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1944年西北局关于群众组织的讨论

subtitle 澎湃新闻11-19 10:37

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曾经围绕着群众组织问题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关于群众团体,在乡区到底要不要?不要。在县里可以摆一个真正同群众有联系的人。”表达了收缩群众组织的明确信号。中共强调群众路线,群众组织是实践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为何高岗会提出在乡区取消群众组织的建议,而且这个建议一度在延安占据上风,是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仔细追索抗战以来群众组织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群众组织的具体目标不断变更,从帮助创建、发展根据地到稳固、扩大根据地再到转入生产,总体看,随着中共控制力的加强,群众组织的作用呈递减趋势,1944年的讨论实际是抗战以来中共群众组织功能逐渐演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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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北局革命纪念馆领袖群雕

一、发展需要下的群众组织

抗战初期中共的群众运动,指向的直接目标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政权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结,服务于建设根据地、抵抗日本侵略这一首要任务。晋冀豫区委1939年初发出的文件提出宏大计划:“全区至本年‘五卅’应组织群众实数达三百万左近,培养干部百分之一,约二万至三万左近,注意培植群众领袖。动员群众参加各抗日部队至少二万至三万。”

发动群众被赋予如许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共对建立群众组织、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极为重视,群众组织的建立必须真正体现群众的意愿。这一时期,为充分发动群众,中共强调要“纠正忽视群众工作,只为自己的便利而作群众工作,及从上而下强迫的统治的组织及发动民众的方式”。群众组织的自主性得到高度重视。当然,在中共的运作体系中,党组织向来具有压倒性的地位,尽管对展开自觉的群众运动以真正彰显群众力量抱有期待,但具体运行过程中,党组织包办群众运动的案例仍屡见不鲜,按照中共事后的评判:“在群众初步发动时,即建立了庞大的党,把所有积极分子(不是阶级觉悟的分子),都吸收进了党,根本忽视群众组织。这样就使得党降低了自己的水平,成为群众团体。群众团体则由官办到党办,根本无独立性。”

在一个向来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政党内,批评群众组织没有独立性,显示这一时期中共的确重视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统一战线给了中共运用群众组织寻求广大发展的空间,这样的机会绝不会轻易放过。抗战初期中共的群众组织,除了在中共控制区域得到发展外,还扩展到整个的大后方地区,特别是中共有可能延伸发展的地区。在河南西华县,通过“行政权力的帮助”,群众组织发展相当迅速:“全县3000民众,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姐妹团等。……该县4个区长3个是同志,一区长及其县长均同情我们。”

对于中共尽力发动群众组织扩展自己力量的做法,当时报告分析得十分精当:“国民党统治表面上很严厉,但是因为它统治本身的散漫与混乱,所以,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它不许我们做,但我们做了它也不管,并且还想借我们力量以自重。”群众运动的这种统一战线特征,尤其体现在青年运动上。青年具有热情和冲动,投身青年运动者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庭背景较为厚实,容易组织、运动,且波及面广,易于收到效果:“先组织青年团体,经过它来开创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因为,他们可以有地位来创立地方的上层统一战线,同时也有地位来做下层工农工作。”根据1938年秋朱理治的报告,仅河南一省,“在我们领导之下的青年组织已有74个(游击区除外),有1.7万多会员,其中44个团体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包括有1万多会员。……他们一面能够帮助地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一面掩蔽下层工农工作,他们自己每每即成为当地地方长官抗日工作的最忠实的帮助者。”

1939年后,由于国共关系恶化,在大后方通过群众组织发展力量的路径遭到限制,此后的群众运动基本收缩到根据地内部。和初期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根据地都以扩张力量为主不同,1939年后的群众运动开始注重质的提高,更加注意建立群众性的各级组织。1939年,晋冀豫区“全区有组织的群众130多万人。内有工救的会员17万多人,农救的会员82.3万多人,青救的会员11.2万多人,妇救的会员l0万多人”。大部分群众已经纳入群众组织当中,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种种问题,比如“群众组织生活大部分都没健全起来,只是工会的小组有十几县可以开小组会,农会没有一县能做到,青救仅是沁源还可以办到,妇女各县都不成”,但正如报告说到的:“各群众组织区级以上的则能经常地开会、讨论工作、执行工作。”群众起码已经初步组织起来,打下了进一步提高、改造的基础。

中共西北局革命纪念馆群众文艺演出

二、党与群众

中共革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能不能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革命,是中共判断自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群众路线就是这一革命理念下的产物。中共革命同时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党是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党领导群众,党又要依靠群众,就中共的革命理论言,这样的思路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当年的历史实际运行中,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不可能像后来逻辑表述中显示的那样清楚,理顺党、群包括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也不是一蹴而就。

抗战初中期,为了实现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在党的基础和影响不够深入的地区,党常以群众组织面目出现,比如晋冀豫区党委就公开要求:“支部同志应须都到群众组织与群众武装里去,一般同志到农会与自卫队游击小组中去,青年同志到青救去,妇女同志到妇救去,在里边遵守群众组织的纪律,积极活动,以自己的模范去影响与领导别人,同时还必须特别注意掌握村政权。”中共中央颁发的相关文件中也要求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防止包办代替。

