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入最高检智库的人,都有谁?

subtitle 最高人民检察院11-04 14:36

今年9月,最高检咨询委员会第四调研组赴上海、广西,就检察工作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检察机关区域协作工作开展专题调研。最高检咨询委员会委员陈连福、张金锁、刘铁流、李定达和最高检第八检察厅负责人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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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咨询委员会第四调研组在广西南宁考察“那考河”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据最高检办公厅咨询委员工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最高检咨询委员会系最高检党组领导下的咨询机构,各咨询委员一般为从最高检和省级检察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随着最高检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完善,由40名最高检咨询委员、65名专家咨询委员、39名特约检察员和98名特约监督员组成的最高检智库矩阵展现出全新面貌。

发挥好退休老领导政治把握能力强、改革经验丰富、熟悉检察业务的独特优势

咨询委员会是最高检的咨询机构,受最高检党组领导,根据党组的委派组织咨询委员会委员开展工作。张智辉是最高检原司改办主任,自2015年开始担任最高检咨询委员会委员,基本每年都要出去调研。2017年,围绕司法改革赴陕西、甘肃调研,他就先后二十几次深入基层检察院。“调研回来以后,我写了调研报告报给张军检察长,张军检察长批示说我的意见很重要,今年按照张军检察长交办的调研题目,去了西部的两个省,接下来还想去东部的两个省。”张智辉说。

张智辉表示,最高检党组决定成立咨询委员会、组织大家参与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决策。“作为咨询委员要担负起使命,不辜负党组的重托,做好咨询工作。”

2018年11月27日,最高检举行会议,聘任新一届最高检咨询委员。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群众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法治需求,最高检专门研究制定了关于完善咨询委员会制度的意见,从近几年退出检察机关领导岗位的同志中新选聘一批咨询委员,破解发展难题,共同推进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做好新时代检察工作离不开咨询委员、特约监督员的监督、支持和帮助,希望大家坚持问题导向,帮助我们发现、分析、解决问题,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破除障碍、凝聚共识。”

关于最高检咨询委员会的组建初衷,最高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最高检咨询委员会是为了充分发挥老领导、老干部、老同志的作用,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于1988年经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成立的。2004年2月,最高检党组研究决定建立咨询委员制度,替代原有的咨询委员会制度,在离退休的院领导及正厅职领导同志、省级院检察长中聘任咨询委员,为最高检决策部署提供咨询。”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检察工作面临转型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需要更好凝聚多方合力,共同思考和谋划好新时期检察工作。2017年5月4日,第十二届最高检党组第201次会议审议通过《最高检关于开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案件咨询论证工作的意见(试行)》。2018年8月23日,第十三届最高检党组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完善最高检咨询委员会制度的意见》,对咨询委员会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

2018年11月27日,在最高检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咨询委员会主任、最高检原副检察长朱孝清表示,新一届院党组对检察工作有很多创新和变革,对借助“外脑”智慧、构建良性互动的检察公共关系非常重视,特别是张军检察长非常重视咨询委员会作用的发挥,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性与可操作性的想法。希望新一届咨询委员在检察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既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鞭策和压力。

制度机制的完善同时也激发了咨询委员们的履职热情和积极性。“党组关于完善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决策完全正确,这对发挥我们退下来的老同志的余热、推动检察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正能量的作用。作为咨询委员要认真履职,作用要发挥好。”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最高检原副检察长李如林认为。

91岁的高铭暄是第一批专家咨询委员之一,专家咨询委员会被誉为最高检的“智囊团”

在最高检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之后,由各厅局和各地检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主动邀请专家咨询委员参加检察机关的调研、座谈等各类活动。“我们的少年司法发展晚、起步晚,在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来思考这些问题。同时,在案件管理、评价体系等方面,也应当与成年人案件办理区别开,这样才能真正把这项工作做好。”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英辉表示。

长期以来,作为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宋英辉非常关心未检工作,曾多次前往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进行调研。2015年6月,曾领衔起草了一份给中国首席大检察官的建议信。

最高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最高检自1999年6月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以来,先后分三批次聘请69位法律、金融、证券、经济、环保等领域专家学者为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委员。其中,许崇德、孙国华、沈宗灵、王保树四位教授已去世,目前在任专家咨询委员共计65名。

