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上海的清末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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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上海——初到沪的士人们

光绪九年(1883年),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刚刚登上进士龙门并授刑部候补主事的刘光第告假回籍,路过上海时日记中这样写到:

“到书肆问价。坊间多有有用之书,胜吾乡远甚。值较京颇贱,然亦非寒畯所能多购。……晚出街游眺: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但闻歌馆酒楼,肉竹相倚;蜂痴蝶怨,玉夜香春;俯仰此身,在琼楼玉宇间也。舒丈屡邀入妓馆茶园,余三人俱将留钱买书,未果……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

刘氏之言至少透露出以下两点讯息:其一,从物质上看,即使象刘那样中了进士,而且只不过是途经上海,但因为茅庐初出,一介穷京官,所以清晰地体会到在上海生活的不易。为留钱买书,几个青年才俊都未能见识一下沪上洋场中著名的妓馆、茶园,其状不可谓不窘。其二,从心态上看,刘对上海的感觉处于“既恶之又爱之”的矛盾状态中,但因其自诩为“学人”,其恶的部分要大大超过了爱。到否上海是生人大恨事和学人大不幸,这中间的分野正描摩出士人为士的身份和为人的个体与这座城市既融合又扞格的微妙状态。不过随着刘乘坐的轮船远去,滔滔江水又带走了十余载春秋之后,“入上海”乃至“居上海”已成为了越来越多士人的选择。

所谓选择暗示着从太平天国运动——甲午这段时间士人来沪动因的变化。大致说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前到沪的士人大多以江浙一带尤以上海周边地区为多,或系迫于生计或为躲避天灾人祸。战争平息后,这些士人中的一部分人回到了家乡,一部分在上海做久居之计,另一部分则把上海当作寄居城市,在此地做着“寓公”,却仍然遥遥经营家乡的那份田产。

而此后由于政府的“官督商办”制度,利润的诱惑,社会地位的驱使,地方统治者的双重政策等因素的激励,不少在晚清政坛崛起的朝廷大员象李鸿章、张之洞由担任江南地区的封疆大吏始,而后又纷纷进入工业企业和商业投资,一步步扩展其在上海的势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买办渗透到官场和绅界,他们通过捐纳和提供军需,很容易地获得了士的身份和候补的各种官衔而得以与上海有了联系。这些人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意味着一个“网络建构”的开始。从李鸿章到张之洞,从盛宣怀到张謇、从唐廷枢到严信厚,他们通过书院、企业等建制化机构催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那个地方精英集团,其中包括曾铸、李平书、虞洽卿、朱葆三、宋汉章等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编织的那张由血缘、地缘、学缘、幕缘等构成的私谊之网使得上海在1895年后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士人精英的汇聚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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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

1896年1月,一个日后在士人私谊网络中颇能承上启下的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就是汪康年。此时上谕查封京师强学会,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随即关闭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而收拾残局的人,他选择了曾是其幕僚的汪康年。凭着这份幕缘关系,汪成了“接收大员”,强学会余款银六百二十余元就成了创办《时务报》最早的现金来源。但真要办报并不是一帆风顺之事,一个好汉如果没有三个帮也不能成事,幸而汪康年找到了他的知己良朋:通过旧师长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关系,黄遵宪来了;当年赴京赶考时结识的小师弟梁启超亦在康有为的允许和其力邀之下来了;在湖北做幕僚时结识的吴德潇父子也来了;再加上堂兄汪大燮为之提供内幕详情,在上海的同乡叶瀚、宋恕、孙宝瑄等出谋划策,往来奔走。汪康年及以他为中心的《时务报》群体“入上海”方能初定局面。

此后,象汪康年这样的进士们、还有举人、秀才们都会来上海,不少人还会设法留下,他们都或多或少要与那张私谊之网挂上钩才能遂其所愿。只是由于太多士人缺乏详细的生平材料,特别是其如何“入上海”的细节材料,而使得做一个全面概括非常困难,因此接下来只能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先来看进士们。

1898年曾在京直接参与过变法的张元济在戊戌政变后颇为心灰意懒,“直不欲与闻人间事矣”,且预见“将来必有株连”,已有南行之意。至其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后,李鸿章立即告知盛宣怀,去沪后将由其安排出路,又得举人同年汪康年密电,复其书谓:“弟事已定,即日南下,约重阳后可在沪相见。”

携家南下之际,被张氏尊为问业师的徐用福之兄徐用仪赠银二百两,据其子张树年回忆,徐用仪所赠银两解决了张氏全家迁居上海的费用,张元济晚年屡屡念及此事。到上海,张元济与一赵氏(从蕃)同年共寓外虹口隆庆里七百七十二号。安定之后,先赴南洋公学译书院办理译书事宜,继而接任公学经理,不久转入商务印书馆,踏上了通往文化出版大家之路。

