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如何打垮千古完人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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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曾国藩的“绝命家书”

公元1870年夏日的一天,尚在湖南家中读书的曾纪泽,收到了父亲写来的一封家书。早在数日前,他们就已经得知因朝廷需要,父亲由两江总督转任直隶总督。由江南财赋重地,转往帝国的政治中心,从表面来看,丝毫看不出曾国藩是从此平步青云,还是丧失了朝廷的信任。而就在家人猜测不断时,曾国藩的这封给儿子们的家书,揭晓了这一任命背后的隐喻。

通过书信,曾纪泽方才知道,原来,朝廷调曾国藩去直隶总督任上,是要他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能臣断案,怎么看都是好钢用到刀刃上,处理起来应该是游刃有余。可是,曾国藩自己却不这么看,因为这件案子非比普通的民事纠纷,或是单纯的官民对抗,而是牵涉到了法国人的利益在其中,复杂异常。

曾国藩深感此行如履薄冰,一旦处置不慎,将会“激成大变”,这种复杂的心情让他抑郁异常,甚至使其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因此,曾才将这种想法倾吐于给家人的书信当中。而曾纪泽等看过后,不由得也为远在天边的父亲捏了把汗。

02、扑朔迷离的天津教案

那么话说回来,曾国藩所处理的涉外事件,到底是什么呢?这件案子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已经成为一件悬案,它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法国方面取得了在华传教(天主教)的特权,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完胜的结局,更让其在华传教事业迅速发展,作为通商口岸之一的京师门户天津,就是其传教的重点区域之一。

有传教就有受洗者,这其中,不乏有虔诚信徒,但无赖恶棍亦不在少数,通过长时期的观察,他们发现,无论是地方衙门官员,还是乡里的豪强,在洋人面前总显得低人一等,忌惮其三分,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正是最佳的保护伞吗?地方上的老百姓,本来就对西来的基督教感到怀疑与畏惧,而无赖们借助教会基督徒身份为非作歹的行径,更让他们增加了几分恶感。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很快就在一种舆论的刺激下集中爆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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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时社会上治安并不好,拐卖小孩,甚至取走其身体器官的事情比比皆是,穷人家,更因为贫困与疏于对孩子的保护等原因,而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不少受害者家庭向官府报案,但地方官也是一筹莫展。

事情当然不会就此结束,官府不给帮忙,他们就要自己搜寻被拐走孩子的消息,很快,有人就把目标锁定在了出入于天津的天主教堂的人身上。他们认为,教堂的人本来与其文化信仰有异,而且行事“鬼鬼祟祟”,很少公开进行,如果不是宗教活动,他们很少与世俗民众建立联系。最主要的是,乡里的那些恶棍无赖,也藏身于期间,如果说他们将魔爪伸向自己的孩子,再转而进入教堂中躲避风声,那岂不是很容易?

类似的声音越来越多,他们决定去教堂处找个说法,很快,人们就把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教堂里的人接受他们的检查,西洋传教士哪见过这场面,当即派人溜出去,去领事馆和当地衙门搬救兵,很快,衙门方面和领事馆的人都来了。

法国领事丰大业素来对这个曾败给他的国家的民众抱以警惕与不屑,由于话不投机,双方很快发生冲突,丰大业火往上撞,居然掏出枪连射两发子弹,这下子,原先民众的怀疑与不满,统统变成了愤怒的火焰,他们一拥而上,捣毁了教堂,并连杀包括丰大业在内数人,地方官员试图拦阻,也无济于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模拟复原图)

03、崇厚处理方式加剧危机

天津发生的一切,让清廷感到脑仁疼,毕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散去不久,此时满朝文武一心谋求中兴,既然中兴,就得倚重与西方列强的经济等合作,可是现在发生这种事不但会影响双方的关系,甚至还会再度引发刀兵之灾。

消息传回京师后,恭亲王奕訢十分重视,连忙派自己的亲信、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往处置,结果,崇厚处置此事,非但没有花功夫调查实情再做处置,反而不问青红皂白,先罢免了天津知府张光藻与知县刘杰等一干地方官员,示好法人,而后又出动军队,大肆逮捕牵涉进此事的平民,以开刀问斩。天津地界因此人心惶惶,但法方似乎并不买账。朝廷内部对崇厚的处理方式更是大加抨击,一时间,所有矛头都指向了崇厚本人以及刚成立不久的总理衙门。