今年91岁高龄的高铭暄,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是最高检第一批专家咨询委员之一。无论在研究和解决检察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还是最高检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起草,都会邀请高铭暄进行论证和调研;办理疑难复杂案件中遇到的适用法律问题,也会及时征求他的意见。

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专家咨询委员会被誉为最高检的“智囊团”。最高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许多专家主持、指导、参与检察理论课题的研究,推动了检察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积极参加重要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论证,促进了检察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疑难复杂案件提供咨询意见,帮助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促进了检察机关司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提高。

自1990年聘请第一届特约检察员以来,已连续聘请了6届共136名特约检察员

“特约检察员制度是以我国人民检察院名义专门聘请的行使检察权的兼职工作人员。实行特约检察员制度是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工作中认真接受民主监督的重要举措,也是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作用落到检察工作实处的一项重要途径。通常,由最高检各厅局和各地检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邀请特约检察员参加检察机关活动。”最高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自1990年12月聘请第一届最高检特约检察员,到目前已是第六届,共39人。

“这场公开审查依法、公开、公正。程序公正是法治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公开审查让所有人都有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特别是当事人,在表达自己的诉求之后,检察机关会综合考虑,依法得出结论,这也是对检察机关强有力的监督。”

2018年11月6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检察院举行杨某刑事申诉案公开审查听证会,最高检特约检察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雷达受最高检原刑事申诉检察厅邀请参加观摩活动。28日,最高检原刑事申诉检察厅在广西柳州举办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听证观摩活动,雷达再次参加公开审查听证活动,这次活动同样给雷达留下深刻印象。

最高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特约检察员队伍不断壮大,工作制度逐步完善,工作形式越来越丰富。特约检察员积极参加检察机关重要会议,听取重要工作部署和进展情况的通报,参与案件调查和庭审观摩,开展专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充分发挥了参谋、咨询和监督作用。实践证明,特约检察员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检察事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高检十分重视特约检察员工作,自1990年聘请第一届特约检察员以来,已连续聘请了6届共136名特约检察员。各地检察机关也积极建立特约检察员制度,充分发挥特约检察员对检察工作的民主监督和智库参谋作用,截至目前,共有28个省级检察院、980个市县级检察院先后开展特约检察员工作,共聘请特约检察员6839人次。”最高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说。

虽然刚“上任”不久,特约监督员们已经开始为检察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了

最高检特约监督员也常常受邀参加检察机关的各类活动。作为2018年11月最高检聘任的第一届98名特约监督员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主任才华表示,自己能被聘为特约监督员,既是惊喜也是意外,更多感受到的,是为检察机关献策建言沉甸甸的责任。

在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守民看来,老百姓的关注和关切、痛点和难点,检察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如何感受到,通过何种渠道去了解和回应,特约监督员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一方面,特约监督员代表社会对最高检的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是保障检察职权民主实施的重要手段。“要在司法行为、检察行为和社会预期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特约监督员可以起到纽带和桥梁作用。”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它既是监督的主体,又是被监督的对象。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年来,检察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不断探索外部监督的有效途径,确保检察权正确行使。最高检探索建立特约监督员制度,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选聘了第一届特约监督员。2018年11月27日,最高检举行咨询委员会和特约监督员工作会议,聘任新一届40名最高检咨询委员、第一届98名最高检特约监督员。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强调,要树立智慧借助理念,积极“借力、借智”咨询委员、特约监督员等力量,提升监督能力、破解发展难题,共同推进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虽然刚“上任”不久,特约监督员们已经开始为检察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了。今年1月26日上午,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主持召开特约监督员座谈会,征求对《最高检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高子程、阎建国、才华、周光权、刘正、李宗胜、王容川、杨善林、鲜铁可、冯帆、蔡学恩、谢资清、吕薇、崔玉玲等14位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最高检特约监督员,对修改完善最高检工作报告稿、做好新时代检察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工作报告如何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切实增强“体感正义”;如何把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焦点问题凸显出来;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司法政策如何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特约监督员们的关注点涵盖了众多宏观方面,也聚焦标题和具体表述,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来自不同领域、行业的监督员还就公益诉讼检察、企业权益平等保护、未成年人检察、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教育、检察队伍建设、智慧检务等报告内容提出了意见建议。