同情维新的蔡元培也于政变发生后离京南下,回到家乡绍兴。继而从绍兴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员。当时在南洋公学盛宣怀是督办总理,为蔡元培在京城的旧相识,而且盛氏与极力推荐蔡氏到南洋公学任教的澄衷学堂监督刘葆良为同乡。总理沈曾植与蔡氏也是浙籍同乡,代理总理张元济更是与蔡氏同乡、同年举人,关系非同一般。蔡元培1899年日记备忘中第一条就是张氏在上海的地址。1901年3月蔡氏黄昏到上海,夜宿舟中,第二天清晨就赶到张元济家,“年伯母影堂前行礼”。7月到上海应聘南洋公学时,则先下榻宝善街周昌记客栈,过了六七日就搬到外虹口隆庆里七百八十二号邵仪冲处,与张元济做了邻居。此后,在上海这个舞台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组建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创办《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创下了不小的声望。但因其始终有反清之活动,并不能容于政府,其在上海的时间亦不过数年。

再来看举人们,1897年郑孝胥凭着张之洞的幕缘,充洋务局提调,并在商务局差委,时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同乡见其常住客栈、非常不便,遂为他租定长安里林庆记楼下屋一间。且方方面面为之考虑得相当周到:

“室中甚华洁,有二窗,颇明,几案窗榻亦极稳称。夜饭以闽人为庖夫。……自至上海,是夕床始施帐焉。同居者为王子青、陈少兰、施小樵,皆在楼上;林庆中父子在楼下对房。是屋,楼上下皆三幢,月租二十二元,余得一房,出租六元,此房实为屋中最胜处也。饭食附于庖人,上下二人,每月亦六元。”

房租、伙食并不算便宜,但第二天盛宣怀即派人送礼,给了郑氏一个商会公所参赞的名衔,月给薪水百金。

郑孝胥

1902年,陈黻宸来沪,蔡元培即邀请陈氏和其他同来的老乡宋恕、蒋智由等朝饮于九华楼。在沪逗留期间,适逢出资帮助蒋智由办《选报》的浙籍老乡、诸暨人赵祖德欲另办新报,陈氏遂受聘主办《新世界学报》。陈黻宸在浙东学界声望卓著,他到上海办报后,他的一些学生也跟随来沪,《新世界学报》成为他们聚集的一个重要场所,其中包括马叙伦、汤尔和、杜士珍等养正书塾“三杰”以及黄群、陈怀等人。不过翌年,一方面其科举情结难释,欲赴河南参加会试,另一方面“报馆事腐败已极”!个别编辑截用稿费,反须陈氏赔垫,于是决定停办报馆。

综观上述几位士人的经历可以发现在血缘、地缘、学缘、幕缘构成的私谊之网中,除非你是真正强而有力的高官贵宦之后,像“钱唐孙子授侍郎诒经之次子,慕韩总理宝琦之胞弟,李筱荃制军瀚章之女夫,以荫生得分部主事”——孙宝瑄,他自然可以奉母出都、寓沪八年,闭门读书、广泛交游,回到京城马上就签分工部行走,调邮传部后更有底气与顶头上司不和,即拂衣而去。若不然,在清末对进士、举人这一层次的士人来说幕缘反倒相当重要,入幕府是晚清士人进阶的一大重要途径,以此而一跃而成为封疆大吏的比比皆是。汪康年、郑孝胥能在上海如此如鱼得水,两人曾是张之洞幕僚的身份起了极大作用。幕缘使得他们与统治集团,特别是统治集团中某一实力集团保持着持续而有机的联系。以这一实力集团为中心,这些联系可以为他们源源不断地带来人脉、金钱和势力。再辅之以血缘、地缘、学缘就能形成一个牢固、有力、持久的网络。如果仅仅是血缘、地缘、学缘关系,一旦本身交际能力不够、经济状况吃紧或者政治环境严酷的话,在上海也很难呆得长久或者呆得如意。

最后来看秀才们,这批人的私谊网络因为年纪、阅历、家世等关系,在布尔迪厄所谓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大多比不上进士和举人们。象王国维十六岁时就中了秀才,但其后五年多次考举人不中,又不甘于仅仅就馆教书,1898年受其同学许默斋推荐,入《时务报》任书记,因收入甚微,王氏欲改投翻译中西文报馆,但其父王乃誉来信阻止:

“初与交往,恐难得深信,若更他适,则荐者与家人乡友非怪太活,决使且留会,曷以空闲学之,更须常往还之,况粤浙恐成冰炭,是又非宜。”

引文深切地表明了时人对地缘关系的重视和这层关系帮助王国维在上海打开局面的重要,可是此时的王国维毕竟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即使在浙籍精英汇集的《时务报》馆也得不到重视。前任许默斋薪水已是不多,到王国维接任时则更为减少,同时工作又非常繁重,以至于他在写给许默斋的信中大有抱怨:

“阁下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核书籍,……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

雪上加霜的是王国维常犯腿疾,时常需要上海、海宁两头往返,这就更使其与上海疏离。不久《时务报》馆关闭,王氏处境窘困,幸而此时与他有师友之谊的罗振玉请其担任东文学社庶务,后又介绍他赴日留学,这才得以成就日后的一代国学大师。

