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水战神:大明首席儒将王越与明蒙战争的真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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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间的明朝,是一个盛产儒将的时代。由于军功集团的覆灭与文官团体的异军突起,几乎所有的封疆大吏都由士大夫担任。他们对于具体军务的理解普遍不高,但却能够掌握相当的资源,且只需要面对孱弱的对手。后来受封封威宁伯的王越,就是这批人中的杰出代表。

在那个明军战斗力最低下的阶段,他因三场所谓的大捷而为人称赞。其中,又以发送在1498年的贺兰山之战最具代表性。因而,我只需透过这次战役来龙去脉,就能了解整个时代的本来面目。

1、千疮百孔的防线

明朝自建立后 边界一直向后萎缩,相比大部分统一帝国,明朝的军事衰退期是来的异常赶早。在朱棣的五次北伐蒙古无果后,各条战线都开始趋于溃败。其中既有北方前沿的主动后撤,也有南方越南战场上的被迫失败。即便倾全国之力出兵,也往往无法获得理想结果。以至于除了相对内地的农民起义,明军已很少获得决定性胜利。

年轻的王越,就出生和成长在这个阶段。1449年,也就是他高中进士前两年,几十万明军在距离京师不远的土木堡被歼灭。随着瓦剌蒙古人的大军南下,大明朝的文官集团正式上位,以中流砥柱的形象走上前台。虽然还有1457年的夺门之变,但无论皇帝、太监还是军官,都已无法限制士大夫阶层崛起,并迅速渗透到与国家有关的各个领域。正因如此,王越的仕途能和军务挂钩,并逐渐依赖军功为自己捞取更多政治资本。

土木堡风波过后 明军的战斗继续不断下滑

1467年,王越正式接替第一代儒家韩雍,成为镇守大同的巡抚。那里不仅是扼守晋北的战略要地,同时也能拱卫京师不受西北方向的兵锋威胁。但因为明朝军政制度层面的设计漏洞,此类边境的防务在当时已经不堪重负。机械而死板的贸易隔绝政策,让蒙古高原东部的游牧势力都处境艰难。捞一笔就走的打秋风行动,就成为活下去的基本选择。同时,边境南侧的居民也因贸易绝断而陷入贫困,不得不私下同蒙古部族合作。因此,无论明军成兵多少,都无法让如期而至的寇边停止。

王越在抵达晋北前线后,很快发现自己正接手一个可怕的烂摊子。除了防不胜防的蒙古骑兵和与之亲善的边境居民,明军本身的问题也在不断恶化。根据王朝建立时所定下的规矩,边境的前沿卫所以战兵居多。也就是说在总兵力内,有60%的兵丁要负责专职训练和巡逻,余下40%忙于屯田生产。但这类土地往往肥力不足,很难让军屯满足士兵及其家眷的生活所需。加之官员腐败与内部土地兼并,不得不依赖朝廷调拨与民间商人协助维持。长此以往,不少人选择冒险潜逃,留下的大部分成员也丧失作战能力。

山西是明朝北方前线的支点

然而,当时在位的明宪宗却不能理解这个现象。相反,由于本身较强的蒙古式作风,让皇帝特别可谓有前线捷报为自己的生涯增添光彩。但包括王越在内的各西北大员都清楚,以自己手头的兵力,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远征。如果能在任上减少损失,就已是不幸中的万幸。因此在边境督军的早期,王越也只能忙于应付各类小规模突袭,并通过增加堡垒数量来想办法衡制对手。

值得庆幸的是,明军所需要面对的蒙古,不过是相对松散的部落。尤其在瓦剌的也先死后,靠近明朝边境的漠南地区又重新失去控制,并将大量精力用于内部倾轧。虽然还能产生毛里孩这样的强人,但终究只是鹤立鸡群下的产物。其麾下的各大小部族,刚刚从元朝崩溃后的黑暗期中恢复过来,却又始终夹在明朝和同族对手之间。除了小规模袭扰南部边境和偶尔打劫东面的兀良哈外,基本不再有其他动员能力。以至于兴师动众的西征瓦剌,也被对方轻易挫败。

