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看不见的阴影:海盗与黑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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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大西洋的故事》,经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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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按照法律的规定,是指“在公海上,从合法所有者手中夺取船只所有权或控制权的人”——自人类航海以来,就一直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肆虐。海盗存在已久,已经深植于民间故事之中:骷髅旗、眼罩、肩上的鹦鹉、可怖的刀疤,或许还有一条木腿或铁钩做的假手——还有像走木板这样残忍但“恰切”的惩罚方式——所有这些素材都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形象,就像海盗不过是些喜欢挺着肚子去酒吧的城里人一样。只有当人们知道海盗们更常用的惩罚更为残忍

后,他们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才会消退。

被海盗船袭击是非常恐怖的经历。这种情节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在西风平稳的吹拂下,货船正满载着财宝或货物,穿过温暖平静的蓝色海水,自顾自笨重地往东航进着——突然,地平线上冒出了一组船帆,一艘小的单桅帆船迅速驶入眼帘。远远看去,那船似乎飘着友邦的旗帜;等它近在眼前或者能呼喊相闻时,

它就升起了全黑的旗子,或是骷髅旗,这是人尽皆知的海盗旗。接着,单桅帆船靠了过来,上面的船员冲着商船船头鸣枪示意,或者向船帆开枪,把帆打破。然后它猛地转个大弯,弄得自己的船帆在桅杆上猎猎作响。受害者的船只没了动力,速度就会慢了下来,接着被迫降下已经毁坏的帆布,完全停了下来。然后几把抓钩扔了上来并被抓紧,两船的船壁刚一碰上,几十个全副武装、凶神恶煞的年轻人就一拥而上,翻过了船舷栏杆。

他们挥舞着弯刀、长剑和短斧,砍向任何稍有不从或反抗的人。一些海盗把船员们召集起来,开始拷问他们,痛打、捅刺,常常还会残忍处死他们——在一次著名事件中,他们把一个水手的双脚钉在甲板上,用藤杖狠狠地抽他,然后杀害他,最后把尸体丢进海里喂鲨鱼。其他海盗则在货舱和客舱里翻找,搜寻任何值钱或有价值的东西。船上可能有黄金,肯定还有枪和火药,如果有技术不错的船员,可能还会被强迫或被说服而加入海盗。然后,他们临走之前给乘客们再来一顿回马枪式的猛烈攻击,接着全部挤回自己的船上,松开缆绳,扬长而去,很快就消失在地平线上,任由劫后余生的船员和乘客逃走求救或修船。

大西洋海盗的黄金时代——这里的海盗不仅包括加勒比海上那些“正牌”海盗,还包括有一些私掠船,也就是由国家支持的武装匪船,可以代表该国攻击敌国的船只——只持续了75年,即1650年到1725年。拜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等作家所赐,臭名昭著的大海盗的恶行进入了流行读物之中——包括在卡罗来纳附近的浅水海域活动的“黑胡子”(Blackbread),即爱德华·蒂奇(Edward Teach);或者“基德船长” (Captain Kidd)和西印度群岛的“印花布杰克”(Calico Jack);又或在西非水域肆虐的“黑巴特”(Black Bart)巴塞洛缪·罗伯茨(Bartholomew Roberts);还有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他早年做海盗,后来得到赦免,成了英国的私掠船战术家,此人具备颇为传奇的高超的海战技巧,富有先见之明,后来被任命为牙买加总督——他们全都成了大众熟知的著名人物。作家们也捧红了少数女海盗,最出名的要数玛丽·里德(Mary Read)和安妮·邦尼(Anne Bonny),她们都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后来在同一艘海盗船上干活而偶然相遇,却发现彼此都是异性恋。

后来,玛丽·里德和安妮·邦尼被捕获,由于她们宣称自己有孕在身,从而逃过了死刑。男人们就没有这样的“优待”了:随着大西洋和西印度群岛的海军巡察舰清扫了越来越多的海盗,随着人们受够了他们的抢掠,随着海盗用暴行自掘坟墓,越来越多的恶人被抓回英格兰,很多人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