王国维在上海并不得意,一大重要原因是本身并无太多资本,而自己似乎也并不致力于拓展其私谊网络。虽然进了著名的《时务报》馆,但除了罗振玉、许默斋外似乎就别无他人可助一臂之力。不过在上海的失败或不得意者可能是一普遍现象。象严复1900年逃难到上海时赁屋闸北康乐里,连生活费都没有着落,要向妹夫何心川借一百元才度过难关,又因为译书费未能及时寄下,还曾向汪康年借过规元五百两,其书云:

“兹有极恳者:冬令将至,需款孔殷……一俟前途汇款到时,即当划还不误。”

连严复这样的士人都在上海陷入过如此困境,那些籍籍无名的校对、编辑、记者与售文为生的小牌作家之举步一定更为维艰,正如有学者指出: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如此多薪资、过着那么顺遂的生活,否则当时上海就不会有那么多偷拐强骗的无赖文氓。”

不过成功者还是有的,同样是秀才的包天笑,他的网络拓展就相当的成功。包氏拓展网络的特点是以其家乡苏州为中心参与新的事业,时常去上海交游培养人脉,在有了相当积累后才正式入上海,并以城市中的新制度媒介为据点站稳脚跟。

包天笑

戌戌前后,包天笑就在苏州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组织学会,而后因为和留日的苏籍学生杨廷栋、杨荫杭相熟,也依样画葫芦组织了一个“励学会”,并创办《励学译编》月刊。另外他还参股东来书庄,专门经销日本进口的图书、文具、地图、挂图和教材。因为书店的生意往来,苏州府属的常熟、昆山、吴江等县,乃至常州、嘉兴、无锡都有慕名而来之人。他们或买书订杂志,或问讯配书,包天笑也由这一渠道认识了如常熟的曾朴、吴江的金一等人。除了组学会、办刊物、开书店以外,包氏还与表兄尤子青创办了《苏州白话报》。

包天笑在苏州的事业并未持续很久,就被其在苏州结识的好友推荐前往南京去担任李鸿章侄女婿,人称“蒯疯子”——蒯光典的幕僚。在南京待了几个月,包天笑即被派往上海,主持金粟斋译书处。金粟斋结束后,又凭其在苏州、南京、上海等地积累的人脉关系在叶瀚的启秀编译局、粤籍人士为主的广智书局编译处、蒋观云的珠书园译书处短暂工作过。主要依靠他刚学的一点日文翻译书籍,检定、润饰稿件。这期间有两个小细节值得一提。第一、包天笑也绝非一帆风顺,金粟斋结束后,他就曾非常迷茫,从前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已各散东西,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回到苏州,做什么呢?还是处馆教书吗?要谋生计,在苏州更无出路。”以至他碰到叶瀚只能自嘲地说:“低就也没有,回家吃老泡去了。”第二、地缘关系的重要也在包天笑那里有明显体现,包氏在粤籍人士为主的广智书局编译处就做得并不得意,按他自己的话说:“里面全是广东人,我和他们言语不通,未免有些扞格。”

包天笑因病结束上海各译书处的职务回到苏州后不久,先被推举到上海考察女学校,后又通过其老丈人的关系担任青州府学堂的监督,当青州府那里人移政息之时,开书店时认识的曾朴、交游上海时认识的狄楚青终将其拉了回来。狄氏为《时报》的总经理,曾氏任《小说林》的管事,请包天笑一是因为老相识,二是因为在青州期间包氏对《时报》、《小说林》常有投稿,能文之名已深刻二人心中,自此包氏将在上海的报馆中负责固定的版面、领取丰厚的薪水,还有不菲的外快。凭着其文章的天赋、小说的本领、宽广的人脉和当时可以居奇的外语,对他而言居上海大易!

2.居上海——多重的日常生活世界

士人们在初到上海时境遇即有落差,这些落差并不会在“居上海”的岁月中自动抹平,私谊网络的无形之手会把他们带入到不同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开展属于各个圈子的衣食住行,交游起居。让我们先来看“闲民”的世界:

“上海一区,盖以声色嬉娱为世界者也,而出入此世界中,大抵闲民最多。闲民约分三种:一维新党人,一依西商为生者,一富豪家子弟。今者前一种人渐就衰减,且多落魄不能自存者;惟后二种人特盛,且力能维持此世界,盖有金城汤池之功也。”

写出这段点“闲民”世界之睛文字的是孙宝瑄。他是贵宦之家出身,并一直对所谓“新党”的某些作派冷眼有加。但以作史的后见之明看“前一种人渐就衰减,且多落魄不能自存者”大致说的是康、梁一派人物。而当时活跃在上海,广意上的“维新党”闲民可并不少。随便数一数就有汪康年、叶瀚、张元济、马相伯、严复、伍光建、郑孝胥、赵凤昌、吴彦复、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尧、汪允宗等十来个响当当的名字。这批“维新党”闲民:

“昼居之地曰味莼园,夜聚之地曰四马路。是故味莼园之茶,四马路之酒,遥遥相对。……每夜所销宴乐之费,并北里中及大餐馆等计之,殆数万银饼不止。若官抽其税,每银饼税一角,亦可成巨款也。”

