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北京浙江江西三地法院特色多元解纷机制解析

subtitle 最高人民法院11-29 17:16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深的人民情怀、更实的工作作风,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置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局中谋划和推进,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促进矛盾纠纷多渠道化解,引导更多纠纷在诉讼外解决,让法院真正回归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能定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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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各地探索创新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近日,《法制日报》政法聚焦版刊发了北京、浙江、江西三地法院进行的不同探索。

北京法院深化“多元调解+速裁”机制解纷明显提速

10月21日下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一间调解室里,北京方庄万士物业公司经理孙德亮俯身在撤回起诉材料申请书上签字。业主欠缴的物业费即时到账,孙德亮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诉前调解时间短、到账快,不伤和气,再去收物业费时业主还能以礼相待。如果真打官司,情况可能大不一样。”对前来采访的《法制日报》记者说起诉前调解,孙德亮频频点头称赞。

经过诉前调解,该案物业费到账了。

近年来,北京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愈加突出,2018年全市法院新收案件89.5万件。为此,北京法院积极探索多元调解与速裁紧密衔接的工作机制,对于进入法院的民事纠纷,在繁简分流基础上,争取通过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诉前调解方式和速裁程序,让大量简单案件在诉讼前端予以化解。

据统计,今年1月至9月,北京基层法院多元调解导出案件量近40万件,占同期民事收案量的84.4%;调解成功案件与速裁结案24.1万余件,占同期民事结案量的63.1%。案件诉前调解、快速裁决已经成为常态。

扩大诉前处理案件范围

“合同是一把尺子,量你也量他。有了约定,就要遵守。打官司周期长,年底也不一定能拿到钱。你们俩协商好,把工程款结清是关键。”10月19日上午,记者走进丰台区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员何金玲正在调解一起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经过半个多小时充分的释法说理,促成双方达成签订调解协议的意向。

丰台法院调解员正在调解案件。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主动执行意愿强,能较早实现案结事了。相比诉讼要经历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漫长的程序,运用调解的方式能够节约司法资源和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丰台法院立案庭负责人张英婷说。

据介绍,经过人民调解员的调解,当事人能达成协议的,速裁法官当场审核并出具调解书。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的,直接移交速裁法官快速审理。简单案件还能当天开庭、当庭宣判。

“新收案件2日内分配至团队、7日内开展调解,无法开展调解工作的10日内送达排庭,需两次开庭案件必须在第一次庭审后14日内完成,非当庭宣判案件庭审后10日内作出判决。”丰台法院速裁法官舒翔向记者详解案件流转的过程。

长期以来,如何提升诉讼前端案件的消化能力,如何打通分流、调解、速裁、精审的程序关口,是多元解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张英婷告诉记者,他们一方面增进诉讼前后端沟通交流,畅通前后端衔接渠道,另一方面大幅提升诉讼前端处理案件的范围和能力。今年1月至9月,丰台法院诉讼前端处理案件案由达170种,较2018年增加了包括知识产权、劳动争议等在内的42种案由,进一步提升诉讼前端案件消化能力。

门头沟法院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

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黄锋介绍说,与收案量较大的基层法院不同,门头沟区法院采取“小集约、大随机”的方法,实行“全面导入+总量把控”,确保简单案件前端全吸附。

“我们畅通速裁和精审衔接流程,确保前后端移送顺畅,没有审批,自动流转。”黄锋介绍说,门头沟法院在案件筛查关口,不限案由、不限标的,除发回重审、指令立案受理、指定审理、指定管辖、其他法院移送管辖、再审、破产清算案件以及当事人要求统查的保全案件外,其他民事案件全面、依次导入诉前调解程序,分类、有序开展调解和速裁工作。

在繁简分流把控上,黄锋说,门头沟法院在完成一定结案比例的前提下,不限原因、不拘类型,给予调解速裁团队充分的选择、筛查、过滤权限,实现前后端案件在立案阶段的精准识别。

