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subtitle 历史研习社11-03 09:37 跟贴 237 条

《铁齿铜牙纪晓岚》给人留下个印象,皇帝的工作轻松得很,想出宫跟玩似的,说走就走。乾隆带着和珅、纪晓岚两个人,走南闯北,各种历险,好不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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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也是,历史上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可不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758年,左副都御史孙灏上了个折子,实名反对乾隆皇帝出巡索约尔济(西与喀尔喀车臣汗部接壤,南与科尔沁、乌珠穆沁部相连,东与北俱与黑龙江接壤)。堂堂一个大清的皇帝,跑边疆一个小城视察什么?

莫非是要看北极光?

都御史是个监察官,本来就有义务挑挑皇帝的毛病,隔靴搔搔痒。孙灏这回批评了乾隆皇帝的作风问题,想把皇帝留在北京城享清福,没想到乾隆皇帝觉得“兹事体大”,跟孙灏杠上了。

01、深刻的教训

孙灏反对皇帝外出视察的一个理由:皇帝出巡就是为了看看美景,劳民伤财,于民生无益。

这不仅是孙灏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历朝历代文官的普遍认识。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皇帝就十分热衷外出视察。秦始皇自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到三十七年崩于沙丘,期间有不少于五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巡游,每一次出游都带有众多的文武官僚和庞大的车马仪仗队。没见过这么热衷于视察的皇帝,以至于他死就是死在视察的路上,结果给了赵高、李斯、胡亥可乘之机,不仅自己怎么死的说不清,就连秦朝的继任者到底是谁也迷雾重重,而这恰恰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

秦始皇开了个坏头,本来皇帝四处视察,纵览名山大川,体察民情都可以说是为了江山稳固,但偏偏秦始皇自己死的不明白,秦朝二世而亡,非但没体现出来外出视察的好处,反倒让人跟危险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唐太宗由于身体原因想巡幸隋朝的旧夏宫时,大臣姚思廉不干了,指责皇帝“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而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

拐弯抹角骂唐太宗,你这是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学秦皇汉武好大喜功,摆谱!

637年,唐太宗想视察洛阳,魏征也忍不住发话了,他讲的更明白,皇帝要外出视察,难免车驾要经过地方,地方官要想方设法讨好皇帝,准备接驾得铺张奢华,才能显示出下级官吏对上级的重视,这些都要转嫁到百姓姓头上,成为新的负担。

皇帝想要维持仁君爱民的名声,最好就乖乖呆在都成,哪儿也别去。饱读诗书儒家士大夫,活生生用“仁君爱民”的理念,捆住了皇帝外出视察的手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约束权力的枷锁。

只是为何到了清朝这套理念似乎不管用了,康熙、乾隆爷孙两个皇帝纷纷六下江南,木兰秋狝,比赛式地搞外出视察,也没见到对江山社稷产生多大的威胁。

02、游牧民族的突破

乾隆皇帝自然对于汉族士大夫的批评有所准备,作为一个皇帝,你跟我讲作风问题,我就跟你讲政治问题。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他先搬出爷爷康熙皇帝热衷于木兰秋狝讲起,巡幸狩猎乃清朝祖制,不是乾隆个人脑袋一热的举动,康熙皇帝的治理水平天下信服,孙灏否定巡幸,岂不是要连康熙皇帝也一起指责?

▲木兰秋狝

接着,乾隆又搬出来自己的政绩,“十全老人”的威名不是虚的,彻底肃清准格尔的分裂势力,三军用命,君臣一体,也多亏平日多有巡幸,整饬武备。孙灏难道连乾隆皇帝的功绩也要否定?

搬出两座大山来压孙灏还不过瘾。

乾隆又从根子上剖析孙灏的弊病,“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若汉人则不能矣。虽由风土不同,亦由平日好自安逸之所致也”从民族劣根性上把孙灏痛骂了一顿,反将一军,把孙灏对巡幸的指责,看作是汉人好逸恶劳不能吃苦的体现。

如此反驳,如泰山压顶,刀刀见血,孙灏见了估计膝盖要碎。

不过,从乾隆的角度讲,他把将皇帝巡幸的活动,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上,确实是迥异于汉族士大夫的一种认识

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原王朝很少会将皇帝的巡幸视察跟国家战略安全联系在一起。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嘛,跟国家战略安全有个毛关系?

