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常秀峰叔侄与中印美术交流史上的绘画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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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3日,“和平之乡”的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常任侠与常秀峰展览及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沙特国王图书馆开幕。

常任侠与常秀峰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与印度文化和艺术交流活动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2019年11月23日,“和平之乡”的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常任侠与常秀峰展览及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沙特国王图书馆开幕。展览以两位艺术家“印度艺术文化交流生涯”为线索,通过大量珍贵作品的展出,深刻挖掘其学术研究、作品文本、图像内涵,为公众呈现20世纪艺术变革之路的独特面貌。

“悲鸿先生讲究线条,说亚洲的艺术除了线条没有别的。他改进了教学,不要求学生画石膏像和模特儿,而是把大自然中的风光和生活中的人直接画出来。他后来建议我到印度取艺术之经。”常秀峰生前回忆说。

常任侠(1904—1996),生于安徽省颍上县,是知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家、诗人,中国艺术史学会创办人之一。常任侠与北京大学有很深的学术渊源,曾任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教授,指导多名研究生,在中国与印度、日本的文艺交流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培养出了中印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多名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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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3日常任侠在人民大会堂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

70年代初常秀峰正在创作砚台

常秀峰(1915-2010),笔名归鸿,安徽省怀远县人,现代中国画家、艺术教育家,是20世纪上半叶留学印度的艺术家代表人物。1945年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常秀峰受其叔父常任侠以及艺术家徐悲鸿的影响,于1947年赴印度国际大学留学,师从印度“孟加拉派”代表画家、誉为印度齐白石的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1882-1966)教授,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印度风格的作品,在中印艺术融合之路上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国际大学毕业后,常秀峰相继在印度加尔各达、噶伦堡等地的华侨学校任教。并在周恩来总理访印、张大千旅印等重要中印文化交流活动中,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时期,他也受到波及,但坚持艺术创作。1961年,秀峰先生返国,先后担任安徽艺术学院教务长、安徽省博物馆副馆长等职,系全国侨联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1983年,定居香港,2006年归隐于深圳,并于2010年逝世。

1946年常任侠与常秀峰在印度国际大学

常秀峰 《寒夜梅雀图》

近现代中印美术交流史上珍贵的绘画遗存

青少年时代,常秀峰踌躇满志,上中学时已爱好学习绘画。在理想、求索与现实之间,常秀峰初入社会,历经了一系列挫折后,从嘉陵江漂泊到重庆。常秀峰终于见到叔父常任侠,叔父在“中央大学”担任东方艺术学教授。常任侠对“远来相就”的子侄常秀峰“晨夕关心”,发现秀峰颖异,好文学艺术,随即带他拜见徐悲鸿。徐悲鸿看了常秀峰在中苏边境的建筑写生和所画的姿态各异的飞机,对《被困于国际间的铁鸟》一画,尤加赞赏。悲鸿先生马上说“应该学画,很有前途”。

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常秀峰成为“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旁听生,因而接触到很多文化名师。丰子恺、潘天寿、傅抱石、陈之佛、张大千、郭沫若、华君武、闻一多、夏衍、吴作人一一出现在眼前,影响着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追求。

常秀峰 《翠叶雪花》

1942年,常秀峰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此,常秀峰与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叔父常任侠是常秀峰迈进艺术殿堂的启蒙者和人脉资源。常任侠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与重庆艺术界交情深厚。在当时的重庆美术界,常秀峰如鱼得水,得天独厚。常秀峰回忆道:“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老师们对学生提携有加,平等地与你经常探讨学问,且不时在老师家里吃住,各个学科的名师都能遇到,”常秀峰又说,“我在丰子恺家中学习,和他的子女非常熟悉;晚上也在防空洞里听傅抱石先生讲石涛的画和历史,他对石涛的了解比对他自己的祖先还清楚,他抱的’石’就是石涛,多执着。”

常秀峰 《柳塘雪鹭》 1947年

1945年,常秀峰国立艺专毕业,“成绩优异”,“又擅篆刻金石,製砚竹雕,能作篆书隶书,皆有法度。融汇诸艺因得大成”。1946年参加南京国画联展,常秀峰的作品甚获好评。接着,他举办名为“画古话今”的个人画展,作品以花鸟仕女为主。傅抱石在题跋中赞曰:“秀峰研学治艺最勤,君工诗词,数年吟咏,故其作品中多富诗意……观其构图行笔,颇多可嘉处,遂题数语归之”。初露锋芒,就获得大家的褒奖,实属难得。

