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3年,鄱阳湖大战后的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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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年,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水战,发生在江西的鄱阳湖,史称“鄱阳湖大战”

对阵的双方,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陈友谅的60万大军,最终以少胜多,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此战,朱元璋的胜利对中国历史走向意义重大:不但为接下来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以后的北伐南征和攻灭元朝、统一全国,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而鄱阳湖大战的发生地——江西,从此纳入朱元璋集团,并成为其核心势力范围,是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战略大后方。按照军师刘基的建议,朱元璋在打败陈友谅之后,采取了“一心两线”的作战策略,“一心”即以江西、湖广等地为根据地和中心,“两线”则是兵分两路,一路向北沿江苏、山东而上,一路向南顺福建、两广而下。

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开始,长江以北地区受频繁的战乱影响,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江西虽然经过鄱阳湖大战,但一战而定,经济条件尚好,为朱元璋南征北战奠定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后来,北伐虽然从南京出发,但军需却仰仗于江西。明朝进军河南、山西和西南,都以江西为基地。

江西,也是明朝设置的第一个行省。

随着明朝军队的出战和进推,江西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外移民。江西人一方面随军供应军需物资,跟着朱元璋打天下,另一方面为饱受战乱的地区带去了生活必需品,发展成遍布各地的商人。

史学家说,江西商帮应该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第一个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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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江西地图 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江西商帮(贛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尽管关于“中国十大商帮”仍有不同说法,但江右商帮必定榜上有名,最辉煌的时期,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是帝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商帮之一。

如今的江西,论经济实力,在中国的版图内没有什么存在感。历史上,尤其是唐宋以下,江西却一直是中国人文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区域之一,是江南地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重心一并开始南移。最先承接并实现崛起的南方区域,就包括江西。北人南渡,江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站,而且由于历史上江西战乱较少,人口存量和经济成果得到较好的保存,历史的机遇层层叠加,造就了江西的繁华兴盛。

我们今天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个是江西人。江西的人文成就,一直延续到近代。特别是在明朝开国后的前100年间,江西是全国出进士最多的省份。整个明朝276年,江西籍进士总数则位列全国第二。

而文化与经济总是相互成就,类似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江西人才辈出、文化璀璨的背面,是其经济的高度发展。

今天的景德镇,在唐宋隶属于浮梁县,当时那里出产的瓷器和茶叶已经非常有名。手工业发展,刺激了商业兴起。南宋人汪肩吾说,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

到朱元璋建都南京,战后百废待兴,江西人利用本土丰富的物产和手工业制品,开始了以利益为驱动的促进国家经济复兴的行动,俗称“经商”“做生意”。当时,社会上就有“无江(西)不成市”的说法。连一向富饶的江苏,自产的粮食都曾不够本地食用,要从江西调运粮食,“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

在明朝四处征战、统一中国的日子里,江西人随着军队遍布全国,并开启了向外移民的新征程。

根据历史学者方志远的研究,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江西人口1370万;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江西人口剩下810万。在100年里,锐减500多万人,相当于减少了40%的人口。但从全国范围看,这100年间的人口基本持平,独独江西人口锐减,为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外流,大量的江西人流向了湖广、河南、四川和云贵等地。

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主要就发生在明初。据估算,明初江西对湖南的移民,占湖南总人口的1/4左右。在湖北,明初涌入近百万移民,江西籍移民就占了约70万人。

中国历史上的内部移民潮,虽然存在政策引导和强制性问题,背后有无数的苦难和离合,但人地比始终是第一诱因。哪里人多地少,哪里就是人口流出地;哪里地广人稀,哪里就是人口输入地。“江西填湖广”就是一次典型的移民潮,人口从经济发达区域,流向经济落后区域。

这些江西籍移民中,大部分人都是穷苦出身,其中不少人选择了从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民间俗语,说的就是江西商人。

所以,方志远说,江西商帮的兴起,是流民运动的产物。

江西武功山 图源:摄图网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兴起历程都与政治密切相关:要么像晋商、徽商一样贴近政治,官商联合,获取垄断利益;要么像粤商、闽商一样对抗政治,铤而走险,以走私贸易起家。

