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与北洋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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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教科书上一般指出,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在爱国、民主青年当中,激起了作为一种反体制思潮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学生受到俄国革命影响,思想纷纷左倾。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领导者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与由孙中山领导、实行民生主义的国民党合作。中国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主义的道路。

然而,在五四以前,东亚已经有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传播史。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不是纳粹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国家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原始的发展主义。在近代东亚,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代名词的 “发展主义” 不但没有被革命的社会主义所取代,更成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发展主义的根源在哪里?

发展主义的核心信念,是利用国家行政、财政力量,直接或间接操控工商机关,干预生产投资决定,以及通过基础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并促成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改造。在近代史上,这种信仰的起源是美国立国元老、共和主义始祖亚历山大·汉米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其提出于1790-1791年的经济政策,受法国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影响,着重由国家推动工业化和进口替代策略,以巩固新生美国的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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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

法国贵族昂列·德圣西门 (Henri de Saint-Simon) 曾经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受汉米尔顿影响,提出一个由产业阶级代替贵族领导政权的构想,计划通过大规模基建,包括修筑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把世界连结起来,史称 “圣西门主义”。这一般被称为一种 “空想社会主义”,但其实更像一种鼓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意识形态。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曾经在1820-1830年代旅居美国,同样深受汉米尔顿主义影响,反对英国货物倾销德国,对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经济自由主义深恶痛绝,深信经济增长不二法门,在于由国家领头发展生产力。他提倡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认为应向英国货物提高关税,资助国内产业发展,并为铁道建设提供融资。圣西门死后,其追随者分为左右两派,右派包括银行家佩雷尔兄弟 (Pereire Brothers) ,首倡工业投资银行模式。当时的银行只为短期商业活动提供资金,但佩雷尔兄弟的 “动产信贷银行” 首次为工业计划提供长期信贷,甚至希望以银行推动 “金融社会主义”。

李斯特

国家社会主义成型于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前后。当时左翼面临 “执政后如何运用国家权力” 的问题,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也提到日程上。圣西门主义左派、法国思想家孔斯通坦·培克 (Constantin Pecqueur) 被视为国家社会主义之父,率先提出建立一个人人自食其力的劳动社会,由国家通盘计划生产和消费,为各省区设立指标。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费迪南德·拉萨尔 (Ferdinand Lassalle),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者,在1863年前后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进行多次密谈,尝试说服俾斯麦接受国有化、普选和产业合作化等思想,不幸因参与决斗而英年早逝,未能看到国家社会主义开花结果。

孔斯通坦·培克

1870年代,德国发生经济危机,自身深受李斯特主义影响的俾斯麦,开始逆转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于1879年开始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普鲁士铁道国有化,鼓励各产业卡特尔化,推行疾病、意外、老年保险和强制教育,实行普选,并向国会宣称他正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遭俾斯麦压制的左派当然不买账,纷纷指责俾斯麦的 “社会主义” 名不符实,但随着俾斯麦走向成功,国家社会主义也走向世界。

李斯特主义很早便传入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1874年便提出政府有“诱导奖励”产业发展的责任,认为只有在建立起更强大的工业基础之后,才具备采取自由贸易的条件。李斯特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全书要到1889年才由大岛贞益翻译成日语。该书的校对工作由富田铁之助负责;富田前为日本银行总裁,因其国家主义经济思想,被主张私有化、推行自由放任的大藏大臣 (后为首相) 松方正义逼迫下台。富田、大岛和前大藏省翻译官神鞭知常,于是组织“国家经济会”进行反抗,并出版 国家经济会报告 双月刊,标榜李斯特主义,并介绍了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在1906-1907年,首相桂太郎模仿俾斯麦,对日本铁路进行国有化,同时由国家垄断邮电、瓦斯、自来水和钢铁制造,并补贴航运和银行。这些在当时都被日本和国外媒体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即便日本政府目的主要是为了盈利,而且相比德国,日本的社会政策也乏善足陈。