王越在督战的早期 主要加强边境的防御工事建设

2、军功政治的秘诀

河套是明朝与蒙古人争夺的焦点

14世纪70年代,王越开始极具个人色彩的军事冒险行动。由于毛里孩的身亡,明朝与边境蒙古人的力量对比又发生了变化。原本就实力有限的漠南蒙古,又分化为鞑靼和土默特集团。每次强弱之势的逆转,都意味着部族间的一次火拼仇杀。这就给了明军以主动出手的大好时机。

此前的1471-72年间,明蒙双方就在河套地区发生较大规模冲突。由于该地区在朱元璋时代被破坏殆尽,所以明军本身反而无法在恶劣的环境下长期驻扎。在延绥和宁夏两个要塞之外,是蒙古人能自由行动的半个河套区域。只要觉得自身力量足够,便会有部落民从阴山南下,企图在黄河以南此扎根,形成让明人并不希望出现的接壤情况。

蒙古部落一直希望在河套北部站稳脚跟

王越为此也从大同出兵,支援宁夏边区的出动出塞作战,却发现这样的模式对自身非常不利。勉强凑出的10000兵力,在沿途各据点分散后就没有任何存在感可言。蒙古方面却可以进行不断试探,通过小规模渗透来寻找防御薄弱之处。因此,尽管明军在防御中捷报频传,蒙古人却还是能够从容不迫的反复游走。最后,只能请求朝廷下令撤兵,免得因兵力和补给不足而全军覆没。明宪宗对此大为不满,并将沿线三镇都交由王越统一节制。后者就务必需要投桃报李,免得因不作为的舆论攻击而丢掉仕途。

既然大规模出击无法奏效,王越就另辟蹊径的寻求小范围精准打击。其主要思想在于避开大队蒙古骑兵,以优势兵力袭击那些有价值的欠防御目标。不仅可以夺取对方的战略物资,也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班师回朝。对于众多生活困苦的边军而言,这类作战的效费比极高,可以免除大部分危险而反过来打劫对方。

明朝边军的兵力 只能控制若干主要据点

1473年,王越得知河套北部的蒙古主力已向西进入陕甘地区,立刻下令执行突袭行动。在此后爆发的红盐池之战中,明军直扑对手的冬季营地,攻击以老弱病残居多的蒙古留守人马。由于可用的战兵实在太少,王越就下令将大部分精锐聚集在前锋位置,而让数量众多的鱼腩在后面制造声势。借着不期而至的风沙掩护,顺利摸到对方老巢,并以极小的代价获得胜利。

尽管大分部蒙古男丁不在红盐池驻扎,但明军依然凑出老弱孩童的355颗脑袋为自己记功。只有由于需要携带大量物资和畜群返回,才因速度太慢而被稍后赶到的蒙古先锋追上。好在王越依然握有兵力优势,并对外号称有80000之众,吓得蒙古骑兵不敢继续报复。他也因此为明军赢下几十年来的最大胜利。

王越的策略就是偷袭对方营地

借助这次水分极大的红盐池之战,王越成功进入京师为官,并拥有调动京军12团营的权力。通过较好大太监汪直,他也成为当时的政治红人,并深受喜好军武的明宪宗青睐。

1480年,当得知又有大批蒙古部落南下后,王越连同负责监军的汪直一起,奉皇帝之命出击。他实现让大批明军从南面直接北上,吸引蒙古主力的注意。自己则拉着汪直向西抵,调动麾下京营和大同-榆林两镇兵马,袭击对手的后方营地。在这场毫无悬念的咸宁海之战中,明军再次夺取大量畜群,并凑出437颗记功人头,抓获俘虏171名儿童俘虏。随后,全军迅速躲入大同,逼退缺乏攻城能力的蒙古骑兵。至此,王越已经成为当时明朝军队中的顶级战将。

王越依靠偷袭战略 逐步成为军中的将星

3、贺兰山绝唱

明宪宗本身是渴望军功的皇帝

然而,王越始终不以军功作为自己的终极理想。前线的投机取巧,更多是为自己的仕途积累政治资本。因此,当太监汪直失势后,自己也受牵连而被罢官。一直到明孝宗上台后,才因为前线实在无人可用而获得解禁。