当中共以规模扩张为首要追求时,发挥各种力量的积极性通常会占据思考的首要位置,其他顾虑暂时会被放到一边。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共也绝不会忽视保持党的领导,如下的反映仍是中共始终在意的问题:“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群众团体的帽子戴在党的头上”,“马虎了党的面目,减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作为一个紧绷控制和效率之弦的政党,中共的话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张力,可以从多个角度予以理解,关于党的影响被削弱的批评,起码可以有如下几个层面的解读:一是中共对党的领导的高度重视,任何有可能影响党的领导的苗头,都会引起高度警惕,所谓群众组织减弱党的影响,不一定就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更多是一个自省意识及行动力极强的政党的防微杜渐。二是中共政策上的灵活性和原则性的内在一致。有时候党的暂时隐身,本身只是政策需要,当之前的政策退场时,为了给执行者一个解释,简便的做法是用批评的方式加以清理,这样做简易直截,容易弃旧迎新,达到党希望的目标。三是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的确十分复杂,党需要通过群众组织掌握群众,但是群众组织一旦被赋予一定的独立性,就会呈现自身的生长惯性和利益诉求,如当时文件谈到的:“有些同志不明白政府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认为地区是我们开辟的,先来者居上。”这虽不一定和党的领导发生冲突,却难免不在党的意旨的贯彻上产生若干滞碍,形成所谓弱化现象。

深一层看,中共对群众组织定义的不明确,本身也是革命体制不断摸索的产物。在党的领导大框架下,如何建立集中而有效的组织架构,有一个实践中左右摇摆、不断探索的过程:“有些地方群众团体变成政府的附属机关,一切都靠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开一个会也得政府下公事[文],失掉了独立性与自动性”;也有群众团体自以为“政府是老大,我们是老二”,把自己当作群众的管理者,形成特殊的利益群体。

群众组织利益特殊化是中共十分警惕的,群众组织应该也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其独立性只是表现为党领导下,为避免陷于官僚化,可以拥有多大的独立决策和活动的空间,这种独立性是技术上的,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在于,这种原则和技术上的独立性并不那么容易区分,随着党和政权控制力的不断增强,对于一些干部来说,与其艰难地区分这种独立性,不如干脆取消这种独立性,1944年延安的讨论,某种程度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思路。

中共西北局革命纪念馆展示边区农村投豆子选举

三、群众组织何去何从?

1944年延安发生围绕着群众组织何去何从的讨论,涉及的关键问题是群众组织应如何定位,与党的关系如何。其中,胡乔木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在群众未掌权之先,我们是用种种方法把要造反的老百姓团结起来,工、农、青、妇按照他们的要求和适应他们的方式去团结他们。……老百姓起来掌握政权之后就起了变化了,工、青、妇团体发生恐慌,就没有事情做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造反的任务已完成,现在是要建设,在我们根据地有个问题,我们建设要靠大家都参加一份,群众团体不能成为显著的单位。在边区,无论什么群众运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无论合作社,纺织都是如此。这种单位我们应巩固它,做什么都是家庭。”弱化群众团体,强调家庭作为群众运动的原子单位,这是对群众组织意义认知的重要变化。之所以如此,胡乔木进一步的逻辑是:“今天民主政府已建立起来了,工农已得到领导权了,以后是工农共同建设根据地,是否按照工、农、青、妇本身各个特殊要求把他们分别组织起来呢?这按形式逻辑看很好,但事实上这不是个好方法,在根据里[地]要单独成立一个团体不适当。”

从强调群众团体到强调家庭,这里面的变化逻辑胡乔木自己讲得很清楚,就是环境的不同,革命时期,需要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力量;建设时期,需要稳定,家庭就是最现成的天然稳定单位。以家庭为基础贯彻政策,无须在党和普通民众之间多一个群众团体,造成叠床架屋。

对胡乔木等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老资格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邓发的发言指出:“我们的党是群众的党,党员是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不就是阶级,何况群众不是一个阶级呢!还有农民呢,党不能代替一切,正因这样,—切有[由]党代替那样不好,我们党员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非党群众,党领导群众,还要经过群众组[织],比如工会,你不能说有支部就不要工会了。”在邓发看来,群众组织不仅仅是个名义,群众自身的权力应该得到保障,“还有领导各方面的,群众应该经过群众团体。”

不过,邓发的意见明显是少数,1944年这场讨论中,多数参与者都从各方面阐述取消至少是精简群众组织的合理性。有人提出:“妇女、青年、工会,到底搞什么工作?我的意见就是帮助搞党的工作、政府工作。如果你用群众的形式、群众的面目搞工作,强调特殊性、独立性,根本吃不开,你就是搞生产自给,搞教育,这些搞好了,群众工作也做了。”即便说保留群众组织的也只是强调其边缘效用:“一方面是便于收集材料研究材料,一方面是对外的关系的问题。对外号召把群众团体取消了也不好。”