“各位特约监督员知无不言,该肯定的肯定,该批评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最大的帮助。”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表示,特约监督员对检察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这么多的意见建议,最高检有关部门会领回去认真研究吸纳,改好报告文本,争取大家再看到时还能够眼前一亮。检察机关也将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样,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落实各项检察改革举措,进一步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检察职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上做得更好,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延伸阅读

最高检最强外脑的精彩故事

高铭暄:首任最高检“智囊团”成员

“当了二十年的咨询委员,我经常参加检察院活动,认识历任检察长,一直和检察机关保持联系。”今年91岁高龄的高铭暄,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批专家咨询委员之一。

自1999年受邀担任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至今已有二十年。回忆起这段时间,高铭暄告诉记者,“一直以来,还是比较关心检察机关工作的。虽然我是研究刑法的,对刑事诉讼法研究不多,但与检察机关的缘分并不浅。”

高铭暄举例说,早在1979年刑法诞生过程中,他与法律办公室的专家们在对追诉犯罪时效问题进行修改时,有人提出,如果说过了追诉时效,是否对原先的犯罪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呢?要是很严重的犯罪,而且后果一直延续到时效之外呢?

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在原来条款上又加了一句: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进行追诉。高铭暄提出,追诉问题应该由检察院来核准,这个意见被接受了。于是有了这一句“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个规定一直沿用到当下的刑法条款中。

还有关于“抗诉”的提法,源于苏联的“抗议”,但在中国,由检察院对法院进行抗议显得很不妥,于是高铭暄提议换成“抗诉”,这个说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第一批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之一

说起1999年初次受聘为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高铭暄回忆道:“第一次专家咨询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许崇德、陈光中、王利明、王家福等很多学者都参加了,不限于刑事法领域,民法、法理学、法制史等非刑事领域学者也受到重视,大家发言踊跃。”

1999年6月25日,时任最高检检察长的韩杼滨向高铭暄等26位资深专家颁发聘书,聘请他们担任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在法律、经济、金融、证券、自然科学技术等领域有较高造诣的资深专家组成。韩杼滨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说,当前检察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多,对广大检察干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充分发挥专家的知识优势,其目的就是促进检察机关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公正执法。“各省级检察院都要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省辖市和其他有条件的检察院也要从实际出发,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或专家咨询小组。”

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个专家咨询委员会被誉为最高检的“智囊团”,不仅在最高检的重大决策和部署里有他们的智慧,在研究和解决检察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他们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还有,最高检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要邀请他们进行论证和调研;办理疑难复杂案件中遇到的适用法律问题,也及时征求他们的意见;与检察工作相关的立法研究,需要他们参与和推动。他们还要担负起支持和协助检察机关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任务。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对检察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开展咨询活动。”高铭暄告诉记者,包括对检察工作中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证,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草的工作报告、司法解释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提供专家咨询意见,开展专题调研,协助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等。专家咨询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专题咨询论证会议、调查研究、书面咨询、个别咨询等。

为检察工作建言献策

作为最高检智库成员之一,高铭暄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检察机关的改革进程和工作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前副部级专职委员戴玉忠曾说过:“在最高检负责司法解释工作时,每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和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高老咨询,请他‘把把脉’。”

2006年初,死刑复核权回收正在论证中,在一次最高司法机关重要领导在场的重要会议上,高铭暄清晰坚定而又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四个方面的观点:死刑罪名应逐渐减少,死刑适用标准应当明确统一,死刑案件二审应当开庭审,死刑复核既要审查事实又要审查法律适用,等等。这些观点,在当时还有一定的争议,但经由高铭暄口中清晰说出,对当时死刑复核权回收及中国死刑制度走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庆祝高铭暄、王作富联袂执教55年,最高检在贺信中称赞两位先生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高铭暄、王作富创造了中国刑法学的基本体系和学说。这一体系和学说已成为指导当今刑事司法实践的基本理论。多年来,高铭暄、王作富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立法的起草工作,高铭暄更是自始至终参与1979年刑法典起草的全过程,为中国刑法立法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2008年5月,高铭暄、赵秉志两位教授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向最高检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反腐败国际合作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建议》。在建议中,两位教授在了解研究有关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检察机关尤其是最高检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机制和工作,提出了5个方面的建言。

时任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阅后批示:“高铭暄、赵秉志教授就如何加强检察机关反腐败国际合作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可请国际合作局、反贪总局阅研,并请办公厅转达对两位专家咨询委员献言献策的真诚感谢。”

