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初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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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8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从东南沿海长驱直入,枪口直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了防止陷入被“一锅端”的被动局面,南京政府一方面故作抵抗姿态,另一方面急忙进行政权的战略转移——迁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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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有不少城市可做迁都备选,为何蒋介石最终却选定了重庆呢?九省通衢的武汉,西北内陆的西安,以及有高原做屏障的昆明、贵阳,还有“南国之都”的广州,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其实,这些城市当时也曾作为考虑对象,但最终都被一一否决了:

武汉虽是重镇,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但当时已经处于日军炮火的覆盖范围,绝非安居之所;西安虽说地处西北内陆,是三秦宝地,但向东隔着一道黄河与日军对峙,向北不远与延安红色政权相对望,也不是一个理想之地;贵阳、昆明,虽说有崇山峻岭阻隔,便于防御自保,但是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山高路陡同样制约自身交通往来,绝非上策之选;而广州濒临南海,日军舰队极易从海上攻占,也不利于固守。

因此,选择一个交通便利,又易守难攻的城市做“陪都”,只能将目标锁定在西南腹地的四川盆地了,其实,选择四川,并不是蒋介石在危机关头的临时决定,而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筹划了。

早在1935年中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就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转向四川。当时蒋介石声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由此可见,面对退守拒敌的“陪都”选址问题,蒋介石其实早已心里有底了。

而作为四川盆地的两大重镇——成都和重庆,经过一番利弊权衡,最终还是选定在重庆。有人说,为什么不选成都呢?成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基础相对而言更好啊!

其实,成都虽然也位于四川盆地,但当时成都的交通却非常不便,它既无畅通东西的公路、铁路线,也没有依托大江大河的便利水运条件,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无疑于增加了搬迁运输的难度,在时间效率上大打折扣。

更何况,成都当时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大本营,虽然之前蒋介石一直很器重刘湘,让他主政四川,刘湘表面上也服从中央,但私下里却是拥兵自重,俨然一个 “四川王”。一旦中央政府入主成都,为了争夺对四川的控制权,刘湘难说就不会与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威胁到蒋的统治和人身安全。这对于疑心过重的蒋介石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再看重庆,各方面却有着显著的优势:

首先,看重庆的位置与地形地貌。重庆恰处于中国的“腹心”之地,是中国东、西部的结合点和枢纽,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等群山环抱,易守难攻,有很好的战略纵深。面对这样的天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几乎无法进入,海军也将受阻于三峡咽喉,而空军进入需要长线跋涉,以当时日军的轰炸机攻击里程,如果仅从华中进击,几乎无法到达。

其次,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长江穿境而过,贯通西南腹地与东南沿海地区,具有绝佳的航运优势,既有利于沿海地区政府机关、工厂、学校以及人员物资的大规模迁移,又利于大后方的兵源物资向前方运送。

第三,经济条件。四川盆地自古就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物阜民丰,无论是国民生计,还是兵源物资,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及时补给。而且重庆的商业环境和经济基础在当时都已有完备雏形,是个适合长足发展的中心城市。

此外,在气候方面,作为有名的“雾都”,重庆一年之中将近四个月都处于云雾笼罩中,在面对日军空袭时,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天然屏障,还有利于借此进行城市建设。

综合各方面考虑,其实重庆在当时实属不二之选。

1940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将重庆定为首都。由此,重庆由一个西南工业重镇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同时,日军利用新型轰炸机对重庆持续五年的“战略轰炸”,让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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