2.国家社会主义来到中国

《佳人之奇遇》

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不久,偶然接触到国家经济会员柴四朗所写的政治小说 佳人之奇遇 ,以及通过其他读物,接触到批判英式自由放任、提倡经济保护主义的思想,并在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的 “国家有机体论” 影响下改奉国家主义,又鼓吹 “军国民主义”。1903年梁启超在 新大陆游记 中,认为 “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契合也”, 铁路、矿务、制造业国有化等政策 “中国可采用者甚多”。

日后牵涉到西原借款风潮中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时为东京留学生,举办了 译书汇编 杂志,在1901年第一期便中译了大岛所日译的李斯特著作,反映李斯特主义和经济发展思维已经接触到中国知识界。1908年4至5月,曾担任留日学生领袖的杨度,获得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向慈禧太后举荐,得以在颐和园向贵族讲课。在课上,杨度提出中国必需实行 “经济的军国主义”,建立产业化的开明专制,应以 “生产为急,分配为后”,否则就要面临社会主义革命。

1906-1907年,革命派和立宪派在东京发生了一场 “社会主义辩论”,两方貌似水火不容,其实契合者甚多。其中革命派如冯自由提出学习德、日的国有化政策,认为在革命后应该马上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进行土地改革。立宪派则反对土改,但出于国家主义立场,也支持日本式的产业国有化政策,视之为立宪后可以实行的 “社会改良主义”。1908年,盛宣怀访日期间曾与桂太郎长谈,深受其铁道国有、钢铁国产政策影响,于1911年提出中国 “铁道干线国有”,结果因未有审时度势,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

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多处演讲,明言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认为必须保留铁道国有政策,并扩大政府对经济干预,大力兴建铁道等基础设施。孙甚至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并不可行,但德日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举世风靡”,且可以节制私有资本,是中国应该参考的对象。宋教仁也在1912年8月的国民党纲领中提出 “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周学熙

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也影响到曾经访日的清末新政官僚在民国新政府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比如有袁世凯 “账房先生” 之称的天津实业界沙皇周学熙,在1912年12月担任财政总长后便提出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推动十多项产业的发展;而张之洞干将、南通纺织大王张謇在出任农商总长后,提出了 “棉铁主义”,即大力发展棉花、钢铁以及羊毛,厉行进口替代,并仿效日本的 “保息政策”,由政府利用公款保障棉、毛、铁等产业新设企业在开头几个年度的利润。

司法总长梁启超在1913年的政府宣言中,也提出参考国家社会主义,开征新税。在袁世凯死后,财政部曾经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于国会提出普通营业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和 “中华国立保险局” 法案一读,后者的灵感来自英国财相、首相戴维·劳合·佐治 (David Lloyd George) 仿效德国俾斯麦实行的 “国家保险法”。法案审议因国会解散和张勋复辟而未有继续,但以上的事情证明北洋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加快工业化步伐,并计划实行社会政策。

3.西原借款的背景

在历史上,一般以五四运动为中国和日本从亲善到交恶的分水岭。教科书上如此描述五四的背景:1914年,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这本是刚进入民国时代的中国的发展黄金机会。然而日本在占据德国殖民地青岛后,又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而袁世凯独裁腐败无能,最后丧权辱国。袁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中国正式参与英、法、日、美等协约国阵营。但同时又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权长期混战, “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并且接受最少1.45亿日元的 “西原借款”,以充内战军费。1919年,上海南北和谈失败,同时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对山东权益的种种要求,中国代表顾抗辩无效,拒绝签署和约;五四运动于是在北京爆发。

近年来,挑战这种单纯看法的著作已有不少。唐启华的 洪宪帝制外交 描述袁世凯在二十一条风波中力争中国权益;徐国琦的 中国与一战 一书充分肯定了中国参加一战,认为这为中国平等参与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西原借款一事,学界仍然认为其有关有线电信、铁道建设等项目,仅仅是巧立名目,为的是在军事、经济上援助北洋政权的反动统治。北洋和日本从二十一条时的对立,一变而狼狈为奸。