在高铭暄看来,近年来检察改革工作做得不错,体制上做了一些调整,比如把自侦权移转给监察委,但并不意味着减轻了任务。现在做的捕诉一体改革,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合在一起了,也是一次大的改革活动。

“我认为检察机关所做的是一次比较大的改革,作为一个观察者,从刑法的角度,有好的、合理的一面。”高铭暄告诉记者,接下来自己也会对检察机关新举措的推行实施持续关注,比如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应该如何贯彻,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认罪认罚的嫌疑人从宽后是否可以免于起诉等。

只对自己懂的刑法方面的问题发言

近年来一些社会热点法治事件,如张中生案、于欢案以及顾雏军案等,都能看到高铭暄的身影或者听到他的发声。尽管年事已高,高铭暄仍然笔耕不辍,时常受邀参加对重要重大案件的一些分析和评论,“每次受邀发表对案件的征求意见,我都会一再谨慎地分析,怕自己说的不准确。”高铭暄说。对此,他说自己更愿意做个法治的观察者,只有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做一些解释性的工作,并且只对自己懂的刑法方面的问题发言。

作为最高检智库成员之一,高铭暄经常受邀参加最高检组织的各类研讨会和活动。“最近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出席了一次研讨会,讲了刑法基本原则和司法实践工作的关系。还有去年纪念检察制度恢复重建40周年,检察机关就邀请我去地方各级检察院讲课,主要讲刑法实体法,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观点看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上,我主要讲证据法方面的,涉及诉讼法的不多。”高铭暄说。

2017年11月14日上午,高铭暄教授来到浙江省检察院,作了一堂题为《新中国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前瞻》的讲座,全省三级检察院检察干警通过视频系统收看收听了讲座。

讲座中,高铭暄教授对新中国刑事立法进行了回顾,对刑法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展望,并与现场检察干警互动,解答了大家的问题。他在讲座中强调了刑事立法“五个坚持”的观点:一是坚持以刑法修正案修正刑法典的修法模式;二是坚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三是坚持中央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罪名的方针,继续分期分批减少死刑适用罪名,直至最终完全废除死刑;四是坚持罚金刑要有数额的规定;五是坚持刑法体系和立法技术的进一步科学化。

在高铭暄看来,人民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和完善,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全体检察干警,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着力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依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认真履行批捕、起诉等职责,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重视犯罪预防。积极稳妥地推进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努力建设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检察队伍。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人民检察院的成绩是巨大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检察制度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高铭暄说。他也将持续关注检察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宋英辉:一封关于未检的建议信

“作为奔波在检察体制改革一线的法学专家,我认为基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面临挑战,就是在改革推进过程中理论研究不够。”今年8月30日,在最高检检察研究基地授牌仪式暨检察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宋英辉表示,今后将在最高检的指导和支持下,更加积极推动未成年人检察理论研究向前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适应新时代要求。

自2008年被聘为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宋英辉长期重点关注未检工作,不仅对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等工作建言献策,还积极参加检察机关组织的各类调研、研讨会活动,并针对死刑复核的法律监督问题多次提出建议。

给首席大检察官的一封信

2008年1月30日下午,最高检隆重举行仪式,增聘26位中青年法学家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此次增聘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都是法学界有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知名学者,年富力强,学术造诣精深,研究的专业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宋英辉即是增聘委员之一。

宋英辉清楚记得,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最先设立了“少年犯罪案件起诉组”,这标志着新中国检察机关第一个未检机构的成立,也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起点。在此之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是分散在相关的部门进行办理。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地方检察院陆续建立未检部门,未检就逐渐开始发展起来。2015年,最高检正式成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四级检察机关未检机构体系得以建立,未检工作进入向专业化、规范化、专门化方向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2015年6月,宋英辉曾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时任中国首席大检察官曹建明的建议信。由于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不同,两者在办理理念、思维方式、工作内容以及适用的法律政策上都存在很大差别。

“一是中国少年司法处于转型期,少年司法逐步被大家接受,认识到和成年人不一样,包括公检法部门,不能按照成年人的方式去处理。二是刑事司法保护转向全方位司法保护,建议高检院把涉及未成年人的职能独立出来,包括民行等都在试点,将来越来越集中到未成年人部门,包括少年法庭发展到少年综合审判庭。三是由关注个体向关注个体的环境改变,由个体保护变成综合保护,提出综合保护的概念。”宋英辉解释道。

