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古代中原帝国的反草原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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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个相互依存而时常对立的不同产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的关系始终非常微妙。除了部分特殊时期,双方的碰撞就是东亚大规模战乱的主线任务。因此,不同的中原帝国在应付北方顽敌时,也需要有一个非常曲折的学习过程。

通过时长千年的试炼,大一统王朝的抵制草原手段就可以被大致归为三类:全面出击、柔性瓦解和硬扛到底。有的王朝会将这些手段全部使用,其余的帝国则可能只会执行其中的某个单项。

1、汉帝国的蓝图

汉朝为后世提供了全部的策略选择

作为首个与草原发生大规模对抗的帝国,汉朝对后世中原文明的启示意义非常重要。因此此前的先秦诸侯只需要各行其是,短暂的秦朝也没有遇到足够份量的对手。唯有汉朝在内部不断挤压先秦的封建老传统,并在外部杠上了同样扩张起来的匈奴势力。

由于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供参考,汉朝在初期曾尝试复刻往日赵国的边境反击战模式。意图就是以单次战役的大规模杀伤,给游牧部族造成长时间的伤害。然而,匈奴屹然成长为整个草原牧区的权力核心,也就有足够的资源给这种模式划上句号。因此,西汉在白登之围过后,就被迫向匈奴纳贡并施行和亲。基于恢复国力的文景时代,也始终没有思想准备去突破战国时代的古老策略。

白登之围预示着先秦冲突模式的过时

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的横空出世让局面出现了根本性转变。通过编户齐民制度积累的大量财富,让他觉得有能力做出些前无古人的事情。随即,规模浩大而持续时间极长的汉匈战争拉开大幕。西汉通过堆砌大量资源、改革边境军事架构和不断招降纳叛的方式,获得了公元前124年的漠南之战。但汉帝国的体量优势和汉武帝本人的野心欲望,还是趋势这场冲突继续以各种形式存在下去。

今人反观这段历史,往往将主线放在汉军的数次出关决战,而忽略了帝国当时的核心思维。无论胜负几许,牧区决战都能让汉朝这边蒙受很大损失,所以武帝推广的是集合军事、外交和经济于一体的全面出击战略。例如不断派兵攻取河西走廊,并向两个方向不断遣使加以影响,以便从根本上瓦解匈奴势力的国际化生产空间。张骞的开通西域之旅,就是帝国战略意志的风向标。虽然没能拉拢乐不思蜀的大月氏,却意外结交到乌孙这样的西域地方强权。这对汉朝后来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影响力,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汉武帝就是全面出击战略的坚定支持者

落实到军事层面,汉军在获得漠南后就重点经营西部战区。一方面通过河西走廊向外扩散驻军,同时也定期尝试对匈奴单于的王庭实施斩首。至于被很多后人视为耻辱的和亲手段,在汉朝宫廷看来也不过是常规操作。只要能将匈奴的西域产业基地拉拢过来,耗费点子女玉帛都不在话下。不少西域土邦就在这个阶段迎来了和亲公主,并逐步从匈奴麾下倒向长安方面。汉武帝也不忘继续挥军西征大宛,尝试将帝国的影响了继续输出,也北面的匈奴几乎并驾齐驱。最终,匈奴就因天灾人祸而生产水平大跌,不得不在长期消耗中损失惨重。

作为配套措施,汉朝也始终不忘策反草原势力内部的事实力量,并辅以对其依赖度逐步增高的其他西域邦国。许多因各种源于内迁的贵族,会成为汉朝“逆郡县化”的小型封侯,用自己的骑兵技术换得栖身之地。当然,这就开启了后来匈奴南下的先河。但汉武帝也非常清楚,用匈奴人是他击败匈奴势力的最快方法。透过执政生涯后期的大宛惨胜和再战漠北失败,逐渐意识到任何帝国都一个扩张极限。以至于当有人提议用间谍刺杀匈奴单于,也被汉武帝以不光彩的名义否决。

联姻与结盟是汉朝策略转变的重要步骤

2、唐朝的柔性瓦解

北魏帝国的六镇兵变 就与北方草原帝国有密切联系

如果说汉朝是中原帝国时代的投石问路,那么相隔近千年的唐朝无疑就成熟许多。在他们正式成为帝国的主人之前,已经历了汉朝编户齐民制度崩溃所引起了漫长连锁反应。其结果远不止黄巾起义和三国鼎立,也让中原地区的资源被透支大半,对草原地区的体量优势降至最低。

