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死结:变法亡政,不变法亡国

subtitle 历史研习社11-05 10:01 跟贴 5620 条

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帝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

屋漏偏逢连夜雨,1898年5月29日,被后世很多历史学家称为清朝最后的支柱——爱新觉罗·奕,病逝在恭王府,享年65岁。

美国人马士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华帝国外交史》中认为,“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

奕在逝世前,光绪帝多次去看望他。弥留之际,多年具有洋务经验且纵横权力中枢的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信小人”。

在留下的《遗折》中,他又告诫光绪帝,“凡事皆谨遵太后之意指而行。”

光绪曾经赞扬恭亲王奕,“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

然而,他自己却没有听从奕最后的话。

奕刚刚咽气,光绪帝就跟广东举人康有为合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一心想革旧鼎新的光绪帝,一时间对慈禧太后的意志也多有反抗。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强行扑灭,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跑到海外,维新派几乎被一锅端。光绪帝也被囚禁在中南海,从此过着冬天连取暖的煤炭都不够用的日子。

大清帝国最后救亡图存的机会被慈禧太后轻易扼杀,最后,帝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梁家辉饰演的奕

01、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孙孝恩在《光绪传》里,把甲午战争之后复出的奕看成是西太后推行妥协投降方针的主力,是清王朝的看家老手,竭力抵制变法维新。

总而言之,奕生命的后半段,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派。

但是,我觉得这种评价,有欠公允。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作为一个病入膏肓,时日不多的人,奕实在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还说违心话。应该说,奕对光绪说的话,都是一个政治前辈的肺腑之言

而且,奕对光绪帝的告诫,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情理上看,其实都没有错。

其一,他认为康有为是小人,要光绪帝不要轻易接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奕看人的眼光何其准确。康有为的人品,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不及格的。比如他在美国,以保皇的名义骗取爱国华侨的钱财,然后用来给自己购置房产;比如他落魄上海时,还不忘去嫖娼,可是他嫖完后却耍赖不给钱;比如他因为与孙中山不和,就买通杀手暗杀孙中山······他的行为,可谓是劣迹斑斑,为君子所不齿。

诸葛亮可以告诫刘婵“亲贤臣,远小人”,那么奕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告诫光绪帝呢。

其二,他要光绪帝凡事都要听慈禧太后的,与其说这是一种维护慈禧的反动做派,我看不如说是一种对光绪帝的怜爱之情。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奕领教过这位嫂子的心狠毒辣。她在玩弄权术、打压政敌方面的手段,可谓是驾轻就熟。

在奕年轻之时,满清的其他大臣和王爷们,无一不盲目好战、愚昧无知、鼠目寸光。奕、奕劻等人,却多少具有变通的能力,以及打破祖宗家法的勇气。他们在道德上不算完美,但是在做事上却能倾尽心力。正是因为有了奕等人的力挽狂澜,大清帝国才能在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打击之下勉强缓过来一口气。

然而,慈禧为了独揽大权,视这个精明强干的小叔子奕为心腹大患,总是要想方设法打压他,希望把他变成匍匐前进的奴才。

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太后借口奕“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因为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借口奕“委靡因循”,从而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及其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全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虽然在甲午战争那年,即1894年,慈禧又起用奕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是长期被慈禧打压的奕,早已被磨平了菱角,挫败了锐气,再也无法做出令中外侧目的举动。

当年,奕敢作敢为,他敢杀掉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他敢当着同治皇帝的面反对修治圆明园。可是在慈禧的阴影的笼罩下,他已经丧失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只想安安稳稳的混吃等死。

重病之中的奕知道,以光绪帝的稚嫩心智和薄弱的政治实力,在慈禧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奕在弥留之际,肯定不想让光绪帝孤身犯险。所以,奕才会劝告光绪对慈禧要言听计从。

▲康有为与梁启超

02、康有为是否可用

奕的告诫虽然从逻辑和情理上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会发现他的话颇有问题。

首先,康有为是小人不假,但是当时的大清朝,真的需要那种道德完人?从鸦片战争以来,层出不穷的“道德完人”还少吗。但是有什么用呢,国势还不是日渐萎靡吗?