中国古典写意绘画独特空间之大体与独特之图式,已在常秀峰心中立定法度,并成为他日后留学印度变通异域写生之用的根基。

常秀峰 《挤乳图》 1948年

常秀峰 《劳作》 1947年

中西融合之论,是在西方文化‘先进’的冲击和压迫下,中国绘画一种被动的回应。清末,已有美术留学生,去日本、欧洲。当时艺术界的年轻人多向往去欧美学习,常秀峰却去了印度国际大学。常秀峰说,“这是徐悲鸿老师指点的,他曾去过印度写生习画,说那里是希腊、埃及、波斯、印度与中国文化的交汇地,可看到艺术上的血缘关系,希望我像唐玄奘一样‘取艺术之经’,于是我就到印度去了。” 说起徐悲鸿,常秀峰有很多感动。“他是一位大教育家,非常重视人才,傅抱石就是他发现并筹资留学日本的。他对寒门学子非常爱惜,学习木刻的古元要去延安,他竭尽全力让他成行。在艺术上,悲鸿讲究线条,说亚洲的艺术除了线条没有别的。他改进了教学,不要求学生画石膏像和模特儿,而是把大自然中的风光和生活中的人直接画出来。这是印度的绘画方式,他去过那里,后来建议我到印度取艺术之经。”常秀峰说,“走的时候,南京政府不给办护照,是通过傅抱石和陈树人两位老师’走后门’才成行的”。

1946年,常秀峰获南京国民政府审查合格,留学印度国际大学。1949年前,美术类赴印度留学唯有常秀峰一人。常秀峰留学印度国际大学,可算美术类留学生中的第三代。

常秀峰 《印度舞蹈》

常秀峰 《摹印度古画》 1947年

印度的近世美术受到西洋的影响,“印度艺术的折衷法中吸取西洋画法,并使之印度画,运用浓淡晕染表现实在感,同时对人物、动物的表现注重其生命感,现实感”。常秀峰潜心艺苑,追踪古贤, 1947年,常秀峰到国际大学艺术学院报到,师从有“印度的齐白石”之称的艺术大师南德拉鲍斯(NADLA BOSE)博士,获其亲授。常秀峰对印度现代民族复兴派及古典袖珍书派充满兴趣,对印度的艺术教学也感新鲜。常秀峰记述:“在中国,我们对着石膏像和模特儿画来画去,而印度艺术家说模特儿就是现实中的人和景。”常秀峰说,“总之我们的绘画课都是在城镇、田野上,理论课也在树林里上,时时闻到泥土的气息。”

常秀峰回忆:“ 1947年夏末,自入学国际大学不久,吾师南德拉鲍斯首次命余临摹一幅印度古画,观其技法构图,既有我国宋画遗意,亦有埃及波斯风味盖为印度莫卧儿王朝遗珍也。”

常秀峰 《王舍城之秋》

常秀峰 《现代艺术之命运》 1947年

1939年至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办展览宣传抗日。1945年,常任侠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因召秀峰前往研习印度各派艺术,常氏叔侄二人先后走入印度,与印度文化交集的个案,将成为中印绘画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8年春天,张大千赴印度举办书画展,常秀峰充当翻译并尽助力。同时,与张大千举行国画联展。时人对其书法、绘画、雕刻作品,评价极高,既保存中国传统艺术之精华,又蕴藏印度艺术传统之神髓。

常秀峰以中国写意绘画大体为统摄,创建“白描异卉”、“天竺异韵”、“异域图真”的现代画家个体图式,这批作品将成为近现代中印美术交流史上,珍贵的绘画遗存,为中印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交流、发展做出贡献。

1948年常秀峰在泰戈尔寓邸前

常任侠常秀峰往来书信

“远逝异国,昔人所悲”,与侄共休戚者四十年,不知何日再见,能不喟感……

——叔任俠1981.3.5夜灯

1981年常任侠先生忍着腿痛在灯下为即将远行的侄儿回信,写下以上文字。休戚一词《辞海》释义为“喜乐和忧虑,幸福与祸患”。信中所言之“侄”名常秀峰,即常秀峰。

“二常”几十年来交往的近百封书信多为常任侠复常秀峰的信件,而常秀峰致常任侠的信件留存不多,仅有常秀峰写信时的草稿和誊写的复件。近百封书信中,最早的一封为1942年,最晚为1993年,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书信内容丰富、信息庞杂,上达国家大事、华侨工作,下含家庭生活、个人情感,大致可分类为:1.常任侠一直以来在常秀锋文艺学习道路上的指导和引荐;2.二人诗画艺术创作的相互交流与分享,其间可见诸多常任侠的艺术观点与主张;3.生活上的相互帮助、精神上的相互慰籍与鼓励,特别是在困难时期的相互扶持,对双方妻儿子女的相互照顾等等。从这些往来信件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叔侄俩“共休戚”之复杂感情:他们不仅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更是师徒、朋友、知音、难友、诗友……他们在生活上相互帮持,在精神上相互慰籍,在半个多世纪里刻写了充满交集的生命轨迹。