这个认识却与中国历史上的草原政权一脉相承。

具有草原游牧基因的王朝,往往不只是受儒家的观念约束,同样还受到草原习俗的深刻影响。较之于是否按照儒家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做事只是一方面,入主中原的草原政权更看重能否保住辛苦打下的江山社稷,草原政权的军事性才是他们压制中原汉族士绅民众的法宝。

因此,这些政权往往遵循着游牧部落的习惯,在不同的都城,季节性地在都城之间迁徙。

比如,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四季外出游猎,朝官随行,设行帐称“捺钵”。契丹国其实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而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际上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

▲四时捺钵

这种诡异的制度安排在汉族士大夫看来如同儿戏,天子是天下秩序的中心,怎么能动来动去,到处乱窜?在草原民族却是继承旧俗的体现。

元朝更是如此,蒙古贵族倔强地坚持着许多蒙古部落的习俗,并不心甘情愿被汉族同化。蒙古有大都(北京)也有上都(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每年阴历二三月,大汗的车驾离开大都,北行到上都,避开北京的炎炎夏日,恢复骑射生活,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周而复始。

虽然有汉族官员提意见,可蒙古大汗根本不鸟这套东西。毕竟,在蒙古皇帝眼中,汉族官僚是被统治的一群人,儒家的意识形态只是统治的工具之一,绝非唯一。

若此,从辽金蒙元这个线索看下来,乾隆皇帝对于巡幸的坚持就可以理解了。

03、乾隆皇帝的杀手锏

这场争论针尖对麦芒。

汉族士大夫有自己信守的理念,基于儒家的观念和王朝历史,他们强调皇帝应该“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而乾隆皇帝则从“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的角度,将巡幸狩猎视为满洲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

大家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乾隆毕竟是皇帝,斗争手段老辣,总有办法让人服。

孙灏说,索约尔济这个地方离京城太远,害怕出意外。这话本来是关心乾隆皇帝的“贴心话”,没想到气头上的乾隆根本不理这茬,劈头盖脸地问,“索约尔济难道不是大清的国土?此番出行难道不是受到蒙古王公的盛情邀请?能有个什么意外?”

孙灏的折子里提到“索约尔济非江浙胜地可观”一句话,又戳中了乾隆的心窝。你孙灏为什么要说索约尔济不像江浙地区一样有风景名胜可观,这难道是在影射乾隆下江南是去旅游吗?

笑话,乾隆下江南难道不是为了看风景名胜?乾隆可不这么认为,他一面强调游览江南风景名胜是奉了皇太后的旨意,尽孝道而已;一面强调自己下江南是为了查看民情、水利,心里想的还是百姓苍生。

乾隆下江南到底主要为了旅游,顺道办理点政事,还是主要为了办理政事,顺便旅旅游,这事后人说不清,只有他自己知道。

孙灏担心“随从侍卫官员人等长途费重,生计艰难”,这本来也是实情,乾隆依然不依不饶,又搬出了爷爷康熙做挡箭牌,先说当年康熙每年出巡二三次,那个时候的侍卫兵丁还不说苦,现在又是预先借钱给地方政府,又是中央专项拨款,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地方官在康熙到时候都不叫苦,这会叫苦是什么意思?

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康熙南巡时心里有“几项规定”,每次随行不过300人,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搭帐篷住宿。而乾隆南巡可不是一回事了,随从多达2500余人,每人配单马或双马,另外还有400辆骡车、800匹骆驼,纤夫达3600人。据统计,乾隆6次南巡花费总计竟达2000万两,康熙所用的钱财却不到乾隆的十分之一。

▲上图为康熙所乘御船靠岸,有官员也有围观群众。

▲上图是乾隆皇帝南巡时,江南地方官员和百姓在接驾场面。乾隆在大批御前侍卫的促拥下,进了城门。城门两侧边跪着是江南巡抚,总督、知府等高官,城门的左侧还置放了香案,右侧的戏台正在唱戏。

所以,康熙南巡地方不叫苦,真不代表乾隆南巡也不叫苦,只是他不愿意听到罢了。

孙灏说一句,乾隆怼一句,简直拉开架势在打嘴仗。

打嘴仗的杀手锏就是扣帽子。泼妇骂街,往往先声夺人来个定性分析,“你个××”。乾隆比较有涵养,在最后才进行总结式发言,即使是扣帽子也让人觉得有理有据:

(孙灏)意将使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渐惟染汉人陋习,人人颓废自安。

这下完蛋了,孙灏只不过给皇帝的作风问题提了个小小的建议,结果被皇帝视为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代表着陈旧没落的汉族士大夫,要搞跨满人的立身之本。

天大的帽子扣到了孙灏的脑袋上,孙灏找谁说理去?

自古以来向当权者提意见都让人头疼,本来表面上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可人世间有一种能力叫想象力,而统治者的想象力尤其丰富。明明在劝诫皇帝不要轻易外出巡幸,而皇帝却能将之联想成对于满洲立国之本的挑战,明明是在善意提醒,到了皇帝耳边就成了恶意批评。

若是遇到稀里糊涂的皇帝也就罢了,偏偏遇到的是爱较真又有理论功底的乾隆帝,激起了“真理越辩越明”的兴趣。当大臣的,难道还真指望让皇帝输得心服口服?

本文写作参考了《马背上的朝廷》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有兴趣的童鞋不妨看看,乾隆皇帝为何对于巡幸这个事儿这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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