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江湖里的光明顶之战

subtitle 历史研习社11-07 01:30 跟贴 40 条

1959年,中研院院长胡适的办公桌前很不太平。

院内的几位学术大佬吴相湘、王德昭指责同事郭廷以和他领导的近史所“尸位素餐,不做研究”,而姚从吾、李济等人,则拿出了一份成立咨询委员会的提案,目标所指,正是中研院近代史所获得的一笔福特基金会的巨额学术资助,前后两期,金额高达40万美元。

六大门派集结完毕,聚在光明顶下,只待一声号令。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想要围攻光明顶剿灭明教,必须得划分正邪,找好理由。姚从吾、李济等人以为,这笔学术资助对象应该是整个台湾的历史学界,不应该被郭廷以领导的近代史所独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近史所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那是因为背后有中研院来背书,近史所作为一个二级研究机构,不能独吞经费,要将经费的管理权提到院一级来“统筹”,学术资助应该让整个历史学界受益,光大学术共同体。

郭廷以则认为,这笔巨款是自己辛苦争取来的,理应谁争取谁获益,怎么能平白无故分给中研院的其他院所,尤其是史语所?这不是明火执仗抢劫吗?他百般抗辩,都被咨询委员会否决,学术界同仁摆明是要分吃福特基金会这笔巨款。

郭廷以何许人也,为何会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又为何会引起学术界各大派系大佬联手围攻?

01、江湖里的南北之分

对于熟悉民国学术掌故的人来说,郭廷以是个陌生的名字。

就连胡适一开始也发懵。1955年,中研院要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推荐担任近史所筹备主任的人正是郭廷以,而胡适只知道他没有留过学,英语也不好。在中研院内做历史研究,已经有了蜚声世界的史语所,现在偏偏又成立一个近史所,难免遭到史语所同行的质疑。

胡适坦言,“我与济之及史语所同人最顾忌的一点,是筹备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取得史语所多数工作者的支持与合作,那是最不幸的事情。”也就是说,近史所的成立搞不好就是与史语所分庭抗礼,担任近史所负责人的,必须要获得史语所方面的支持。

另胡适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近史所所长的人选,非但不是史语所出身,更是安排了一个敌对学术派系的郭廷以人来担任。

郭廷以

当年的民国学术圈,存在着“北大”与“南高”(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学人的学派之分,北大一派因为有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师生的互相扶持,显赫一时,几乎垄断了民国学术的话语权。南方的“南高”一系,核心成员有柳诒徽、郑鹤声等,名声远逊于“北大”派,而郭廷以在高考时没考北大,而考了国立东南大学,受业于柳诒徵,一不小心进入了“南高”派,影响一生。

郭廷以在“南高”派中俨然是接班人的角色,来台之前,已经担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主任。1947年,大陆的学者们纷纷面临“

南渡北归

”的问题。台湾岛内资源有限,大陆几十家顶尖高校的学者汇聚一堂,也就顾不得原来的派系纷争,能安排个教职就不错了。

02、时代的机遇

二战结束后,学术界的发展潮流也有所调整。对于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于二战后亚洲格局剧变的原因,需要历史学界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原来的史语所长期由傅斯年执掌,胡适、顾颉刚、李济等人内外应和,学术旨趣偏向于古代,而忽视近代。

50年代的“中研院”延续了民国历史学术圈的鄙视传统。搞古代史的看不起搞近代史的。“北大”派的史语所所长李济就认为近代史不是门学科,顶多算“史语所”下面的一个组,怎么能平起平坐?

但是,时任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决定在史语所之外,另设一个专门研究近代史历史的机构,并独具慧眼选中了郭廷以。

朱家骅是否有意在台湾历史学界搞派系平衡,不得而知,只是这个选择却有识人之能。筹建近史所无疑白手起家,郭廷以要在史语所的压力之下,短时间内让近史所步入正轨,必须要有大的动作。

郭廷以曾经担任过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深知筹备一个学术机构,最重要的无外乎学术资料、经费与人才。他悄无声息地“动用”自己在学术界、政界的人脉关系,一手将近史所拉起来。

03、档案材料

抛开民国学术界“南北之争”的门户之见,这客观上和民国历史研究特别重视史料的传统有关。反对近史所的李济认为你们搞近代史,没有史料又得不出可靠的结论,算什么“所”?那个时候搞近代史,由于好多资料没有解封,一些人也就借二手资料说话,客观上造成了信服度不强的结果。

面对这个问题,郭廷以接任近代史所以后,除了大量购进相关图书以外,就在思考能不能把国民党政府不要的一批晚清档案搞到手,让近代史也能够“用事实说话”,灭灭那帮“北大派”的威风。

恰好台湾“外交部”有一批放在仓库保存的晚清至民国的档案。为了尽快把资料搞到,郭先生通过自己的学生、当时的国民党要员李焕、潘振球(二人曾是郭的学生)和蒋经国的关系,与“外交部”部长几经交涉,终于搞到了这批包括晚清总理衙门、外务部和1926年以前北京政府的档案。几年之后这些档案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教务教案档》、《海防档》等。整理并出版的资料也慢慢地增加了近代史所在“中研院”中的影响力。