被抓来的海盗要在伦敦海事法庭受审;如果被判有罪——大部分都有罪——就会被带到沃平的泰晤士河岸,在涨潮和退潮之间的泥泞的河岸边一个专用绞刑架上行刑。基德船长1701年就是在这里被绞死的,这就是所谓的“绝命码头”;按照惯例,行刑官给他看了判决,上面说他的尸体将一直留在绞刑架上,直到经过三次潮涨潮落,直到“你死得透透的”。然后再被取下来,涂上柏油以驱散海鸟,然后用铁链吊在蒂尔伯里(Tilbury)的泰晤士河畔。这是在杀鸡儆猴,警告其他的水手,谁敢在船上挂起骷髅旗,将来就是这个下场。

惩罚并不会立即见效——毕竟,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海道上有太多的财富。但是,到18世纪初,皇家海军和海事法庭联合,决心共同铲除海患。到1725年,海盗作恶的情况就慢慢减少了,尽管直到1830年,最后一批海盗才在绝命码头上被绞死,而大西洋海盗的故事在18世纪晚期逐渐变得越来越浪漫奇特,但海上的现实生活却变得越来越规范,受到了法律法规的约束。

尤其是英国,一直站在镇压海盗活动的最前线。但还有一桩罪恶,比海盗更阴险、更可怕。英国一桩著名的海盗审判案件,不是在伦敦的海事法庭而是在西非的一个偏僻之地偷偷摸摸举行的。这起案件偶然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种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罪行。这是公海上的诅咒,后来成了最严加管制的罪行,并最终被废除。但这曾经是海洋货运史上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如今它留下的记忆让整个世界感到伤痛和羞耻,那就是不正当的跨洋奴隶贸易。

这次审判后来被称为“对黑巴特手下的审判”,发生在1722年,在一桩令人生畏的宏伟的纯白色建筑中举行。该建筑位于悬崖绝顶之上,至今仍屹立在加纳首都的西边,就是著名的海岸角城堡(Cape Coast Castle)。最初是热爱冒险的瑞典人在名为“奥瓜”(Oguaa)的海边村庄附近建了一栋木房子,作为黄金、象牙和木材贸易的中心;后来它落入了另一股出人意料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势力——丹麦人的手中;然后,1644年,英国人占据了这里,他们对殖民西

非一直有持久的殖民利益,此后300年一直抓住黄金海岸不放——加纳那时被称为“黄金海岸”。一开始——也就是审判海盗的时候——这座城堡成了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地区总部。这家公司是英国的一家私营企业,被英国政府授予了从撒哈拉到开普敦、全长2500英里的大西洋海岸线上垄断奴隶贸易的“千年”权限。

尽管它的垄断在1750年就结束了,但奴隶贸易却又继续了60年,英国的殖民统治则继续了200年。英国人将这座城堡变成了今天这栋气势雄伟的建筑——它声名显赫,修缮良好,吸引了大批游客,包括很多对这段历史抱有强烈兴趣的非裔美国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2009年携家人到此参观,亲眼看了并体验了这件如今最能集中体现奴隶贸易罪恶的实物。它的外貌更加强了这地方可怕的名声:尽管海岸角城堡是贝宁湾现存三座奴隶堡垒中最小的一座,但它的设计却是最简朴又可怕的。它还有一扇臭名昭著的“不归门”,当年成千上万悲惨的非洲男男女女甚至孩子,就是带着镣铐枷锁从这扇门里走过,登上横跨大西洋的轮船的。此后,通过中央航道,最终能在险恶旅途中生存下来的少数人,被带到了美国东部和加勒比拥挤的奴隶收容所。

在这次审判中,海盗和奴隶贸易在某种程度上纠缠在了一起,这引起了遥远英国公众的注意。案件涉及大西洋上最恶名昭彰、生财有道的海盗之一:巴塞洛缪·罗伯茨。这个威尔士人死后被称为“黑巴特”而广为人知。他曾经在一艘奴隶船“公主”号上担任三副。1719年,“公主”号在加纳海岸附近被两艘海盗船袭击了,海盗船长也是威尔士人。他们便这样攀上了关系;罗伯茨加入了其中一队海盗,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劫持并洗劫了不少于470艘商船,成为大西洋历史上最成功的海盗之一,哪怕是他的死敌也对他又恨又佩服。

他的运气终究有用尽的一天:当他又一次在加纳海岸附近成功劫掠了一艘运奴船后疾驶时,皇家海军一支由HMS“海燕”号领导的抗击海盗巡逻队将他诱骗入战斗,罗伯茨因颈部被霰弹击中而丧命。三艘海盗船上的268人被抓到“海燕”号及伴舰上带走,关进了海岸角城堡的地牢中等待引起轰动的审判。

