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建国的对手与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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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究竟何时开始蓄谋反隋,后世史料层染,已难得其真。但是,李渊一经定计起兵,随即缜密策划,果决行动,却是清晰可见。李渊起兵的实力如何呢?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的记录,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曾率军前往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讨贼,“所统步骑才五六千而已”。当年二月,刘武周在马邑(今山西朔州)杀太守王仁恭后叛隋,李渊始以防备刘武周为名招募兵马,十天左右,“少长得数千人”。五月甲子(6月24日),李渊决定起兵。六月甲申(7月14日)先由李建成、李世民率兵攻下太原西南的西河郡(今山西汾阳一带),用时九日。7月23日,李渊整编军备,此时共计有甲士三万。七月壬子(8月11日),李渊自晋阳发兵,大军沿汾河南下,至龙门渡黄河,抵大兴城(即唐长安城)东郊。十月辛巳(11月8日),李渊在大兴城东春明门外整编诸军,兵力已逾二十万。此番南下,唐军遭遇的唯一重大阻截,是在8月21日在霍邑(今山西霍县)附近,受到隋朝武将宋老生精兵两万的围堵,唐军经过艰辛应对,最终克敌制胜,除此之外,入关计划可说进展非常顺利。李渊自己也很得意,三年后,武德三年(620),和老部下裴寂叙旧时,他还念念不忘,称自己当年振臂一呼,便四海影从,“才涉数月,升为天子”。数月当上皇帝,当然不无夸张,但李渊确实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稳住了长安的江山。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当然是拜隋炀帝人心尽失所赐,但单凭这一点,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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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河东诸郡(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其实,晋阳到长安一程,李渊需应对的局面并不轻松,其中两个方向的威胁最大,一是北边突厥及其依附势力马邑刘武周,这也是李渊一定要在南下之前卑辞厚礼、称臣突厥的原因,大部队南下,必须确保后方安稳。二是西边据金城(今甘肃兰州)自立的薛举。当时,薛举控制着陇西地区,统兵十三万,李渊途径霍邑受阻时,薛举正东向攻下秦州(今甘肃天水),已号称拥兵三十万,全力围攻扶风(今陕西凤翔),以长安为目标。这还不止,薛举所据之地,是隋朝的国家牧场所在,此外还有河西羌兵的援助,实力相当强劲,而且,他距离长安更近,因此,这支武装其实是唐军成败的最大变数。

李渊当然了解这一点,也提前有所戒备,这从晋阳起兵前李唐整编军备的战略安排,就能看得出来。李渊将麾下甲士三万,编成左、中、右三军,分别由三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任都督,并以此为契机分封三子,让一直被呼作大郎、二郎和四郎的李家兄弟,自此有了响亮且正式的名号,即李建成为陇西公,李世民为敦煌公,李元吉为姑臧公。这个封号持续到当年十一月己巳(12月26日),也就是李渊迎隋炀帝孙、代王杨侑即位于天兴殿,改元为义宁的一周之后。李建成改称唐世子,李世民称秦公,李元吉为齐公。换句话说,李家三子分封陇西,持续了四个多月,是针对入关大计的战略安排,显然也意在针对薛举等河西割据势力。不过,李渊凭什么能这样分封儿子呢?

对于这个问题,石见清裕先生《唐的建国与匈奴费也头》一文(收入《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日文版初版于1998年)做了专门研究。石见先生认为,李渊三子分封陇西,并非因为李家的出身,而是缘于李渊妻窦氏的家族。石见先生对窦家系谱进行了剥茧抽丝式的解构,钩沉出这样一个事实:窦家出身于匈奴费也头(又作费野头或破野头)种,是一支活跃于鄂尔多斯地区的游牧部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其势力甚至还发展到了河西走廊。东西魏分裂后,费也头部成为东西方统治者竞相争取的力量,于是有了走向历史舞台、进入传世文献的机会。由此,石见先生认为,李渊率军南下,很大程度上仰仗了窦氏及其河西地区费也头的兵力,甚至这支力量是李唐牵制薛举的主力,可说是唐朝成功入主长安的决定性因素,而李家三子分封河西,也正与此有关。这个论断极富启发性,尤其是强调了李渊妻族窦家对李唐建国的重要作用,不过,在其一系列判断中,也有若干环节可以再作讨论或继续发挥,比如,李家三子分封河西,究竟源于李家的郡望还是因为窦家?李家和窦家之间如何结识?窦家究竟是哪些人,以何种方式支持了李渊,以及他们为何要支持李渊?薛举东进受阻,李渊顺利进京,是否主要因为窦家势力,还是别有他因?换句话说,李渊的兵力,究竟是如何快速从三万人膨胀到二十余万的?诸如此类的问题,皆关涉李唐建国之大势,值得仔细辨析。

