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慈善创业发展起来的潮汕抽纱

澎湃新闻08-19 10:24 跟贴 18 条

潮汕抽纱是近代慈善事业中投入最少、收效最大的辉煌成功案例,它从英美女教士引进的一项手工艺,数十年间成长为近代潮汕地区的支柱产业,受益人口在百万以上。133年前英美女教士这一慈善创业的成绩至今仍未被超越。对这一案例的深入研究,或将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抽纱不是传统技艺

很长时间内,人们将抽纱当作中国某地的“传统工艺产品”,真是天大的误会。抽纱绝非传统技艺,而是西方女教士带来的“舶来品”。中国抽纱业以广东潮汕、山东烟台最发达,在潮汕地区开始大规模传授的时间为1886年,传入烟台则稍晚几年。

1885年或更早,在汕头,美北浸信会的耶琳夫人(Lida Scott Ashmore)将此技艺传授给同事娜姑娘(Sophia A. Norwood,又译“纳胡德”);1886年夏,娜姑娘与英国长老会的莱爱力医生(Dr. Alexander Lyall)结婚,变身莱爱力夫人(Mrs. Lyall),随之“转会”到长老会。他们回国探亲后重返汕头时,莱爱力夫人即开始向女信徒传授技艺。(李期耀博士论文:《差传教会与中西互动——美北浸礼会华南差传教会研究(1855-1903)》)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莱爱力夫人(娜姑娘)与莱爱力医生

“抽纱”是一项纺织品加工技艺的总称,从技法分,有抽纱、花边、贴布、刺绣、编织等多种。把抽纱列入“传统”工艺的人,喜欢把抽纱追溯到中国刺绣,这可能是出于一种爱国感情,但很不严谨。严格来说,抽纱是来自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西式工艺,主要做法是按照设计图稿,抽掉部分经纬线,加工形成透空的装饰花纹。至于后来将潮绣手法融入抽纱产品,只是一种增值手段。“抽纱”从产品形态来分,有手巾、台布、被面、枕套、女装内衣等等种类,民国时期潮汕出口的抽纱产品当中,手巾常占一半左右。

广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蔡香玉注意到,娜姑娘来自加拿大新科斯舍,这个地方的人们并不擅长抽纱技艺。汕头教会人士最早掌握抽纱技术的应该是耶琳夫人,她来自美国加州的圣安娜市,邻近墨西哥,得以接触到这门手艺。后来,许多浸信会人士指责耶琳夫人通过经营抽纱谋利,耶琳夫人不得不深自韬晦,不敢承认她是首传之人;与此相反,英国长老会禁止教会负责人从事经营,却鼓励信徒以个人身份做抽纱生意,也即在英会内部,抽纱不是禁忌话题,因此娜姑娘被广泛认定为首传的功臣。

从两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耶琳夫人在汕头隔海的礐石,交通不便,娜姑娘1886年加盟长老会后,在市区外马路淑德女学工作,就在其丈夫莱爱力医生负责的福音医院隔壁,交通方便,接触面广,娜姑娘由此获得了“创始人”的地位,也有其合理之处。总的来说,教会不想给外人以唯利是图的印象,留下的抽纱历史记载很少,我们今天只能从零星的资料窥见其早期情况。

1915年汕头地图

1901年,潮海关税务司甘博注意到“擅长制作抽纱刺绣品的妇女受到很高的评价。”(《潮海关史料汇编》第50页)1903年,汕头报章称:“揭邑女工多业纺织,然工拙价廉,近因兴用西国抽纱法,妇女稍知仿效,按月匀计,每一女工可得七八元至十余元不等,免斯饥外,尚有赢余。”(《记榕江女工》,1903年7月30日《岭东日报》)

通常我们把抽纱当作一项手工业,然而在其初期,教会及相关人士是把抽纱当作一项慈善事业加以引进。1910年,美国驻汕头领事潘士思(Albert W. Pontius)指出:

开始的时候,这个行业是按慈善创业(Philanthropical Venture)方式运营,以帮助寡妇以及家庭妇女。这个方法被人们掌握之后,所生产的产品深受欢迎,即有数以百计的家庭投身其中。目前,在揭阳、汕头埠、礐石、崎碌等区域,约有5000个女子从事此项工作,涉及1000个家庭。很难给出产品规模的准确数字,但每年的出口货值已达50万美元。(School Journal, 1909-1910, p.p.385)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从经济角度看,抽纱属于手工业,然而抽纱事业的引进,其社会公益意义更为重大,对改良家庭生计、提升女性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抽纱事业在改善家庭关系、提升女性地位方面所达到的效果,是当时的官府、士大夫群体无法做到的。