在宋英辉看来,未检的综合保护基本思路,强调未成年人案件的复杂性,未检办案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是分析证据,根据证据事实和法律,决定是否逮捕、起诉。但是做未成年人的工作,要熟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要有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要落实法律规定的特殊制度和程序,要对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链接专业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进行心理疏导或干预等。

“在大部制改革中,有检察院就考虑把未检放到刑事检察部门里去。未检独立出来后办案效果很好,这样设计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也符合少年司法规律,如果未检再回到刑事检察部门,就和办理成年人案件没有区别,我感觉这样做是在走回头路。”宋英辉说,“因此,我就起草了给中国首席大检察官的建议信,同时听取了陈光中、卞建林、陈卫东、王敏远等老师的意见,他们愿意一并署名上呈。”

收到建议信后,最高检非常重视,也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2015年12月,最高检成立了未检专门机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专门负责指导全国未检工作,这充分显示出最高检的担当精神和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

挂职最高检

为进一步加强与专家的联系与沟通,自2006年开始,最高检试行了法学家到最高检挂职制度。第一批挂职的专家是何家弘、宋英辉、赵旭东,分别担任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研究室副主任和民行厅副厅长,挂职时间一年。就这样,宋英辉成为最高检历史上第一批挂职专家之一。

“接到最高检任命时,我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当时任命为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每周只需要去两个半天,工作方式也比较灵活。”宋英辉回忆说。

“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宋英辉说。挂职最高检和宋英辉在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因为从前不在最高检挂职的时候,也一样需要调研,需要寻找适当的途径接触实践,现在不仅省去了要自己寻找“机会”的麻烦,而且可以以最直接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大量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是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仅如此,宋英辉还将自己在最高检工作中接触到的实践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的成果应用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成果。

在宋英辉看来,到最高检上班这段时间,最明显感受的就是,学者搞理论研究,可以很超前、很理想化,而在机关工作,研究必须紧扣中国现实,要更多地考虑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研究问题要更多吸纳别人的意见。

时任最高检检察长贾春旺说,专家、教授来高检院机关挂职是高检院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开创之举。这既给高检院机关提供了面对面向专家、教授学习的机会,也给法学专家、教授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直接指导实践的平台。

贾春旺指出,法学专家、教授到高检院机关挂职可以了解整个检察工作,可以加深对法律监督机关的了解,提供对检察工作的理论支持,同时也是对检察工作的监督。这对检察机关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检察队伍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关注未检工作

宋英辉记得很清楚,专家咨询委员的担子并不轻。至今担任咨询委员已有十一年,每逢对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的重大理论问题,或是重大课题的研究、重要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起草,甚至办理疑难复杂案件中遇到的适用法律问题,宋英辉都会积极参与,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作为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宋英辉对未检工作的关注和调研一直在路上,浙江、江苏、上海等地都有他的足迹。

2017年1月初,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和该区公安分局会签《关于向区公安分局未成年办案组织派驻检察官的规定(试行)》,此举为江苏省检察机关首创,加强了对公安机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监督、指导和协调工作。

在了解情况后,宋英辉通过微信与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检察长周飞进行工作交流,指导该院将开展的“涉罚少年”关爱活动冠名为“彩虹少年”关爱工程。同年4月,宋英辉出席了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举行“彩虹少年”关爱活动启动仪式。

会后,宋英辉教授在全国性“少年司法”微信交流群数次对“彩虹少年”关爱活动进行推介。 同时,宋英辉还结合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国家立法、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方面,从多个层面深入浅出对下一步做好“彩虹少年”关爱工作提了意见。

2018年3月2日上午,宋英辉一行到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专题调研未成年犯刑罚执行、教育改造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等工作情况。未管所向调研组介绍了基本概况、押犯构成情况、未成年人犯罪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及执法管理教育主要举措和工作建议。调研组与未管所就完善未成年犯矫正立法体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专项监督,深化亲属、学校、基层组织监护义务、监管责任履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谈。

调研组一行还实地参观了未成年犯教学和生活现场。“未管所执法管理科学规范,教育改造特色鲜明,犯罪预防与改造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丰硕,在相关领域具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宋英辉对未管所积极打造法治文明窗口、成长教育基地、净化心灵熔炉表示赞赏。