全方位立体式多元调解

密云法院副院长夏连宝透露,密云法院人民调解员的选任由法院依据案件情况确定人民调解员需求,以案定选,将人民调解员名单报送司法局,由司法局审核后发放聘书。

在密云法院第七期人民调解员培训会上,人民调解员郑云珍正在从心理学角度为该院调解员讲授调解技巧。

密云法院人民调解员郑云珍具有教育学与心理学双重专业背景,她把心理学中的共情理论运用到调解家事纠纷案件的实践中。最近,她成功调解了一起脾气火爆的老人与不理解老人再婚的子女之间的赡养纠纷,打开了当事人的心结。

在密云法院,记者翻阅一本本卷宗,看到调解笔录记录得详细而规范。“每一起调解的案件都有规范的卷宗,纳入法院案件管理系统,防止案件法治外循环,给当事人一个明明白白、合乎法律的调解结果。”密云法院速裁法官刘珍君告诉记者。

丰台法院则搭建起调解案件跟踪流转平台,对调解卷宗实行二维码扫码跟踪管理,解决因委派调解流转环节产生的查询困难、回转预警、安全监管等空白。

过去,通过讲情理就可以化解纠纷;如今,法律关系复杂、标的额大的纠纷数量增多,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加大。因此,在人民调解之外,北京法院推动律师调解、行业组织调解入驻法院。

与何金铃在同一办公室的调解员宗先凤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得益于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短短6个月,她已在诉前成功调解近200起案件。

律师调委会揭牌。

“丰台法院建成一支125名精英律师组成的专业调解队伍,专门设置律师调解室,固定律师调解日,建立电子卷宗线上办公平台,实现律师调解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同时,引入知识产权、医疗、劳动争议、涉互联网、房地产等21家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打造全市基层法院中类别最全、力量最多的纠纷多元化解大平台。”张英婷说。

截至目前,北京法院聘用特邀调解员1060名,其中资深律师393名、实习律师40名,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律师调解全方位立体式的多元调解体系。

提升法律素质调解能力

北京法院全面推行“1+N”调解速裁团队模式,常驻特邀调解员与速裁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共同编入审判团队。调解员与速裁法官紧密配合的团队模式,实现调解力量与审判资源的优化整合。

特邀调解员并非一任了之,北京各区法院均设置相关流程,要求调解员进驻法院后与法官同步接受审判实务培训,辅之新法速递、案例推送等线上培训方式,合格一批,上岗一批。上岗之后,还要定期接受培训。

“考虑到人民调解员来自各行各业,人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较低,我们建立了诉前调解委员会和法院双重管理的模式。”夏连宝告诉记者,密云法院立案庭速裁法官对调解员进行一对一指引,有效提升了人民调解员的专业能力。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完善多元调解与速裁考核机制,鼓励各院建立适应前后端审判格局的前后端法官业绩考核制度,发挥考核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推动全市法院形成“多元调解+速裁”的长效机制,逐步形成以诉调对接中心为平台,以审判为依托,具有北京特色的“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纠纷一次性化解。

“我们对各员额法官团队、各类人员,特别是调解助理半年考核一次;对人民调解员制定科学化的考核方案和差异化的补贴标准,实现常态、动态管理调解员,形成环环相扣的精细化管理链条。”黄锋说。

近年来,北京高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部署要求,在北京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统一管理部门,统一调解员的使用、管理和培训,统一工作流程,统一信息系统的“四个统一”为手段和路调解+速裁”“一站式”解纷的北京模式。今年1月至9月,北京法院前端速裁法官人均结案702件,是后端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的3.4倍,用21.6%的民事员额法官化解了63.1%民商事纠纷,前端速裁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40天,比后端平均审理时间缩短24天。

“北京法院将继续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效果推动‘多元调解+速裁’工作实现新突破,不断完善优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快更好更便捷的解纷机制和途径,切实增强群众司法获得感。”北京高院副院长靳学军说。(记者:张晨 黄洁)

浙江ODR平台与移动微法院双剑合璧

在浙江,即使当事双方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通过ODR平台(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的简称)实现远程在线调解,通过电子签名签订调解协议。

作为中央综治委赋予浙江省的创新项目试点,ODR平台于2017年在全国率先推出,是集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社会化解纷服务共享平台。

