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丹妮:历史上的杀女婴现象何以被"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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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表达了自己对民间杀婴的陋俗难以释怀。据他了解,“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对于杀婴的过程,他记录道:“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对此,他表示自己“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与朱鄂州书》)

苏轼的这封信成了《生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女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一书的切入点。本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作者Michelle King现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她的博士论文从文化史的角度,讨论了19世纪末中国的杀女婴现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7年)。历史上还有不少类似的记载,而这些文字正是本书考察的重点:中国历史上对杀害女婴的观念转变,而非杀婴的行动本身。

本书尽管正视历史上女婴被杀的严重问题,却并非旨在表达感伤及谴责。这种侧重的背后有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从研究材料来说,记录详实地涉及到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的杀婴例子相当有限,不过,保存下来的由男性执笔的二手证据则相当丰富,这些证据主要揭示的是对于杀婴的态度和观念。其二,对于观念转变的研究,有助于避开关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迫害女性的老生常谈,并提出可能存在却为人忽视的历史转变。与第二层考量相关的是此前杀婴研究的不尽人意之处:一方面,常见的问题出发点(诸如“为何女孩是杀婴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为何杀婴在中国如此普遍?”)往往把研究引到对儒家性别秩序的抨击上;另一方面,人口研究提供的数据和结论虽然表明杀婴对控制家庭规模的作用,但是在缺乏具体语境的情况下,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古代中国的父母铁石心肠、不顾子女死活的扭曲印象。实际上,通过与欧洲的情况比较,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存在着父母不要亲生骨肉的社会问题。

因此,本书提出了另一种思考方向:杀女婴到底从何时起、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变得如此中国化?(“Just when and how did female infanticide become so Chinese?”见原书第7页)作者认为,杀女婴的行为被贴上中国的标签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这种实践从地方的、道德的、慈善的议题转化为跨文化的、政治的、科学的全球性议题。正是西方人对于杀婴问题的呈现,塑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印象。到了20世纪初,连中国人都觉得杀婴是一个明显的中国问题,因此改革者们提出要根除杀婴的弊端,以改善中国人口的构成和数量。通过与西方的文化接触,人们逐渐认识到女婴对一个国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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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封面

本书主体分成五章,分别讲述了关乎女婴命运的不同人群的故事。第一章“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女性与分娩”围绕着参与杀婴过程的女性,包括产妇、接生婆、婆婆等。作者着力分析了一名叶姓妇女(1567-1659)自述的早年溺死才呱呱坠地的女儿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析下的杀婴,不是一种在事后要被谴责或怜悯的行为,而是事件中一个有待作出的决定。产妇经常是在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终结亲生女儿的性命。在她们眼中,生育男孩意味着将来有可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在家中赢得尊敬;而生育的女儿将来可能还要像自己一样受苦受难。而且,杀死女婴的决定可能也不是产妇个人的主意,分娩中在场的其他妇女,比如接生婆、婆婆、邻居大妈等都可能在其中扮演或积极、或消极的角色。在民间想象中,虽然杀婴可能导致的报应令人胆寒,但是如果此举不是生母的初衷,而是迫于如婆婆这样的家中长辈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生母仍会被视为恪守孝道而不被追究。

插图来源于《生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女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第二章“移风易俗:学者和道德规范”关注的是晚清男性学者在反对杀婴问题上的表现。作为本章主角出场的是一位无锡乡村塾师余治(1804-1874)。通过探讨余治的生平和著述,作者力图解释士人对于民间杀女婴现象较为典型的反应。余治生逢太平天国时期,战火对江南地区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因此杀女婴在百姓穷困潦倒和流离失所的社会背景下并不稀奇。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余治创作劝行善剧,发表公开演说,为“育婴堂”、“保婴会”制定细则等,这些努力收到成效,并且还为他带来了“善人”的声誉。但是讨论没有止步于此,作者注意到反对杀婴只是余治关心的诸多议题之一,他对树立伦理典范和从事公益事业的热情,或许还与他的个人际遇有关。实际上,余治并没有在科举仕途上获得成功,投身地方的公共事务成为另一种赢得认可的方式;而他也没有儿子,这可能造成他在尽孝问题上的担忧。他所参与创作的善书一类的读物上宣传的“善报”观可能影响到他对劝善行为的期待,善书中那些因为善举而奇迹般地生育儿子的故事,或许曾支撑着他乐观地面对现状。虽然余治的个例不足以涵盖一切,但是有助于理解同一时期的士人对于杀婴问题的关注。

