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前后日本知识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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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逝,自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乃至1941年末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这两场动员了日本所有人力物力资源的浩大的对外战争,其原因、过程和结果,对于近现代日本人的精神史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命题,在今天的日本,似乎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或忽视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作家高见顺(1907~1965)自1941年元月开始直至去世为止的日记(劲草书房出版,共八卷九册,后又有《续高见顺日记》出版,最后形成两者合一的十九卷本的《高见顺日记》),被称为是昭和历史的生动资料,同时又是考察这一时代日本知识人心灵史的原始文献。其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日本近现代史迎来了巨大转折的1945年这一年的日记,部分在《文艺春秋》1958年7~月号上连载发表后,又在翌年加以补足并辑录成《败战日记》由文艺春秋社出版。

高见顺是一个昭和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1907年出生于相对偏远的福井县,父亲曾出任过福井县的知事和名古屋的市长,并当选为贵族院的议员,也算是官宦家庭出身。在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求学时期,曾一度醉心于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等的“白桦派”,后又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1885~1923)所吸引,在第一高等学校念书时,一度参加过“社会思想研究会”,1927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时,与同道组成“左翼艺术同盟”(该组织后加入由日共领导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即“纳普NAPF”),开始发表文艺批评文章。后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城南支部的负责人,并参与金属工会等的实际活动。其时日本的政治已经相当黑暗,1929年前后对日共等左翼组织的干部进行了全国性的大逮捕,左翼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高见顺也在1933年被当局逮捕,在拘留期间获知小林多喜二被拷问致死的消息后,表示将脱离革命运动,于是被保释出狱,在入狱期间妻子已离他而去。此后高见顺便不再参与实际政治,潜心于文学创作。1935年,以小说《忘却故旧》获得第一届“芥川奖”的提名,在文坛崭露头角,陆续出版《起承转合》《虚实》《人间》等短篇集,但因此前曾与左翼有染,一直受到当局的暗中监视。1941年11月被征用为陆军报道班员派往南方,在香港迎来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久经泰国进入缅甸,随作战部队与英军正面交锋。1943年初,自缅甸经中国回日本。1944年6月再度被征为报道班员派往中国,在上海等地滞留多时,并曾作为日方代表参加11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同时担任由内阁情报局主导的类似于全国作家协会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审查部长,该年底,经满洲、朝鲜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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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见顺

高见顺的《败战日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1945年初的日本,尽管一度曾在中国的湘粤桂战场获得胜利并几乎逼使陪都自重庆西迁,但在太平洋战场以及东南亚地区则是节节败退,主要军力几乎消耗殆尽,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物资严重匮乏,可谓民不聊生。同时,美军加强了对日本的空袭,整个日本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当局仍然试图隐蔽真相,制造虚假的豪言状语来欺瞒民众。高见顺于1943年4月自东京的大森迁居至东京西南面的神奈川县镰仓郡大船山,镰仓距东京约六十公里,大致相当于昆山或嘉兴与上海的感觉,《败战日记》的主要舞台即是镰仓与东京。

这部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了战败前后日本社会的众生诸相的同时,如实地记录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一个有着前述思想背景的日本知识人内心的苦涩、酸楚、愤懑和挣扎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了对自己以及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精神史的重要一页。

1

“因这场战争,日本人的风俗恐怕会发生彻底的变化。穿着裙子和袜子的西洋式的女子形象如今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也许是因为缺乏裙子的布料和袜子,现在看见的都是田野的劳动裤和裤子形式的决战服。”(高见顺《败战日记》,中央公论新社2005年,1月9日,页13。以下仅注明日期和页码)物资的严重匮乏是主因之一,但战争爆发前后当局竭力摈斥英美色彩的政策是直接的原因,“华盛顿鞋店”被改成了“东条鞋店”,东京等大都市的酒吧和咖啡馆都遭到了关闭,仅有当局许可的所谓“国民酒场”在艰难地苦撑着。2月某日,高见顺等来到了东京赤坂的一家以前常去的“国民酒场”:“说是五点半开始的,可此时只有四点半,已经在巷子里排起了长队,二列纵队。人们的服装,与半年前相比大相径庭,都是带着防空头巾、裹着绑腿的严肃的战时服装,而且都一样的脏兮兮的。就像以前建筑工地上的队伍。……排队的人时刻在增加,见到队伍中有熟人,就悄悄地夹在他后面,我们前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咳,不要插队!后面响起了愤怒的吼声。”(2月9日,页58)排队是为了领到一张酒票,每人限一张,一张限一瓶啤酒,另加酒钱。酒票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就没有了,因为加塞,有时会发生争吵甚至斗殴。所谓喝酒,也不是悠然的享受,屋内没有像样的桌椅,往往是站着一气喝完。

