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中午12时30分许，在象山石浦海域（东经121度59分、北纬29度12分）海面上，杭州失联女童章子欣的遗体被发现。善良的人们每天都在祈祷这位胖乎乎的可爱女生安然无恙，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孩子的父亲在海边嘶喊着女儿，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
这样的家长我们并不陌生。青岛海滩玩手机的双胞胎男童妈妈、广西北流市把孩子闷死在车里的夫妇、广东东莞把怀中婴儿滑落扶梯坠亡的妈妈、上海青浦区把4个月孙子甩到扶梯缝隙中的奶奶……
他们在痛失亲人后的巨大的悲痛和自责，并不能平息我们心中的怒火。
如同本案，即便两个罪恶的生命已经结束，即便其灵魂将遭受亿万人咒骂而不等安宁，我们还是耿耿于怀。
这就像看了一部极其压抑的犯罪类电影，当剧终字幕出现时我们的一口恶气仍堵在胸口，久久不能散去。
故事不该就这么结束，有些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01
听闻幼小的生命因为家长的愚蠢、疏忽而夭折，我们通常会无比的愤怒。我们的怒火来源于我们的善良，充满着怜悯、关爱和正义。
唯独没有底气。
因为那是别人生的孩子，我们管的是别人的家事。
岂不知，我们都错了。
两千多年形成的家庭伦理思想，蒙蔽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你是否知道，你的孩子作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从降生那一刻，甚至是从胎儿时期，就具备了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
孩子跟你一样是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你的附庸，不能任你摆布。
所以，请不要以“这是我的孩子”来逃避和对抗他人的监督。
你对他的所有行为，都必须以他纯获利为原则，不能给他设定任何义务，否则一律无效。
你对他的照顾，对他倾注的心血，是法定义务，不是你的恩赐。
按照民法学上的三个层次注意义务来类比，如果你对他人的关心是第一层，对自己的关心是第二层，那么对孩子的关心则是最高层的“善良管理”义务——更何况，孩子的法定监护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善良管理义务可比。
所以，你可以作践自己，可以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你无权要求孩子跟你同等待遇。
你可以无视自己的安危，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骑车子，可以骑摩托不戴头盔开车不系安全带。
但你无权把孩子置于同样境地。
很显然章子欣的家长做的不够好。
爷爷奶奶就这样轻易地把9岁的章子欣交给了陌生人，如同他们对自己人生的随意处置。
妈妈早在4年前就离家出走了，章子欣的生死跟她似乎已经无关。
爸爸在孩子被陌生人带走后的第4天才选择报警，如同他自己毫无危机感的人生。
在诸多不详疑点已经显现的第二天（7月8日），这对父母居然花时间相约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中，有关孩子的抚养权你们是怎么约定的，你们是否假定她已不在人世？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孩子的生存危机四伏，她的命运早已注定。
他们也许会诧异我们的愤怒。觉得孩子是他们生的，生死只与他们有关，却不知孩子跟他们一样是独立的个体；觉得他们并没有对孩子不管不问，却没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尽到更高阶的管理义务；觉得他们痛失爱女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却不知整个案件付出代价的只有那个可怜和孩子。
02
就司法体系而言，除杀人、重伤害这种严重暴力犯罪外，我国对家庭的干涉是审慎的。
一旦进入家庭，就如同进入了禁区，自带屏障。
比如婚姻关系，家暴是家庭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但法院判决离婚的案件中家暴所占百分比是个位数，大部分家暴因举证或公权力怠于介入等原因被涂抹了。
即便是在大城市，丈夫打妻子也被称之为家事，没有人愿意丈夫因此被拘留甚至是坐牢。即便是自己的亲身女儿被打，父母也不能接受女婿被抓走。
婚姻里不存在强奸罪、侮辱罪、虐待罪、诽谤罪、非法拘禁罪……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把重点放在了防范未成年人对外人伤害或者被外人伤害上，却唯独忽略了他们最危险的伙伴——父母。
关起门来，父母对孩子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孩子将接受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全凭自己投胎的运气，没有任何外界力量能对父母给予有效的矫正。
直到2016年3月，我们才有了《反家庭暴力法》。
刑法上有遗弃罪，但鲜有判例；而虐待罪，则是告诉的才处理——公安机关不会主动立案。
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父母疏忽大意致儿童死亡的案件中，永远不会被适用——即便主客观犯罪构成要件完美契合。
我们可以通过滔滔民怨，为一个冤死的成年人鸣不平，从而使得凶手伏法。而面对一个幼小孩童的夭折，即便凶手就在那里，我们却无能为力。