抽纱行业属于典型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贸经营模式,也即原材料从国外进口,制成品运到国外销售,将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取得加工费收入。这一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学者提升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

由于抽纱产品出口免征关税,潮海关对抽纱出口的统计数字一直有大幅遗漏,不能反映其实际产值,但我们可以从海关统计,看出抽纱在潮汕各产业中的相对地位。据1933年海关统计,整个潮梅地区7大外销产品总值为18297477元,抽纱占第一位,达5816640元,占31.79%。次年,因潮糖输出突增,排名跌落到第二,但绝对数仍然增长到6478159元。(谢雪影:《潮梅现象》第84页)这里所谓“外销”,不是专指出口,而是指从汕头港销往外地的货品。清代潮糖长期占踞岭东地区外销货品首位。至此,考虑到海关统计遗漏因素,抽纱这项引进的手工业实际已超越潮糖,居第一位。抽纱业从1886年到1933年不到50年间,从无到有成长为第一大产业,堪称奇迹。

1936年为潮汕抽纱业的巅峰年份之一,当年从汕头口岸出口的抽纱产品达3000万元以上,约占全国抽纱出口总值的一半。(蒋学楷:《吾国外销手工艺抽纱刺绣品产销调查》,《贸易月刊》1940年第2卷第1期)1937年,汕头抽纱商行中,上盘商40多间,每间资本数十万元,二盘商有150多间,每间资本数千到数万不等。(《广东省银行月刊》1937年第1卷第2期)按1937年《国际劳工统计》的数字,每个女工每日工值在三角至八角之间,也即技艺最娴熟的女工,每月收入可达24元,这个数字已超过男工人平均工资;最低的也能有9元进账,对贴补家用有很大帮助。据1945年10月中国抽纱业公会的统计,仅汕头、潮安、揭阳、潮阳、澄海、饶平6地,即有抽纱工人44万人,战前人数则常在50万以上,受益人口应在百万以上。抽纱产业的兴盛,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运输业、夏布生产,刺激了内需。以当时潮汕地区总人口700万计算,这个受益面是惊人的。

抽纱的社会效益,首先体现在增强了教会从事公益慈善的财力。潮汕地区的女子教育、幼儿教育由教会所开创,这两项慈善性质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会本身经营抽纱的收入、抽纱商行的捐献。1896年,耶琳夫人利用抽纱基金陆续开办6家女学。1899年,耶琳夫人利用出售抽纱产品的收入兴建礐石正光女学的教学楼。抽纱商人张廷鉴,既是美国柯宝洋行的买办,同时也是崎碌福音幼稚园及女子国民学校的校长,该学校的经费是由张廷鉴连同汕头的其他慈善会一起捐助。(蔡香玉:《坚忍与守望——近代韩江下游的福音姿娘》第252页)

蔡香玉《坚忍与守望》一书封面

抽纱事业普遍实施“在家工作”模式,可算是SOHO的先声。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女工可避免往返工厂与住家的时间浪费,不受形式主义的作息时间规定所限制,能照顾到家庭事务,还可以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工作。特别是抽纱产业中的花边钩针类,女子随身携带钢针线团,无论走到哪里,一坐下来就可开始工作。卢继定曾这样描述:“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市镇,凡是妇女聚集的地方,上至五六十岁村妪,下至八九龄稚童,无不手拈不锈钢花针——只见银光闪闪,不见花针停歇,手工娴熟的还可以边抽钩边闲聊说话。”(卢继定:《潮汕刺绣与抽纱》,第78-79页)

自发秩序?

抽纱行业从原材料进口到加工各环节并不在一个大型的工厂内进行,而是由散居各地乡镇的工人各自完成相关工序,但整个过程运转流畅,非常接近经济学家哈耶克所阐述的“自发的社会秩序”(Spontaneously Social Order)。在抽纱事业“平地起高楼”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在教会人士启动之后,华人信徒先行尝试经营,而后扩展到非信徒人群,发展成大型产业。

一开始,娜姑娘、耶琳夫人依靠教会网络,通过其传教站网络从乡间招收学员,学成技艺后,领取原材料回乡加工,加工后的成品,由传教士带回、寄回本国销售,或由推销员在轮船码头向海员、旅客推销,规模甚小。随着生产、销售规模的扩大,一些独特的制度开始形成。

放工制。20世纪初年,汕头开始出现正式的抽纱商行,先是内资,而后外资也进入这一行业。商行从西方国家取得设计图样,或自主设计,然后从外地、外国购买原材料(丝线、亚麻布等),由各县大工头分发给乡镇小工头,由小工头分发到各个村落的女工手中。这就是抽纱行业的“放工制”,是十分适合潮汕社会文化的一种制度。从历史资料和访谈可知,家庭中未出嫁的女儿,心无旁骛,视力极佳,学艺最快,技艺高超,往往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她们在短短数年内,可以依靠这个工作取得不俗积蓄,提高了在母家和未来婆家的地位。