除了未检工作,宋英辉也一直关注检察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他看来,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法律的实施方面,检察机关要用好法律赋予的职权,找好新的增长点,比如公益诉讼。在人权保障方面,检察机关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打击侵害公民权利的犯罪,保护弱势群体、被害人权利方面,要发挥积极作用。

雷达:特约检察员的跨界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接受记者采访时,时间临近国庆,雷达坐在钢琴边自弹自唱起《我和我的祖国》来,饱含深情的歌声伴着钢琴旋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这一刻,雷达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但除了钢琴,他还拥有众多头衔:现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小组组长、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

在音乐领域,雷达长期从事高校音乐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史、20世纪西方音乐、西方音乐作品赏析、西方器乐发展史、音乐评论教学与研究,并任国家检察官学院等8所大学兼职教授。另外,经中央统战部推荐、中央组织部备案,2011年12月受聘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

“其实艺术和检察工作是有共通之处的,就像艺术讲人性、讲人文,要求我们保持一颗良善之心一样,检察工作做得好,社会公平正义就能得到保障,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得到保护。对于检察工作,我是从不了解到逐渐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我非常珍惜特约检察员这个身份,更希望在履职期间,能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雷达告诉记者。

对检察工作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说起与检察机关的缘分,雷达觉得是自己在国家检察官学院授课的缘故,接触了一大批优秀的检察官。除了课上的内容,检察官们极高的职业素养和品质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幸运的是,经中央统战部推荐、中央组织部备案,雷达受聘为最高检第六届特约检察员中的一员。

2011年12月19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来自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39名人士颁发了第六届特约检察员证书。曹建明表示,特约检察员制度有利于检察机关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使检察工作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曹建明表示,今后将主动邀请特约检察员参与疑难复杂案件的审议及司法解释的制定,积极主动地邀请特约检察员参加有关会议活动、疑难复杂案件的讨论、司法解释的制定,以及重大决策的咨询、论证,特别是参与涉及检察改革、检察立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据介绍,特约检察员应具备以下条件:具有一定知名度和代表性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一般应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正义感,有民主监督意识和奉献精神;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热心检察工作,自愿承担特约检察员的工作职责;能参加特约检察员的活动,履行特约检察员职责;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

虽然是音乐专业出身,但在长期担任人大代表职务期间,雷达已经充分和检察机关接触,通过积极参加检察机关活动和调研,对检察工作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雷达告诉记者,特约检察员主要享有以下权利:阅读检察机关有关检察业务方面的文件和有关工作简报、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材料及业务资料;参加检察机关有关工作会议和座谈会;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参加检察机关有关专业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等。

“正是这些丰富的学习和活动,让我对检察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也让自己更好地履行特约检察员的职责。”雷达说。特约检察员的职责任务是对检察业务中的专业性问题提供咨询;反映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建设和执行政策、法律情况以及检察干部遵纪守法情况的批评和建议;反映或转递人民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的检举、控告和不服刑事处罚的申诉情况或材料;经检察院领导指派,参加有关案件的审查、复查和调查;参与讨论研究有关政策、法律和检察工作的某些重大事项;参与有关案件的讨论;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检察制度等。

积极参加听证会,让案件程序更公开公正

在雷达看来,正是特约检察员这份“兼职”,让自己深度了解、理解进而全力支持并向群众倾力宣传检察院的工作。时隔数年后,当再次提起参与两起案件的听证会时,雷达仍对其中程序和细节记忆深刻,感慨万千。

2018年11月6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检察院举行杨某刑事申诉案公开审查听证会,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检特约检察员及部分省市检察官代表受邀参加观摩活动。

据介绍,2017年1月25日20时许,申诉人杨某在其前妻高某某家中与高某某发生肢体冲突,宋某某(与高某某系恋爱关系)上前制止时,杨某持刀将宋某某腹部、左手食指和小拇指划伤,宋某某即从大门右边拿起一根木棍,击打了杨某头部、双脚。后经法医鉴定,杨某左胫骨、右胫骨骨折的损伤程度均属轻伤一级,左额部的损伤属轻微伤;宋某某的左手小指及食指刀伤,其身体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该案经石屏县检察院审查,认定宋某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申诉人杨某不服向红河州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撤销石屏县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

