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只要能考回城,一辈子当科员我都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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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已经27岁了,个人问题依旧没有着落。同样是公务员,城里的女生被人当做香饽饽,备受追捧,而我们却因为是乡镇公务员,备受冷落——只要能回城,一辈子当科员我都愿意!

《大国小民》第1005

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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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我正在一个三本院校念大四,备考公务员。也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检查出肺癌晚期。父母一辈子都在到处打零工,家里根本不堪医疗费的重负,工作还没着落的我更是心急如焚。我嚷着要回家照顾妈妈,被爸爸果断拒绝,说让我安心准备考试:“公务员是个好行当,有编制,你一定要考上。”

但那时,我早已没了复习的心思。妈妈担心我的工作没有着落,便又向亲戚朋友打听其它合适的就业出路。有人说:“除了考公务员,大学生村官也可以试试。虽说比公务员差点,可容易考,还能为今后再考公务员做准备。”

于是我又报考了大学生村官。最后,公务员落选,大学生村官考上了。

那年7月,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我,一毕业就去了一个本省离老家300公里的小乡镇,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月薪1250元,全省统一标准。

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崩溃了。

镇里安排的住宿条件实在太差了:一栋废弃的老办公楼,大概是七八十年代建的,破败的房间里结满了蜘蛛网,没有厕所,天花板直掉渣,窗户只剩下一个木框和半块玻璃,风吹得窗台噼里啪啦直响。整栋楼只住着我和另外一个大学生村官,以及一对靠捡垃圾维生的老两口。

那个村官比我早一年到,我一来,她显得非常兴奋——终于盼来个伴了。我带着对家的思念和巨大的失落感傻傻地站在寝室门口,看着她忙进忙出地帮我打扫寝室,拖地、抹灰、支蚊帐,找修理师傅装锁、接水管……我却没有说一句谢谢,只在心中不停地呐喊:我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分钟!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6年艰难的回城之路。

1

我所在的乡镇属平原地区,坐大巴20分钟便能到县城。

那时还没出台“八项规定”,干部上下班纪律很松散,很多人早上9、10点才来,下午4点过后就陆续回家了。下班后,整个镇政府院子就只剩下我和那个村官同事。我俩除了待在办公室上上网,给家人打打长途电话,也没什么别的消遣。每晚都是待到10点以后才结伴回宿舍楼洗洗睡觉。

我的寝室窗外是一大片麦田,偶尔还能看到有孩子在其中穿梭嬉戏。有时,我会站在只剩半块玻璃的窗户前,静静地望着那片绿汪汪的麦田,那种绿是我后来再没见过的绿,绿得让人飘离现实,仿佛能暂时忘却心中的苦闷。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镇里要把老办公楼拆了新建干部福利房,便又把我们俩安排住进了镇财政所的老职工楼。听说当初这房子盖好没多久就发现是危楼,职工们后来又逐渐搬去县里安家,很快人去楼空——不过,管它呢,至少房内都有厕所,也算是改善居住条件了。

搬进新宿舍后不久,2011年4月,在爸爸准备变卖家里唯一的房子时,跟病魔斗争了大半年的妈妈走了。回家忙完丧事的一周后,我第二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再次落选。

抛开住宿条件,仅就工作来说,当村官的6年,日子是轻松自在的。

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一些机械、繁琐、重复性事务,比如整理党建资料、录入低保信息、整理档案,填写大病救助申请表,以及零星的打字和编制表格等文秘工作。

我性格内向,话少但做事踏实,平时放假也很少回家,有时候领导安排的工作,我利用晚上和周末就抓紧完成了,比起其他乡镇基层公务员拖拖沓沓的工作效率高出很多,每次主任们去县里汇报工作,总能受到县领导肯定,所以主任们对我一直十分照顾。

在机关食堂吃饭,干部是要自费的,所以每次只要民政办在外面有接待,几个主任总是带上我,好让我省点餐费。有时候,主任还会在中午休息时把我喊到办公室,悄悄给我塞大几百块钱,说这是补贴的“电话费”,嘱咐我不要跟办公室的其他人说。