区域分工体系。抽纱行业最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放工制,而是自发形成的区域分工体系。潮汕各地,每个县、镇都有自己擅长的加工环节:“潮安长刺绣,揭阳长抽纱,澄海则以蕾花见胜,潮阳以雕窗著名,关埠擅做苧葛布,盐灶拿手哥罗纱。”(《实业部月刊》 1937年第2卷第6期,第255页)。一个最终产品,如果加工过程涉及到上述各个环节,那么我们会看到半成品以汕头为中心,在各个县之间流转。例如,一件产品,先送到揭阳去抽纱,再运到潮安刺绣,又送到潮阳去做花边,然后再回到汕头的工场洗涤、熨烫、包装以备出口。表面看起来,这个流转过程环节甚多,看起来有些复杂,是否因此降低效率、提高了成本呢?恰恰相反,这个体系,充分利用了各个县的“比较优势”,这样的流转实际上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这种区域内的专业分工,在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轻资产经营。除了最后的加工环节采用小型工厂集中处理外,抽纱的主要工序实际上是在商行管理者视线之外。商行不需要兴建大规模的厂房,没有太多固定资产投资,当国际形势出现动荡,原材料供应出现问题时,可以随时将商行结束,等到恢复正常时重开,呈现出很高的灵活性。在产业发展初期,曾有商行采用工厂制,对工人实行集中管理,结果发现无法招到足够的女工。

自发秩序。抽纱产业的各个环节,从设计针稿、原材料采购、原材料分发、培训针法、半成品流转、洗涤、熨烫、包装、报关出口、收汇、结算工钱,在极其广阔、分散的空间中进行,除了最后的洗烫包装环节,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大规模集中管理的工厂,只是用商行与大工头、大工头与小工头、小工头与工人之间一系列的书面合同或口头约定来控制流程,保证按质、按量如期交货。小工头与工人之间只采用口头约定:按件记酬,多劳多得;损坏原材料从工钱里抵扣;工人甲进度太慢,可将工作份额转给效率高的工人乙。

后期抽纱工作场面

延伸思考

1930年代,广东南海官山的希布崙会女教士何义思(Ruth Howe Hitchcock)曾到烟台取经,培训所收养的妇孺学习抽纱、花边工艺,但官山的“花边馆”一直保持很小的规模,未能像汕头、烟台那样发展成为产业。有学者认为,珠江三角洲已存在发达的缫丝工业,女工所得的报酬较高,故而不乐意学习抽纱技艺。笔者想补充一点,珠三角地区自清代以来一直存在着“自梳女”传统,她们很早就抛头露面,从事各项工商业,也是缫丝女工的重要来源,这一点与“足不出户”的潮汕女性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同样一项手工业,在潮汕平原获得几何级数增长,在珠江三角洲却缺乏吸引力。换言之,在自然条件极端相近的两个区域,同样一个发展项目,也因经济条件、文化习俗差别而效果迥异。历史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不是要从各个区域中提取史实上的“共性”,而是要从差异当中发现一些共通的“原理”,进而与社会科学对话。

南海官山的花边馆

抽纱事业发端于基督教女士的一念之善,经过相关人士的尝试与不懈努力,成长为百万人口受益的产业,这是真正“授人以渔”的慈善事业,受惠者乃是千家万户中的寒门男女,提升了女性的经济能力,极大增进了地区成员的福祉。在这项慈善事业中,不存在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施惠者,每个受惠者都保持了尊严与自由。这是慈善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至今仍然难以超越。

潮汕抽纱的发展史,包含了慈善创业、信仰与慈善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女性主义(Femininity)、“自发秩序”等多维度的内容,可对多个领域形成有益的启示。身为女教士,耶琳夫人、娜姑娘致力于提高女性的经济能力,采取了在合作中渐进的策略,这是她们为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理性选择,被称为“Exporting Femininity, Not Feminism”,正如蔡香玉所言,要求女教士在当时就采取“女权主义”进路属于过分“超前”,也不切实际。她们一开始只是将传授抽纱技艺作为改善女信徒处境的举措,抽纱后来形成庞大的产业,渗透到潮汕各处乡村,并非出自事先的通盘设计,但她们作为能动者(Activist)给了这项事业“第一推动”,教会网络提供了初始平台,后来的迅速扩张则完全出自“无形之手”(市场机制与契约自由),这些鲜活具体的细节,或可进一步修正、丰富哈耶克“自发的社会秩序”理论。

作者:陈晓平

打开网易新闻,阅读体验更佳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