李家三子分封陇西,毫无疑问意在针对薛举,其凭据应当还是李家郡望。石见先生之所以称分封之举与李家无关,在于他认为,李家的世系是唐朝建立之后才最终建构起来的,但是,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窦家,窦氏世系也经过了精心编织。窦氏系谱中有敦煌南窦祖、武威窦祖和陇右窦祖,但李氏世系中也有陇西房、敦煌房和姑臧房,李氏系谱成型于李唐建国之后,似乎不足以成为三子分封陇西与李家世系无关、而与窦家有关的逻辑起点。事实上,李渊虽起兵于晋阳,李家却很早就以陇西为郡望,至少是宇文泰入关后西魏时期便已如此。据《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帝系》,李渊祖父李虎曾先“封赵郡公”,不久后“徙封陇西公”。这次徙封,应该发生在西魏大统九年(543)在关内地区大规模募兵,至大统十二年以地方望族为乡兵统帅,到十六年正式形成二十四军编制这一时期,同时,宇文泰命诸姓大族以“关内诸州”为郡望,并撰写谱录。透过李虎前后两个封号可以看出,事实或许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家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冒牌货”,但至少在大统十六年之后,经过“撰谱录,纪所承”的人为操作,李家已将陇西作为郡望,以“西凉嫡裔”自居了。李渊很喜欢和旧部炫耀自己的出身,常说起“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云云,显然李渊不仅以陇西为祖望,李家在当地还是颇有实力的。不止如此,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起兵反隋之际,李渊曾被隋炀帝任命为弘化(今甘肃庆阳)留守,统关右十三郡兵,可见李渊本人在陇西地区也不乏政治基础。也就是说,无论从李氏郡望来说,还是就个人经历而言,李渊都与陇西渊源深厚,因此,太原起兵前夕,将三子分封于河西,应当是从自家身世和现实政治两方面考虑的。

然而不可否认,窦家的确是李渊的得力帮手。那么,窦家和李家的渊源从何谈起呢?对此史无明文。石见先生提到一条材料,西魏大统元年(535),李渊的祖父李虎曾率军出击欲与东魏高欢联手的灵州(今宁夏灵武)刺史曹泥,期间招降了灵州附近的一批费也头部众,这是史籍中关于李渊祖先和费也头交手的唯一记载。不过,这件事似乎难以成为李家和窦家结识的证据。我们认为,李家和窦家结交的机缘,或许还要更早。此前王小甫教授曾从《册府元龟》中检得一则材料显示,北魏正光末年(524)六镇之乱后,李虎一度在河北军阀葛荣手下任清河刺史(关于这条材料的分析,参《宇文泰“关中化”政策及其对华夏文化发展的影响》,《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91-93页),在此前后,窦炽、窦善兄弟追随父亲窦略也来到了葛荣麾下。虽没有直接交往的证据,但我们至少据此可知,李虎、窦炽、窦善曾共处于葛荣政权中,后来又因形势变化,先后进入关中地区,归于宇文泰集团,进而成为西魏、北周的开国重臣。窦氏一族中,窦炽的地位尤其显著,所谓“朝之元老,名位素隆”,与宇文家族之间也过从极密切,宇文泰凡遇军国大事,皆与之商议。宇文泰的第七子宇文招娶了窦炽之女,女儿襄阳公主则嫁给了窦炽兄窦岳(早卒)之子窦毅,即李渊妻窦氏的母亲。换句话说,窦氏的母亲是宇文泰的女儿、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因为这层关系,窦氏自幼便常出入北周皇宫,深受舅父周武帝的喜爱。于是,当窦氏听说杨坚称帝、代周立隋后,竟怒不可遏地一头朝床柱子撞了过去,愤懑道,“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足见窦氏与宇文家感情之厚。而窦炽,则在百官上表劝进杨坚禅位登基时,以“累代受宇文氏之恩”为由,不肯签字。显然,被唐代窦家子孙封为窦门三祖的窦岳、窦善与窦炽三家中,至少窦炽和窦岳两家,从情感上来说是偏向于北周皇族宇文家的。还有一家是窦善,窦善的儿子窦荣定曾深受宇文泰赏识,北周时便入仕,成为一名出色的武将。他和杨坚同辈,两人自幼相识,颇为投缘,关系非常密切,窦荣定的妻子还是杨坚的亲姐姐,因此,入隋之后,窦荣定的地位日隆,对杨坚的支持,自不待言。但是,窦荣定的儿子窦抗,却是李渊的发小,两人关系很铁。窦抗的儿子后来娶了李渊的女儿,两人结成儿女亲家。窦抗一度被隋炀帝怀疑参与了汉王杨谅的谋反事件,并因此被革职,这自然令他对杨隋颇感失望。因此,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后,窦抗曾极力怂恿李渊起事,他这么做,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至此,我们看到,自宇文泰入关后,窦门三祖便拥有极强的实力,北周时期尤其显赫,从感情上来说,他们与北周更亲密,对杨隋政权则相对冷淡,而到了隋朝末年,更是赞成李渊取而代之。