像样的餐馆也消失了踪影,偶尔看到一家卖吃食的店,门口也排着队,“从队伍快速移动的情形来看,供应的食物显然相当粗陋而且量少。排到付款的账台前,果然看见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代用食一元’,准备了零票往里一瞥,果然量很少,盘子里装了一点点,这代用食到底是什么东西,光看也看不清楚,白乎乎的里面夹杂着黑黑的、像是洋栖菜的东西,显然很难吃,看着都让人倒胃口。”(2月13日,页71)

自1939年起当局便陆续开始了大米和谷物的配给制度,以后配给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随着战争的进行,物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省电,街头都是暗暗的。难怪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1944年6月到了上海后,发现上海尽管物价高昂,与东京等相比,物资倒是相当充裕,大米对日本人并不实行配给,也无空袭之忧,繁华的大街上,依然是霓虹闪烁,令他感慨无限(武田泰淳《上海的萤火虫》,中央公论社1976年)。高见顺本人1944年的下半年也在上海,与作家阿部知二(1903~1973)等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饭时,深深感叹“什么物品也不缺的上海的不可思议,说是日本赢了支那败了,可战胜的日本却处处不自由,而支那却像是战胜了似的呈现出豪奢的场景,真是令人费解。”(《高见顺日记》第二卷下,劲草书房1966年,页840~841)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

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对日本本土发动了空袭,44年11月起空袭的频率便渐次加大,到了1945年时,东京等地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已经很罕见了。3月10日凌晨开始的“东京大空袭”,美军出动了数百架次的轰炸机,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一的建筑物,死者将近十万,有一百万人流离失所,小说家永井荷风(1879~1959)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天他从居所中匆忙逃出躲过一劫的情景:“夜半有空袭,翌晓四时偏奇馆(荷风寓所名)遭焚烧。……户外火光自窗户映照至余枕边,并为邻人的大声呼叫惊起,匆忙将日志及草稿装入皮包内奔至庭院,见谷町一带火光冲天,又遥远的北方亦有火光映照,火星随烈风纷纷落至庭院,余环顾四方,心想恐怕难避一劫,遂匆匆穿过烟火奔至大街……。”(永井荷风《断肠亭日乘》第二十九卷,收录于《永井荷风全集》第二十五卷,岩波书店1994年,页306)。

永井荷风

幸好高见顺与其他一批文人居住在镰仓,附近并未直接遭到空袭。3月12日他坐车前往东京察看究竟:“到了东京站想换乘山手线,走到站台一看,满是受灾者的人群,就像是乞丐一般的惨淡模样,不觉使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男的女的全都脸色苍白,随处有烧伤的痕迹,即使没有烧伤,鼻子周边也被烟火熏得发黑,垂着红红的双眼。有的人眉毛也烧着了。有的穿着水迹斑斑的棉背心背负着小孩,小孩的防空头巾被烧焦了,很多人只穿着日本式的布袜,还有人光着脚。”到了浅草一带,“街边的房屋都烧毁了。全都。从车站向前望,一片焦土。太可怕了,真是难以言说的可怕。超出想象。”(3月12日,页126~127)东京在4月13日和5月24日又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城市的一半成了废墟,受灾人口达到了三百万。

但当局还在做垂死挣扎。报纸上依然充满了欺瞒的谎言。当局还在动员“文学报国会”的成员去做些鼓动人心的演讲。对此,高见顺内心十分矛盾。年初时石川达三(1905~1985)等曾劝诱他担任报国会的调查部长,“固辞。倒也并非没有经纶、抱负和野心,且就生活而言也是有一份固定职业比较保险,但眼下的心境还是愿意在孤独中多读些书。”(1月22日,页38),并且以与川端康成(1899~1972)等一些文友开设镰仓文库出借藏书来维持生计,但后来为了能有正当的理由乘坐火车和轨交(时局紧张时车票不向一般人出售),竟也应允了,虽然内心对当局者一直心存抵触,内心充满了苦闷。5月9日他知晓了德国投降的消息:“德国终于输了,该来的一天终于来了。可对这一如此重大的事件,大家都闭口不谈,好像这不是件什么大事,真令人难以理解。”(页190)7月26日,当局召集情报局主导的各文化艺术团体开会,要求各团体在鼓舞国民士气的宣传方面予以合作,当场就有人对此表示异议,高见顺闻后觉得替自己抒发了一口怨气:“对人民充满了不信,还有什么资格来侈谈鼓舞士气?来侈谈什么启发宣传?这样的呼声在我胸口也淤积许久了,说得太好了。”(页259)对当局叫嚣的“本土决战”,高见顺在日记中表示“将本土作为战场的做法未免太过草率了。一旦将本土辟为战场,身处在战场的日本国民就必然会因此而陷入生灵涂炭的困境,不,不只是困境,而是要将他们逼入死境了。”(页260)