江西商帮的经营之道,却另有不同。

尽管是伴随明朝立国的整个过程而兴起,但江西商帮在政治上从未与“红顶商帮”沾边。而且,明朝官场上,江西人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然而,江西商帮也绝少传出政商勾兑的传闻。

江西商帮的人数之多、经营领域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在所有传统商帮中首屈一指。对江西人来说,经商如同种地,是脱贫的一种手段。万历《南昌府志》说,南昌“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崇祯《清江县志》也说,清江县(今樟树市)“俗多商贾,或弃妻子徙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整个晚明,江西人的经商意识,相当浓厚,有些地方的风气已经接近今天的全民创业氛围。

由于是穷苦人家打拼的一种方式,江西商帮推崇草根创业,小富即安,很少出大富商。他们对政治始终保持距离,虽然善于利用政策,但绝少涉足勾结政治的特权领域,或者对抗政治的灰色领域。总体来说,江西商人是传统中国最安分守法的商人群体——只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做买卖。

明清两朝,有很长的时间实行海禁政策。针对海禁政策,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法:闽、粤等沿海商人以对抗的姿态,崛起为走私海商集团;而江西商人以守法的姿态,利用本省的交通优势,发展到赣商的历史巅峰状态。

明朝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仅有宁波、泉州、广州3处,而且3个市舶司分别对应固定的外贸国家。由于所谓的“倭寇之乱”,实际上最为通畅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实行独口通商政策,以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江西省内以鄱阳湖—赣江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在海运和铁路崛起之前的五六百年间,始终处于交通核心大省的位置。在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北江)—广州,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南北黄金水道上,流经江西境内有1000公里左右,占到了总贸易通道的1/3。

赣江,曾是中国黄金水道的一段 图源:摄图网

通过水路运输,江西商人一方面将本省景德镇的瓷器、长江三角洲的丝绸、闽浙的茶叶等“外贸三大宗”运往广州供出口;另一方面在帝国内部从事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将本省的大米、木材、纸张、药材、夏布等南调北运。

如今看起来交通相对闭塞的江西,在明清时代的人眼里,全省都是“水上高速公路”。以木材为例,江西抚州、赣南出大木,砍伐后运入赣江,溯流而下,就能一路漂浮到鄱阳湖,经九江,入长江,一路东下转销江南,或入大运河运往华北。

明朝中后期至清代前期,江西商业繁荣,沿着水路形成樟树、景德、吴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镇。樟树药商与京帮、川帮,并称全国三大药帮。

江西商帮的影响力持续扩大。除了堪称半个江西主场的湖广,西南也是江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当时的云贵,人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东南沿海的闽、粤两省,江西商人是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福建武夷茶的加工贸易,几乎清一色的江西人。在北方,河南官员曾经由于江西商帮势力太大,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要求朝廷驱逐江西商人。帝都北京,按照明嘉靖时人张瀚的说法,“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可见,江西商帮是人数最多的。

重读江西商帮的发展史,对比中国十大商帮的其他商帮,很容易发现江西商人独特的气质。在其他商帮通过垄断贸易、特权贸易、违法贸易造就巨商富贾的时候,只有江西人依靠合法合规的小生意,打下了一片天地。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到中国游历,他后来在书中写到他对江西人的观感: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这个观感是准确的,通过与湖南人的对比,更加彰显了江西人的商业头脑和商业模式。有人用“蚂蚁精神”形容江西商人,也很贴切。

因为都是非垄断行业的小本生意,江西商帮几乎没有出过具备全国性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偶尔有一两个商业巨头,也不是在江西人最擅长的商业领域冒出头。比如清初的李宜民、清末民初的周扶九,其实都是大盐商,在徽商擅长的领域驰骋。

明万历时人谢肇淛说,天下商帮,新安(徽州)与江右(江西)是两大帮,“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意思是,徽商资本雄厚,多富商大贾,而江西商人都是小本买卖,以贫困起家,资本微薄。

可以说,在前现代,江西商帮已把小商业做到了极致,但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瓷都 景德镇 图源:图虫创意