以上是“闲民”世界的一个大致勾勒,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细节我们不妨从郑孝胥的日记出发分析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间有着怎样的生活。郑孝胥的闲民身份在他的朋友那里是有定论的。郑氏曾调侃张謇比做官还忙,汤寿潜比当兵还苦,无料他的朋友加了一句:“郑比出家更闲”。而从其一月的生活观之,此说并不离谱。在三十天里,郑氏跑了两次张园,看到了西人戏法;赴了七、八个饭局,包括雅叙园、九华楼、聚丰园、一品香、万年春、海国春、鸿运楼等知名酒楼和堂子;去群仙戏院观剧三次,第一次听到郭少娥的《打严嵩》、后两次则是其红颜知己金月梅所演的《池水驿》和《翠屏山》。

1900年的上海外滩

不难发现郑氏大多数时候都在酒楼、青楼、张园、戏院等城市公共空间活动,考虑到其与日本人笔谈唱和,交情颇深,似还可加一个洋楼。这与于醒民在《上海,1862年》中将王韬、龚孝拱、李善兰、蒋剑人等“海上狂士”的活动空间颇为见道地概括为酒楼、青楼、洋楼很有几分相似。但空间的相似毕竟只是表象,无论是外在的行动方式或者内在的精神气质上,19世纪60年代的“海上狂士”和20世纪初的“上海闲人”已经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

“他们在酒楼狂饮狂歌狂舞,手里挥动宝剑,剑锋往地上猛砍,打碎酒杯、酒壶、茶壶、便壶,甚至砸坏门外的小车和马车。‘剑花摇摇酒花热,裸身大叫千年魄’,他们光膀赤膊,旁若无人。正衣冠乃名教中人凛凛以守的常规,他们弃之不顾;胆子天大的人也不敢吃的河豚鱼与河豚鱼发酵腌制的‘西施乳’,他们敢于咀嚼品味。

他们在青楼绮游,以狂名权充风月之资,在石榴裙上题诗,于香艳扇面挥毫。居然有痴情神女钟爱这些穷酸才子,留下不少风流韵话及妓女文学、史料的‘艳书’。

他们在洋楼与外夷邪教人物厮混,吃洋菜洋饭,撰译夷书,类乎以夷变夏,里通外国,好象不怕被人说数典忘祖,不怕犯下大逆之罪。30多年后人们都不敢扮演的角色,他们敢率先为之。”

上述举动“狂士”在几十年前做了,而现今的“闲人”却没有做,这做与不做之间标志着在日常生活中权势的急剧转移也已昭然若揭。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权力是由中央向督抚交接的话,那么在20世纪初权力则是从督抚向士林名流传递。王韬给曾国藩、徐有壬、吴煦等总督、巡抚、道台上书上了个遍,到头来还只是个无奈逃到香港的“长毛状元”,郑孝胥以举人出身在一个月里光见上海道台袁树勋就见了三次。前两次还集中在一天之内。此外与督抚的书信往来,各大衙门的电报寄发,海上名流的私底会晤更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他在那些性情并不投契的高官面前还颇为托大,如在清末大员中以强硬著称的岑春煊主邮传部时,曾保举郑氏做“丞参”,却被他一口拒绝,发急电相劝,其辞大失平日之风,有如哀恳。因此可以想见郑氏在酒楼交游时必定高朋满座,温文尔雅,谈笑风生,决不会酒醉、毁物、失态的。而其对待青楼中的红颜知己也不会光以大名充作风月之资,有时反倒不免有些炫耀自家富贵的“做作”:

“将行,遗五十元,月梅辞,固与之,乃惭赧而受。……至大生账房取回二百金。未刻独诣金月梅,复遗百元。……晨,过月梅,遗诗一本及蚨百元”。

其实当严复听到“郑比出家更闲”之语曾颇有深意地说:“何为自苦于无人之地耶!”一个“自苦”正道中了“闲民”们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无奈。他们有名士的身份,而且在晚清特殊的因缘际会中借助上海这座城市名动天下,玉食锦衣,但时代之潮又推动着他们向“政客”之路走去。这就决定了:一,无法狂——他们与体制的联系是割不断的;二,时不时又要表现出名士的做派——他们也不完全是体制中人;三,绕不开的时代使他们向“政客”之路走去,但又几乎永远离那些民初转化为“党人政客”之人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汪康年在1911年对郑孝胥的评价看似贬多于褒,但细读却是他、郑氏这一群闲人貌似潇洒倜傥,却爱惜羽毛,瞻前顾后,甚至落入“自苦”境地的绝佳写照:

“郑君为人,明敏捷给,能为大言,能坐摄贵人意旨于俄倾之间。虽于世界事未极洞澈,语多漏义,特以口才之善,使听者不容得起罅隙,又能四面防御,使同坐者不及攻击。然其短处则失之轻躁,一面自圆其说,一面又极意伺人意旨。故目动言肆,意态不宁,而神不足以自镇,气不足以自摄。故政府之对于郑君,于其言也,宜精择而用之;至于其人,则参谋顾问,诗酒从容,亦足有所裨益。若假以政权,视用柱石,恐非其伦矣。”

再来看职业人的世界。周作人曾说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条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