在英格兰本土,这些海盗的命运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因为俘虏中有187名白人,全都被指控为海盗,还有77名非洲黑人,是从被劫的奴隶船上夺来的“战利品”。白人之中,有19名因作战负伤而在审判前就死亡了,另外有54名被判海盗罪,被吊在城堡的城墙上的大炮上被绞死,有20名被判在殖民地的非洲监狱中长期服刑,其余17名则被送回伦敦,关押在监狱里。

77名非洲黑人奴隶本是海盗行动的无辜受害者,却没有得到任何宽大处理。他们被送回了城堡地牢中,再一次被迫带上镣铐枷锁,重新走过不归门,又登上了一艘奴隶船,被第二次带上横跨大西洋的旅程。这一次他们没有碰到海盗,被送到了海岸城市的奴隶市场,加入了殖民美洲不断增长的奴隶大军。如果真有所谓不可思议的不公之事,这就能算一件。

尽管当时的很多思想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公众舆论的方向开始转变,但在18世纪初,不管在英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仍有很多官方力量和知识分子支持奴隶贸易。一些有文化的奴隶贸易主还大言不惭地抬出亚里士多德,说就连他这种大人物在2000年前也写过,“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些人就注定要服从,另一些人则注定要统治”。尽管一些批评家指出,奴隶贸易要求“人们必须把自己的同类当做动物来对待”,但教会和政府都仍然把奴隶制当作人类行为无可厚

非的一部分,当作事物的自然规律。例如,18世纪一位教士约翰·牛顿(John Newton),称得上是德高望重——而且博学多才:《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及其他很多经典圣诗就是他创作的——他早年就把奴隶贸易干得风生水起,而且对此心安理得,按照《英国国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上的说法:那时,“当他的人类货物在甲板下过得水深火热的时候,他却在甲板上安然祷告”。因此,奴隶贸易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而是一桩财源滚滚的好生意。

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之间,共有1100万非洲人被西跨大西洋运往美洲。其中有300万是英国船只运送的,奴隶贩子来自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伦敦,以及兰开斯特(Lancaster)和怀特黑文(Whitehaven)等西岸小港口[可以与其比肩的法国奴隶港口有翁弗勒尔(Honfleur)、勒阿弗尔及最大的南特]。英国的所有机构——从英国皇室到英国教会——都从这桩生意里分得了红利。不光是拿钱冒险、支持奴贩子的少数贵族阶层,英国的每一个人在使用糖、烟草、朗姆酒等普通商品时,也都从奴隶贸易中获了益。这并不只是一桩奇怪的罪恶:这还是一

桩奇怪得无所不在的罪恶。

所谓的三角贸易就是,把商品从英国运往非洲港口或像海岸角那种奴隶城堡,然后把奴隶从这些港口经中央航道运往美洲的奴隶仓库,接着,把船上清空并打扫一番,再装上新世界的货物返回英国。

奴隶船各式各样,有叫“斯诺”(snows)的二桅或三桅的小帆船,也有一种三桅横帆船——现在听来这样称呼可能有些奇怪,但当时这种船的官方命名就叫 “船”。奴隶船船长们就用这些船,满载着货物从英国出发。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到达西非港口,用船上的英国货物进行变换,按照他们的委托书上说的“换来尽量多的可卖的奴隶”。大多数船上的员工都是邋里邋遢的登徒子在岸边酒馆里拉来的一些醉醺醺、被劝说来的年轻海员。等货物都塞上船以后,船只就扬帆起航,开往非洲。他们带了各种各样可以出售的东西,包括步枪、毡帽、铁刀、铜桶、火药、棉花、打火石等。1790年,有一艘从布里斯托尔开出的名为“朝圣者”号的船上还有些更加奇怪货物清单,比如“1大箱东印度的货物、4箱喇叭、12箱白棉布、2大桶朗姆酒、15打瓶装酒”。马恩岛上一名成功的(虽然是个独眼)奴隶贩子,修·克罗(Hugh Crow),总是先在鹿特丹和泽西岛上停留一下,再买些酒(比英国的酒便宜),当作给非洲奴隶贩子的货物——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酒。

