上,廷讷亦寓有深意:

春来几许鸟能言,韶光先到辟疆园。莺啭柳枝窥柳线,径穿桃坞拟桃源。乍看萝阁晴丝乱,更听芳丛暗管喧。

图3 《环翠堂园景图》 〈桃坞〉 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

廷讷意欲仿效的“桃源”无疑是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园景图》中,第二段“桃坞”和第一段山区至农田的景色,俨然便是《桃花源记》中的描写。距桃坞不远,从髙士里至昌湖堤岸,道旁遍植桃柳,(图3)暗示此地不仅是避世的桃源,亦有着如五柳先生一般的髙士在此隐居。这位髙士不仅志行修洁,更兼淹贯百家。坐隐园景点的命名即涵括儒、释、道三教的典故,而“无无居”中端坐的主人汪廷讷,头戴缁冠,手执拂尘,宛如道教中的仙人。左侧的年老僧人应是他的好友了悟禅师,加上右侧头戴东坡巾的文士,亦是在表达三教贯通的含义。(图4)

图4 《环翠堂园景图》 〈无无居〉 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

汪廷讷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我们透过他几乎无处不在的恬淡无为的自诩,不难发现他并未放弃“入世”的愿望。在精心塑造陶渊明式的隐士形象的同时,他更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语就是“东山”。《纪年传》记载: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春,内史以公手编《人镜阳秋》进御览,神宗悦,披阅此书,关世教,目公为庄士,朝野皆以东山期。叶少师以“小东山”赠其庐。

这段文字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却道出了廷讷的梦想,即是成为“东山”一样的人物。“东山”自然是指谢安(320-385)。《全集》中,将他比作“东山”的文字更是比比皆是:

举犹鹏抟矫翼,隐如豹变成斑;类持竿之渭水,匹着屐之东山。

闲眺虚空百尺楼,披襟笑傲一沧洲。图开太极乾坤小,道体中庸物我侔。恋壑流霞行取适,对枰永日坐销忧。东山高卧幽然处,顺养天真得自由。

先生久擅著作名,适情小数碁亦精。词赋争若三都传,谭唾能令四座惊。目对文犀思要眇,手持玄玉意纵横。暂向东山聊玩世,终将社稷作干城。

汪廷讷在书中保留这些题赠文字,显然是乐于接受这种比附。谢安最重要的功绩,是指授将帅,于淝水大破前秦军,使东晋转危为安。除了立下不世功业,谢安更为后人所称道的是他听闻前线捷报,仍神色自若的雍容风度:

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谢安与弈棋有关的故实不止一处,例如著名的“围棋赌墅”,这些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表明谢安有多么的嗜弈。围棋的出现,只是用来衬托谢安格量气度的一个风雅道具,如同琴棋书画之于文人,是必不可少的艺能。汪廷讷对于弈棋的热衷或许出自天性,但是通过“围棋”和“东山报捷”的典故,他不动声色地将自己与谢安联系起来。汪氏的这一意图,可在《坐隐图》中寻到蛛丝马迹。

棋局的隐喻

图5 《坐隐图》 万历三十七年环翠堂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坐隐图》六叶全图的场景是在一处幽静的平台上。(图5)平台四周流水环绕,上面筑有巨大的迭石假山,其间树木掩映,可见精美的亭榭栏杆。假山主要聚集在中间两叶,两块拱门形状的山石将其与前两叶和后两叶分为三个独立部分。读者翻阅时,先会看到第一、二叶中有四位童子提壶携琴,走向假山的方向,观者的视线亦随之穿过平坦的路面,进入被山石阻隔出的第三、四叶的内部空间。空间中的主要人物有左右两组。右边,即第三叶中有四人在下棋、观棋;在左边第四叶,一位策杖文士正向棋局的方向走去;周围有四名童子。继续向左方,走出拱形山石,来到第五、六叶,视野重新变得开阔。五位童子在岸上煎茶,洗砚,或捧着茶盏、香炉。画面的尽头是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建有一座华丽的水阁,一童子在阁中整理书籍。

由图中人物、场景的安排来看,三、四叶的假山石区域无疑是整幅版画的主体部分。此区域中看似存在两组中心人物,然而一、二叶的童子和第四叶文士的行进路线都指向第三叶,显而易见,这一叶中,正在弈棋、观棋的四人才是眞正的中心、全图的“文眼”。——这也同《奕谱》的主旨吻合。四人以石上的棋盘为中心分布于周围。左边三人环绕棋盘,组成一个半圆形。最上方坐一老僧,手执拂尘,低眉观棋;在僧人左侧,一位头戴幅巾、留着五绺长须的文士负手而立,向前微微欠身,以便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棋局;下方端坐的弈者儒冠浓髯,双目凝视棋盘,左手扬起,右手则伸向棋盒,准备应子。单独坐于右侧的另一位弈者,束发髙冠,三绺长须,左手捧棋盒,右手食、中二指拈着一枚白子,正要落子,与另外三人的聚精会神相比,神态显得颇为潇洒从容。(图6)

图6 《坐隐图》局部

很显然,《坐隐图》展现的是汪廷讷与友人雅集、对弈的隐居生活。由画中人物的布置来看,汪廷讷只可能是在第三叶的四人之中。观棋的僧人较易辨认,应是廷讷的好友了悟。围绕余下三人中谁是汪廷讷,目前仍然存有争议。 事实上,从画面营构来看,《坐隐图》绘者汪耕采取的手法是利用画中人的视线,以及画面的视觉中心位置,来衬托、提示出画中的主人公。——那位坐于棋盘右方,面部呈四分之三侧面的弈者,便是此图的核心人物、环翠堂的主人汪廷讷。如果再仔细观察,可发现这位弈者做出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动作,即将右腿架在了左腿上。这种类似“二郎腿”的姿势显得相当随意而失礼,却更加证实了此人便是汪廷讷。结合我们前文对汪氏性格的分析,便不难理解。他这样做,既是在表明对棋局掌控的轻松自如,亦是显示他作为此处主人的地位。

如果不考虑《全集》中“东山高卧”的评价,观者看到《坐隐图》中的汪廷讷,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很平常的雅集。“东山”在东晋以后,成为谢安的固定象征,也是对髙士隐居不仕的特定指代。然而与陶潜的归隐不同,这种隐居只是暂时的等待时机,正如同样象征着谢安的另一个典故“东山再起”。廷讷友人“匹着屐之东山”的题赠,已经明确地点出了廷讷的梦想,便是像谢安那样,在仕途和事功上有所作为。至于“弈棋”的行为,与“东山”上的谢安,更是存在着类似符号化的关系。廷讷在《坐隐图》中摆出的从容对弈的形象,则是对这些隐喻的回应。读者翻阅《奕谱》时,不仅会看到他布下的棋局,也会读到众多名人雅士的赞颂。读完这些名流赋予他的“东山高卧”的美誉,再来返观《坐隐图》,未解眞意者会记住他优雅的文人生活场景,有心之士自会在潜移默化中,将棋谱作者汪廷讷的形象与历史上谢安弈棋的想象合而为一。

因此,可以明了,《坐隐图》的产生,与汪廷讷对个人目标的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二图的刊印时间均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廷讷第五次科考失败、“不复置功名念”之后。自此,廷讷对于未来的目标,便是一方面通过刻书、写作、交游,宣传自己“隐居髙士”的形象,一方面经营个人的事业,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陶潜与谢安,是他包装自己的两个绝佳的形象符号。

(本文原题为:《坐隐图》的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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