2

高见顺在7月28日从《读卖新闻》上读到了中美英25日发布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要点。翌日他在日记中披露了这样的心迹:“心情一片烦乱。不知所措。心绪不定。心里满是怨愤。对谁的?因为什么?没有对象。因此才更加觉得烦躁愤懑。昨天川端(康成)说,斋藤茂吉(1882~1953)将藏书都烧光了,哭了一整天。我理解。真的能理解。……我也想哭,心里真想哭。为了人类,为了世界。我现在心里一片愤懑,也是因为有一种想哭泣的冲动。”(页266)值得注意的是,当高见顺获知《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时,他心头的愤懑和痛苦是缘于人类和世界,而非日本。虽然作为一个日本人,当自己的祖国被打败时,他的心情也绝不会愉悦:“我也想喝酒,喝醉后说些醉话,如果这样能让我心里爽快些的话……。哪怕不能爽快些,现在我也真的想喝酒。嗓子觉得很干渴。想喝,白天就想喝。不是为了说醉话。不是想要排泄心头的郁闷。就是想喝酒。酒真是个好东西。我不是酒鬼。也不好酒。可我现在拼命地在叫喊酒!酒!我想静静地坐着喝。悠然地喝。酒精流遍了我的身体,我就变得昂然向上,生命欲求发展,向前奋进,不再害怕,不再郁闷,只望向前方,梦想的痛快。现在我就想达到这样的生理状态。”(页267)这些逻辑有些破裂的文字,真切地流露出了高见顺和许多与他具有相似精神轨迹的日本知识人的内在心声。

也许此前已经有了如此的内心挣扎,到了8月15日那天,他的心情倒反而显得很平静,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十二点。报时。演奏君之代。朗读诏书。果然是宣布战争结束。——终于战败了。已经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了。夏日的太阳灼灼发光。令人眼睛发痛的光线。在烈日之下获知了战败的消息。……车站上,与往常无异。一位中年女子对着中学生问道:‘说是中午有重大的广播,什么事呀?’中学生显出尴尬的神情,低下头轻声作了回答。‘啊?啊?’那妇女大声追问道。轨交车厢内也与平日无异。比平时稍空些。”(页310)“都在互相欺骗,政府欺骗民众,民众欺骗政府。军部欺骗政府,政府欺骗军部。”(页311)“新桥的站台上出现了宪兵,检票口也站着宪兵。但民众的气氛极其安稳。平静。没有看见一个激动的。…呜呼,八月十五日。不管日本将变成怎样的形态,东亚必须获得解放。为了人类的利益,东亚也必须获得解放。”(页312~314)。军队中出现了部分的骚动。他们四处散发传单,号召人民起来抵抗。各个车站布满了宪兵,气氛森严,在公共场合,人们对于战败的消息缄口不言,害怕遭到军警的暴戾行为。

另一位同样居住在镰仓的作家大佛次郎(1897~1973)在他的8月15日的日记中如次记述道:“十二时新闻,吹奏君之代,主上自行广播大诏,接着公布波茨坦的建议和开罗会谈的诸条件。台湾满洲朝鲜均被剥夺,暂时允许敌军统治本土。……这对世上完全如同一个突然袭击。……上床就寝,却无法入睡。这不仅是一前所未有的革命性事件,对于这一屈辱,流血甚多的日本人,尤其是那些少壮军人能够忍受么?”(大佛次郎《败战日记》,东京草思社1995年,页308)与高见顺相比,文辞表述有较明显的不同,也表明了两者心境姿态上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永井荷风的日记,那一天他正避难至冈山市严井三门町的一处旅舍:“S君夫妇告知,今日正午的广播,公布了日美战争突然停止的消息。是该停止了。傍晚洗染店的老妇携来鸡肉葡萄酒,于是摆开酒宴,庆祝停战,人人皆醉,就寝。”(《永井荷风全集》第二十五卷,页356)荷风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消极反战者,拒绝加入几乎所有的文人均被网罗在内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以风花雪月、醇酒妇人的姿态与主流阵营保持着遥远的距离,平日不参加当局举行的任何活动,也不读报,那天他居然还有闲心留下了“农家的庭院内夹竹桃盛开,稻田间开着荷花”这样的文字,意味深长。