其实,实行西原借款的日本政府并不是强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的大隈政权,而是倒大隈取而代之的寺内正毅内阁,而西原龟三是寺内首相的顾问和对华特使。曾长期留法的寺内正毅在二十一条提出之际,曾含泪痛骂其 “永远破坏东洋和平”,使中日变成德法一样的世仇,而西原借款正是在充分反省中日交恶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对华政策。学界鲜有讨论西原在一九一八年撰写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宣言 经济立国策 。该书已知只有日文版本。书中明确提出一种互惠互利的构想,即日本不应惧怕、而是要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甚至预言日本的未来建基在中国的繁荣上。

西原龟三

在1916-1918年出任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秘书的西原龟三,其导师就是 “国家经济会” 领袖神鞭知常。寺内和西原都反对盲目军事扩张,认为瓜分中国只会引来西方插手。西原明确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立国策》一书中,提出中国繁荣是日本兴盛的基础,应平等对待、扶助中国。他们构想与中国组建 “东亚经济同盟”,明言支持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要归还庚子赔款以作产业投资,结合日本资金和中国原料与劳动力,以经济合作政策排除侵略路线。这是一种唯物、互惠互利、经济发展优先的亚细亚主义,非常富有远见。

寺内内阁成员

西原借款的原来目的,是要在中国进行马歇尔计划式的大规模投资,建立 “东亚经济同盟” ,摆脱白种国家对东亚经济的垄断和干预。他同时提出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般的安排,以与黄金挂勾的日元作为中国储备货币,使一种稳定的通货逐步取代银两。而为了配合、支持中国的发展,西原认为日本也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设立起统购统销制度和统制经济,通过水力发电推动工业增产,并进行全面土改以及农业集体化。

西原龟三《经济立国策》

西原所代表的是一种早期的发展主义。他的灵感是来自一战期间德国军需局长、电器大亨瓦尔特·拉特瑙 (Walther Rathenau) 所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系统。这套原始的计划经济模式,后来启发了列宁在苏联实行的 “战时共产主义”,而西原龟三也成为把计划经济介绍到东亚的第一人。若然他成功了,中日两国就有可能摆脱侵略与反抗的恶性循环,迎来两大国正面合作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西原并不是一般认识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甚至他是不是帝国主义也成疑问,因为西原所提供的借款,同样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会给予中国一个喘息乃至崛起的机会。

中国各派政要如梁启超、章宗祥都曾经表示欢迎日本贷款,乐意与日本经济合作,其中梁启超主张用日本借款建立钢铁工业。这反映西原借款时期,中国政要广泛信任日本,对日本当局抱有信心。但与借款同时,西原在日本的军方死对头、参谋长田中义一则密谋在东三省扶植满清贵族所组成的宗社党起义,后来又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党军队与北京政府内战,试图在中国搅局,扼杀发展势头,并为日本出兵制造理由。相比田中一派破坏性的帝国主义,西原借款才是真正友好和具有建设性的策略,值得我们重新评价。

4.西原龟三的主张

西原龟三于1873年出生于京都以北、福知山附近的云原村,出身并不显赫。1890年代,西原曾在东京法学院夜校接受经济与法律方面的基础教育,该校师资雄厚,囊括了法学家兄弟穗积八束和穗积陈重。西原在此时拜师于京都国会议员神鞭知常。1892年起,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翻译者大岛贞益,因病辞去国家经济会领导职务,改由神鞭知常担任编辑;李斯特强调国家发展生产力、反对自由放任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西原。

1904年,神鞭把西原带到韩国,组建“一进会”,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朝鲜人改革者的同盟,务求对韩国政府进行现代化,使之能够与日本在经济上合作。翌年神鞭逝世。1906年,宋秉畯等一进会主要干部被神鞭的老政敌、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下令逮捕,在黑龙会领袖、浪人内田良平的威迫利诱之下,接受了以“支持日韩合并” 作为释放条件。西原自此失去对一进会的控制权,该会也变成了彻底的亲日组织。