北周、隋、唐窦氏世系图(出自石见清裕《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

李渊起兵时,窦抗和弟弟窦琎二人的位置最关键。当时,窦抗正奉隋炀帝之命统兵于灵武(今宁夏灵武),位于关中地区北部,扼守着长安的北大门;而窦琎,则是扶风郡(今陕西凤翔)太守。薛举向东突进,主要受到两重阻截,一重是大业十年(614)扶风人唐弼扶植陇西李弘芝建立的割据政权,再一重,就是窦琎所领的官兵。李渊是否与窦抗兄弟有过提前沟通,史籍并无迹象,但于情于理,并结合事态发展来看,窦抗兄弟应该是配合了李渊的入关大计。一个间接证据是,617年11月19日,李渊在长安迎代王杨侑登基后的第三天,便有“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遣使请命,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从窦抗方面来的。除了窦抗兄弟,参与李渊起兵的窦家子嗣还有两位,其一是窦炽孙窦琮,自太原起就“协赞大谋”,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一员大将;其二是窦琮之兄窦轨,李渊大军南下时,窦轨身在华阴(今陕西渭南),手拥数千兵力,当时的华阴令,正是窦轨妻兄李孝常,李渊渡黄河入关后,先于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境内)休整,李、窦二人便在这时,率领人马归于李渊,史载李渊“见之大悦,降席握手”。李孝常和窦轨的加盟,除增加了李渊的兵马,更重要的,还在于李孝常手中掌握的隋朝永丰仓的官粮,为李唐军队带来了丰厚的补给。这个贡献非同小可,为此李渊后来将女儿高嘉公主嫁给了窦轨子窦奉节。无论如何,我们能看到,在李渊晋阳起兵后,窦氏三房最有实力的子嗣,在不同时间点、从不同方向汇集到了李唐麾下,其中对牵制薛举东进发挥了作用的,当是窦琎。

隋代关陇诸郡(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李渊晋阳起兵,窦家确实非常给力,但或许还谈不上是李唐大军顺利南下、实力快速扩充的决定性因素。入关途中,李渊兵力经历了三次关键性补给。第一次,八月癸巳(9月21日)抵达龙门县(今山西河津),三天后至汾阴,通过多方斡旋,唐军顺利收编了当地悍匪孙华及其精兵。李渊早年曾出任过河东捕逃大使,并负责当地官员补选与任命,在汾阴一带颇有人脉资源,因此他抵达龙门后,先是与当地道俗“叙旧极欢”,之后便是联络旧部,这些人多是地方官员或本地望族,既有权力,又富声望,成为促使当地顺利归唐的重要中介。第二次,九月壬申(10月30日),李渊渡黄河后抵达冯翊郡(今陕西大荔),于长春宫休整。在当地,李家既有宅第,又有田庄,对李渊而言是一片故土,可说既熟悉又亲切。这是因为,当年北周、北齐作战期间,同州(即冯翊郡)扼关、河之要,是便于应接的战略要地,宇文泰频繁率军行经或长期驻扎于此,多以当地田宅赐予随从达官,李虎也是受赏者之一,换句话说,李家在冯翊是拥有深厚家业的。大军抵达后,冯翊太守萧造便率官署举郡归附李渊,进而使得“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数”,李唐军队规模再次大幅扩充。李渊兵力的第三次重大补给,是在抵达长安城郊后,当地活跃着多支武装,皆与李家有关:一是李渊女儿平阳公主,她在鄠县(今西安西南郊)广散家资,招兵买马,集结精兵数万;二是李渊堂弟李神通,也在当地聚众万余人;再是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发展了一支独立武装;最后还有李渊故交丘和之子丘师利、丘行恭兄弟,在岐、雍(今陕西宝鸡)一带拥兵万余。李唐大军到来后,这几股力量迅速汇合,听命于京师西边、北边的总指挥李世民。于是,至十月辛巳(11月8日),李渊抵达长安城东春明门外,亲自召集各路人马时,麾下兵力竟已是两个多月前晋阳起兵时的七倍不止。