例如由南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无疑是日后隋唐两朝的帝国胚子。但他们不仅需要应付划江而治的南朝势力,也必须面对草原上重新出现的柔然集团。草原依然是那个形散神聚的多事之地,但中原已不复往日的天之骄子豪情。结果,北魏需要以庞大的六镇军事组织加以提防,并在后来酿成动摇根基的六镇兵变。在万般无奈中,他们还得向柔然借兵参与平叛。

新的柔然势力 让北魏帝国也坐立不安

稍后,东西两魏正式成型,并让柔然的战略地位飙升。在损失作为军事核心的六镇主力后,长安与邺城的宫廷都害怕对方获得草原帝国的支持。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表示出服软迹象,并将草原视为不能招惹的交涉对象。实力更弱的西魏,就为了皇帝迎娶柔然公主而废黜原皇后。结果,公主本人因难产而病死,长安宫廷也以处死前皇后的方式平息柔然骑兵的兴师问罪。一直到这个草原帝国毁灭前夕,双方都在卖力争取讨好他们。

公元555年,柔然被更加可怕的突厥所攻灭,北方草原的形式又比过去更加严峻。利用这个动荡的窗口期,北周与北齐也相继取代东西两魏,接过了争相讨好北方强邻的尴尬游戏。由于突厥人的冶铁技术发达,就成为了双方采购武器的重要对象。包括战马等军事资源,也有相当部分需要从突厥手中获得。结果,当然是突厥成为周齐争霸的执牛耳者。北周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换来迎娶突厥公主的机会。但转头就意识到北齐也与突厥有战略合作上的默契。每当邺的势力有被直接倾覆的危险,突厥军队就会停止协助北周。但若长安宫廷希望保持和平,也不能不服从突厥人的继续进攻指令。

北周与北齐的争霸 大部分时候都受到突厥操纵

不过,这个阶段的中原外交水平还是比两汉有着提高。相比更多吃先秦老本的刘氏,宇文家族与高家都生活在一个离不开草原帝国协助的年代。鲜卑文化的草场起源,也帮助他们更方便与蒙古高原的对象进行接触。这种文化层面的接近,终于催生出中原王朝的柔性削弱战略。当隋朝重新一统江山,就开始以联姻方式进行渗透和激化突厥内部矛盾。只是因为王朝在隋炀帝手里毁于一旦,才让这个战略被形式所阻断。

公元7世纪初的隋末群雄争霸中,在太原起兵的李家就非常明白突厥人的意义。因为他们无力对抗能制造大量攻城武器的草原骑兵,也架不住其他英雄好汉们的争相献媚和巴结。结果,突厥人反而在中原地区有了更强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为恭顺的李家保驾护航。这个阶段的高潮,还是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突厥人以宗主形象南下,干涉陷入自己人火拼的长安局势。自小生活在这类背景下的李世民,不得不亲自跑去赔笑。后人只看到他的全程隐忍和一时的卑躬屈膝,却没有意识到李世民所具备的国际外交素养。因为汉朝皇帝就不可能熟悉草原的口音,但天策卫上将却能与对方无障碍交谈。这其实也让突厥人感到李唐是可以理解的外交对象,有继续保留而不是严加防范的必要。

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 也引来突厥干涉

结果,唐朝方面不仅加精聚集资源和练兵,还施展柔性手段进行各类渗透。例如非常常见的和亲政策,就可以在逐步分化的突厥贵族内部释放枕头风。每次和亲或外交防务的“赏赐”,又都是扩大盟友队伍的银弹外交。恰逢当时的突厥阿史那家族已大体分为两派,在众多小部落首领的簇拥下勾心斗角。唐朝皇帝就很容易用金钱让他们失去对自己的注意,并暗中策动一些消极抵抗者,为后来的斩首式远征奠定基础。每当突厥内部有人提出不利于唐朝的言论,也势必受到拿李家恩惠的贵族反对。像薛延陀、铁勒等反突厥的小势力,也早早就与长安取得联系。

当然,唐朝从未有过汉武帝时的荡平草原理想。相反,因为其外交军事专家都熟悉牧区,所以懂得如何借他人成果去充实自己的府库。李世民不断派往高句丽作战的远征大军,就少不了投奔麾下的突厥军官。那些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也透过突厥的带路来到内地,活跃起原本较为凋敝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太原、长安、洛阳或扬州,都以最短时间走出南北朝阴霾,跻身为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城市。唐朝军队也吸纳着突厥技术,甚至可以用从撒马尔罕进口的牛角制作高性能复合弓。