放弃政治活动后,西原担任汉城商工会议所顾问,结合日本和韩国民族资本,与当时仍然占据韩国纺织市场的中国商人进行竞争。1908年,西原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指导下韩国政府的通货膨胀等弊端,并提出一套富有唯物主义色彩的“王道主义经济”构想,通过 “以经济为基础的行政” 来“施行有助于韩国人经济生活的安定与提升的政策”。西原后来成为了第一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幕僚。1916年寺内担任日本首相后,西原处理各种会为寺内造成尴尬的政治操作,被时人称为“无冕大臣”。

瓦尔特·拉特瑙 (Walther Rathenau)

西原毫不掩饰他对德国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仰慕,惊叹“德国在不满五十年的岁月里,便成为世界的最强国”。自从俾斯麦上台,“德国尔来之富强,既凌法国,亦直迫于英国”。1914年末,德国军需局长瓦尔特·拉特瑙利用各产业已经卡特尔化的事实,建立各产业 “军需公司” 和 “调整分局”,以进行生产干预,建立统购统销,以粮票、布票等取代货币经济,并以柏林军需局作为德军占领全局原料调配的控制中心,甚至使用原始的打孔式计算器协助管理。西原虽没有点名赞同瓦尔特·拉特瑙,但他认为德国富强的秘密和在欧战中的持久战力,乃出于其举国体制,即“共存共益之经济立国主义”, “将经济的举国活动政策发挥极致,使生产与消费达到了可及的极限,又节约排除了中间劳费,以此所得转于生产所用,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受鸿益”。

西原较瓦尔特·拉特瑙更进一步,指责日本政客一味搞军备扩张、忽视民生需要,也没有理解到国防的基础是经济的生产力。西原惊觉于日本的生产力低下,认为如果日本每人生产总值要从60日元增加到200日元以上,就必须采用 “彻底的产业政策”,以实现 “家给人足” 的小康社会为目标。他写道:“要之,新时代之要求乃有统制之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即以共存共益为根干,以举国民之一致活动为依据,从而增进国家国民永远的福祉。真正的国政,不外于安定保全国民生活,且使之向上发展。”

西原对中国的发展构想极具野心,也发展了中国农商总长、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人的政策目标。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访华,讨论中日经济合作,得到农商部人员接待,很有可能在此时了解到张謇提出的 “棉铁主义”,即发展棉花、羊毛、钢铁产业,厉行进口替代。一战爆发使日本制造业迅速膨胀,但国际原料价格上升为日本经济制造了压力,同时日本资金面临过剩。资本家如涩泽于是西望中国,希望利用日本资本技术,开发中国的劳力与资源。西原日记中记载他与涩泽在1917年多次讨论向中国还付庚子赔款,以资助地质考察、绵羊繁殖和棉花培植。

东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档案中,有一份成文于1918年的中日条约草稿,内容是日本将在1918到1940年间,分23年向中国归还全部庚子赔款。条约规定在中国国务院下新设一个 “殖产厅”,以管理经费的分配,并指导经费所资助的事业。该厅将于全国各地设置 “产业局”,下属 “棉花栽培试验所” 和 “绵羊繁殖试验所”。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和日本签订了这份条约,段祺瑞政权将会具备指导全国范围大规模经济发展的机关和经费,而日本也会成为美国后第一个向中国归还庚子赔款的国家。

西原于中国铁路的计划甚为远大。虽然借款中主要铁道项目位处中国东北和山东,但西原真正希望建设的却是一条连接欧亚的铁路。他建议把胶济铁路延伸到河南道口,以连接作为南北大动脉的京汉铁路以及东西向的陇海铁路。一旦延伸至兰州,这条铁路可以同时往两个方向开叉,一者向新疆方向进发,并连接在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俄罗斯托木斯克州 (Tomsk),另一者取道青海,直进中亚,形成一条 “中央亚细亚横断铁道”,并最后抵达“地中海之滨”。