塾师、医师、幕友或者学生意,周作人展示的是士人中作为“职业人”的最初形态。这个群体的存在本就源远流长,清末则由于各种或积极如前文所提及的学幕可以仕进,学生意赚钱后亦可捐纳,消极的如人口膨胀、捐纳泛滥、连年战乱,直到最后的致命一击——废科举等都使得这一群体日益庞大,而城市的各种新制度媒介和公共空间则为其中幸运儿的发展交游提供了与在乡村社会不同的温床,包天笑即是那些幸运儿中的一员。

包天笑在上海的主要职业是一报人,兼做杂志编辑、女校教师、小说家,主要在城市的新制度媒介中“讨生活”。对他来说,虽然与“闲人”的世界有交集,但却并不属于那个世界,他的职业决定了其日常生活是另一片天地。

《申报》

沪上早期报纸,除了《申报》、《字林西报》外,往往仅有总主笔一人或数人,襄助笔政者若干人,报纸内容也不过是论说、上谕、宫门钞、各地新闻、本埠新闻等。因此报务只需外地新闻聘一二访员,摘录些督抚辕门抄,找沪上各衙门胥吏等提供一些官厅日常公事,加上一些斗殴、拆梢、火灾等巷里琐闻就可以完成。时间上经常是午后着手,上灯时已一律竣事矣。1895年后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报馆之记者,其笔墨之忙,每在夜分,埋头灯下,况瘁异常。盖以各处访稿之至,半须旁晚始达之故”。这段话正是包括包天笑在内的职业报人生活的一个注脚:

“在报馆里编新闻,于每日的时间,很有关系。编要闻,时间最晚,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那种专电,往往要到夜里十二点钟以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也说不定。……本埠新闻的编辑,比较要早得多,大概到了下午九点钟的时候,访稿全部来了,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如果在九点钟以后,发生了特别事故,有重要新闻,明晨必须见报的,当然可以加入,其余的琐闻细事,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至于编外埠新闻的,要更早一点,从前还没有快信、航邮,下午五点钟以后,邮差就不再送信了,把当日所到的信,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发清了稿子(有的须要修正一下)就没有你的事了。”

包天笑负责编辑的是外埠新闻,从引文不难看出其编辑工作在《时报》馆尚属轻松,但也总要到下午五点钟以后才能完一天之工,报人之辛苦可想而知。何况他还要每月写论说六篇,后来虽不写论说,算得“藏拙偷懒”,但每月三十则短评却仍是逃不过,加上《时报》上连载小说,给《小说林》写写稿,女学堂兼兼差,“一天到晚,就忙了那些笔墨上的事。” 因此尽管他收入丰厚,七七八八加起来超过了120元,而当时一品香吃西餐不过3元,包氏却不会象“闲人”一般以酒楼、青搂、洋楼为主要逗留之所。他们的交往空间在《时报》馆,在息楼之中。

包天笑工作的《时报》并不是他一人“念天地之悠悠”的所在,而是有一个《时报》报人群,包括有狄楚青、陈景韩等海上闻人。本来包氏并不需要天天到馆,但总经理狄楚青却以为:

“在报馆里天天见面,大家亲切有味,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讨论。便是写论说,也可以对于新闻上,有所讨论商酌,每一个报馆常有论调与人不同之处,论说上或还有必须修改之处,仅仅是闭门造车,我以为是不大相宜的。”

可见《时报》报人群对“交往”相当重视,为此《时报》馆还专门在楼上辟筑“精室”唤作“息楼”。这个“息楼”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无非是聊供休息之需,有许多朋友来访问、闲谈,便请在息楼里憩坐。在报馆里的同人,工作之余,也在息楼中休息一下。或有朋友见访,就可以在息楼中会客。息楼那一间房子,由报馆供给,不取租费;另雇一个茶房,专管息楼内的茶水、差遣等等,备了几份日报,供客浏览,所费无多,而得益匪浅。也有朋友们在息楼里吃点心的,好在时报馆在福州路望平街,邻近都是点心店、西餐馆,叫茶房去唤他们送来,自吃自惠钞,很多便利”。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谈谈说说,庄谐杂作,谈笑风生”的公共空间使得包天笑认识了不少友朋,除了报馆同人以外,还有许多馆外的同好。大家时常聚集一处,由此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小集团,即所谓的“息楼中人”。

“息楼中人”几乎全部是江苏人。而且江苏的宁、苏二属中,又几乎都是苏属中人(在晚清此二属几乎就是一省两个世界)。其中有林康侯、吴怀疚、朱少屏等几位上海本地人,以及松江的陈景韩、雷奋、杨白民、娄县的史量才、青浦的叶养吾、川沙的黄炎培等;次之则为苏州人,如包天笑、龚子英、杨廷栋、吴纳士以及杨荫孙、杨景森昆仲。以上人等常登息楼,那么哪些人身在《时报》馆中,却并不常来呢?据包天笑回忆,《时报》的总主笔、与狄楚青同属康门弟子的广东人罗孝高与另一位广东籍主笔冯挺之,因与馆内其他同人言语不通,就不参加息楼的聚会。狄楚青本人虽是《时报》总经理,却也难得到息楼来,因为他是宁属的溧阳人,“与上海的一般松江人、苏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包天笑与朱少屏的南社朋友也不来息楼。因此,所谓“息楼中人”从地缘关系上看集中于江苏苏属的上海县、松江府、苏州府人。