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宋某某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伤害?此次公开审查活动,以此为主要议题展开。检察官认为,杨某挑起事端、过错在先;宋某某正面临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宋某某持木棍反击的行为是自救,符合正当防卫的要求;宋某某的行为造成杨某轻伤,没有超出防卫的限度条件,宋某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听完检察官陈述后,雷达等五位听证员分别对杨某进行提问。“谁先动的手?”“刀怎么用的?指向哪个部位?”“什么时候离的婚?”……除了细节问题,听证员提出的问题颇具人情味儿。

提问结束,是15分钟的听证员封闭评议时间。15分钟后,听证员当场宣读了评议结果:五名听证员中,有四名认为宋某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申诉理由不成立,另外一名则认为宋某某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办案检察官表示,此评议结果不作为最终结论,检察机关将会把听证评议意见作为重要参考。

“依法、公开、公正,正是有了这样一次公开听证,不仅体现出司法的阳光性和公正性,更让当事人有机会在面对我们这样的群体时表达诉求。”这场公开审查让雷达印象深刻,他认为,程序公正是法治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公开审查让所有人都有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特别是当事人,在表达自己的诉求之后,检察机关会综合考虑,依法得出结论,这也是对检察机关强有力的监督。

广西柳州一场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听证会同样让雷达频频点赞。2018年11月28日,廖某勇刑事申诉案公开审查听证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检察院举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检特约检察员、部分省级检察院控申检察部门负责人等受邀参加现场观摩听证会。

“作为最高检特约检察员,参与过最高检组织的不少工作。”雷达说,“这次来到柳州,亲身感受到检察机关用事实证据说话,道理讲得非常透彻。交通事故发生后,司法要更多地体现为民的真情,不要冷冰冰,要做到情与法的交融,促进社会和谐。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事故发生地段没有限速标志,存在安全隐患,建议有关部门整改,这很好。”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如何平衡处理好情与法、情与理的关系。但我也欣喜看到这次案件中很好地体现了几者之间的关系。”雷达表示,同时,我们见证了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规范,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检察官的法言法语上都非常规范,这也是我们司法为民的基础。

调研活动让特约检察员更好地发挥作用

作为特约检察员,雷达每年都积极参加最高检组织的人大代表调研活动。例如2016年10月24日,雷达等来自民革、民建、农工党、台盟的11名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来到江苏省南京市,调研江苏省检察机关服务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工作情况。

江苏省是非公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是江苏省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重要任务。调研期间,雷达等赴扬州、南通和常州三地,实地考察检察机关保障和服务非公企业的具体做法。

“当时我们就打击刑事犯罪、保护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而江苏省检察院相关部门负责人‘有数据、有案例、不回避问题’的精彩解答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雷达说,这次最高检组织的活动非常好,让我们详细了解了经济新常态下,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保障和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今年7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尤越向北京市某保安公司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雷达等几位专家应邀到场监督。

事情源于检察官在审查一起故意杀人案时,发现该保安公司对保安队的监督和管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尤其在保安员的招录、日常管理教育、保护员工合法利益以及配合司法机关取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为了预防和减少类似违法犯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针对问题提出了要严把入职审核关、加强法治教育和内部管理、增强法治意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四条具体建议。被建议单位负责人诚恳接受检察建议,表示将按检察建议书的要求及时整改反馈情况。

“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可以促进监督更有力、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值得各地借鉴。”雷达表示。

听证会、调研活动、研讨会等,经常把雷达的日程表排得很满,调研、授课、参政议政,每一件事,雷达都会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倾听百姓音符,谱写民生乐章,是他多年以来一以贯之坚持去做的事情。

“正是因为没有法学背景,才更要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近年来最高检一直在组织各种活动,特别是组织我们特约检察员培训、参加研讨会,让我们系统地了解了检察工作的内容、检察院的职能,以及怎么当好特约检察员,让我这样的‘外行’可以跨界履行好特约检察员的职责。”雷达说,特约检察员可以很真实地反映民意,反映群众的声音,能给检察机关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意见,也能够把检察院最精彩的东西宣传出去,让群众理解、支持检察工作。

才华:抓住“琐碎”的事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主任才华是最高检第一批特约监督员之一。2018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咨询委员和特约监督员工作会议,聘任第一届98名最高检特约监督员,才华就是其中一员。他表示,自己能被聘为特约监督员,既是惊喜也是意外,更多感受到的,是为检察机关献策建言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最高检的“智库”人员,才华戏称这大半年“拉拉杂杂”提了一堆建议。“我很少长篇大论,而是只阐述清楚一个点,这样很多建议看起来很‘琐碎’。不过,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我能看到这些‘琐碎’的建议都被落实了,打心里感到高兴。”才华说。