我渐渐了解到,在十八大之前,每个办公室都有私设的“小金库”,平时会悄悄给办公室干部发一些补贴,数额多少,就看各自弄钱的本事了。跟我住宿舍的那个村官同事,所在的计生办在乡镇里算是经费非常充裕的部门了,但她拿到的“电话费”还没有我多。

后来,我也时常感叹,当年我不过是个对办公室政治一窍不通的黄毛丫头,几个主任完全可以给我少分一点,甚至不发也说得通,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感动。

2

2012年4月,我逐渐走出妈妈离世的阴影,第三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有了前两次的失败,我已经不敢再报考市直和县直单位了,一心只想尽快回到老家,哪怕是到乡镇也行——老家那个市下面的乡镇跟现在我当村官的乡镇应该差不多,我已经在这里锻炼了两年,回去肯定比在这儿更容易适应。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实在是太傻太天真了。另一个促使我报考乡镇公务员的重要原因就是公考中的“定向招录”政策——全省所有的乡镇公务员仅面向大学生村官和“三支一扶(指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人员进行招录。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政策福利——上面考虑到村官的“转正”问题,专门拿出一部分岗位进行定向招录——但这也在无形之中把像我一样的大学生村官们进一步逼进了“乡镇”这个死胡同。如果我们想离开乡镇,报考县直或市直单位,那么之前几年的村官工作经历将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与应届毕业生一起平等地挤独木桥。

而事实是,许多像我一样当年报考村官的年轻人,并非真心想扎根基层、服务农村,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就业这个燃眉之急。

站在报考的十字路口上,我舍不得自己苦熬几年的村官经历白白浪费,便只能无奈地选择继续留在乡镇。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好歹最尴尬的身份问题解决了。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自己也算是“体制内”的人了,端上了铁饭碗。

成绩出来的时候,我既喜又悔——这次我考出了自己公考的最好成绩,笔试142分,足以进入任何一家市直单位的面试,并且具有绝对优势。

最终,2012年8月,我以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本市的乡镇公务员。

在还未去新单位正式报到之前,我在家中度过了短暂的快乐时光。虽然妈妈没能等到这一天,但爸爸倒是因此精神不少——家里终于出了个公务员。

10月底,县委组织部正式通知我去报到,要求先到县里集中开会,然后再分配到各乡镇。县城离市区很近,只有不到1小时的车程。第二天,组织部长给我们这一届新公务员集中上了一堂思想动员课,还安排了几个往届的优秀公务员代表发言,讲述自己在乡镇工作的点点滴滴和种种收获,听得我心潮澎湃。

就在会议刚一结束、大家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组织部干部监督科的科长突然出现了,他掏出一沓表单,让大家抓紧签了字再去各自单位报到。

我们拿到表一看,是一份“自愿接受5年服务期”的合同,也就是说,报到后的5年内,必须留在乡镇工作,不准参加任何招考,不准调动。

那一刻,我心中轰地一声如炸焦雷。当初报考的时候,确实有些岗位是有“5年服务期”这一要求的,我那时可是睁大眼睛反复阅读了所有报考要求,最后专门挑了没有服务期要求的岗位报考。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有岗位,一律5年”。

在场的许多新公务员也有同样的惊讶,但会场仅仅只骚动了几分钟便安静了下来。大家的心情估计都差不多:事到如今,纵有千般委屈,也没有人敢潇洒地把笔一掰扭头就走。

最终,大家还是纷纷硬着头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揣着一肚子的委屈,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我匆匆坐上了单位派来的车,马不停蹄地被“发配”乡镇。

3

车子向着大山越走越深,我的心也渐渐沉入谷底。我从没见过这么森冷险峻的群山,车子蜿蜒其中,一座座巍峨的山峰仿佛要朝我们压倒下来一样,让人不寒而栗。

司机师傅问我和另一个一起分配过来的公务员:“你们之前去过XX乡没有?”见我俩摇摇头,“那你们要慢慢适应了。”然后,车内陷入了长久的安静。

不仅要走山路,中途还要摆渡。那地方没有跨江大桥,只能眼巴巴地等着一艘破旧的渡船像个大肚婆一样,在江面上晃晃悠悠地来回接送。“不着急,1个小时一趟。”司机师傅科普道。