总结起来,李唐大军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顺利入关,有三个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其一,李渊设法有效稳住了突厥,甚至取得了对方相当的兵马支持;其二,对李唐而言威胁最大的割据对手薛举,东进途中遭遇多重阻截;其三,李渊南下途中,切实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多是自己的亲友与故交。然而,这三个基本点其实可以归结到一个中心上去,那就是李渊本人。与同时期的对手相比,李渊实在是拥有太多独一无二的条件。他来自一向传说有“王者气”的河东地区,而且符合当时盛传的“杨氏将亡,李氏将兴”的图谶,尤其是后者,隋炀帝在位期间越传越猛,大业十一年右骁卫大将军李浑门族三十余人尽数被诛,就与此有关,可见这一谣言的威力,但这毫无疑问反过来强化了李渊在民间的号召力。李渊不仅姓李,而且出身高贵,母亲独孤氏是隋炀帝母亲的亲姐姐,也就是说,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当朝贵戚的光环,使他在与官员和士人交往时颇具威信。另外,李家在陇西、关中、河东等地皆有根基,武功县(今陕西咸阳)南有李家旧宅庆善宫,高陵县(今西安北部)西有李渊少时所居宅第,而且,他本人早年曾于陇右、河东等多地经略,也就是说,李渊从晋阳到长安,沿途多是亲族旧部,可谓尽得地利人和之便。

北周、隋、唐皇室关系图(出自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石晓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亲族中,除了窦家,还有其他多位重要人物,比如太原起兵之际的统帅之一长孙顺德,是李世民妻长孙氏的族叔,而长春宫一站,前去迎接李渊者,除了窦轨,还有长孙无忌,也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哥。长安城下,则有平阳公主、李神通、段纶等人,皆是李家戚属。如果稍微留意这些人的出身就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来自北周以降的高级官僚家族。论及族属,这些人虽然多来自不同的北族支系,但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彼此接近的地位和共同的政治目标。窦家也不例外,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窦氏虽然未入北周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列,但如前文所言,窦炽在北周时代,地位甚隆,事实上,后世文献中也有“柱国窦炽”这样的记载,而且武德元年(618),已是唐朝皇帝的李渊曾这样对窦炽之子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这说明,在李渊看来,窦炽的地位是与李虎旗鼓相当的,因此,窦氏给予李唐建国的支援,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其家族的政治资本。

不过,窦氏等李家的妻族,对李唐建国的意义,或许远不止于有形的兵马,更重要的还在于无形的智慧传递。李唐建国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隋朝,也不是众多割据势力,而是雄霸北方大漠的突厥汗国。从大业十三年李渊称臣突厥始毕可汗,到贞观四年(630)李世民俘虏颉利可汗,在此期间唐朝北境虽然遭到突厥多次袭扰,但是,李渊父子在与北方对手打交道的过程中,却始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于这一点,有不少生动的例子。

大业十三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专门应付突厥,针对敌强我弱、兵力悬殊的局面,他想了一个办法:挑选两千名精于骑射的士兵,“饮食居止,一同突厥”,这些伪装成突厥的唐朝骑兵,主要任务就是“驰骋射猎,以曜威武”,三番两次交手之后,还真令突厥“畏威”,甚至“丧胆”,对李渊的军事才能心服口服,最终突厥“收其所部,不敢南入”。这些记载或不乏渲染,但李渊自少好鹰爱马,尤长骑射,对突厥知根知底却是事实。晋阳起兵之前,李渊首先需要做的,是稳住突厥,若还能得到对方的军备支持,则再好不过。李渊为了拉近与突厥始毕可汗的关系,亲手写了一封信,署“某启”以示卑辞敬意,信使不解此意,认为“突厥不识文字”,无妨“改启为书”,李渊则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事实上,一个谦卑的“启”字,不仅赢得了始毕可汗的信任,也换得了对方的骑兵支持。

山西太原出土隋虞弘墓石椁上所见突厥骑士

对突厥骑兵,李渊的态度非常清醒,那就是适度利用,绝不依赖。突厥可汗曾遣手下率一千多匹马到太原向李渊兜售,李渊精挑细选后只买了一半。本地富豪主动提出出资为李渊悉数购入,却被李渊制止,理由是,挑选良马,只买一半,显得自己并不急需,以免突厥“无厌其欲”。之后,李渊又派心腹刘文静随突厥使者前往漠北请兵,行前他千叮万嘱,请兵之举,重在“请”而非“兵”,也就是说,要紧是恳请的姿态,而非真正的援军。换言之,邀请突厥援军,不过是为了牵制刘武周,同时加强李唐的声势,然而若真是大批胡兵南下,则会造成百姓受扰,军需紧张,因此,恳请突厥骑兵一事,形式的意义大过内容。直到李唐部队艰苦攻克宋老生精兵之后,刘文静才率突厥援兵抵达龙门,与李渊会师,兵仅五百人,马则两千匹,“兵少而来迟”,甚惬李渊心意。由此可见,李渊与突厥打交道,是颇有章法和分寸的。