建议提高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质效

作为律师,才华遇到的一个常见难题就是农民工讨薪。由于法律意识不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案件经常会出现立案难、取证难的问题,很多农民工在出现欠薪问题后找到法律援助律师,但手里没有任何欠薪的证据,律师爱莫能助,农民工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才华建议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农民工普法活动,检察官与法律援助律师到工地免费为农民工作普法讲座,告诉他们如何签订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如何取得欠薪的证据。他还建议检察机关与法院、劳动仲裁机构、人力社保部门、信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等建立农民工讨薪讨债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提高办理农民工讨薪讨债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确保农民工及时拿到被拖欠的工资报酬。在最高检特约监督员的聘任仪式上,才华将这个建议直接提给了张军检察长,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一年,能确实地看到各级检察机构都在落实最高检‘谁执法谁普法’的政策,向农民工发放《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资料,针对劳务合同签订、工资发放等法律问题进行讲解。现在,我发现有不少农民工都有了基本的法律意识,对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很高,有一些行业习惯不签订书面合同的,农民工也会通过录像的方法,拍摄口头协议或者领取工资的视频作为佐证。”才华说,“当然,也看到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强化配合,规范了协作流程,优化了可执行性。”

才华更惊喜地发现,在农民工讨薪案件上,检察机关在自己的建议之外,更开始穷尽调查核实权,使用多种方式帮助农民工取证,支持公诉。“比如,针对双方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会调查涉案公司或是其项目负责人的银行流水,如果曾给农民工转过款,尤其是那种转款日期比较规律、转款金额比较固定的,都会被视为双方合同关系成立。”

“为担当者担当”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

就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全面推行后不久,一起案件进入了才华的视野——一名乡镇干部撞死了一名摩托车驾驶员,这件看似简单的案子却让才华十分感慨。“从案件的细节上看,这名乡镇干部前一天在机关工作到很晚,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到边远的村子布置工作,过于疲劳导致了交通事故。在事故发生后,他配合执法机关的工作,对造成人员伤亡供认不讳,并能积极赔偿,得到了家属的谅解,是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的。”

因此,才华向当地检察机关建议,“为担当者担当”,对这名乡镇干部从宽处理。“张军检察长说过,转隶也是转机。我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检察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应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能动性,兼顾案子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地方检察院将这起案件列为督办案件,最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为律师与检察机关的沟通搭建桥梁

才华认为,成为最高检特约监督员,于他而言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律师与检察机关的沟通畅通了渠道、搭建了桥梁。

2008年《律师法》修改,直面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老问题,被称为“倒逼刑法修改的力量”;2015年9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中也明确规定了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实际当中,律师的权益被损害的事情时有发生。

“关于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问题,我时时提,尤其成为特约监督员之后,也有更多机会与检察机关沟通。”才华表示,这几年检察机关主动出击,担当作为,并在各种公开场合强调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立场,真正把自己及更多特约监督员的建议放在了心上。

“今年年初,天津市检察院宫鸣检察长专门到天津市律师协会调研,邀请律师座谈检察机关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和天津律协的律师们聊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在一些不能用光盘复制案卷的基层院,复制案卷收费应该统一;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受到威胁甚至殴打,检察机关应该积极支持公诉等。”才华说,“宫鸣检察长告诉律师,这次调研是全国检察机关进律协调研的一个部分,最高检马上就会有新的动向。”

7月初,才华在最高检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今年7月至2020年1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活动。这次专项监督活动将保障律师的会见、通信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人身权利,以及其他妨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的情形等五个方面的执业权利作为监督重点。”

“最高检还要求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设置专门的律师通道和会谈室,为律师会见、调查取证提供便利和服务。张军检察长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表示,律师无论是在庭上发表的,还是庭下与检察官沟通的意见,都可以、也应当理解为帮助甚至是督促检察机关做到客观公正。办案中要真正把律师当成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可以说,这些都是律师行业的利好消息。”才华欣慰地说道。(来源:检察日报 文字:刘亚 图片:邓铁军 张哲 赵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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