崇厚本想通过此举来堵住法国人的嘴,没曾想,法国方面不但不接受其“诚意”,反而借机大加勒索,并从国内调舰队来施压。这下崇厚可慌了神,连忙向恭亲王求援,要求派人来接替自己的工作。于是,恭亲王经过考虑,选定了中兴名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而崇厚则被派往法国道歉。

04、曾国藩的“中间路线”及其余波

曾国藩带着幕僚一干人等离开江南后,先前往京城,见过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等人,一方面述职,另一方面也借机了解天津教案内情。不过,让他失望的是,慈禧等人对此事也是一筹莫展,毫无头绪,只能交给曾国藩一个处置教案的底线,那就是避免战争。

曾国藩深以为然,而后便又赶往出事地点。曾的出马,让不少人感到振奋,毕竟曾声名远扬。朝廷清流等认为其理学功底深厚,必能向洋人示以“华夷之辨”大义,捍卫圣贤之道;总理衙门的官员则认为曾跟洋人打交道比较早,深谙同西人交涉之道,必能靠其手腕化险为夷。至于普通的平民百姓,更是对曾国藩这样一个大人物,抱以极大的信心,总体来看,认为曾能轻松处理好此事的观点,占到了压倒性多数。这样的社会舆论,让曾更感到压力倍增。

(曾国藩像)

到达天津地界后,曾开始遣人调查实情,并与已经被解职的天津知府、知县等了解情况,这一番调查, 曾感到收获不小,因为他至少搞清楚了丰大业开枪一事以及民众对于天主教堂的怀疑和恐惧。他把这些迅速传回京城,但让他感到心寒的是,西太后等并不关心内情,而只是催促他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案。很显然,清廷只关注结果,而不在乎过程,这倒也是不少当领导的共性。

曾在来到之前,曾不断申明自己会一碗水平端,公正断案,但是,法国方面的施压,以及上级领导的催促,打乱了他的心绪。曾很想走一个中间路线,既不得罪法国人,又让本国官民能够服气自己的处置结果。但这又谈何容易?

经过长期拉锯式谈判,曾与法国方面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就是法人放弃之前处死天津地方官的要求,转而将其充军流放,而涉及焚烧教堂的16名平民则要被处死,其余还有几十名民众被施加以程度不同的处罚。当曾将这一结果送至北京后,恭亲王等连忙答允,至此,曾国藩对案件的处置,算是在程序上结束了。曾本人身心俱疲,辞职告退,教案的后续则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来处置。

(继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

05、曾的自怜与教案的恶果

不过,程序上的解决,并不代表曾可以从此自己置身事外,不少清流派甚至是曾国藩的同乡,都对曾的交涉结果表示不满,认为曾辜负了他们的厚望,侮辱谩骂曾国藩之声不绝。

这倒也能理解,毕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事件难度的低估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刻意忽略,本就是支撑个人感性道德情感上升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前人,前人却绝不会像我们一样去多理解曾国藩本人,哪怕一点点。在很多人眼里,曾只要义正辞严的拒绝,并像林则徐一样训练军队海防,就可以挫败法人可能的惩罚式侵略,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这是个问题。

不过,面对初到之时受到众人欢迎称赞的现象,同后来曾被舆论抨击所形成的现实反差,我们的主人公已经有些麻木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没有向别人过分提及自己有多难,而是攒了一些银两分给即将被流放的知府等人,以表自己的内疚之心。他自信自己这样做虽然“为时论所弃”,但毕竟避免了一场战争,为清廷发展中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站在曾的立场上,“个人毁誉,何足道哉?”

这毕竟只是曾的一家之言,让他所未能想到的是,除了自己的名声跌入谷底之外,曾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置,为日后帝国内部类似教案的处置,提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范例。之后每当世俗民众将涉及教民的案子报到衙门,都遭消极应对。民众从官方找不到想要的公平,自然会诉诸于其他社会组织,义和团趁势而起,并在庚子年达到顶峰。曾身为治世能臣,再高瞻远瞩,恐怕也无法预测到30年后的事情。但其对此结局,恐怕难辞其咎。

(义和团运动)

十多年后,一个年轻的外交官踏上了前往俄国圣彼得堡的修约之路,那里,崇厚又制造了一个外交上的烂摊子,等待着他去收拾。这个青年的名字,叫做曾纪泽。

参考文献:

《清史稿》 中华书局

《李兴锐日记》 中华书局

黄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三联书店

郭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述论》湘潭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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