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下：
张作霖治下的“东北军工”有多强大？
回答如下：
答案很简单，“大”而不“强”。
在张作霖统治时期，对东北军工企业的投入是非常慷慨的，所以，东北的军事工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首屈一指，但是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规模。
先上一个图表：
以上是东三省兵工厂的生产情况，约略同时的日本，由于1920年代的“大正裁军”的影响，军费大幅度缩减，关闭了1/4的兵工厂，以生产火炮、炮弹的大阪兵工厂为例，员工由15000人削减到了2500人，整个军工生产跌到了谷底。
到“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兵工厂生产力锐减，年产步枪3600支、机枪540挺、火炮90门、坦克10辆，在此条件下，之后的对华战争中，日军甚至不得不启用日俄战争时的旧火炮……
但是到“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军工厂的产量增加了整整9倍，年产步枪42000支、机枪2300挺、火炮670门、坦克330辆，仍然不能满足战争的需求。
日军当时的主要军工厂（东京第一、东京第二、相模、名古屋、大阪、小仓、仁川、南满造兵厂）每年总共只完成1亿日元的军需生产，不但完成不了战时军备，就连常备的现代化装备更新都保证不了。
当然，这些扯远了，说回奉军的军工厂，据陈修和《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一文：
东三省兵工厂自开办到“九一八事变”止，一共耗费二亿元以上。
沈振荣《东三省兵工厂》回忆称：
东三省兵工厂建厂达13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建设资金达3亿余元，实际还不止此数。
1926年，奉系的“财神”王永江给张作霖的辞职信中说：
最近奉军费用浩大，兵工厂经费为2300万元，经常军事费为1800万元，张作霖个人机密杂费为1000万元，合为5100万元，而财政每年收入仅3300万元，仅及军费之半。
“大”，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产量之巨大，在上文图表和日军同期的比较中可清晰得见，而耗资之巨大，也是数以亿计，那么，为什么说，“大”而不“强”？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1）管理混乱。陈修和1928年参观完东三省兵工厂后指出，该厂历任督办韩麟春、杨宇霆、臧式毅、米春霖等都不甚了解兵工方面的业务，一切听任外国技师设计建厂、安排产品，各厂之间各自为政，互不协调。
比如炮厂工程师主要是日本人和奥国人（奥地利），各自主持一部分工厂，制造自己设计的火炮，中国籍的高级技术人员则纷纷依附于留学所在国的外籍工程师，各守秘密。
（2）产品过时。东三省兵工厂的主产品基本上是仿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东西，与国内同行相比已经落后，比如火炮榴弹，东三省兵工厂和巩县兵工厂发射药同为七孔管药，东三省兵工厂的产品初速500米/秒，最大射程10000米，巩县兵工厂的产品初速528.5米/秒，射程11000米。
（3）制式混乱。别说创新，就连口径都做不到统一，仅子弹一项，就有6.5mm、7.7mm和7.9mm三种制式，炮的种类和炮弹的种类更多，给后勤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而后两个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第一个问题作祟，这种恶果，甚至达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奥地利工程师哈德满设计的77mm野炮，标尺射程10000米，炮兵在营口试射时，最远才打了8500米，这样一个事故，各部门之间竟然互相推诿责任，督办米春霖对于问题更是茫然无措。
正是面对这一群官僚蠢货，哈德满和他的留德助手陆某说：
中国军人懂得什么射程远近，只要是门炮，能响就行。
而正是同一炮种，在东北军溃败入关后，由兵工署按照原厂图纸进行调整，加大初速、改正弹形，射程就达到了10000米。
当然，更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就是“腐败”问题，该厂仅1929年对材料处的购入材料进行核查，就发现差价达到了120万元，该厂的回扣之巨大，可谓昭然若揭。
在张学良杀杨宇霆之后，曾因为东三省兵工厂的欠款问题而焦头烂额，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在对各厂库房进行材料盘查之后，历时竟达18个月，仅搬运过秤的工人工资就支付了20000多元，历年来的积累材料堪称“堆积如山”，偏偏之前兵工厂的“采购经费”每月均数以百万计……
至于工人磨洋工、不负责任之类的问题，都算是芝麻小事了。
可以说，东三省兵工厂除了“量”之外，作为一处典型的近代中国“国企”，该有的毛病都全了……
究竟“强不强”，还是各人自己判断吧。
参考资料：
王海宁：《东三省兵工厂研究（1921—1931）》，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沈振荣：《东三省兵工厂》，《辽宁文史资料》（第八辑）。
张铌倪：《张作霖、张学良与东北军事工业》，《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4期。
马军、张环泽：《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陆军兵器生产的局限》，《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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