除了地缘关系外,学缘、血缘关系亦是“息楼中人”聚合的重要纽带。如沈恩孚、袁希涛两人都肄业于龙门书院;沈恩孚还是林康侯的母舅,也是吴馨在龙门书院求学时的老师。雷奋、黄炎培、林康侯、吴馨、朱少屏、杨廷栋以及杨荫孙、杨景森兄弟等则都曾在清末上海新式教育的重镇南洋公学读过书。陈景寒、雷奋、杨廷栋还一起参与过日本留学潮。陈景韩的父亲做过雷奋的老师,陈氏胞姐又是雷奋的夫人。杨廷栋则与雷奋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并一起与杨荫杭等人于1900年在日本组织“励志会”,创办《译书汇编》等刊物。

最后来看革命党人、学生的世界,清末的上海其实并不让一些日后被视为著名革命家的人物过得舒心,像章太炎就在信中对吴君遂感叹:

“自君遂徙南京,而吾不复得佯狂避世之友于海上,宙合虽大,可与言者几何。……在学社久,无可为知己道。”

后又在给刘师培、夏曾佑的信中言及苦无同等量级论学之人的苦闷:

“上海市井丛杂,文学猥鄙,数岁居此,不见经生,每年畴昔,心辄惘惘。”

“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谈,苦无大匠为施绳削,又陵适至,乃以拙著二种示之,必当有所纠正,亦庶几稽康之遇孙登也。”

章太炎

而苏曼殊、陈天华则借小说为自己之口痛诋那些在城市各个公共空间出没的“海上志士”:

“尚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出名的爱国志士。但是那班志士, ……不过是嘴里说得好听,实在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人,这么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了什么书店,什么报馆,口里说是借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那些顽固人的罪恶还要大几倍。”

“那客笑道:‘要会上海的志士,何难之有!到番菜馆,茶园子,说书楼,及那校书先生的书寓里走走,就会到了。有时张园、愚园开起大会来,就有盈千盈百的志士在内。老兄要想会志士,同我走两天,包管一齐都会到了。’必攘惊道:‘难道上海的志士,都是如此呢?’那客道:‘哪一个不是如此?现在出了两句新名词,‘野鸡政府’,‘鹦鹉志士’。要知现在志士与政府的比例,此两句话做得代表,老兄不要把志士的身价看得太高了。‘必攘低着头默默无言,长叹了一声。那客又道:‘老兄不要见怪,这上海的融化力,实大得很。老兄若在这里多住几月,恐怕也要溜进去了。’必攘也不回语,心上一团红燃燃的火,好像陡然浇上一桶冷水,熄灭了大半,从此也不再会那些志士。”

邹容更是在爱国学社——这一新学与新人物群聚之地与众人发生冲突,毫不客气地数落他们:“曹居上海,在声色狗马间,学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惹得那些新人物群聚欲殴之。

以上四人的感受确实部分映射了当时革命党人、学生的生存状态,比如学识浅陋、声色犬马、逐利求名等。但其尺度却多是理想或自我的标准,因此也不免部分失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批评,这些批评与他们的私谊网络又有什么关系?就让我们重新来考察一下清末革命党人、学生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日常生活的开展。

革命党人和学生除了政治上经常处于边缘外,日常生活也往往在一较低的水平,这一世界中人的基本处境被罗志田形象地概括为“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像《国民日日报》在新马路梅福里租得一楼一底,楼下安置印刷机及铅字,楼上作编辑室。报社环境如此,身处其中之人就更遑论有什么高质量的生活。章士钊回忆其办《国民日日报》的经历时就说:

“(陈独秀)东游不得意,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晓石共立《国民日日报》。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执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干。”

章士钊

以上是革命党中的报人,另外像军国民教育会的一批从事暗杀活动之人,在天津“租一屋为根据地”;到了北京“蛰居都门,伺候阅五月,(那拉)氏尚无还宫之意。吾辈辛苦相筹,东挪西借之旅费已告罄矣”;回上海则“散处旅次,行李萧条,阮囊羞涩”。

学生的情况也未好到哪里去,当时重庆中学堂食费每月两千四百文,不过约合银元二枚,但在其间就读的任鸿隽也曾数月无钱付食费,幸而学堂监督借款偿付,才得以渡过难关。任氏又尝以三百文一万字为代价为人佣书,还在小学和中学堂任教一年,才积蓄有一百二十元来上海继续求学。但这点钱也不过仅够其在中国公学读一年书罢了。

恶劣的生活环境,加上年轻人常会出现的敏感、苦闷与彷徨,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的生活状态。这种逆反在最初可能表现为一种对声色犬马生活的向往,像章士钊和他那帮军国民教育会的朋友们因王之春案的牵连入狱数月,释放后章氏被“腻友”诗妓李香萍接去其闺寓小住,“浴以芳泽,衣以文锦,软语温存,过其似蜜非蜜之生活……同人等皆不胜健羡之至。”