计划书讨论到疏散过度密集的日本人口的各种方案,并认为因俄国革命而产生政治真空的中亚,比白人控制的美洲、非洲和澳洲、甚至是人口稠密的满洲和“气候寒烈” 的蒙古,更适合日本人移居。西原曾经与总理段祺瑞讨论过这项欧亚铁道计划;他告诉段,只要把山东铁路延伸到欧洲,青岛就可以成为比上海更繁荣的港口。段祺瑞接纳了这个 “欧亚连络” 的计划为正式政策,希望铁道 “经过甘肃新疆各省以融化汉回”,连接俄国,使 “民族上、国防上,情势一变”。

西原思考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止步于提出一个由日本支配的中日关系,而是认为中国经济本身就具备重要角色,必须借助日本力量站起来,而不是处于被动甚至受到盘剥。改革中国税制和币制的理由,正是因为币制混乱和各种杂税窒碍了中国产业的兴起,改革税制币制会使得中国的生产和贸易取得增长;在这一点上,西原的看法跟中国经济学者一致。西原对于中国的统一问题采取了唯物主义的看法,在书中提出:经济发展和交通完善是先决条件。在缺乏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追求武力统一,并不会取得成效;而日本的积极经济介入正是中国实现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快捷方式。

西原一而再、再而三呼吁日本政治家考虑长远而不是短视的利害关系,并且看到 “中日亲善” 的基础不是 “中日本是同文同种” 之类的空话,而是实际的经济互惠互利;假如日本下定决心走中日提携的道路,为中国提供财政和资金上的支持,那么日本的投资和中国的发展就会产生 “因果关系”,日本国内资金就不会陷于 “固定凝滞”。这最后会促成一个 “经济同盟” 的形成,“使政治的结合得到自然巩固”。

5.安福政权与西原借款:北洋政府的大跃进

一般人对北洋政府的印象是 “军阀政权”。实际上,北洋政府在多数情况下维持着立宪议会制政权的型态,而如何控制议会一直考验着军方。袁世凯生前宣布国民党非法,解散了国会,造成南北内战。1916年袁死后,反对袁氏称帝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为求南北停战,重新召开国会,允许国民党议员复职,但这开启了国民党议员与军人建制长达的一年激烈政治斗争,最后张勋逼迫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并复辟清帝。

1917年7月段祺瑞在带军打败张勋复辟后,反省了之前一年与国民党在国会政争的教训,决意另起炉灶,委派一个 “临时参议院”,其议员多属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梁启超也因此得以参与草拟国会新选举法。他认为士大夫阶级应该成为民国的中坚政治力量,并转化为产业阶级,于是决定大幅提高新国会的投票、参选的资产门坎。然而段祺瑞与进步党合作并不顺畅,于是再次另起炉灶,设立政党 “安福俱乐部” ,选举新国会,并出任总理和 “参战督办”。

在1917年12月到1920年8月,安福俱乐部作为执政党,是由几个国会议员派系和曹汝霖所领导的 “新交通系” 等官僚派系组成的攻守同盟;各派的首领名列俱乐部的评议会每月至少开会两次,以决定送呈国会表决的事宜,以及安福俱乐部议员的发言内容。安福俱乐部作为一个由军方支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党独大政权,是发展型威权国家中常见的体制。

段祺瑞政权也尝试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亚洲带来的经济景气,因应战时国际原料价格骤升,进行大量地质勘察与农业调查,并模仿日本,在全国各地成立“经济调查会”,范围包括农林、水产、畜牧、纺织、化学、机械、电气等产业。农商部两名留欧地质专家丁文江、翁文灏,此时也拟定了大批产业发展的计划。