第三、四章考察了英语、法语的出版物是如何将杀女婴中国化,并把这一观念推向世界的。第三章“看见尸体:专家和证据”对于19世纪的所谓西方汉学“专家”及其著述提出诸多质疑,而质疑的焦点在于他们的证据大多是并不具有说服力的二手材料,因此无法证实杀婴是中国社会普遍而特别的现象。这些“专家”以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早期成员及其位于上海的北华分支(NCBRAS)的成员为代表。作者随后考察了在中国游历的西方观察者对所见的婴儿尸体或是婴儿尸骨收殓处(例如婴儿塔“baby tower”)的叙述,认为这些观察并不能被简单粗暴地视为父母杀害子女的罪证。从作者征引的有关当时婴儿丧葬习俗的著作来看,实际情况可能跟西方观察者的想象不同。作者继而分析了一些抬高杀婴比例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追根溯源又显示了统计的不可靠、甚至于来自没有根据的文化偏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本章对柏立德(Gabriel Palatre , 1830-1878)《杀婴和圣婴会在中国》(L’infanticide et l’Oeuvre de la Sainte-Enfance en Chine, 1878)一书的讨论。该书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者发现这位被派到上海徐家汇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收录了前文论及的余治的著说和插图,并将这些内容与他搜集的关于杀婴的中文资料分门别类地放在自己的书中。其中的视觉化呈现似乎很符合欧洲读者的口味,满足其对异域的想象,所以这些图片又在其他一些书中被剥离了语境而单独再版。我们看到,原本出于劝善目的而创作的图文,至此不再只是用来提醒中国读者杀婴有风险,报应需谨慎,而是在被挪用为满足西方读者好奇的素材的同时,用来谴责中国文化风俗的弊端。

第四章“拯救灵魂:传教士和救赎”考察了法国圣婴会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美天主教会的学童中间,传播中国的杀婴问题。圣婴会于1843年成立,旨在支持海外的传教士对异教儿童进行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儿童看来,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因此很多儿童慷慨解囊,定期捐款以推进这项事业。而中国婴儿被抛弃或杀害的印象,也随着圣婴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而不断加深。附带提一下,作为本章引子的故事发生在1872年的加拿大法语城市魁北克城(Quebec City),约有三千名当地儿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由圣婴会组织的演讲活动。笔者想起曾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在魁北克的中国人》(?tre Chinois au Québec, 2013),其中一位接受访谈的当地老先生谈到,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传教士还会到其所在的学校告诉孩子们,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贫穷地方的儿童需要帮助。年幼的他相信,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小朋友,就证明他是更好的天主教徒。不难想象,这种从孩提时代起就接受到的信息,将会持续影响很多国外普通百姓想象中国人对待婴儿的方式。本章的阅读可以结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很多分析都呼应了沈氏的观点,展现了圣婴会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儿童。本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作者使用了更为广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这些资料此前未曾被讨论过,其中有一些为作者的个人收藏,颇为珍贵。