李唐巧妙借力于突厥,更体现在武德元年对付薛举的战略之中。李渊入主长安后,唐军虽有二十余万,但扶风郡外的薛举,则有精兵三十万。武德元年七月,双方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正面对决,结果唐军八大总管悉数溃败,兵力伤亡过半。十一月,李世民率兵再度西征,两军又战于浅水原,唐军竟奇迹般大获全胜。对这次战事,史籍语焉不详,或将之简单归结为李世民的英明神武。经过吴玉贵先生的钩沉,此事原委才得以浮现。薛举方面提前联络突厥欲联兵对抗李唐,但是李唐以割让五原(今内蒙古五原)、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郡为条件,将突厥争取到了李唐的阵营(详情参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52-161页)。这次地盘割让后,突厥贵族郁射设率领部落万余帐进驻河套地区。郁射设本是可汗候选人之一,却因故未能顺利上位,因而和突厥新任的颉利可汗之间,是不无嫌隙的。李唐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及时发展了和郁射设的关系。

昭陵六骏之平薛仁杲所乘白蹄乌

郁射设名叫阿史那摸末,他本人及其子阿史那施、孙阿史那哲的墓志都已出土,其中不止一次提及同一件事,那就是太宗曾亲笔写信给摸末家,信中写道,“突厥郁射设,可怜公主是朕亲旧,情同一家,随日初婚之时,在朕家内成礼。朕亦亲见。追忆此事,无时暂忘”,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虽然传世文献里毫无痕迹,但郁射设竟娶了李家的女儿,还曾亲自上门娶亲行礼!贞观初年,阿史那摸末便率领手下多位大将归顺了唐朝,换句话说,李唐虽然割让五原等地给突厥,却通过政治斡旋手段,又将这片疆土收入囊中。事实上,除了郁射设,李世民在突厥内部陆续培植了多位心腹,结交了不少“香火弟兄”,据太宗本人后来追忆,贞观元年他即位之初,颉利率大军南下,与唐军对峙于渭水之际,竟出现过“可汗独在水西,酋帅皆来谒我(太宗)”的一幕。事实上,突厥虽然是李唐建国最大的敌人,但是双方之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如吴玉贵先生所言,贞观四年,唐军出征,与其说是“消灭”了东突厥汗国,倒不如说是“收拾”东突厥瓦解的残局。

东突厥瓦解的原因,自然不止一个,但唐朝方面种种和平演变的外交策略,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突厥汗国崩溃后,太宗随即被草原诸部推举为天可汗,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头衔,处理草原事务,游刃有余,和父亲李渊一样,李世民对突厥问题也是相当精通。李世民的长子,也就是大唐太子李承乾,甚至是一个狂热的突厥文化爱好者,直接把东宫改成牧场,还强制手下跟他一道,穿突厥衣服说突厥话,过游牧部落式的生活。这些举动被儒家史官当作骇人听闻的离谱行径记录在案,但是,身为李渊之孙、李世民之子,承乾的行为或许并非不可理喻。

回顾了上述种种现象,我们不禁要问,李渊父子在对待突厥问题上,何以如此有勇有谋?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北周当年为了争取突厥的支持,千方百计想要迎娶突厥公主,为此前前后后耗时数年,而最终促成此事的,是德高望重的窦毅。到北周末年,护送千金公主前往突厥和亲的,则是长孙晟。长孙晟仪表堂堂,谈吐不凡,还极善射艺,深受突厥沙钵略可汗摄图的看重,据史书记载,北周为了这门婚事,“前后使人数十辈,摄图多不礼,见晟而独爱焉”。长孙晟不仅独得沙钵略可汗喜欢,还与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结成了兄弟,在草原逗留了一年有余,于是,突厥境内的山川形势和汗国各部落情况尽在掌握。隋文帝时代能够彻底战胜突厥,主要依靠的还不在于军事实力,而在于长孙晟的情报工作和外交谋略。窦毅和长孙晟两人,可以说是北周、隋朝最有经验的突厥通,他们或许没有直接向自己的女婿授法,但是李渊和李世民能够有条不紊地与突厥周旋,并且最终战胜对手,无疑也少不了来自于岳父们所作所为的启示,这些无形的知识和智慧,兴许才是李唐建国从妻族方面得到的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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