段祺瑞安福政权的经济规划,主要就是所谓 “西原借款” 。西原为中国设计的发展蓝图极为宏伟,预想了一次产业大跃进。他采纳了丁、翁提出的产业发展计划,发展了张謇的棉铁主义,项目包括大规模种植改良品种的棉花,使中国可以增加八亿两收入;在中国西北发展畜牧业,大量生产羊毛;以及在南京浦口建立 “中华民国国立第一制铁厂”(“一铁”),使全国钢产量从30,000吨跃升到112,500吨。

张国淦

段祺瑞政府马上设法为铁厂提供资金。中国在1917年8月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对两国停付庚子赔款,并按照之前与协约国列强的协议,逐步落实关税增加到百分之五。但财政总长梁启超,迟迟未能争取到协约国允许中国停付或缓付庚款。1917年11月,美、日签订 “石井-蓝辛协议”,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权益。梁启超对获得美国援助感到悲观,致信段祺瑞说,应该全心全意接受日本的投资,“关税问题等我依赖日本助我主持”,以及 “东三省金融机关决与日本合办”、 “决行金汇兑币制,用日本款,且聘用日本人”。甚至对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梁启超起初也认为可以 “信赖日本最初之宣言 […] 我绝无成见”。

农商总长张国淦对此并不赞同,并且与段祺瑞起严重冲突,在其于1930年代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述 “一铁” 合约只有五条粗糙的条款,明显对中国不利。但现存的寺内正毅文书中,可以找到西原在1917年8月草拟的浦口 “一铁” 的合约草稿,有十三条而不是五条条款,且明文规定铁厂制品首先满足中国国内需要,而日本则从余下的可供出口的制品中购买所需。条文对中国合理,也反映西原希望浦口铁厂首先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军事建设需要 ―― 包括 “中央亚细亚横断铁道”。值得思考的是,假如当时中国政府采取梁启超的建议,决意向日本“一边倒” 的话,结果会否有更大成就?

北洋政府在一战时期开始缓慢、艰难地走向开发型国家。可惜1918年,寺内正毅因未能推行西原提出的改革方案控制通涨,在全国暴动中下台。五四运动以后,即便总统徐世昌等人明言希望中日经济合作,中日之间再难以对此进行讨论。段祺瑞作为柏林军事学院炮兵科毕业生,并亲历俾斯麦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无疑与张国淦和梁启超一样希望中国走向工业化。可惜的是,对于张国淦等疑日派而言,对西原借款的迎拒,无异于中国被迫在龌龊的独立与全面的盘剥之间作出选择。

田中义一

同时,日本军方田中义一等人反对西原路线,希望中国内乱,制造出兵借口,援助孙中山发动叛乱。日本军方自从一九一五年的倒袁活动起,便一直插手到中国的内乱中。参谋次长田中义一是军方秘密对华政策的总设计师。后来田中反对西原的 “援段政策”,认为 “一边倒” 政策缩窄了日本的选项,于是继续在华军人支持国民党对段祺瑞政权的反对工作。1916年12月,西原要求寺内召回那些在中国 “干革命” 的日本军人,但寺内未能采取行动。中国的内战于是变成对立的日本政治势力的代理人战争;一端是西原龟三的和平亚细亚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主义方案;另一端则是一直谋求扩大中国事端、借口对华派兵的田中义一。面对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一意北伐,段祺瑞把1.45亿日元西原借款全部浪费在内战上,是一项艰难的选择。西原外交也未能解决山东问题。这些最后都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五四运动两个月后的1919年7月8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会,并由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安福俱乐部议长王揖唐致词,其演讲内容相当于宣布该部将采取措施,研究改革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王揖唐认为在一战以后,“民生主义为再不可缓之图”。王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 “古已有之”,比如农学家许行等学说,并非外来的东西;孟子的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也体现着社会主义精神。王揖唐进而提出,安福俱乐部要采取 “为人民谋幸福” 的新定位:“替人民直接谋生存,责在政府,然间接替人民谋幸福及生存责任,实在政党;吾党既以保育生民为政纲,且居国会之多数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拟在本部特别组织 [社会主义] 研究会……”