等过了江,我们仿佛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过江之前走的是省道,虽然狭窄,但至少平坦。过江后,路面马上就降为乡道标准,倾轧损坏严重,没有一节是完整的,一路上尘土飞扬,连车窗都不敢开。途中经常还要巴着悬崖边停靠会车。

对比过去一心想要离开的做村官的那个乡镇,至少那里的道路是宽敞的,回家也是全程高速。而现在,虽说是回到了老家,可回趟家的用时竟比过去还要多。

我去报到的乡镇属国家级贫困县,干部的福利待遇大致分为4块:

一是工资,到2014年10月公务员集体调资之前,我每月发到手的工资为1402元;

二是年底奖金,因为整个县域财政实力薄弱,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为了面子上好看点,县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从每名干部每月应发工资中暂扣800元不发,到10月份时,再以提前发放年终奖的形式,一次性发给干部。

三是各个乡镇自谋出路,我们乡盛产柑橘,每年腊月,书记、乡长会抽调几名中层干部组建“卖柑专班”,远赴东北推销特产。出发前,需要机关干部共同集资2000元给“专班”垫做盘缠,然后从销售利润中“分红”,我在乡镇的那几年,最多时赚过4000元,年成差一点的,也有2000元的分红。

四是医保、住房公积金等之类的福利,我那时的医保卡因为只能在县里用,所以几乎没刷过,工作4年之后办调动手续时才发现,卡上仅有400多块钱的余额,而我每个月的公积金也就200多。每两年,单位会有一次价值200元的体检,其他的职工福利,也就是三八节给女职工送点小礼品,每月再发20块钱的“卫生费”等等。

我曾经算过,一名乡镇年轻干部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每年也不超过3万5。

工资少还在其次,来这里之后,我才终于感受到了乡镇工作的一言难尽,什么“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白加黑,5+2”……虽然是些陈词滥调,却也找不到比这些更加准确的描述。

我在乡里宣传办当干事的时候,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下队满山跑,夜晚加班写稿。

这个乡地处江北,交通不便,经济在全县排名靠后,而乡党委书记又是个农村出身、一心想在基层干一番事业的人,所以异常勤政,投入了大量心血在争取上级项目投资、改善乡里基础设施上。他过去曾是县委办的“笔杆子”,对于宣传、文字材料工作格外重视,所以他每次下队就会喊上我,好把乡里各方面的建设情况及时进行宣传。

每天早上刚一上班,书记就会提着个公文包快速路过我办公室,朝门口喊一声:“小方,走!”我就得忙不停地抓起相机,挎上摄像机追着他赶出去。

乡里没钱给宣传办配相机,我便找食安办(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借,他们的相机是县里出钱配的,方便日常执法记录。摄像机则是乡里用了多年的一部老式卡带摄像机,充满了年代的气息。

夏天的烈日炎炎下,我头戴一顶草帽,脚着一双平底洞洞胶凉鞋(方便爬山和过小河),跟着领导们穿梭在山间小路上,在他们后面拍照摄像,一旦领导停下来,定住在某个地方,手指着某个方向和村干部谈话时,我就得眼疾手快地举起相机“咔擦咔擦”来两张;如果交谈时间较长,我还要立马拿起摄像机,托稳了,拍一圈;如果是碰上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那就更得时刻瞅准机会多“咔嚓”几张,多录一会儿。

下队期间最难受的是不能按时吃饭。我们乡最远的村要驱车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近点的村也要半小时,到了村里,要么去实地看项目,要么入户走访,有时还要现场调解群众纠纷,工作时间不可控。村干部即便提前安排好农家饭、打电话一催再催,也总要拖到下午两三点才开饭。

搞宣传工作,还得“众人皆睡我独写”。下队结束,别人都回去休息了,我的工作才只进行到一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把照片一张张导出来筛选、整理,还得抓紧时间把通讯稿写出来。

4

2014年初的一个周一,我在党政办公室找文件的时候,无意间瞄到一份刚到的文件,顿时眼睛一亮——这是县招商局的一则招考通知,说是面向乡镇招录一名工作人员。

我赶忙询问送文件的小周:“这个……领导怎么说?”