传统的皇权体制,是自由商业活动的敌人,这决定了所有商帮的宿命都是走向衰亡,只是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

缺乏大资本支撑和垄断特权加持的江西商帮,在时代的碾压下,最早走上了下坡路。

明朝中后期,晋商、徽商等特权商帮强势崛起后,就开始了对江西商帮商业地盘的争夺。后者很快在一些商业领域“缴械投降”,比如在茶叶市场。

江西本地产茶,明代主要由江西商人经销,而到了清初,江西传统产茶区的浮梁茶已由徽商垄断。福建武夷茶最早都是江西商人在主导加工和贸易,到清朝后期,武夷茶已操纵在晋商手里。茶叶这一大宗买卖,此后几乎不见江西商帮的身影。

但最致命的,不是国内商帮的竞争,而是时运的流逝。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巨变。对江西商帮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内外贸易商道的转换。

原来的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对外开放城市口岸此后还陆续增加。江西商帮赖以崛起的南北黄金水道,变成了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西水道。上海则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南北货运必须取道江西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紧接着赣江水土流失严重,京杭大运河部分河段淤塞,大庾岭商道陷入沉寂,种种不利因素叠加,使江西从全国性的交通枢纽,沦为平平无奇的内陆腹地。

水路优势尽失之后,江西又错失了铁路时代。

清朝最后35年,中国修了近1万公里铁路,奠定了中国铁路交通网络的基本框架。然而,江西在这波铁路兴建潮中,被彻底甩掉了。特别是京汉、粤汉铁路开通后,南北运输主干线“完美”绕开江西,改走两湖,江西在近代的交通格局中彻底被边缘化。尽管后来修建了浙赣线,但仅从赣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远离交通线,过境贸易稀少。

至此,江西成了中国陆运(铁路)和水运(海运)的双重盲区。

近代以来150年,江西从全国前列的经济发达省份,彻底衰落了。与省份的衰落同步进行的,正是江西商帮的消亡。

江西历史地标 滕王阁 图源:摄图网

有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区域发展存在一定的气运。气运来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崛起要素叠加,但气运一消失,也不是一两种利好消失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利好都被抽走,所有的厄运都接踵而来。江西就是气运盛衰十分明显的一个省份,唐宋以来气运上升,连战争都极少在江西打,但近代之后,气运衰微,就遭遇了一场致命战争。

持续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给了江西,也给了江西商帮重重的一击。

自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沿江东下,占领九江、湖口、彭泽开始,到1865年10月,其余部最后退入广东为止,在接近13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多次进出江西。江西成为主要战区之一。

战争双方,轮番对江西进行破坏。清军方面,江忠源为了抵抗太平军,曾在南昌城外实施焦土作战策略,把城外民居烧个精光,连滕王阁都未能幸免。

根据历史学家曹树基的测算,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刚爆发,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达到2400多万;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西人口锐减为1200多万。十余年间,江西人口损失了一半。

在这场战争中,江西不幸从商家必争之地,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西商人成为湘军的提款机。湘军在江西的军费募款(实际上是摊派),高达1.3亿两,排在全国前列。

不仅如此,没有特权庇护的江西商人此后屡屡被当成肥猪“宰掉”。国内哪个省有战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江西弄点钱,最高峰时甚至出现了几省同时在江西设局劝捐的局面。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实在看不过眼,多次向朝廷上书,说江西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全省糜烂,民力难支,浙江、安徽刚来刮过一轮了,陕甘云贵四省又来,“凡属殷实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户,殊觉无多”。再这样捐下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大约在清末,遭受重重打击的江西商帮,从此寂寂无闻。

1920年,以盐商起家的非典型江西商人、民国初年江南首富周扶九,90岁高龄在上海逝世。出殡的队伍,在南京路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上海人争相拥到现场,以观看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葬礼为荣。

而这,在江西人看来,更像是明清江西商帮的一个隐喻,一曲挽歌,或者一节意味悠长的尾声罢了。

参考文献: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 方志远:《赣商与江西商业文化》,《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黄志繁、杨金鹏:《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社会重建困境与近代江西经济衰落》,《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张小健:《江右商帮兴衰研究(1368—1911)》,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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