大多数船只南下时都走法国人所谓的“小路”(la petite route),经由加那利和佛得角群岛,然后转向大陆方向,沿着大体向东的非洲海岸前进。他们先换了货物,一般都换一些非常普通的东西——铁条、铜条、布料——这是他们购买奴隶时的原始货币。这种货币的价值——铁条看起来很像楼梯毯压条——很多年里一直很稳定:18世界中叶,在塞内加尔河买一个男奴要70根铁条;女奴要贵一些,根据牛顿教士保存的一本著名记录所说,就算是一个“嘴长得不好”的女奴也要63根铁条,另外有一个女奴要“86根铁条的高价”。(为方便读者换算,这里说一下,一袋两磅的火药可以换一根铁条。)

然后,船上装满了这些铁条和布料以后,英国的船长要么去皇家非洲公司经营的奴隶城堡,购买官方认可、售价规范的奴隶,要么放下成见,去更有竞争力的(后来在商业上也更成功的)河流上游的奴隶市场去买黑人,不管男人女人,还是最适合去大洋彼岸干活的年轻男孩,那里都可以买到。

不管这些不幸的人是从河边买来的,还是从黄金海岸的城堡和其他奴隶市场的不归门里走出来的,都统统被赶上了在外等候的船。接下来,他们被贴上商标——经常是贴代表“约克公爵”的首字母“DY”——两人一组,一人的左脚左腕和另一人的右脚右腕铐在一起,然后被带到甲板下的储物区。奴隶贩子很希望他们能度过跨洋中的劫难——这并非出于同情,而是出于自己生意上的考虑。

正常情况下——有相关法律规定——贩卖奴隶的商人可以按照船的载重带奴隶,每吨载重可以带两个奴隶,后来略有增加,可以每三吨载重带五个奴隶,207吨封顶;之后每增加一吨载重,可以多带一个奴隶。一艘500吨载重的船可以带360个以上的奴隶——为了提高商业效率,奴隶们像紧密堆叠的木材一样挤在一起,躺在头顶空间不超过30英寸的架子上。即使是在海面平静、气温凉爽的时候,这样的生活条件也是无法忍受的;在天气炎热、波涛汹涌的时候——这在为期8周的航行中十分常见——就更是极其不可忍受。卫生条件非常恶劣,更不存

在什么隐私。安全就是一切:他们受到严密的监视和看管,任何暴动反抗的企图都会被残酷镇压。奴隶们一天能吃两顿饭——甘薯、大米、大麦、玉米和船员饼干一锅乱炖煮成的糊糊,丝毫不能引起食欲——为了预防坏血病(因为在和美国与加勒比的奴隶进口商人签的合同上,明确规定了运来的奴隶必须身体健康),还要让他们用酸橙汁或食醋漱口。奴隶们还要“跳舞”——把他们拉到甲板上锻炼身体,戴着镣铐随着旋律尽力跳动。船员们则手拿皮鞭,站在一旁,确保每个人都动得一样起劲,并保持肌肉依然强壮有型。

奴隶主的残暴一直是出了名的——男人备受凌虐,女人则会惨遭性侵,生病的奴隶会被丢到海里(只要是被投保了船舶保险就行)。下面这篇文章可以说明当时这些人类货物致命的生存条件。它来自利物浦的奴隶船上一个名叫艾萨克·帕克(Isaac Parker)的船员给英国下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证据,讲述了他的长官——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船长的故事。这艘载重56吨的船上有90名奴隶,都是从冈比亚的一座城堡里买来的,将被运往南卡罗来纳。

这个孩子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当时这个孩子发脾气不肯吃东西……船长就一把抓起孩子,用九尾鞭抽他。你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其他情况吗?记得;孩子脚肿了;船长想让厨师烧点热水,看看能不能消肿,厨师就烧了。然后船长让孩子把脚放进水里。厨师把手指头伸进水里试了试,说:“长官,太烫了。”船长说:“别管‘它’,把脚放进去。”孩子的脚就被烫脱了皮,脚指甲也脱落了,后来用很希望他们能度过跨洋中的劫难——这并非出于同情,而是出于自己生意上的考虑。正常情况下——有相关法律规定——贩卖奴隶的商人可以按照船的载重带奴隶,每吨载重可以带两个奴隶,后来略有增加,可以每三吨载重带五个奴隶,207吨封顶;之后每增加一吨载重,可以多带一个奴隶。一艘500吨载重的船可以带360个以上的奴隶——为了提高商业效率,奴隶们像紧密堆叠的木材一样挤在一起,躺在头顶空间不超过30英寸的架子上。即使是在海面平静、气温凉爽的时候,这样的生活条件也是无法忍受的;在天气炎热、波涛汹涌的时候——这在为期8周的航行中十分常见——就更是极其不可忍受。卫生条件非常恶劣,更不存在什么隐私。安全就是一切:他们受到严密的监视和看管,任何暴动反抗的企图都会被残酷镇压。奴隶们一天能吃两顿饭——甘薯、大米、大麦、玉米和船员饼干一锅乱炖煮成的糊糊,丝毫不能引起食欲——为了预防坏血病(因为在和美国与加勒比的奴隶进口商人签的合同上,明确规定了运来的奴隶必须身体健康),还要让他们用酸橙汁或食醋漱口。奴隶们还要“跳舞”——把他们拉到甲板上锻炼身体,戴着镣铐随着旋律尽力跳动。船员们则手拿皮鞭,站在一旁,确保每个