“别说了,你看这文件的时间,都过期了,上周三发下来的,结果到周六才传到我们这里,而且上面要求报送资料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天。我刚给宋书记送去,他就说了一句,‘这都过期了,还报什么报。’”

我心里先是一凉,而后一横——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想办法报上名。

我没有任何所谓的“关系”可以找,当时唯一想到的靠得住的人就是杨乡长——她是乡里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也是班子成员里唯一的女性,性格泼辣,为人颇有些侠气。虽然工作上不分管我,但平时对我们年轻人特别照顾,一直都说有任何困难就找她。

说实话,她能帮到什么,我心里也没底,可我不想白白放弃掉这个考试机会。于是,我立即拨通了她的电话,“……文件里要求上报学历证书等材料,我都放在家里,如果现在立即请假回去拿,路上起码要耽误大半天,真不能保证今天下班前就能将材料送到。但是我很想报名,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当时正在村里下队,接到我电话,三言两语就让我那颗慌乱焦躁的心安定了下来:“你不着急,我马上给你包个车直接送你回去拿,免得在路上耽误时间。我刚好有同学在招商局,我马上跟他打电话说下你的情况,争取晚点接收你的报名资料。你现在先跟宋书记报告一下准备报考的事,他应该不会阻拦,然后收拾下准备坐车回去。”

接着,我转身就给宋书记打电话,坦诚报告了想参加考试的事。

“小方,我们知道你家在市里,一心想考回去,所以原则上是不阻拦的,但你还是要跟组织部打声招呼。你先给樊委员(乡里的组织委员)打个电话,让他问下组织部,看你能不能考,毕竟你们当时入职时是签了服务期协议的,现在服务期未满,想报考县内的单位,得看他们同不同意。只要组织部说能考,我们这里都好说。”宋书记回复道。

我又立即拨通了樊委员的电话,他说等问过组织部的意见后再回复我。

在等待答复的间隙,我接到了杨乡长的电话:“车子已经联系好了,招商局那边也说好了,最迟明天下班前把资料报过去就行。”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以为最艰难的第一步终于要跨过去了。

没一会儿,樊委员的电话来了,他的声音低沉缓慢:“我问了韩部长,他说不能报考。一是你们服务期未满,当时签的协议是在乡镇服务,不是在县直服务;二是招商局这个招考未经组织部审批,从程序上讲是不符合规矩的,组织部不承认。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别报考了,跟组织部硬犟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安静地听完他的电话,连“好的,知道了”这样的礼节性话语也没有回应,就直接挂断了。

那段时间我正在参与一项信息采集工作,我边打电话边拿着表格在镇上挨家挨户走访。接完最后一个电话,看着眼前轰隆而过的货车卷起的漫天尘土,望着远处群山之上压着的厚重乌云,我的眼泪一瞬间就涌了出来。

5

2015年“五四”,县委组织部的肖科长下乡搞调研,最后还多出一个白天的时间,他就跟乡里领导商量,说召集所有的年轻人开个座谈会,也算是应个景。

组织部领导开口,乡领导自然有求必应。那天下午,我们十几个年轻干部聚在一起,肖科长一副标准的组工干部作风,笑盈盈地说道:“大家畅所欲言,关于工作和生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任何困难也都可以提出来。”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是在体制内,都得把组织部的领导当佛一样敬供着,尤其是乡镇干部,谁都想抓住机会在他们面前使劲儿表现一把,在我前面发言的五六个人也是一样,大谈特谈自己在基层工作的收获和成长,大抒特抒自己服务农村的豪情壮志。

轮到我发言时,在经历了之前的种种挫折与不顺后,我早就不想求啥表现了。自我介绍之后,我简单粗暴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回城,一辈子当科员我都愿意!虽然身处体制内,但我并没有什么宏图大志,我只想回家,过安稳的生活,哪怕能离家近一点,到县城也是好的。”

说完这话,我有些不放心地看了一下肖科长,他正双手抱拳抵着下巴,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今年已经27岁了,个人问题依旧没有着落。上周,我偶遇了自己中学的老师,她还一片好心给我介绍对象,说男生在一个设计公司打工,每月2000多块,他父母双双下岗,在街边摆了个修表摊,家里拆迁,还建了一套地处郊区的两居室。我的老师话里话外,都透露出一种我需要高攀对方的语气。虽然我是一名公务员,虽然我家在市中心,可我在人家眼中仍然是弱势的一方,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乡镇公务员。同样是公务员,城里的女生被人当做香饽饽,备受追捧,而我们,却不断被人贬低受到冷落。”

