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什么说自己"不通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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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歌与孟郊开创共同开创“韩孟诗派”,其文则揭唐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大纛。在中唐时代,韩愈是一位富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不仅体现在一系列的儒学论述中,更有“辟佛”的行动。作为政治家,韩愈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一番政绩,然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不通时事”。韩愈果真是不通时事吗?他为何要这样评价自己呢?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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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韩愈明确讲到自己“不通时事”的地方,代表性的有两处,一是《答窦秀才书》,一为《上兵部李侍郎书》。前者是唐贞元二十年,韩愈写给秀才窦存亮的书信,云:“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此前一年,韩愈以言事出为阳山令。检韩愈的集子,不难发现,韩愈所言之事为请求宽免徭役,免田租之弊。据《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记载,贞元十九年,“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面对此种情况,担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向皇帝直陈时弊,本属分内之事,无可厚非。然而这封上疏不但没有获得唐德宗的理解和嘉奖,反而被贬官外地。这是韩愈万万没有想到的。韩愈在上书皇帝之前,韩愈的心里应该有所准备,因为毕竟矛头对准的是京兆府尹李实,故其请求的是“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暂停征收本年度的税钱,来年再征收,利国利民,并无不妥之处。措辞较为委婉,既不想得罪李实,亦希望德宗的理解。纵览全文,让人感觉刺耳的恐怕是韩愈此文所提到的“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这句话相当有杀伤力,不啻说德宗不察、群臣欺君,无疑是对德宗和群臣的一记响亮耳光。故韩愈被贬亦属在所难免了。

据卞孝萱等先生考证,韩愈上书的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被贬之日为十二月九日。如此之短的时间,或许是韩愈始料未及的。不但韩愈被贬,还连累了他的同在御史台为官的张署、李方叔二人被贬外放。被贬的诏书下达,即使在寒冬腊月,韩愈也不得不即刻奔赴贬谪之地,连与家人告别的时间也没有。此种情境,令韩愈终生难忘。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一诗有所交代,“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然而在此诗里韩愈仍不知自己为何被贬,有诗句云“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天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根据这首诗歌所传递的内容,德宗对旱情是有所了解的,不然何来“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而韩愈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却说“陛下之所未知”,很容易引起龙颜大怒。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韩愈并不认为上疏是导致其被贬的原因,难道是李实等人为了排挤御史台的官员而把韩愈也贬了?未可知晓。韩愈说自己“不通时事”,亦不难理解了。从表面上看,是“不通时事”,不会逢迎,不懂溜须拍马;然而韩愈对当时的朝政是相当清楚的,尤其是对李实与德宗,知这样做不会有好的结果,仍怀着为民请命的情怀去上疏,考虑的皆是民生的问题。因此,此处的“不通时事”,不可过于简单化地认为其缺乏政治头脑。

作《答窦秀才书》时,韩愈三十七岁,在距离京城长安数千里之遥的贬谪之所阳山。这一时期韩愈的心境是“愁忧无聊”,且有“瘴疠侵加”,“惴惴焉无以冀朝夕”。韩愈在此文赞扬窦存亮的向学精神,尤其是以自己为例,说自己专心于文学,付出了较大的心力,却并不切于实用,又放弃了,以致“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困”。同时,勉励窦存亮“当朝廷求贤如不及之时,当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数寸之管,书盈尺之纸,高可以钓爵位,循次而进,亦不失万一于甲科”。于此可见,韩愈希望窦存亮专心于学问,考中功名,来阳山向自己请教文学之事,恐会让人失望的。在某种意义上,韩愈是很懂得如何权衡学文学与专心于科举的,并非不懂时事。因为只有中举,获得一官半职,才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做出一番事业。

《上兵部李侍郎书》为贞元二十一年(永贞元年)十二月九日,自江陵写给兵部侍郎李巽的书启。此年,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史称顺宗,大赦天下。王叔文政治集团进行改革,韩愈以为有望重新回到京城,不料改革失败,顺宗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是为宪宗,韩愈则迁到江陵担任法曹参军。李巽是一位贤明的官员,此时已经由江西观察使调到京城担任兵部侍郎,属于炙手可热的人物。韩愈此文开篇便谈到“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韩愈再次谈及自己“不通时事”和自己的艰困处境,言外之意,需要李巽这样的贤达引荐,来实现报国之志;同时,韩愈不失时机地向李巽推销了自己,即“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此番陈述,表明自己是有能力做好事情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惟是鄙钝不通晓于时事,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怜悼,悔其初心,发秃齿豁,不见知己。”在韩愈看来,缺乏机遇,不是别的,而是“不通时事”造成的。

念及宁戚、叔向能够实现理想,而自己尚困顿至此,不禁感慨知音难遇。而尚贤与能的李巽的出现,让韩愈看到了希望。于是,在李巽入守内职之际,天子新即位之时,韩愈适时地给李巽写信,并“谨献文一卷,扶树教道;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环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韩愈是识时务的,而非“不通时事”。事实证明,韩愈的判断是正确的。半年后,韩愈便被召回长安,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五年,任都官员外郎;元和六年,任职方员外郎;后任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可谓是一路飞黄腾达。

综上,韩愈说自己“不通时事”,从表面上看,确实不如某些官员处事灵活,是根源于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情怀。在一定程度上,“不通时事”还带有自嘲之义,毕竟被贬,岂能自称“通时事”呢?另外,这还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辞,希望有人能够引荐自己,让“不通时事”的他能够有施展才华的平台。韩愈的“通时事”,除了频繁上书宰相外,还有更能说明问题的《与华州李尚书书》。此文作于元和十年,此时的韩愈已非不“遇”了,而是担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他在写给李绛的信中,说“愚以为苟虑有所及,宜密以上闻,不宜以疏外自侍;接过客俗子,绝口不挂时事,务为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为国自爱,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由此可见,韩愈是极为“通时事”之人了。

谈起韩愈的贬谪,《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谓是名垂千古。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首作于唐元和十四年的千古名篇,使得人们提起韩昌黎的被贬,便会以为他“不通时事”。此种评价,于韩愈来讲,并不公平。其被贬,正因为上《论佛骨表》,谏迎佛骨,大力辟佛,心中所想皆是江山社稷,正体现了一位儒者情怀,在境界上已然超越了“通时事”的士大夫。韩愈的文章创作是古文的辉煌呈现,影响着其后的文学书写。他是一代代文学复古运动频频致意的偶像,在宋元明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复古风潮,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文学走向。他在“不通时事”上所体现出的高尚气节,影响着古代中国士子的心灵,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直至今天,韩愈,这颗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星,依然影响着我们对文学史的书写及解读。

作者:朱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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