1876年,兵部侍郎郭嵩焘,出任英法诸国的公使。当时的湖南名士王闿运,特别赠送给郭嵩焘一副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道德文章天下闻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道德家,却用陈腐僵化、尖酸刻薄的语言来攻击一位洋务派要员。

王闿运认为,堂堂天朝上国,居然要向蛮夷之国派遣公使,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夫中外之防,自古所言,一道同风,然后能治。假令法国布尧舜之政,读孔孟之书,分置师儒,佐我仁政。则诸臣将束手坐观,望风赞叹,以为真圣人之国乎?”

像这样对世界大势懵懂无知的道德名士,在大清朝比比皆是。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洋务派挖苦、污蔑、嘲讽,无所不用其极。

民间的道德名士的谩骂攻击,还不能对洋务派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但是政府里的道德名士,可以对洋务派带来难以逾越的麻烦。

比如大学士倭仁,他不仅自己注重道德心性修养,踏实做圣贤功夫,而且在社会上大力提倡,希望将社会上的人个个造就成儒家君子。1866年,奕在同文馆设置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当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

倭仁得知后极力反对,他在奏折中慷慨陈词,“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狡诈,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浩然正气的发言得到众多官员的支持,甚至有人写对联讥讽奕,“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京师同文馆

当时一如光绪般年轻气盛的奕,实在是气不过,于是反驳倭仁的道德指控,“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必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直隶州知府杨廷熙更是咄咄逼人,他在《请撤消同文馆以弥天变折》中说,“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谓痛心,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辩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明器之重不得不惜。”

像倭仁、杨廷熙这样的跟不上时代的旧式文人,在朝廷上占据着绝对的数量优势。他们学问精深、持身严谨,算得上是道德上的完人。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们选择性的忽视了中国割地赔款的事实,依然保守残缺,不愿做丝毫的改变,实在是让人无语凝噎。

如果他们只是自身不愿意跟上时代的脚步也就算了,他们还想方设法去绊倒那些愿意追上时代脚步的人,致使中国的自强运动的步伐缓慢而又艰难,富国强兵的成效被大打折扣。

最后,这些道德完人差点葬送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说,当时的中国,真的需要一个道德完人康有为吗?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加紧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南海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振臂高呼,“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最终感动了光绪帝,从而开始了充满悲情色彩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的确沽名钓誉、贪财享乐、落井下石、恩将仇报、迷恋女色······但是,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引领了维新变法运动,给当时半死不活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春风。要知道,几百年来,元明清三个最为专制独裁的政权,迫使知识流为政治说教,学术滥为意识形态,文章成为粉饰太平的台阁体。

知识分子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下,要么只能成为循规蹈矩的政客,要么就只能埋首故纸堆做训诂考据。由于思想的凝固和僵化,使得他们盲目排外、夜郎自大、冥顽不灵,并以一种近乎癫狂的姿态来反对改良、组织变革。

郭嵩焘曾这样说,“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康有为等人的出现,打破了郭嵩焘“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的悲观论调。可以说,康有为的确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极其罕见的”异类”。他于风雨飘摇之际,栖栖遑遑,四处奔波,倡言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其立论不仅比那些以道德文章自居的书呆子高出一大截,也要比洋务派那些人高出一大截。

诚然,维新派的变法方案有诸多缺陷,手段有诸多不妥等等毛病,但是,我们很难否定它的进步意义。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逐渐变得越来越迂腐、乖张、反动,可是,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卖力表演的舞台,也被孙中山接手。他已经成为过去式的人物,已经跟不上中国前进的步伐,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扼腕叹息。

奕这辈子吃了多少朝廷内外的道德完人的亏,他应该知道,自己当年也是被这些人辱骂为“鬼子六”的。如今,奕已经落伍于时代,居然跟那些道德完人一样,用迂腐的道德观念来劝告光绪帝不要被康有为所迷惑,这才是奕让我们感到扼腕叹息的地方。

更何况,当时的光绪帝还有更好的选择吗?不去相信“小人”康有为,而任由国家继续糜烂?不管康有为开的药方靠不靠谱,光绪帝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油画中的慈禧

03、光绪帝的心境

其次,奕叮嘱光绪帝,“凡事皆谨遵太后之意指而行。”慈禧太后权势熏天,我等怎可与之抗衡?