大佛次郎

还比较值得对比的是海外的日本文人。后来成为战后派作家主将的武田泰淳和堀田善卫(1918~1998)那时都在上海。据堀田当时留下的日记,他们在8月11日就已从外国通讯社获知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那天他和武田等在上海看到了这样的场景:“随着电车渐渐从静安寺驶近南京路,从车窗向外看,商店几乎都关上了门,不时地从里面一个个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尽管南京路的商店全都打了烊,但满街都是人。……人们带着异样兴奋的表情在行走。确实这是不容易的。……虹口方面支那人的商店也都一家家地关上了门,不过日本人的商店都开着。……过了一会儿诗人路易士(即后来前往台湾的诗人纪弦,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曾与日本方面合作——引译者住)来了,张开着双臂,满脸兴奋,仿佛要与在座的所有的人拥抱似的。一靠近我们,便高声叫道,和平!和平!和平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中华日报》的和平号外,发给大家。坐在那里的我们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时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涌上心来,眼睛不知往哪边看好。武田睁大了眼睛,全身心地读着号外。我也读了。……天黑了,我和武田一起回家。回去的路上,两人一时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武田慢慢地说道,日本民族也许会消灭,倘若今后自己留在支那的话,就会告诉中国人,以前东方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国家,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来告诉别人。”(《堀田善卫上海日记》,东京集英社2008年,页17~24)堀田有些真诚也有些天真,他希望中国人相信,日本人并非都是魔鬼,他想对中国的知识人诉说一些心声,期望得到中国人的谅解,于是他动员了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知识人,紧急策划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告中国文化人书》,并设法弄到了当时非常紧缺的纸张,准备印刷一百万部通过日军的飞机散发,结果因战败的到来而遭到中国印刷工人的怠工,该计划也流产了(堀田善卫《在上海》,东京集英社2008年,页120~123)。

在这一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高见顺的内心对日本的未来也是充满了期待、惶恐和怀疑,他一直在思考着日本的命运:“之前可怕的军部的力量是左右一切的。一个真正的健康的民主社会会出现在日本吗?会成为现实吗?这恐怕还只是一种幻想吧。我们毕竟是在这样专制的社会中生活过来的。”(8月18日,页323)“日本将会怎样呢?不管一时怎么样,还是希望它能强盛健全起来。因为强盛健全的要素日本民族是具有的。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缺点,但也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缺点都来自于这个民族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苦难。我相信日本人。”(8月19日,页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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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军的占领,高见顺与大部分知识人一样,心情颇为矛盾,屈辱感和解放感交织在一起。“蔬菜鱼类可以自由销售了。可以自由收听国外的广播了。妇女的参政权也许可以得到认可。这都是令人开心的好消息。”(9月10日,页363)“昨天报纸的发行遭到了禁止,麦克阿瑟司令部今天取消了这一禁令,并且发布了新闻言论自由的新措施。这样一来什么都可以自由写了!什么都可以自由出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由!应该由本国的政府给予人民的自由,却由占领自己国家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给予了,想起来真令人羞愧难当。作为一个热爱日本的人,我为日本而感到羞愧。战争打输了,因占领军的进入而失去自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却是相反,占领军保障了我们的自由。这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9月30日,页366~367)“特高警察被废止。心里一下子舒畅了许多。心头的暗云消失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盟军司令部发了指令才能实施,而日本人自己做不到呢?真是可耻。如果是日本人自己废除了特高,我的喜悦就会更加强烈了,我在喜悦的同时就不会留下这种不爽的郁闷了。”(10月6日,页372)

同样是过来之人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1913~2002)曾这样指出了美国占领军对于一般日本人、尤其是知识人的意义:“长年在精神的牢狱中失去了思考力的人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忍耐了许久之后终于可以一吐胸中郁闷的时机到来了。即使这种自由是占领军绝对统治之下的有限的自由,但对治安法的彻底废除,将旧大日本帝国的统治者作为战犯关入监狱,实施妇女参政的大选,承认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废除国定教科书,解放农地,解散财阀等等,这些不断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划时期的新时代来到了。”(《昭和的战后史》第一卷,东京汐文社1976年,页4~5)

