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诸臣误我",真的是甩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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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锦州,关乎明朝国运的宁锦大战一触即发。面对如此紧急时刻,崇祯帝连忙在平台开会,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本来这会议,是探讨如何增兵添饷,谁知礼部右侍郎蒋德璟却一番话雷倒全场:“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一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以蒋德璟的观点,只要崇祯帝能够恢复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卫所制度,大明朝的军事实力,转眼就能刷刷涨。可且不论这个观点,放在明末根本不现实。放在辽东大战火烧眉毛的当时,也分明是在胡乱带跑偏节奏。可对这么一个“乱带节奏”的大臣,一向坏脾气的崇祯帝,这次却是相当沉得住气,非但没发火,还把蒋德璟当场一顿夸奖。

因为在此之前的十三年里,崇祯帝已经见识了太多官员“不靠谱”的表现。“乱带节奏”的蒋德璟,都是其中靠谱之人。

当时的官员,有多不靠谱?早在崇祯帝登基伊始,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给崇祯做了个恐怖统计:此时大明朝,全国各级官职,都能明码标价,总督巡抚级别的官职,五六千两银子可以搞到,道台知府级别的官职,两三千两银子也能拿下。就连国子监的监生资格,都能花钱买。每次考察官员,不准备四五千两白银休想过关,七品的芝麻官县令,公认“行贿之首”,一切都是金钱开路。

韩一良这番开炮后不久,工部又给崇祯帝上了一课:工部招商采办,拨出白银一千两,发到承办的商户手里,竟只剩了三四百两。其他的钱,全被各级官员们层层吃光。抓出来的三个小蛀虫,崇祯帝扔下严旨要查办,谁知把清正廉洁挂嘴边的内阁与科道众臣,竟纷纷妙笔生花,想着法子求情。监察御史陈良训更轻描淡写说:“果是从来旧规”。这层层扒皮,早就是老规矩了,皇上您这么较真,我们以后还怎么“扒”?

如此“扒皮”成风,理论上肩负“监督”重任的明朝言官们,为什么都不发声?当时的言官们,早就落了另一个诨名:抹布——自己脏得一坨,恶臭还往别人身上抹。

明朝言官有多“脏”?可以看看西北民变初期的小事,当陕西的农民军杀进山西,大明北方局势危急时,京中的山西籍给事中裴君赐就发出神论,疾呼陕西的官员们立刻行动,把进入山西的农民军弄回到陕西去。似乎在裴大人眼里,这已成燎原烈火的农民起义,就是乱跑的牛羊,想怎么撵就怎么撵。国家危难至此,扯皮都还扯到这么秀下限。

而在日常表现里,明末言官们的行为,那更经常连“抹布”都不如,常见的套路,就是趋炎附势。明朝设立言官,原本是为“以小制大”,小言官监督一二品高官,可到了崇祯年间,满嘴仁义道德的言官们,却是谁权大往谁家奔。往往是崇祯刚任命了阁臣,言官们就立刻往人家家里奔,以至于阁臣家里人满为患,来晚了的言官们,只能在人家家门口台阶上喝茶干等。“卖身”都卖的如此难看。

就算是挤不进阁臣家门的言官,放在崇祯年间,也是各有发财的道道。有些言官摇身一变,成了卖官的“经纪人”。比如户科给事中杨枝起,身为户科言官,却成天混迹在吏部,只要有人想买官,就为之来回牵线,手里正义凛然的奏折,也是明码标价卖,既吃介绍费又收“稿费”,忙的不亦乐乎。

这样的言官,操行可想而知,顶着“精英”的名头,翻脸往往赛过翻书。兵科给事中曾应麟,原本是崇祯宠臣杨嗣昌的心腹,平日里吹捧杨嗣昌,那真是花样百出。待到杨嗣昌捅了大篓子,在惊惧中一命呜呼后,却又是这曾给事中摇身一变,给杨嗣昌总结出多条大罪,高声疾呼把杨嗣昌开棺剖尸,翻脸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曾任河南巡抚的崇祯年间名臣范景文,更形象总结了当时明朝的腐败:凡是敢贪污的官员,都是有才的官员,他们不但能贪,更是能送,所以“必有墙壁可倚者”,关键是还能造舆论,越贪污越舍得花钱买通言官,借着这些“监督者”之口,打造自己的“名臣”形象。所以这种人“得钱既多,又复好官自我”。充斥在晚明官场的,尽是这些不倒翁。

基层的文官烂透了,武将也好不到哪去。就以明朝装备最精良,名号最响亮的“京营”来说,以兵部左侍郎吴甡的揭露:京营账面上好几万人,平时基本没人,每次遇到校阅检查,都是找来北京街头上卖菜的摊贩凑数,看上去兵甲鲜亮,其实就为骗一份军饷。待到有战事打响时,京营的出征士兵,基本都是北京街头的地痞流氓。他们和军官沆瀣一气,军官们趁机吃空饷,地痞流氓们打着“京营”名号打家劫舍,各发各的财。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京营为何一击即溃,活活把北京城让给了农民军。

文武如此,高层更是不堪。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从居庸关入寇,为了翻阅居庸关天险,清军八旗爬了三天,却没遇到丁点抵抗——明朝蓟辽总督吴阿衡,这三天里正在密云给镇守太监邓希诏做寿。墙子岭总兵吴国俊也带着一群兵将跑来大吃大喝。喝得烂醉如泥时,清军前锋抵达密云,把这群人一口气剁成了烂泥。

崇祯在位十七年里,类似的剧本,无论对内剿农民军,或是对外抗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上演,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时,崇祯帝再度召集官员商议,却连蒋德璟这样雷翻全场的人物都没有。大臣们或是沉默不语,或是卷包袱跑路,以至于“大小车辆络绎而出国门”。每次召对过后,无助的崇祯,也都是痛哭而回,一直哭到北京城破,上吊煤山。

以这意义说,那一声“诸臣误我”,还真不是崇祯甩锅,却是这位亡国之君,多么痛的领悟。亦值得多少以史为鉴的后来人,反复的领悟。

参考资料:《明史》《明季北略》、樊树志《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 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 、蔡明伦:《崇祯朝言官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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