这句话虽然正确,但是却说明了奕对光绪帝此时的心境并不了解。

光绪帝现在要面对的国家形势,要远远比奕当年开展洋务运动时恶劣的多。19世纪中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没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时过境迁,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国运更加衰微,不但要遭到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的压迫,还要面对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德国的侵略。

奕当时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沈葆桢、曾纪泽、郭嵩焘等中兴名臣的协同作战,这些名臣稳健持重,思想较为开明。他们与奕一起,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开展洋务,使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还能勉强维持一个大国的形象。可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曾经的中兴名臣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可以发挥的作用也多为背锅。环顾四周,光绪帝想救亡图存,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得上的人才。

不然,何以一个大龄举人康有为,能入得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的法眼?

国际环境日趋险恶,国家内部又一蹶不振,这种内外交困的危机,强烈刺激了年轻的光绪帝。而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奕,则未必会有这种极端痛苦的感觉。

光绪帝一不想国破家亡,二不想做亡国之君,此时,康有为提出的变法方案,便是光绪帝唯一能看到的救命稻草了。当顽固派刚毅叫嚣要“查究”康有为和他组织的保国会使,光绪帝立即出来阻止,“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要学君主立宪,皇权肯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对此,光绪帝也泰然处之,他对康有为说,“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

奕病危之时,光绪帝还通过奕劻转告慈禧,“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可做亡国之君”。

一直以来,光绪帝在慈禧这位“亲爸爸”面前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受其任意摆布,不敢有丝毫的不敬。如今,光绪帝能说出这样决绝的话,可见他已经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准备。

光绪帝当然知道慈禧太后并不是真的想放权给他,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慈禧的反动力量所废黜。但是,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法国出兵广州湾等等触目惊心的事实,已经让他的焦虑感上升到了一个临界点。

国家即将土崩瓦解,天下即将鱼烂河决,中国再不抓紧变革,就真的会步波兰、印度、安南、缅甸等国的后尘,被列强豆剖瓜分。

梁启超曾在《戊戌政变记》中揭示光绪帝当时的内心活动:

训政幽废之事,上岂不知,盖以坐听西后之纵肆守旧,地必尽割,而国必偕亡,与其亡国而为轵道之降,煤山之续,既丧国辱身,贻谤千古,不如姑冒险而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

光绪帝很清楚,如果不冒险拼一把,那么自己就将成为亡国之君,如果冒险拼一把,虽然可能有杀身之祸,但是万一侥幸成功了呢?

如果侥幸成功,那么自己将成为像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人物。不但国家可以江山永固,自己也可以获得不朽美名。多年后,英国的一家报纸在报导光绪帝逝去的消息时,就有这么一段令人感慨万分的话——如果这位已故皇帝所推行的改革获得成功,中国将会是另一番模样,可惜历史的机遇一旦错过,便无法挽回。

▲《走向共和》里的光绪帝

回顾历史,我们唏嘘不已。

恭亲王奕,从叱咤风云,到暮气沉沉,最后到病入膏肓,其实也象征着大清帝国无药可救的下场。

为什么这个帝国,会把一个精明强干的王爷,蜕变为一个唯唯诺诺的官僚?

皇帝光绪,从破釜沉舟,到身陷囹圄,最后甚至可能被慈禧下毒毒死,其实也象征着大清帝国无处可逃的困境。

为什么这个帝国,会把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皇帝,变成一个受尽屈辱的阶下囚?

南海“圣人”康有为,从一个尽忠报国的举人,蜕变成一个招摇撞骗的小人,最后甚至成为民主共和的敌人,其实这也象征着大清帝国被世人所抛弃的结局。

这三个不同身份的人的遭遇,共同证明了大清帝国已经是一个恶性肿瘤。任何人在这个肿瘤内,要么会腐化变质,要么会不得好死。

变法则政乱,不变法则国乱,这样的恶性肿瘤,只能用手术刀加以切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一个叫孙中山的西医,将肩负起挥刀切割这个肿瘤的历史重任。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打开网易新闻,阅读体验更佳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