宁波是移动微法院的发源地,指尖轻点诉讼全流程均可网上实现。2018年9月,ODR平台与移动微法院双剑合璧,共享统一的用户认证体系,数据互联互通,当事人可利用微信小程序快捷切换两大平台,在掌心里、指尖上就能化解纠纷,让公平正义真正实现“触手可及”。

2019年3月22日,中国移动微法院试点推进会在宁波召开。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获悉,截至目前,ODR平台注册用户1023085人,受理在线申请调解案件602760件,调解成功率89%。2018年,浙江法院收案增幅由2017年的11.4%下降至3.4%,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收案量同比下降1.6%,一审民商事收案同比下降5.6%,为近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全程在线高效便民

登录ODR平台,蓝色界面上跳动着“手掌上的解纷管家”,中央是一个社会矛盾纠纷漏斗模型,格外醒目。

一起健康权纠纷案正通过ODR平台进行调解。10时,律师和被告在律师事务所的调解室、原告在省外老家的远程在线调解顺利开始。

原告常某是省外人,受雇于宁波某公司,工作中不慎从钢铁架上坠落,造成右跟骨骨折。经司法鉴定,伤残等级为十级。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对案件进行了初步审查,认为本案事实较为清楚、证据较为充分,双方存在和解的可能性。但常某已经返回老家,如果等待他返回宁波再召集双方调解,案件处理时间将延长,不利于尽快解决纠纷。

法院立案庭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决定通过ODR平台远程视频、实时录音录像、电子签名等功能,将案件交由调解员名录中的律师进行在线调解。

律师及双方当事人在各自手机上登录ODR平台进入在线调解页面后,半个小时双方便达成调解协议,当场对调解协议进行在线确认,完成电子签名,顺利解决纠纷。

从点击“在线调解”入口开始,当事人在ODR平台实现全程网上办、一次不用跑。比如申请纠纷调解、在线选择调解机构、上传证据材料等,调解过程有短信同步通知;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当事人可以参与电话或视频调解,平台能自动生成调解笔录、调解协议等;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还能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法院也可在线进行确认。

江北法院利用ODR平台,在案件双方当事人相隔千里的情况下,通过律师调解成功化解一起纠纷。

据统计,宁波ODR平台在线注册调解机构574家,调解员4092名,管理员562名。今年1月至9月30日,通过平台受理各类申请调解案件20808件,调解成功18102件,其中,全市两级法院受理11630件,调解成功9135件。

汇集专业调解资源

浙江ODR平台汇集了全省各条线、各行业的优质解纷资源,既有人民调解、综治调解、法院特邀调解,又有行业调解、律师调解、仲裁调解等,形成4万余人的在线调解队伍。

宁海县人民法院的特色调解室——方圆工作室远近闻名,调解团队由5名业务能力强、群众公认度高的民商事退休法官组成。ODR平台上线后,宁海法院结合这一调解品牌,让退休法官充分发挥法律功底和调解经验的基础上,“触网”在线调解,激发人民调解新活力。

宁海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今年7月,方圆工作室人民调解员钱双桂接到一起涉案金额5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此案案情简单,当事双方对事实无争议,只要达成协议即可案结事了。但原告陈女士常住宁波市区,还是即将临盆的孕妇,无法前往法院进行调解。

陈女士委托自己的母亲代为处理此案。但因委托手续不全,且陈女士的母亲已经70多岁,听力不好,也不熟悉案件情况,双方之间的沟通并不顺利。

钱双桂建议陈女士通过ODR平台在线视频调解,正担心母亲不能顺利处理此案的陈女士欣然接受。最终,双方在进入ODR平台30分钟后达成调解。

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底,方圆工作室通过ODR平台参与案件调解1717件,调解成功888件。

宁海法院方圆工作室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纠纷。

宁海法院院长石坚强告诉记者,宁海法院积极整合解决纠纷的资源和力量,与保险、物业、商会、旅游、妇联等九大社会行业组织对接联系,联合出台诉调对接相关规定,将家事纠纷、物业、商会等行业性调解组织纳入ODR平台。当事人立案后,法院依据矛盾纠纷类型,将案件移送至相关行业性调委会调解,让专业人做专业事,快速推动行业纠纷实质性化解。

形成合力跨域调解

在浙江ODR平台,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PC端电脑浏览器访问,也可使用手机扫描网页的二维码下载当事人App端,或在微信内使用浙江ODR小程序,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参与电话或视频调解。