人都动得一样起劲,并保持肌肉依然强壮有型。奴隶主的残暴一直是出了名的——男人备受凌虐,女人则会惨遭性侵,生病的奴隶会被丢到海里(只要是被投保了船舶保险就行)。下面这篇文章可以说明当时这些人类货物致命的生存条件。它来自利物浦的奴隶船上一个名叫艾萨克·帕克(Isaac Parker)的船员给英国下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证据,讲述了他的长官——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船长的故事。这艘载重56吨的船上有90名奴隶,都是从冈比亚的一座城堡里买来的,将被运往南卡罗来纳。这个孩子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当时这个孩子发脾气不肯吃东西……船长就一把抓起孩子,用九尾鞭抽他。你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其他情况吗?记得;孩子脚肿了;船长想让厨师烧点热水,看看能不能消肿,厨师就烧了。然后船长让孩子把脚放进水里。厨师把手指头伸进水里试了试,说:“长官,太烫了。”船长说:“别管‘它’,把脚放进去。”孩子的脚就被烫脱了皮,脚指甲也脱落了,后来用橄榄油和布把脚包起来;我自己把脚涂了油裹上了布。下午做弥撒的时候把他放在后甲板上,给了他一些吃的,但是他不肯吃。船长又抓着孩子抽了一顿,说:“我非让你吃不可。”接下来四五天做弥撒的时候都这样,孩子不肯吃东西,他就抽打孩子。他用绳子在孩子的脖子上挂了一串芒果,有28或20英寸长,十二三磅

重。他最后一次抓着孩子抽打他的时候,松手让孩子掉了下来,说:“我非得要你吃,不然我就弄死你。”过了三刻钟,孩子就死了。他不让后甲板上的人把孩子丢到海里,而是让孩子的母亲去丢。她不肯,我觉得他应该是用鞭子抽了她,不过不能肯定;但我肯定他是用什么办法打她了,就因为她不肯把孩子丢进海里。最后他逼她抱起了孩子,她怀里抱着孩子,走到船边上,把脑袋扭向一边,

因为她不愿意看着孩子脱手,然后把孩子扔下去了。她看起来非常难过,一连哭

了几小时。

帕克说的是否完全属实,我们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份记录是1790年英国议会的官方文件,帕克所说的这个孩子年龄非常小,几乎是

个幼儿。

离开西非大约50天后,美洲的海岸就将映入眼帘。三角航路的第二段就结束了。大多数奴隶是之前就已经在合同上说好了的,按照奴隶主的命令,把他们带到某个岛上的分配中心——比如巴巴多斯(Barbados)或牙买加——或者去大陆的奴隶港口,比如诺福克或查尔斯顿,进入“调味料营”(seasoning camp)。如果奴隶主幸运的话,美洲的奴隶主不仅能清仓买下所有的人——把他们当作货物成批买进,之后再在市场上一个一个按零售价卖出——而且还能安排一些货物装到空船上运回去。有时可能要拍卖,要么在船上,要么在码头上。

有时,奴隶们可能还要经受最后一次侮辱,即所谓的抢奴隶。等待购买的商人们先会被告知船上每个奴隶的售价,然后信号一响,一般来说是一声鼓声,他们就冲上船去,像在百货商店大减价时疯抢的暴民一样,疯了似地在惊恐的男女奴隶进行挑选。奴隶们这时仍然戴着脚镣,已经被集中在后甲板上。难免会有一个商人要了丈夫,另一个要了妻子,其他人瓜分了孩子,一家人就这样天各一方。