04、福特基金会的大生意

无论是民国还是现代,有经费才是王道。

那时候经费太紧张,做学术的人都盼着上头拨下来经费。借着台北大学图书馆做办公室的近史所研究员们,心情也是一样的。

50年代恰逢美国学术界兴起研究民国史的热潮。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一些教授看中了近史所的一些档案,非常想和近史所交流。郭先生心想交流就得给经费呀,台湾现在是艰难时刻,我们给你们研究便利,你们也得改善一下研究环境呀。郭先生便顺水推舟,联系了自己在这两个大学任教的好朋友韦慕庭、费正清,让他们可以给近代史所提供一笔基金。

费正清觉得郭的想法不错,加上二人在学术圈关系不错,于是通过福特基金给了近史所加起来4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着实让“史语所”的“北大派”们酸了一把。正是利用这笔资金,郭先生大量地购买绝版书籍的微缩卷(胶片)和美国国会文书和购置了一批外交档案,扩充了档案储备。

要知道档案这个东西买到了就是赚到了。当年郭廷以买的档案已经不知道涨了多少倍的价格。可以说,福特基金让近史所在资料上有了很大的话语权,杀了一下“史语所”的威风;同时他利用这笔钱积极让研究员出去留学、深造,获得严谨地学术训练,为近史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员(张玉法、张朋园、苏云峰、黄福庆等)。

也正是因为这笔资金,引发了开篇一幕的口水战。

对于这笔基金怎么用,在“中研院”内部起了很大的争议。本来在建立史语所的时候,“中研院”史语所的一帮“北大派”就不服气,他们觉得郭廷以不是北大出身,不是自家人,而且也没有留过洋,怎么能让他当所长!

老郭听到后,一气之下就给胡适写了一封辞职信。

本来知识分子写辞职信一般只是表达一下自己情绪,只要领导退还就完事儿了。但胡适就是没有退这封信,这让老郭面子上挂不住。后来还是在台湾的好朋友韦慕庭教授写信给胡适,说这笔钱是给老郭用来搞近代史研究的,要是他辞职了,这笔钱也没有了。

胡适最后才把辞职信还给了老郭,还写了一封信宽慰他。

05、打响口述史料的品牌

和“史语所”那帮天天看着地下文物,地上文字的人相比,近代史有一个他们也羡慕的优势,那便是采访历史人物。想想要是“史语所”那帮人能采访秦始皇,那得有多骄傲呀。

1949年以后,一批经历过近代风风雨雨历史的人物很多都去了台湾。要是能采访到这些人那么记录下来的文字肯定会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但就是因为刚刚经历这些风风雨雨,其中又有很多是被抨击和质疑的事件,所以有的人对口述是讳莫如深。那怎么让他们开口讲述呢?还是人脉。

郭先生这时候用起来自己早年参加北伐时所积累的人脉关系来了。比如他和胡宗南的关系特别好,摆个饭局、两三杯酒下肚,哪个不“把酒言欢”?一下子把关系打点的妥妥的,顺利采访了许多胡宗南系派的人物。后来的白崇禧、万耀煌、龚浩、杨森等人的口述计划也是郭先生打点好关系,进行口述的。

千万别小看这个口述史计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也一直想进行中国重要历史人物的口述访问,但苦于政治的因素不方便开展。郭廷以领导的近史所,刚好有条件相互支持,共同完成一项庞大的口述史整理项目。

着眼于对当时台湾党、政、军、外交、交通、财经、学术各界名流作为采访对象,共计70余人,其中以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或各地军阀,如桂系、西北军有深厚渊源的将领居多,郭廷以领导的近史所不仅获得了第一手的鲜活口述史资料,丰富了近代史研究的基础,更由此在台湾地区党政军及社会各界打响了招牌,获得了知名度。

06、祸起萧墙,被学生捅刀

整理60年代,郭廷以对于中研院院内的学派之争、经费之争疲于应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学生李毓澍甚至向“立法院”举报,称郭廷以向海外出卖档案。

本来,福特基金会又不是做慈善,资助郭廷以的近史所做研究,还是希望获得一些资料、出一些成果,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这事被学界一些觊觎“福特基金”已久的学者来说,刚好成了再次扳倒郭廷以的证据。

这次有了郭廷以自己的学生助阵,祸起萧墙,里应外合,腹背受敌。随着两岸局势日益紧张,郭廷以的对头们故意把福特基金、费正清等美国的力量,说成是海峡对岸暗中培植的“势力”,郭廷以涉嫌秘密通共。

一顶又黑又沉的帽子,扣在了郭廷以头上。学术内部的派系之争,因为钱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这回还有意攀扯到政治上,非要置对手于死地不可。

而郭廷以的压力不止于此,研究中国近代史大陆才是舞台。郭廷以为了扩充研究资料,从香港采购了大批的大陆书刊,不料却触犯了台湾当局敏感的神经,被“安全部门”给扣住了。郭廷以的一些学生也因为做研究,而被台湾当局请去“喝茶”,警告学者注意学术研究的边界。

凡此种种,罗织罪名,莫须有也足以杀人。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时候,多亏明教上下一心,才能够抵挡得住外敌进攻。而郭廷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仅强敌环伺,更有门派内的人背后一刀,奈何奈何?

知识分子的内斗已经让人心力憔悴,还时时刻刻受到政治压力,郭廷以一怒之下辞掉了近史所所长的职务,先后在几所名校申请经费,从事自己的研究。直到1971年12月,他才向近史所申请退休,1975年客死他乡。

这本是中国学术史上不起眼的一个小片段,大时代的学者们往往有别人看不到的艰辛。

一张平静的书桌,说起来近在眼前,想想似乎远在天边。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打开网易新闻,阅读体验更佳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