插图来源于《生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女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第五章“杀女婴的重构:新兴的国家”讨论了杀婴现象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激起的涟漪。一方面,大多中国人怀疑天主教传教士收容中国儿童另有企图,不是如其宣称的照顾和拯救他们,而是攫取他们的身体器官来研制某种秘方。这种猜忌不断发酵,终于在1870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天津事件,当地暴民残忍地杀害天主教修女。本书在对此事的分析中,引入民间善书、通俗故事里惩罚杀婴妇女的恐怖情节(参见本书第一章的讨论),推测暴行的实施或许受到了那些情节的启发。如果杀害婴儿理当遭受报应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当人们怀疑传教士杀害了本地儿童时,他们是有可能采取自己了解到的惩罚手段来对付他们眼中的罪人的。这种推测虽然难以证实,但是很令人唏嘘,因为那些善书、通俗故事,可能曾让天主教的传教士和修女们带着“拯救”他者的心态,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后来却又让他们在异国土地上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一些生活在对外条约中的开放口岸的中国人,逐渐吸收了西方关于科学和妇女权益的学说,并在报纸等媒介上进行改编以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介绍节育和优生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努力见证了嗷嗷待哺的女婴如何被纳入构建民族国家的话语中。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纠正了那种将改革杀婴陋俗的功劳完全归于西方人的偏见,并给予了妇女个体感受更多的关注,在她看来,理解女婴被抛弃的社会问题,不能停留在性别比率一类的人口统计上,而应该将个人的选择放到具体的情境下分析。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严谨流畅的文风,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该书出版之后,在英语学界引起不少讨论,包括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在内的多个期刊都刊登了书评。评论人在肯定本书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分析上的一些不足。其中对细节的讨论主要来自熟悉本书资料背景的研究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此不赘述。

相比于评论人追溯资料的来龙去脉,或许普通读者对本书会提出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当中国的杀婴现象已经在不少中文、日文和英文研究中从不同角度被触及或深究,这样一部英文著作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答案是开放性的,笔者在此仅分享一点浅见。正如作者一开始强调的,本书要分析的是杀婴的观念而非实践,而对于观念的解剖,显然也不是为了否定实践的存在和严重性。从这种角度来说,本书与高彦颐(Dorothy Ko)的《缠足》有异曲同工之处。与杀婴相似,缠足也常常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反例被西方人诟病,并从19世纪末开始成为民族主义话语攻击的对象。如果说反对溺婴的呼吁让人看到儿童与民族的关系,那么反对缠足的呼声则让人看到妇女与民族的关系。不过《缠足》没有沿用由男性精英主导的启蒙话语的框架,而是区分出两种历史:来源于私下的、个人的“微型历史”(miniature)和来源于公开的、自然的“巨型历史”(gigantic)。前者往往为后者所裹挟而沉默,因而主流话语接纳了反对缠足的声音而过滤了缠足女性的个人感受。实际上“三寸金莲”展现了在儒家秩序下的一种性别身份,缠足之于女性正如科举之于男性一样,都提供了向上进阶的社会流动的可能,同时小脚和精美的鞋饰也是特权阶层的标志。归结起来,缠足只是女性通过对自我身体的改造来达成目标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声音湮没在男性知识分子群体因民族危机感而搭建的话语架构中。

正如King的重点并非讨论杀婴在中国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高氏的重点也并非讨论缠足是不是妇女不幸的羁绊,抑或是不是传统文化落后的象征,她们关注的是那些居于主流话语地位的知识、观念是如何产生并通过层层累积、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塑造和推广的。其实,这种反思在北美学界从更早就开始了,并且已经有不少经典研究。与本文较为相关的包括贺萧(Gail Hershatter)讨论20世纪上海娼妓问题的专著《危险的愉悦》。像杀婴、缠足一样,娼妓也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而该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独特的问题切入点。贺氏发现当时对于妓女的记载经常是口径不一的,有时候她们被刻画成玩弄男性的红颜祸水,有时候她们又成为值得同情的无辜受害者,而这些不同的呈现交织着更为复杂的关于医疗、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公共议题。因此她指出,男性知识分子在作品中通过对妓女的讨论,表达了对愉悦、危险、社会性别和民族国家的关注,而厘清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从这些话语中甄辨出女性个体的声音,正如她在书中所揭示的。英国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分析“知识的历史”为何引起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时,提到其中的一个动因来自迎接挑战——全球史的兴起以及相继而来的讨论非西方文化的知识成果的需要。上述介绍的几部著作都从不同程度上回应了这种挑战,并提醒我们在解读文献时,对于文本的表述要带有批判性,而对于文本中牵涉的人和事要带着同理心。

作者:蔡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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