1497年,王越重返西北前线,并负责到甘肃协防势力微弱的藩属--哈密。但除了西域的吐鲁番势力,北方河套沿线的蒙古部落也定期南下。因此,王越再三要求,获得了延绥-甘肃-宁夏的三镇兵马调度权。鉴于过往带兵的成功经验,他又将目标对准了距离较远的贺兰山地区。那片曾经的西夏龙兴之地,一直靠黄河与山川保护,进而成为蒙古人的天然大后方。但因为部落人口较少、放牧时非常分散,依然容易遭到意料之外的袭击。

王越的晚期生涯 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

次年7月,王越下令延绥与宁夏两镇的两路兵马出击,从南翼侧吸引蒙古方面的注意。然后派甘肃驻军绕道而行,从北面直捣贺兰山脉。这次行动也完全出乎对方的预测,让明军再次大获全胜。然而,除了虏获的马匹、骆驼和羊群,只凑出42颗记功人头。但放在明孝宗的时代,这也已经是屈指可数的对外大胜了。

此后,王越还将重点转向河西走廊,要求朝廷拨款增援哈密。其措施与当年刚刚上任大同时的做法无异。然而,由于有勾结宦官势力的前科,自己又再次因内部党争而受到牵连。到1499年时,这位儒将终于因病死在甘肃任上。虽然其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但死后获得的评价也是起伏不定,完全超过自己生前的想象。

贺兰山之战依然是对蒙古营地的偷袭

4、矛盾的符号

王守仁就是王越的最大粉丝

王越死前不会料到,自己已经是明朝儒将群体的巅峰。在他之后,除了非常欣赏自己的王守仁外,几乎再也找不出其他同类人物。至于整个士大夫集团,也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他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他死后的早期阶段,除了朝廷按照功绩给予的肯定外,余下官宦大都视其为反面教材。最大罪名就是两次勾结得势宦官,但真实原理在于他一直借助军功来捞取好处。因为王越生前的多次军事胜利,无不建立在偷袭对方营地的基础上。表面上看似风光无限,但却从未有与对方主力兵马发生真正战斗。

王越的胜利 并没有改观边境局势

当时的漠南蒙古人,因为物资匮乏而武备衰退。大部分人没有先祖巅峰时的精良甲胄,更谈不上有高质量的进攻性武器辅助。但王越依然不敢与之正面对抗,显然是对麾下士兵更没信心。但为了成就自己的不世之功,他又经常调遣非嫡系人马佯动,为自己的偷袭打掩护。这些军镇的部队,经常承受最大压力,却根本捞不到多少好处。长此以往,自然对王越其人非常不满。这也促使他们经常举报后者,指出其贪功恋战,并经常消耗朝廷的大量资源。

当然,在王守仁这样的内地同僚看来,王越依然是值得自己欣赏的对象。虽是文人出生,但却依靠战争赢得功绩,最后还能获得朝廷册封。不仅是个人层面的成功,也确保士大夫集团对军官阶层的牢牢把控。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王越做出拙劣模仿。同时,也由于明军的战斗力持续下滑,他们很快连边境上的蒙古部落都难以应付。半个世纪后的嘉靖皇帝,就被对方困在北京城里,靠签订城下之盟避祸。整个明朝上层的反蒙古情绪浓烈,进而也促使对王越的评价上升。只是由于宦官势力在万历时期抬头,才让士大夫文官们再次翻脸,将任何同太监有联系的前人都批判下去。

明朝对王越的评价始终起伏不定

此外,战争的形式变化与强度升级,也让秉持儒学的跨界人才们开始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王越完成贺兰山大捷的同一年,达伽马的西洋帆船已抵达印度,整个世界的样貌将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维持良久的朝贡体系将彻底解体,各类新式武器会以最短时间充斥亚洲战场。这就让惯于治安作战的儒将们,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王越这代人的频繁出击,还促使蒙古人在更大范围内寻求联合抱团。结果是任何投机取巧也没有了施展空间。

因此,作为明朝儒将巅峰的王越,实际上在生前就将后辈们的空间消耗完毕。继他之后的王守仁与汪鋐,不过是旧秩序崩塌时的回光返照。后人回顾明军战史,将更多的记住戚继光和俞大猷这类纯军户出生,而不是此前还能压制他们的文人官僚。对于希望掌控一切的士大夫而言,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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