浙江ODR平台创建婚姻家事、医患纠纷、电子商务、物业纠纷、道交纠纷、劳动纠纷、消费者纠纷七大专题解纷,为矛盾纠纷跨时空跨地域个性化解决提供了全新模式。

2019年3月,宁波中院利用移动微法院开庭审理案件。

“省了我一趟腿力,为法院和主审法官打CALL(表达一种赞成、支持的态度)!”一起旅游纠纷案件当事人在朋友圈发布移动微法院线上调解截图时说。

记者了解到,当事人谢某在天台旅游时不慎滑落受伤,于是将宁波、天台两地3家旅游公司诉至北仑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7万元。3家旅游公司对谢某诉称的事发地形有异议,认为应由其自己负全责。

在召集双方当事人统一现场查勘无果的情况下,承办法官严学军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引入移动微法院,自己驱车前往事发现场进行勘察。

通过全方位、多角度拍摄,严学军第一时间将现场照片传至移动微法院平台,与原、被告实时共享,在线解答当事人对现场的疑惑。

最终,原、被告均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过错,3家旅游公司在各自责任范围内向原告承担了赔偿责任。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招社介绍说,ODR平台与移动微法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数据共享互通、业务无缝对接,不仅有利于法院提升司法效率,还有利于改变老百姓“有纠纷就找法院”的传统观念,有效形成“社会解纷在前,法院诉讼断后”的新型解纷理念,为矛盾纠纷跨时空、跨地域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模式。(记者:王春 通讯员:吴攸)

江西法院打造多元解纷矩阵集群

寻乌县地处江西南部的赣州市,是原中央苏区全红县,也是中华客家文化发源地之一。近年来,寻乌县人民法院进一步激活红色基因,传承苏区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和唯实求真精神,深度参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将大量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等矛盾纠纷化解在苗头阶段,探索出联村共治、法润乡风的“寻乌经验”。

寻乌经验:法官在乡村文化建设小院说法。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对寻乌法院参与乡村治理的做法作出批示。2018年,“寻乌经验”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之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相关意见,要求在全省法院推广“寻乌经验”。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了解到,江西各级人民法院因地制宜,不断深化“寻乌经验”成果运用,院内院外齐发力、线下线上同推进,通过搭平台、建机制、强队伍,打造多元纠纷化解矩阵集群,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法院外。

“寻乌经验”促新收案止增渐降

“原告,你治疗时被告有无支付医疗费?”

“从来没有,看都没来看过我。”心存怨气的原告黄某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

“怎么没看过?我去医院探望被你拒之门外。”被告凌某气呼呼地说。

黄某、凌某两家早年因水田灌溉问题积下怨恨,后因相邻果园通行问题激化矛盾。凌某将黄某打成轻伤二级,因黄某不予谅解,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凌某拘役5个月。凌某服完刑后,黄某又就民事部分起诉赔偿。

9月5日上午,在弥漫着香火味道的寻乌县澄江镇谢屋村祠堂院内,法官对这起健康权纠纷案进行巡回审判。庭审中,双方发言时不时被对方打断。

审理此案的澄江人民法庭庭长罗云亮决定组织双方“背对背”调解。他请来村支书和包组村干部,一起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澄江法庭庭长罗云亮“背靠背”调解一起健康权纠纷。

罗云亮和调解员引入客家人的善良风俗进行说理,一边对凌某说着“人情唔怕阔,冤家唔好结”(客家语,意为多交朋友,少积怨),另一边劝告黄某“唔忍唔耐,细事变大”(客家语,意为不忍耐的话小事会变成大事)。

温和式的调解慢慢平息了双方的怒气,消除了当事人心中的顾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调解,凌某当场赔偿黄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1.38万元,双方握手言和。

近年来,寻乌法院立足乡村实际,把力量下沉到乡村一线,把工作做到前沿末梢,探索总结出联村共治、法润乡风的“寻乌经验”。这一经验,在“联”字上动脑筋,注重与基层群众做到情感联结,与乡村力量建立工作联系,实现乡村治理工作联动;在“共”字上做文章,推动各方力量协同共治,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在“润”字上下功夫,既寓乡风于审判,又引乡风向文明,实现司法和乡风的良性互动,有效醇化了当地村风民风社风。