而如果境况日益朝着不佳的一面发展,周围又出现了一个玩乐的圈子,就可能真正沉溺于这种生活,不可自拔。像胡适在上海曾有一段时间因家境日坏,前途可忧,而胡天胡地过:

“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国公学沦亡以来,心绪灰冷,百无聊赖,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之事,皆一一为之”。

这些“鄙夷不屑为之之事”简单地说有三大项目——看戏,打牌,逛窖子。他们这群玩友领头的是新公学一个叫何德梅(Ottomeir)的混血儿。此君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什么都会。他住东屋,胡适与林君墨,但怒刚等几位朋友同住西屋,两处互相连通,联系起来十分方便。另外,离胡适住得不远,还有个唐才常的公子唐桂梁。父亲死了,革命也不见希望,他的情绪自然也不会见佳。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就有苦闷之心,朋友再一教唆,胡适学坏了:

“和我同住的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党人死的不少,这些人都很不高兴,都很牢骚。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可见革命党人和学生私谊网络自身的特点,再辅之以上海这座城市众多可供交游的公共空间,声色犬马之垢病几无可避免,即使是对假志士批评有加的苏曼殊亦加入了这一行列。1903年的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伏案译嚣俄小说,终日不作一语,若有深思者然”,并且“天天嚷着要离开上海”。而到了1906年却变成了“一绝风流之和尚”。据陈仲甫回忆:

“我重到上海,有朋友在酒馆请我吃饭,正在谈话中间,忽然闯了一个和尚进来,却是曼殊来也!……此时他僧装而吃酒吃肉。我们劝他改穿西装,他坚执地不肯。但隔了几时,却有自动的改了。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几年前除了我们以外,没有朋友,而此时却朋友很多,不但有男朋友,并且有女朋友了”。

但另一方面,依托于上海众多的新制度媒介和公共空间也使得这一世界中人绝非与“名利”无缘。当时的革命党人和学生大多是些“新人物”而非“新学人”。在上海这个华洋杂处,两不着边之地,这批“新人物”旧学无底,新学无根的状况尤以为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得享大名的运气。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胡适。他在安徽老家私塾里“读了许多古书”,来到上海应对梅溪学堂初级班的《蒙学读本》即可不费吹灰之力,更能进一步指摘老师的错处,从而一天内连升四班。

胡适

另一个例子则是邹容,如果说章太炎以其“大儒”身份批评一下上海学人、学生的程度低还尚能服众。那么以“中外之学”为凭借的青年邹容却并不是一个能跳出如来手掌的孙悟空。1907年吴趼人在小说《上海游骖录》中就已暗讽《革命军》与谭嗣同的《仁学》十分相似。而学者唐文权对《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更是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他发现《革命军》中有多处借资时人之处,且程度不低:

“《国民报》七则,梁启超四则,谭嗣同二则,章太炎一则,蒋智由一则,麦孟华一则。原文照录移植入文者三则,余皆略加剪裁入文。明言借资者一则。”

被千万学堂学生“秉烛偷读”的《革命军》并非鸿篇巨制,却拾人余唾者甚多。虽然这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如精神领袖梁启超就不免类似评论,周作人也坦承自己当时的一篇小说《孤儿记》是“半做半偷”,但从中仍可以看出邹容秉持的所谓“中外之学”的实质。不过爱国学社的其它诸生极可能连时人的书都懒得一阅,整天忙于闹风潮,造炸弹,把持些校务。借他人书做底气的邹容才有可能在他们面前指点江山一番。

邹容因苏报案令人扼腕地庾毙狱中,但“浅直谐俗,恣肆不文”(章太炎语)的《革命军》却使他得享赫赫大名。其它与邹容年岁相仿的革命党人、学生虽未达到邹氏的程度,却也不乏名利的收获。1902、1903年被公认为是革命思潮激荡的年份,但激荡背后却有着非常现实的因素。马君武就自述其初至日本时:“颇穷困,辄作文投诸报馆,以谋自给,故壬、癸间作文最多。”

而梁启超、周作人之言也可为马君武自述的旁证,梁启超就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而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为革命刊物《河南》撰稿的目的有二:“固然其一在于发挥文学上的主张,其一则重在经济,冀得稿费补助生活。”

周作人和鲁迅

译述之业特盛不少时候是源于“颇穷困”,而因“颇穷困”而作文的不会仅仅是在日本的马君武、周作人、鲁迅。从东京到上海其实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文字生产、出版、发行、销售的网络,通过无孔不入的私谊连接,不少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学生也是参与建构这一网络的主要力量。只要你不输文采,机运合适,此种参与会带来相当的实利与声名,林獬就是一例:

“返上海,鼓吹革命益力,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白水)每篇仅受酬金五元,然必待资尽而后为之,瓮有余粟,犹舍文而嘻也,复好客,客至,辄请少待,临案走笔,顷刻成章,遣急足持投报馆,收稿费,设酒宴以宴客。”