只因为，那个是他的亲生父母。
03
谈到当年那部备受关注的电影《刮痧》，我们说的更多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断控诉着资本主义的文化权力结构。
国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沉浸于对家庭关爱的迷之自信，却忘记了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在我们国家有儿童果真被家庭成员侵害了，我们会遇到影片中执着的大法官、大律师和公益组织吗？
答案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有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然后呢？”
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然后呢？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或者干脆直接作为监护人。
这可能吗？父母都健在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会主动掺和人家的家务事、主动揽事吗？他们具备电影《刮痧》里儿童监护所的实力吗？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
然后呢？保护令的期限终究有限，而被申请人违反保护令也没有针对性的惩罚措施。当一切回归当初，情况只能更糟糕。
父母故意伤害、虐待孩子，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然后呢？因为“管教”自己的孩子遭受了牢狱之灾，父母和近亲属能善罢甘休吗？
父母疏忽大意致使孩子意外死亡，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审判。
然后呢？在全家陷入巨大悲痛的时候，把其中一位家庭成员拷上带走，公检法是否能承受如此大的家庭伦理压力？
所以，每逢一个小生命因为极品家庭而夭折，我们除了愤怒，就只能祝福他“下辈子托生个好人家”。
04
法的规范作用在于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强制。
作为能剥夺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刑法，其上述作用最明显。
问下身边的老司机，你就知道以前醉酒驾驶是常态。但醉驾入刑后，你听到最多的是“我开车了不喝酒”“喊个代驾”。
但想通过刑法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并不容易，因为这类案件有个最大的特点：似乎找不到对应平衡点。
一般刑事案件，公检法齐心合力，罪犯接受应有的惩罚，被害人家属得到公平正义和情感补偿，会形成一个对应平衡。
但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案件，被害人家属就是犯罪嫌疑人，罪犯接受惩罚就是被害人家属受惩罚。罪犯被惩罚后，似乎没有对应的受益者。
公安机关办这类案子会面临原诉力缺乏、伦理压力大的局面，有点“吃力不讨好”“多管闲事”。
其实这个受益者不是没有，是被我们忽略了——法律尊严、社会管理秩序、公众情感，统统都是。
所以，行使公权力的机关，必须承受这种“委屈”。
不可否认我们的国民觉醒度、社会能动性在几何倍增长，但在某些领域必须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来破冰。
眼下，我们只能指望公检法主动担当、顶住压力，通过大量的判例来树立典型，潜移默化改变国民的意识形态，让家庭不再成为犯罪的“避难所”。
如果把刑法上的相关罪名公平适用在家庭成员之间，短时间内会造成一定的混乱和伦理争议，但其规范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家长玩手机导致孩子坠下扶梯或溺亡、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导致孩子爬护栏坠亡后，家长被追究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如果这种报道频频出现，家长一定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足够谨慎。
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数年无音信，再出现后被判遗弃罪——如果这种新闻时有发生，家长在任性前一定会三思。
其实有些在我们看来愚蠢到极点的错误，来源于家长的懈怠和侥幸。新闻报道里的事件或许能让他们多少有点警醒，但远远不够。
除非他们知道如果孩子出意外了，自己很大可能会被判刑。这听起来有点逻辑不通，但这就是人性。
所以就目前来看，法律就摆在那里，就看能不能执行到位，能不能把正义之剑延伸到家庭。
如果有一天，遗弃、虐待、伤害孩子，疏忽大意让孩子出现意外等情况发生后，家庭成员能带着愧疚自觉伏法，近亲属能带着悲痛而坦然接受，类似的愚蠢事件发生几率还会高吗？
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何时到来，但有两件事我们必须现在就明白：
1.关于孩子你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生还是不生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2.在对孩子的注意程度上，你不能允许自己输给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