常任侠先生印度时期自作诗

细读书信内容可知,研究常秀峰的从艺道路必定绕不开其叔父常任侠。在常秀峰从艺道路甚至于人生道路的重要节点上,都有叔父常任侠关心、帮助、建议和鼓励。虽然现存最早的这封信是写于1942年,但“二常”互通信札亦必定早于此。早在1936年常秀峰于怀远中学毕业,就受到当时日本留学归来的叔父鼓励“科学和卫国两不误”,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考取中央航空机校甲种机械科。常秀峰出版的《问心堂》诗集中有《从军并序》一则:

一九三六年夏中学修业完即去南京考航空机校,任侠叔得悉后亲来看我,并云:航空是最新科学,对我颇多鼓励,翌年芦沟桥事变即遂校逃难。

绳其祖武志,投笔从戎时。持危与扶颠,舍我又其谁?

1937年秋学校转入成都。1939年学校将常秀峰从成都调入新疆伊宁接受培训,正义的个性与进步的思想惹怒了军阀盛世才的警察,常秀峰遭到逮捕,后被空军训练总队保释。1940年他被解押回成都,在空军轰炸总队当地勤机械师。1941年由于不堪压迫,重病住院。期间,他听到关于叔父常任侠在中央大学当教授的消息,从医院逃出成都,在著名画家沈逸千的帮助下,抵达乐山乌尤寺。为躲避国民党空军发布的通缉令,改名为秀峰,取“袖风”之意。此时本想皈依佛门的常秀峰得乌尤寺的方丈果谦法师规劝,并送上去往重庆的木船。《问心堂》诗集有《江上夜泊》一首记录如下:

一九四零年余在难中与画家沈逸千相识,蒙伊相助,遂由成都乘木舟去重庆寻任侠叔,舟次嘉定遇雨夜泊江上。

风雨晚来急,九岳倏忽昏,涛声随岸转,渔火贴波明。

今夜潮初涨,明朝柳更新,谁知江上客,碌碌因风尘。

常任侠致常秀峰信札

常任侠致常秀峰信札

“愿你努力习画,将来为新中国建设。”这是常任侠回国之时对侄儿的鼓励与期望。常秀峰谨记在心,他跟随老师南德拉·鲍斯学习印度文化,临摹印度壁画、细密画,并结合自己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融会贯通地进行写生与创作。常任侠在给常秀峰的个人画展前言不仅详细介绍了常秀峰的艺术道路,并且对其创作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素悉其所成就,工力既深,博通诸艺,创造发扬,逐臻超妙”。

“黄荃花鸟画,你要临模,可以留你处临模,此画艺术高妙,纵非五代时的黄荃,也一定是元明间的高手,观其气韵,一望而知。……”(1973.7.1)

“曾见你用梁楷的李白像,画图过于草率,不像人样,我实在不喜欢。不管他是名人画的。你可参合李翰林集卷首的一张,画个正面的,一定比梁楷好。”(1980年)

常任侠致常秀峰信札

常任侠先生写给常秀峰先生的书信中诸如以上内容的建议很多,这不仅是常任侠先生对侄儿的指导,其中也包含着侠公的艺术主张与观点。

“我对艺术史和印度史地文化的研究也不想放弃,将来见面时,再同你谈。研究印度艺术的这部分材料,将来就可交你用,这些书籍得之不易,所以必须运去。”(1970年)

在这最艰难的时期,侠公将最重要的关于印度艺术的研究材料,还有自己收藏的各类珍贵文物都托付给最信任的贤侄,常秀峰也极尽可能的为叔父的事情积极奔走,真可谓是患难见真情。

常任侠曾出版《红百合》诗集,其中可以看到《玉笛赠秀峰》《为秀峰侄题砚铭》等为贤侄所写之诗,常秀峰先生的《问心堂》诗集亦有不少关于叔父的诗,这些诗都可以与叔侄二人的往来书信对应起来,而其中一些出版过的诗词手稿就夹在书信之中,可以看到叔侄俩在诗词方面的亲密交流。1996年常任侠先生于北京离世,常秀峰含泪作五言长诗《任侠叔父碑铭》刻于墓碑之上永远与叔父同在,足见叔侄二人感情之特殊。

1957年,常任侠在印度新德里国际佛教艺术展览会中与冯友兰、巨赞、赵朴初等合影

展览现场

(本文“近现代中印美术交流史上珍贵的绘画遗存”段落摘编自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原安徽大学教授刘继潮撰写的《传统绘画之体与异域写生之用的融合——常秀峰寻求中国画现代化路径的解读》一文,“常任侠常秀峰往来书信”段落摘编自深圳美术馆李原原所写《共休戚 互慰藉——读常任侠常秀峰往来书信有感》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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