中亚粟特壁画上的李世民形象

公元8世纪时,唐朝在中亚的拓展就有突厥协助的因素。在遭到阿拉伯帝国的对抗前后,是突厥人而不是本地的粟特贵族,成为唐军作战行军的最大帮手。尤其是北朝残存的骑兵贵族文化凋零,让唐军更加多的以大量步兵出阵。突厥人的军事意义就因此而变得非常必要。后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也让李家必须从草原上的回鹘人处借兵,从而更加依赖草原地区的军事技艺输出。

至于经济层面的问题,也存在突厥国际流动性优势被容易忽略的情况。唐朝原则上以大运河为中枢,从东南各地汲取粮食赋税,但却离不开国际资金来盘活自己的有限市场。鉴于粟特人的缓慢衰落与突厥人依旧监听,就不难理解长安宫廷的“草原依赖症”。即便是在皇权日落西山的王朝后期,还有更新的沙陀突厥横空出世。其功绩之大,都让皇室将其首领抬入了本家贵族世袭。后来李存勖等人的后唐国号,就是居于这个法理因素而成立的。

源自突厥的沙陀 竟成为唐朝的最后正统

3、宋明的必然硬扛到底

宋朝处于一个全面的退缩状态

经历过唐朝的风风雨雨和五代的局势多变,新的北宋王朝在中原大地重建起帝国世袭。很多文臣士大夫都痛心疾首于前朝的过于倚重草原,却选择性的无视自己都没能力拿回一个幽州。但正是这种利益熏心的拨乱反正,注定了宋朝军队很难触及传统的农牧经济交汇带。更加封闭的环境,势必让可以理解草原的人数降至最低。

于是,宋朝的诡异外交态度和拙计取舍能力就逐步暴露出来。当然,涉及军事经济等实干领域的部门,依然知晓保持国际化交流的重要性。但他们总是被本国的反对声音束缚住手脚,只能坐视自己的迅速消亡。更多无法理解北方人想法的大员上位,搞出诸如海上之盟、对辽背盟和端平入洛式的经典操作。招惹对象也从野心有限的辽国和西夏开始,升级为很不友好的金国女真,最后还有摧古拉朽的蒙古帝国。今人复盘两宋的外交失败,其实也不能不考量其内部的感知世界人能力凋敝。

海上之盟的约定 暴露了宋朝对国际形势的无知

得益于蒙古盛世的武力兴隆,阻隔宋朝与草原游牧经济带的区域性小强纷纷不复存在。于是,取而代之的明朝就很容易利用前人耕耘,一口气吃成个远胜宋朝的“胖子”。但他们的精神层面依然保有宋朝的“受害者心理”,并且不会因接壤而就变得立刻理解草原。类似的情况若是发生在汉朝,那么帝国会用2-3代人的时间培养出相关外交人才。但明朝即便不断收编各类蒙古人才,也无法克服自己深沉次的对抗心魔。

由于同蒙古残部存在正统之争,明朝永远在意识形态层面保持警觉。特别是经历了土木堡惨败和庚戍之变的惨烈阶段后,更是由皇帝带头对所有“鞑子文化”展开完全抵制。其实,类似的问题根本难不倒汉唐的前辈,他们会用联姻、收买渗透等手段进行暗黑操作。但明人经历了宋朝的“不可接触论熏陶,将对等级别的联姻视为自己丢脸。等于是自己放弃了融入国际外交体系,只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自绝于外部世界。

明朝身在草原边 却没有任何同理心思考

这种思维在朱元璋到朱厚照之间的前期还比较克制,等到基本足不出户的嘉靖开始大炼仙丹,便无可挽回的彻底暴露出来。后来的崇祯无法同满清达成临时性媾和,也是由于这种作茧自缚的政治正确。

当然,交流的意义的在具体实干领域是永远可以被操作者所认识。这也让明朝的军队看上去是所有部门中最具“现代化特征”的原因。然而,当事人终究要被庞大的体系所束缚,不可能在根本层面做出决定性改变。也就惹得后世的明粉长期捶胸顿足,恨自己的精神王师为何总是在器物层面反应迟钝,在精神层面麻木不仁。

后金无疑比明朝能够理解和善于沟通草原

既然明朝无法理解身边的草原世界,那么就会遭到能够理解的新势力所取代。崛起于辽东的后金政权,在很早时候就开始接触蒙古高原。随着大量蒙古八旗的出现,明朝不仅失去了侧翼衡制对手的盟友,也丧失了获得更好骑兵部队的源泉。再加上半岛的李朝迫于形势转投盛京,等于自己在对抗中失去了整个阵营。

当满洲的重步兵、蒙古的骑兵和朝鲜的火枪手结队进入山海关,最懂厉害关系的大部明军也就毫不费力的完成了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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