2018年,寻乌法院新收诉讼案件比2017年减少13件,在连续多年案件激增后首次实现止增下降。法官参与调处矛盾纠纷450起,近三分之一的矛盾纠纷通过提前介入和分流化解,被挡在法院外。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遍地开花

2018年初,江西高院向全省推广“寻乌经验”,要求各地法院找到适合当地特点、有用管用好用的非诉纠纷解决办法和机制。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立足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建立“1135”机制,即“一站式”服务、一体化推进、三层次分流、五保障同步,纵深协同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和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强化纠纷梯次过滤、案件繁简分流及调解速裁,打造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多元解纷的“南康模式”。目前,南康区法院已形成新收案件下降、矛盾纠纷快速调处的新局面。

南康法院诉讼服务大厅。

吉安市永丰县整合司法行政和民间调解力量,党政主导多部门参与,在县法院设立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中心,各乡镇建设相应的化解中心,形成县乡村三级协同网络。永丰县连续多年实现无进京访、越级访和群体访。

永丰县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中心化解一起医疗纠纷案。

抚州市乐安县人民法院则建立“法通村”机制,围绕“法官村村通、法律人人知”的目标,搭建“特邀法官”服务和法官辅导两大平台,在176个基层村、社区聘请209名基层组织干部担任“特邀法官”,打通乡村诉源治理“最后一公里”。

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针对案件大量增多的特点,深入金融企业开展法律知识培训,提供常见金融纠纷特点预防建议,将就地解纷的核心要义发展为堵塞法律漏洞、化解金融风险的源头治理。

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组织多家银行省市分行行长进行座谈交流。

据介绍,江西法院在“走出去”参与基层治理的同时,对于进入法院的诉讼则积极“请进来”,引入党代表、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等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如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邀请本地的全国人大代表余梅,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开设余梅工作室;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设立以全国党代会代表李金霞名字命名的金霞调解室等。

“这些以知名人士、专业人士命名的工作室成为远近闻名、工作受到广泛认可的窗口,也成为法院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一支重要力量。”江西高院相关负责人说。

珠山法院“两代表一委员”参与诉前调解。

多元化解e平台助推诉源治理

彭某因在自家旁空地上种树与邻居王某发生争执,双方在拉扯中造成彭某受伤住院。伤愈后,彭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赔偿,而此时,王某已远赴外省。这起纠纷该如何化解?

一个在屏幕里,一个在屏幕外。乐安县人民法院依托多元化解e平台,采取多方视频连线的方式,对这起健康权纠纷案进行在线协商调解,使一起在传统调解模式下难以处理的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乐安法院特邀法官通过多元化解e平台在线调解案件。

2018年,在江西抚州,跨地域多部门的多元化解e平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认识,也为各方参与诉源治理提供了新的动能和平台。

多元化解e平台由江西高院与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研发,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对各类调解信息资源进行集约化处理,实现诉讼服务现场与远程、网上与网下、实体与网络立体衔接,打造社会各界全方位化解矛盾纠纷、人民法院有效参与城乡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江西高院相关负责人说,多元化解e平台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视频云等技术,通过“一进一出”两种形式,为各部门参与纠纷化解提供全流程智能化服务。“进”是指社会解纷力量自行调处的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的通过平台导入司法确认等保障程序,调解失败的则导入网上立案等诉讼程序。“出”是指法院将涉诉纠纷,通过平台委派给社会解纷力量调处,对多元化解案件的登记、流转、卷宗生成均在平台进行,各项统计数据直接从平台提取。

多元化解e平台为诉源治理插上了信息化翅膀。今年以来,江西各级法院依托多元化解e平台调解矛盾纠纷近两万件,成功率超80%,实现了方便群众诉求、有效整合资源、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纠纷成诉、推动多元共治的“五赢”效果。(记者:黄辉 《法治周末》记者:周孝清 通讯员:胡佳佳)

来源:法制日报

原标题:京浙赣法院特色多元解纷机制解析

图片来源:北京高院、浙江高院、江西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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