我深吸一口气,接着说道:“今天在座的女生中,除了去年刚来的小周,我是最年轻的,可是也已经27了,这个年纪在婚恋市场是一个尴尬的年纪,我不想成为‘剩女’,也不想瞎凑合。我害怕一辈子待在乡镇,我不甘心在这个深山里随便找个人草草一生……”

我终究没能忍住,哽咽了几声,便匆匆结语。我发现坐在身边的几个女生也都悄悄掏出纸巾,抹了抹眼泪。

乡里和组织部的领导没预料到我会不按常理出牌,说了这么一通计划外的肺腑之言,而且还引得了大家的共鸣。他们顺着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继而又继续把话题转回年轻人要将青春撒在基层、实现人生价值云云之类上了。

后来又有过几次考试信息,有市里的招考,也有县里的遴选,但都要单位推荐。每个单位只能推一人,每次领导都会推荐同一个人——乡里年纪最大的女同志小郝。领导也是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希望她能借此机会考到城里,早点成个家。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其他年轻干部也只能“毫无怨言”。但可惜的是,那几次考试,小郝都没能考上。

6

转眼到了2016年初夏,全市面向基层进行公开遴选,共招录40余人,方案下发给各县市区,具体招录办法由各地自己出台。大家都觉得,这回肯定又跟之前一样,由各乡镇推荐一个,然后县里再筛选一遍,最终推荐少数“素质过硬”的人去市里参加考试。所以对于此次招考,我本不抱太大希望。

但这回命运的大风居然转向了。

那时恰逢县里班子换届,新县委书记刚刚上台,为了彰显其作风开明,居然亲自过问了此次招考,了解到市委组织部对报考人数并无特别限制,便特意跟县委组织部打了声招呼:“不要怕人才跑了,能被上级挑中,那说明我们人才济济。人才靠栓是栓不住的,你们尽管放开政策,只要干部想考,一律让他们考!”

结果,全县几乎所有符合年龄要求的干部都报名了。

“五一”小长假,更加意想不到的消息来了:县委组织部通知,要求所有报考人员在党校进行集中培训。后来听组织部的人说,县委书记一直十分关注这次考试,当得知报名热情如此之高时,他便对组织部长说:“有这么多人报名,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搞个考前培训,提高下应试能力?不能到时候报的人多,录取的人少啊!”组织部这才又火速开班集训。

培训的那3天,我把老师讲的每一个知识点都学深吃透,还在课后上网查找补充资料,把哪怕一个一笔带过的判断题都自行改编成问答题,竭尽所能地学懂弄通。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对待这次遴选的,但我把它当成唯一的希望。

考前那半个月,我每晚12点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把能搜罗到的知识点反复背诵。其实,在乡镇工作的这几年里,虽然上面发文的遴选考试我没机会考,但其他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的事业单位等各种考试,我已偷偷参加了多次。那时候,我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从办公室回到寝室后还要再坚持复习一会儿,然后早上雷打不动的5点钟起床学习。

这一次遴选考试,我报考的岗位是报考人数最多的,录取比例不到1%,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公务员考试。我反复对自己说:“不要放弃!机会再小也是机会,拼命去搏就好了!

结果出来了,我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取得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得知结果的时候,烈日当头,我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曙光乍现,心似骄阳。

后记

如今,我已回城3年,我考进的这家市直单位,无论是工作任务,还是人际关系、薪资福利,跟过去工作的乡镇天差地别。3年间,我总共加班了不足5天,而在乡镇,周末能按时回家就已是最大的幸福。工资较过去几乎翻倍,也刚刚被提拔,各种福利算下来,每月有过万收入,在这个三线小城里,我已十分知足。

不仅如此,回城后我还顺利完成恋爱、结婚、生子几件人生大事。

工作9年,我的生活轨迹始终围绕体制而变动——从体制外考进体制内,又从乡镇考回城里,走到现在,我已完全适应了体制内的工作节奏,也十分享受它带给我的安定生活,一切都令我心满意足,再无奢念。

编辑:任羽欣

题图:《山那边有匹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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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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