无论是讨论的议题,还是讨论的进程,刘少奇对这次讨论都起到主导作用。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有一个很长的讲话,代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刘少奇认为:“在我们陕北这样的根据地里头,群众运动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我想这是不成问题。我们这里完全是新环境,政权是群众自己的,有的地区分过土地,有的地区进行过减租减息,今天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什么东西呢?主要的是经济与文化两方面。”刘少奇不否认群众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但认为任务应有改变,他说:“区、县、乡群众组织形式是不是要?我看小学校、医务所、合作社,有这三个就可以。”学校、医务所,与其说是群众组织,不如说是服务单位。当群众组织的功能限缩到这样的范围时,群众组织的意义和功能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组织和权力通常都联系在一起,群众组织的生成、发展,和革命斗争及争取权力并辔而行,刘少奇之所以认为应该淡化群众组织,关键在于他觉得群众组织的任务不应再是争取权力:“在我们根据地里这样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也没有讲过,我们老早讲了一些也不对头。我们在理论上翻,也找不出来办法,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了很多年还没有想完备。……在陕甘宁边区分配过土地以后,减租以后,在这里又不打仗,群众团体的分工和他的任务是应该有些不同。”刘少奇的思路和胡乔木大同小异:既然根据地的权力已经掌握在党的手里,群众组织就不应再充当群众利益的代表,而应该成为服务群众的组织,成为群众生产运动的组织者:“我看群众团体要搞经济,搞文化,还要调节人民中间的纠纷,反映下层的情况,反对官僚主义,要做这几件事。”

四、毛泽东的不在场介入

这场关于群众组织的讨论,毛泽东一直没有正面发声。不过,1944年8月,毛泽东给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一封信,实际可代表他对这场争论的真实态度。毛泽东的信是针对《解放日报》关于家庭改造的文章而发。1944年8月9日,《解放日报》报道襄垣县李来成家实行家庭改造,家庭内部民主化,精细分工,努力节约,建立分红奖励制度。关于新式家庭的报道某种程度可视为对胡乔木等提出的以家庭为原子单位的呼应。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呼吁建立根据地新式家庭,视之为“农村社会健全的细胞”。随后,解放日报社写出社论草稿,送交毛泽东审核,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正是对社论草稿的回应。

毛泽东在信中一开始就明确表态:“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如果不知道之前的争论,很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强调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的联系。显然,毛泽东不能完全同意以家庭作为社会原子细胞的这一面,因为在他看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尽管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也是个注重现实的革命领袖,但是,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的革命目标,不能因为与现实妥协而放弃。这也就是他强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对于毛泽东而言,家庭这个话题,还有着特殊的意义。毛泽东成长的五四新文化时代,家庭革命蔚为风气,被传统中国塑造的以几世同堂为理想的典型旧家庭,充斥着尊卑、等级、虚饰和勾心斗角,为接触新事物的中国人所难以容忍。这样的经历,会让毛泽东在二十来年后的信中仍然强调:“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家庭革命的内核实际是个人自由,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针对的是传统中国的家长制,也就是后来中共表述的个性不得伸张的封建家庭制度。毛泽东在信的末尾特意加了一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权力下探毕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底色,这一点,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绝对不会忽略。正因此,他强调:“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不仅仅是帮助中共推动革命的助力,更是中共革命的内在要求,群众运动是群众行使并实现自己权力的必由之路。显然,毛泽东对以家庭作为新社会的原子单位投了反对票,他要求群众走出家庭,还看到了未来社会的走出乡村需要,在毛泽东这里,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既是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革命实践的目标。

不过,尽管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强烈表达了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和群众组织的维护,对五四家庭革命要求及个性解放的坚持,但是,又不能说胡乔木等提出的家庭原子论就是自作主张。在中共的群众组织功能认知体系下,当党已经掌握根据地实际权力时,群众组织的功用如何发挥,的确是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1944年7月,毛泽东致电几大根据地,询问十项问题,其中就包括:“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从毛泽东问询的逻辑看,他对群众组织此时应有的功能和刘少奇等的思路是相通的,同样赞成在群众组织完成其斗争功能后,将重心转向生产和服务。毛泽东的周密之处在于,他终究不能同意仅仅把群众组织当作革命技术的一部分,而是对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始终抱有高度期待。不过,对于群众自觉性应该如何发挥,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整的预案,也在摸索的过程之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事后的叙述中通常都环环相扣,现实的革命道路却并不那么容易把控,常常会在理念和策略间张力尽显。作为理论和策略兼具的政治大师,毛泽东尽可能地在理念和策略间努力保持平衡,不让某一种趋向突破限界,他对1944年关于群众组织这场争论的微妙介入也可作如是观。

由于毛泽东在场而又不在场的干预,1944年这场争论的结果,群众组织并未被取消,而且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群众组织很快又成为中共革命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1949年后,群众组织也曾一度成为历史风云中的主导者。其间可以看到领导者思路的微妙差别,也可看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群众及群众组织在中共革命中始终具有的张力。这让群众组织的定位既服从于现实需要,又在意识形态的沉浮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

(本文首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原题《群众组织有什么用?——1944年的一场争论》,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已经作者删改,原文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作者:黄道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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