林獬的经历说明在上海革命党人、学生的逐利追名当然可能是像朱菱溪一样:“为人卤莽灭裂,要挟同学,使派己充代表,回上海组织民权社,经营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终”。

但也可能是由穷困而应变,由应变而得名利的一个并不值得加以过多指责的过程。何况由于租界的存在,清廷本身控制力量的薄弱,以及回看革命历程和实际革命历程的落差,在清末上海的“革命”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革命党者,各国所谓秘密党也,今之革命党吾见之矣,茶店酒楼之上,大庭广众之间,嚣嚣然曰:‘吾秘密党员也,吾持流血主义者也,吾为社会计,则宁牺牲吾一身,吾不为一身计,则可杀某某’。”

这种在大庭广众之间,茶店酒楼之上“嚣嚣然”的情形既不符合《申报》记者对各国革命党的认知,也不贴近惯常我们对革命党的回想,但当“革命二字乃时下所尊崇,将借是以为美丽之称号,时髦之头衔”的时候。那些以此为招牌,背后却暗藏其它诉求之人都会纷纷踏入这个场域,表演于城市各类公共空间之中。才进一步造成孙毓筠等热心官场之人,野鸡大王徐敬吾等沉溺花柳之人被当作革命党人而抓捕的吊诡场面;也才会有秋瑾女士被杀时,上海各大报刊的一片呼冤之声。当《申报》记者感叹“中国实无一革命党”时。我们亦可说正是能使人变得“嚣嚣然”的上海把每个进入者都塑造成了革命党!而当“革命党”多如过江之鲫,如章太炎、邹容等自视甚高的人物也要忝举其列,被同一种称号变相地“与众人同”,他们不牢骚满腹才叫咄咄怪事。

3.余论:私谊网络、权力与清末士人转型

上文初步证明了由血缘、地缘、学缘等构成的私谊网络是士人在清末上海生存、发展所赖以凭借的根基,但这一根基对每个在传统王朝时代生活的士人而言,其实都相当重要,所不同的是在清末城乡不同的空间中,这一根基能使士人获得的权力却大不一样。

1895年前的士人,尤其是上层士人,其在乡村社会的“权势”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他们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包括公共工程、慈善事业、教育建设、科考名额分配、文化活动展示等各个方面。而这些触角的底部就是姻亲、同乡、同年、师友、邻居等血缘、地缘、学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私谊网络。但1895年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地方军事化兴起,使得所谓“强人”主导地方的趋向出现,这些人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多有功名,但其依靠军功、武力起家的背景导致了昔日士人依靠私谊网络展示文化活动,炫耀文化技能来建构霸权的方式渐渐式微,公共工程也多开始由另一群被认为缺少文化的人物把持,到1895年后这一趋向的一个结果就是谘议局议员和地方自治议员、职员的“劣评如潮”,自治推行中引发大小风潮不断。而近代中国沿海和内地“土洋”两个世界的形成,八股改策论、废科举,学堂兴起等众多因素使得士人在乡村社会的慈善事业、教育建设、科举名额等各方面的“霸权”地位也都不再能够继续传承而再生产出来,像钱穆就感叹:

“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乃清末一辈自居为遗老者,率皆蛰居上海天津租界中作寓公,不问世事。其实军阀割据,拥兵自强,倘有地方贤达告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兴学校办实业,亦未尝无人肯听从其言者,乃惜乎亦默不一闻。可知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

钱穆

“病”究竟在何处,可能不只是在高级知识分子身上,但钱穆所论的确道出了从清末到民初乡村社会与知识分子渐行渐远的现实,此暂且可搁置不论。当上帝关上了门的同时,一定也会在某处开一扇窗。依托于上海等被深深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城市,报纸、杂志、学会、学校等新制度媒介迅速兴起,开放私园、街道、会馆、戏院等公共空间则在旧有的面貌上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功能,这就为士人开辟了多片获得“权力”的全新天地。在这一结构性变化中,城市社会在表面上重新“复刻”了昔日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力结构,在城市生活的士人其拥有的权力很多也是表现在公共工程、慈善事业、教育建设等方面。但就两者的本质而言,在城市社会,单单由血缘、地缘、学缘等联结而成的私谊网络很多时候并不足以参与城市中更为激烈的权力竞逐。只有进一步依托于清末产生于城市,并对各种权力关系发挥愈来愈强大影响的新制度媒介和公共空间,这一网络才能真正获得并保持权力。当私谊网络被城市重新形塑之后,士人们留居离去的时机选择、开展日常生活的方式、寻求身份认同的途径、应对政治变迁的手段、传播自我形象的手法都将与乡村社会迥然异趣。因此身处“转型时代”的士人如果未入城(尤其是上海等城市),也不在城市周边地区,他凭借私谊网络所能获得的权力将因乡村社会的疏离而渐渐失之于无形。如果反之,他们则可能拥有一试身手乃至暴得大名的机会。当上海等城市成为士人聚集的中心,某些省城,大城成为次中心,而有些拥有昔日繁华的城市像扬州等急剧没落,沦为边缘后,这种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没落城市——乡村的“中心/边缘”态势的形成正是推动士人向知识分子转型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了民国后形成一个“断裂社会”的主力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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