然后,船又要准备起航了。船上用醋和碱液彻底打扫了一遍,过去几周里挤满了黑人的架子上如今被塞满烟草、毛皮或殖民地生产的产品挤得满满当当。几周以后,人们就会在船头左航方向看到金赛尔角(Head of Kinsale),再过一两天,就见到了默西河(Mersey)或埃文河(Avon)边的灯塔,这一次漫长的罪恶之旅就终于结束了。船员们又能和妻儿团聚,又能在陆地上行走,去教堂祷告了。至于那些“货物”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良心难安,但对其他人而言只是些例行公事的不快——就会被抛诸脑后,直到下一次出海。

多年来,奴隶贩子总是根除不尽,而且他们非常狡猾——最著名的手段就是购买葡萄牙贩奴船的股份,因为直到1869年,里斯本一直承认非洲殖民地奴隶贸易的合法性,并一直从安哥拉向巴西贩送奴隶,直到1831年巴西禁止了这项贸易。但经过多年的斗争,皇家海军西非舰队终于占到了上风;尽管大家都不愿意去这支驻扎在朴茨茅斯的庞大舰队服役——主要是由于那里的热带疾病太可怕,很多海员因此丧命——但是,到19世纪中叶,这支被称作“预防舰队”的舰队还是截获了1600艘奴隶船,解救了15万名奴隶。最后两艘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船

是美国的“流浪者”号和“克洛蒂尔德”号,分别在1858年和1859年成功穿越了层层警戒和拦截。最后到达的这艘奴隶船上幸存的最后一名奴隶名叫克鲁多·刘易斯(Cudjoe Lewis)。1935年,这位来自贝宁的94岁老人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Mobile)郊区去世,就此彻底终结了跨洋贩奴贸易的历史。这段历史从16世纪初,由佛罗里达的法国人和弗吉尼亚的英国人开始,延续了400多年。

但是,作为结尾,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有一个美国白人横跨大西洋后,成了非洲海岸的一名奴隶,从反方向上为过度实行的贩奴贸易提供了一个历史镜像。

这个白人叫詹姆斯·赖利(James Riley),是康涅狄格州一个农民的儿子,是美国商船“商业”号的船主。这艘船1815年从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出发,去北非进行贸易。8月,他在试图去佛得角群岛的时候,被风吹得偏离了航线,进入加那利群岛海域,并在大雾中迷了路,于是停靠在博哈多尔角附近的一处礁 石边——就是差不多400年前,吉尔·埃阿尼什完成著名的“对过”的那个海角。他和船员们被撒哈拉的游牧民擒获,变成了奴隶,被迫在沙漠里跋涉几个星期,

饿得半死,并不得不喝骆驼尿。

最终,他用了自己全部的聪明和狡猾,而实际上只是靠着天大的运气,将一封信送到了英国驻索维拉领事威廉·威尔希尔(William Willshire)的手中,告知了自己的困境。他和他的阿拉伯主人在南撒哈拉的沙漠中一路向北,经过一番痛苦的旅程之后,终于走到了海滨城市索维拉。在领事向俘虏他的阿拉伯人付了920美元和两把双筒猎枪的赎金后,他终于被解救了。威尔希尔还赎回了和赖利船长一起的四名船员的自由——他形容自己见到这5个人时的样子:“骨瘦如柴,在单薄而恐怖的皮囊里,一副白色的骨头架子几乎透明。”

恢复体力后——这番磨难让他的体重从17英石掉到了6英石——赖利就被送回了康涅狄格州,回到了妻子和5个孩子身边,并立即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经历——《美国商船“商业”号失踪的真实记录》(An Authentic Narrative of the Lossof the American BrigCommerce 。该书于1817年出版,卖出了100多万册——而且由于它头一次将所有美国人耳熟能详的非洲奴隶的故事翻了个个儿,所以变成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直到1859年一直在不断重印,先后共计至少23个版本。就连亚伯拉罕·林肯年轻时也读过这本书:他后来说,除了《圣经》和《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就属这本书对他影响最大。赖利自己也积极投身废奴运动。几年后,一些富有爱心的美国殖民者在他第一次沉船附近的非洲大西洋海岸上建立了利比里亚,赖利也大力帮助安置解放后的奴隶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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