进行广播录音的裕仁天皇

但现实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云开日出。食物依然严重匮乏,人民普遍营养不良。森严的管制松缓后,在城市的废墟上迅速出现了各种黑市的摊档,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群,“肮脏的摊档,拥挤在那里的衣衫破旧的人群,简直就像乞丐市场。在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食物,衣料,以及除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外的几乎所有的东西。不过几乎都是些琐碎的不怎么值钱的东西,看上去都是些脏兮兮的旧货。”(10月25日,页388)而在另一方面,高大的美军士兵却在东京的街头昂首阔步,夜晚满是废墟的黑暗的巷子里,只有美军的吉普车照射出耀眼的灯光。前几天还在咒骂着美国鬼子的日本人,如今却在恬不知耻地向美国军人索讨香烟,在日比谷公园,“美国士兵和年轻的日本姑娘坐在长椅上开心地笑着”(11月9日,页421)更让高见顺感到屈辱的是,当局为了迎合和安抚进驻的美军以免发生性暴行,开设了多处慰安所,而应征的日本女孩竟然蜂拥而至。高见顺在黑暗的街头游荡,数度遇见了门口站着士兵和姑娘的ARMY PRO STATION(军中妓院)的招牌。在银座松坂屋的地下三层,他看到了一处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开办的夜店,门口的贴纸上写着“仅限盟军军人”,“当年在上海的公园门口看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愤慨的日本人,如今不得不在银座最中心的地方遭遇日本人不得入内的贴纸了。”所不同的是,“日本人不得入内的夜店是日本人自己开办的,这是要特书一笔的,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设施的企划经营者是那些在战争结束前还高唱着‘尊皇攘夷’的右翼团体。”(11月14日,页426)。与此形成讽刺性对照的是,在战争时期被压制的英语教育,一下子红火了起来,《日美会话手册》是战后日本第一部畅销书,竟然行销了360万册,电台的英语会话广播也吸引了大批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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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知识人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相对而言,日本是除欧美之外近代西方思想最早得到广泛传播的国家。19世纪中叶以后,源于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自由民权的意识、国家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相继或同时在日本登陆,1898年即诞生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其核心人物幸德秋水(1871~1911)在1901年和03年就分别出版了《廿世纪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神髓》,可为东亚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典著作。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了日本社会绝对的主旋律,但1904年日本对俄国宣布开战时,就已出现了著名的活动家和思想家诸如堺利彦(1870~1933)、内村鉴三(1861~1930)和幸德秋水等人的反战言论和反战运动,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思想。1920年前后的大正时期,曾出现过民主主义思想高扬的岁月,不久左翼思想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1922年诞生了日本共产党,对当局的内外政策时有质疑之声。但随即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抬头,国家利益至上的国权主义再度成为绝对的主旋律,1930年前后当局对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迫于残酷的现实,大部分左翼人物纷纷转向,或转与当局合作(如作家林房雄、片冈铁兵等),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与当局妥协,本文的主角高见顺即是后者。因此当日本当局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及此后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时,反战的言论几乎完全失声,思想界和文化界在“大政翼赞会”“言论报国会”“文学报国会”等旗帜下完全为当局所掌控,除了极少数大佬能以某种理由游离于主旋律之外,几乎所有的知识人都匍匐在军部的淫威之下,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都集体噤声,失去了或收敛了理性的批判。

从上文引述的高见顺的日记,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思想脉络。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具有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双重背景的高见顺已经意识到了“把日本陷入如此悲惨境地的,就是那些时至今日仍在高叫抗战的骄慢的军阀。是军阀将日本弄得了一团糟。这些军阀难道还想把人民拖入苦难,将日本彻底灭亡吗?”(8月18日,页321)他甚至反省到了“将日本弄到如此的境地,我们自己也有罪责,必须痛加反省。”(8月12日,页298)但他或他们更多地关注的,还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及命运,对于受日本侵略的海外各国,尤其是中国等邻国所遭受到的巨大的苦难,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丝毫的忏悔和痛苦,即使提及,也只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也绝不在战乱后的支那之下”(4月21日,页176),“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了缅甸战线,还想起了支那战线。——我从军去湖南战线,自东京车站出发,正是去年的今日。那时,我做梦也未想到国内、就在我家的旁边,竟会变成如此的战场风景。”(6月21日,页224)这一类的表述。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绝大部分日本知识人的思想实态。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大部分知识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跟随着当局的所谓“大东亚共荣”的主旋律摇旗呐喊,偶有冷静的思考者如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的研究者宇佐美诚次郎在1942年试图对日本的对华经济侵略政策进行批评时,立即遭到了当局的镇压而被逮捕入狱,而周边竟无一人表示同情或抗议(山根幸夫《东方文化事业的历史》,东京汲古书院,页131)。这在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专制政权中,情形也大抵相同。这或许是日本知识人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

(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本文经授权刊发,原文首发于《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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