王揖唐

安福俱乐部党报 公言报 在1919年6月27-28日刊行的社论提出要 “逐次推行社会政策”,提出虽然要防遏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但 “社会政策则毫无危险”。该报又撰文介绍日本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设立职业介绍所和建设工人住宅方面的政策。在当年六月,国务院经济调查会通过采纳 保护劳工条例,全文刊于 公言报 ,内容包括周日放假、保护幼年工、由厂主设立工人夜校、禁止卫生和安全条件恶劣的工厂招工、规定终身养老金和强制劳工保险等条款。显然,王揖唐演说的官方立场,延续着1910年代初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并不如一般史学家所认为、仅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容纳,而是对 (国家) 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抱。被中国史学界所遗忘的1919年 保护劳工条例 ,证明北洋政府正朝着解决劳动问题迈出第一步,确实具有“逐次”实施符合工业化新国情、解决劳动问题的社会政策的主观意愿。

6.国家社会主义与现代东亚

徐树铮

1919年是一个充满圣西门主义色彩的年度。7月8日,段祺瑞干将徐树铮所领导的 “边防军” (即原定派遣欧洲的参战军) 抵达库伦 (今乌兰巴托) 宣示主权。徐在4月发表 西北筹边办法大纲,提出在外蒙建立近6000公里铁路,在铁路两旁发展畜牧业,并开采阿尔泰、唐努乌梁海的矿产,为此要建立边业银行发钞发债。徐并决定在外蒙推行教育、通婚,以及由汉人行政人员率先学习蒙语。同年,孙中山发表 实业计划,列举了大量国民党承诺一旦掌权将推行的建设计划。此书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开山之作,是民生主义的宣言。

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孙中山 实业计划 的基础其实是国家社会主义。此文件着重于基础建设,在棉、毛、铁等重点产业如何开发,明显不如西原的计划来得细致,甚至可谓乏善足陈。而且,在整个1910年代,北洋政府已经多次讨论整体工业化的蓝图,也建立了发展型国家常见的军方背景一党独大制政府。这都是远在 实业计划 和五四运动之前。而五四运动以后高扬的革命社会主义所最后实现的,正是此一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蓝图。

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厂

北洋政府的工业规划也要比它来得更具体,其例证之一是翁文灏 铁业计划书 中提到的北方铁厂选项,在1919年4月落成为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厂,由丁文江出任三名官董事之一;官股利用了一部份西原借款款项。可惜该厂甫投产便因欧战结束、铁价大幅回落而损失惨重。新中国成立后,这家铁厂成为了 “首钢” 的始祖,至今仍是中国钢铁业的领军企业。

呈上文,西原龟三和列宁都深受一战时期德国军需局长瓦尔特·拉特瑙的计划经济体系影响。拉特瑙甚至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一个没有商业、没有个人主义、文化上只有样板戏的 “军营社会主义” 构想,预示了日后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型态。但是,一个通过全盘动员和合理化而出现的新经济和新文化体系,首先并不是出现在日本,而是出现在新生的苏联。列宁认为,拉特瑙的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系统可以为 “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一切条件”,反动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加上了无产阶级苏维埃专政后,便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拉特瑙模式于是为 “战时共产主义” 以及1920年代后期的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工业化提供了基础。

由拉特瑙统制经济系统演化而成的西原统制经济和斯大林工业化模式,在三十年代以降对东亚各国影响深远。西原龟三在1920年代组织了一个 “国策研究会”,继续提倡统制经济。其中一名会员是担任满铁社长的山本条太郎。山本在1927年出版了一本多次提到实行 “经济立国策” 的著作。1931-1932年,山本出掌由犬养毅所领导的在野党 “政友会” 的政务调查会,提出实行 “产业五年计划” 以应对大萧条,获得政友会接纳为政纲,并于1932年选举大胜。但犬养毅旋即因为拒绝承认伪满洲国,而遭到军人刺杀。

犬养內阁的大藏相高桥是清放弃了五年计划的名义,但继续推行财政宽松,使日本经济迅速复原,被称为凯恩斯之前的凯恩斯。曾参与讨论五年计划的商工省工政课长岸信介,则在1936年出任伪满实业次长,提出了两个 “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以及 “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1941-1946),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建立起庞大的轻重工业体系,诡异地为中共军队日后解放中国和抗美援朝所需的工业力量打下了基础。

岸信介

参与草拟满洲五年计划的人员,不少是躲避国内政治镇压的左派知识分子,熟悉苏联经济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战后多数回到日本,出任 “经济安定本部”、 “经济企划厅”、 “通商产业省” 等前线经济部门,以强力调控手段领导日本战后经济奇迹。岸信介更于1957-1960年出任日本首相。曾当过伪满军官的朴正熙,也对满洲五年计划留下深刻印象,在1961年军事政变成功后,在韩国实行五年计划,先发展轻工业,然后在1970年代初转而投资重工和化工业。韩国要到1996年,才放弃实行五年计划,一共实行了七个五年计划,推动了所谓 “汉江奇迹”。

从1920年代末开始,蒋介石政权开始着手建立国家资本主义,而这个步伐也因为抗战开始而变得更为紧迫。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0年提出过一个五年计划,而实业部长陈公博也在1932年提出一个四年计划。该年 “国防设计委员会” 成立,成员包括丁文江、翁文灏和从英国归国的钱昌照等人。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深刻影响了翁文灏等人。该会在1935年改组为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技术官僚的核心,并于翌年提出一个由纳粹德国协助实施的 “重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以装备军工和电力发展为主要目标,无奈因日军侵华中断。

翁文灏

资源委员会成为大后方产业政策的重要支柱,指导玉门油矿等军需生产,并开始策画战后建设,包括由钱昌照计划三峡大坝和向上海输电的工程。1946年,经济部长翁文灏向资源委员会发表演讲,指出该会的任务是要推动国家资本的发展,以实现民生主义,并与国际上的社会主义潮流合流;两年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资委会成为反共的国民政府中的一个左翼的中流砥柱。资源委员会的九成技术官僚在1949年参加新政权,指导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产业发展,其中钱昌照直到八零年代仍然活跃于前线,参与海南经济特区规划,并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直至1988年逝世。而去台湾的资委会人员,也包括多名指导台湾起飞的经济官僚,最有名莫过于孙运璿。

钱昌照

西原在1954年逝世,其于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讲到未能阻止日本陷入法西斯主义并且侵略中国,觉得十分懊恼后悔。假如中国当时充分跟西原合作,西原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成功了,即便不能彻底消灭侵华扩张的意图,也不难想象日本政界将会出现更多像西原一样的人和想法,乃至变成主流,甚至把其它右翼精英都争取过来,使得提出高成本的军事扩张行动的人如田中等成为少数派,甚至被边缘化。

池田勇人手书 “西原龟三之墓”

然而西原在某程度上确实在战后东亚政治中,留下了跨国发展主义的遗产。西原龟三与于1960年接替岸信介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关系密切,西原龟三墓在1957年立碑时,由池田撰写墓上 “西原龟三之墓” 六字书法;而池田上任后,也以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完成由西原所开始的、以国民生产增长为中心的经济唯物政策,以及设法与共产中国和朝鲜重新打开经济合作,实现 “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 (“廖高贸易”),以及为朝鲜的 “千里马计划” 提供融资和设备。

津岛寿一

曾在1918年帮助西原撰写 经济立国策 的大藏相秘书津岛寿一,直到二战后仍然活跃于日本政坛,并在1964年担任东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会长。津岛与大平正芳间的关系如同师徒。大平正芳于1978-1980年间出任首相,其支持基础是自民党的“宏池会” 派系。西原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扛鼎人,是发展主义的先驱。日本的战后复兴,韩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的崛起,都能追源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性影响。国家社会主义贯穿了东亚过去一百多年的经济建设历程,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东亚的地缘和经济格局。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系博士生,本文获得西原龟三之孙西原忠昌先生协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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