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这个人，出生在战国，出仕在秦朝，又建立了西汉，人生可谓丰富多彩，早年的经历却是扑朔迷离，史书中笔墨稀少，而众多通俗说史者更关心的是用“性格故事”和他们总结出的可笑的成功学“道理”来割韭菜，反倒对最基本的事实漠不关心，殊不知，这些最基本的事实才是刘邦真正的“本钱”。
一
一个众所不周知的信息是，在《史记》和《汉书》中根本没有记载刘邦的生年。
所以别看网上百度百科和各种“科普文章”满天飞，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定论，学术界也有争论，因为历史上就有两个说法，并各有根据：
其一，公元前256年（百度百科采信这个）。见《史记·高祖本纪》注释《集解》：
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 徐广曰：“高祖时年四十八。”（秦二世元年）
其二，公元前247年。见《汉书·高帝纪》注释：
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
当前的历史传播中，前者是相对主流的认识，理由其实主要是有“两条记载”，而后者则只有“孤证”，其他的文献旁证，见曾维华《汉高祖刘邦生年考》（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但是张振台在《驳<汉高祖刘邦生年考>》一文中基本上解释了这些“旁证”的意义不大。
不仅如此，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本身很多内容就荒诞不经，而徐广的记载很可能是采信了他的说法，所以，核心证据也很值得怀疑。
这个问题，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如果结合秦律规定来看，如《秦律十八种·內史杂》规定：
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
再结合《史记·高祖本纪》中提及“及壮，试为吏”，这个“及”字，已经说明刘邦为吏时，刚界“壮”年，这个“壮”年，也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年份，也就是30岁。
而如果刘邦生年为前256年，沛县前223年入秦，虚岁已经34岁了，这个“及壮”就莫名其妙了，刘邦随时可以除佐了，当然，在里耶秦简中也有过了30岁“除佐”的案例，此人姓王，名援，临汉县都里人，上造爵位，时年37岁，之前任“官佐”3个月零12天。
不过，还是这个“及”字，说明是“到了”这个时候，另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
可见，萧何为秦吏之后，刘邦有一段时间仍旧是“布衣”，所以才能“护高祖”，也就是说，刘邦并不是入秦即除任“亭长”，那么， 很明显，刘邦的生年只能是前247年，前218年时，满30虚岁，得以“除佐”。
那么，这个“佐”是“泗水亭长”吗？
答案是“否”。
“佐”并不等于“校长”，也不等于“亭长”，而是里耶秦简《迁陵吏志》里提到的一个吏员门类——“官佐”，在秩级上则属于“佐史”，在职责上，属于县廷诸官的下级，所以秦简中多有“司空佐”、“仓佐”之类的职务。
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其实也明晰了这个关系，“试为吏”之后才是“为泗水亭长”，类似的流程，也可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里对夏侯婴的记载：
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
这一段，记录了夏侯婴的三个在秦朝时的职务：
一为“沛县厩司御”，这个不是吏职，属于役职，给予担任者的回报就是“免更”，所以秦律中还有学不会驾车要偿还免徭年限的规定；
二为“试补县吏”，这里没有说职务，但是紧随其后就“坐刘邦伤人”而系狱“岁余”，也就是一年多，至少可以说明和前一个、后一个职位都无关；
三为“县令史”，这个职务已经相当于萧何的“主吏掾”了，是“最终职务”而非“初始职务”。
“厩司御”其实就是驾车的御手，属于秦的一种“低级军吏”，通过“学驾驺”除吏，之后，夏侯婴又“试补县吏”进入了县吏系统，注意这个“补”字，实则是转任补缺，等到秦二世元年萧何、曹参迎刘邦于沛县时，夏侯婴已经升为“县令史”了。
简单科普一下汉初吕后二年的县吏级别（从高到低，具体考证，另文详述）：
最高：司空（二百五十石、二百石、百六十石，以县秩级高低定）
第二：田（二百石，无论县大小）
第三：乡部（二百石，大县）
第四：有秩乘车者、乡部乘车者（百六十石）
第五：有秩毋乘车者、乡部毋乘车者、校长（百二十石）
第六：斗食啬夫、令史、牢监（斗食）
最低：官佐、乡佐、官史、乡史（佐史）
由于汉初律令为秦吏萧何订制，且对照秦简与张家山汉简，两者之间在岗位职责、等级高下上变化并不大，唯一有可能变动的，就是有秩（即百石）以上官职的秩级提升，不过这也缺少证据，只是猜测，所以，秦制应于上述相去不远。
在确定级别之后，我们来参考一下里耶秦简中收录的一份身份残缺的“阀阅”：
为官佐六岁
为县令佐一岁十二日
为县斗食四岁五月廿四日
为县司空有秩乘车三岁八月廿二日
守迁陵丞六月廿七日
所谓“阀阅”就是“干部履历表”，详细记录了之前担任何种官职及相应的时间，并精确到日。
由于简牍残缺，此人姓名不详，入仕路径为“官佐”，而非“史”，两者在秦制中有相当的区别，因为“史”有明文规定为世袭，而“佐”则为民间除任，刘邦起自布衣，自然也是自“官佐”入仕。
二
这份“干部履历表”的最大价值是展示了一个“官佐”升迁的路径，在“官佐”积劳6年之后，升任“县令佐”，这个职位在秦、汉律文中均有出现，但在《迁陵吏志》中并未单列。
有学者认为“令佐”是低于“令史”却高于“官佐”的职位，但却无法解释在里耶秦简中存在先任“令史”后任“令佐”的两例情况，所以，也有学者指出为“令佐”实为“令史”的“异名”，三解更倾向于为“同事异名”，只是由于县廷内“令史”分工导致了称呼的区别。
而此人仅1年12天后，担任“县斗食”职务，也说明“令佐”应为“斗食”等级的职务，而非升迁，因为秦汉的“少吏”升迁有“年”、“资”、“能”三方面的要求，跨越郡、县界限，甚至要“有功”，所以，由“令史”升“斗食啬夫”，实际上是同级别的调动，并担任实职。
4年5个月24天后，他升任“县司空有秩乘车”即“县司空有秩乘车啬夫”，也正是这个职务显示了《二年律令·秩律》所代表的汉制下，“司空”的级别要比秦制更高，有“乘车者”，自然意味着有“毋乘车者”，而“司空”秩级最低者，也已经是百六十石，明显有所提升。
“守迁陵丞”是代理迁陵县丞的意思，不属于正式职务，但也说明了这位官员已经具备了代理“长吏”的资格。
刚才说到，刘邦“壮”年入仕，应为公元前218年，距离反叛的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约9年左右，其与吕后的婚期不详，但生子之年史有明载，惠帝生于前210年，则刘邦与吕后婚期应在前211年之前，也就是至迟此年，刘邦已经担任了泗水亭长，否则就娶不到吕后，也就是入仕7年左右。
而我们观察上文中所引的“阀阅”可知，此人在“官佐”级别干了6年，在“斗食”级别（含令佐、斗食啬夫二职）共干了5年6个月零6天，在“有秩”级别共干了4年3个月19天。
三解大胆猜测一下，秦朝地方“官佐”的“资”的标准，应该是一级5年左右，而哪怕是3年，刘邦在7年间跃居一百二十石或一百六十石的“校长”，也有点速度太快了，更何况他担任“亭长”期间，根本不是什么安分之辈。见《史记·高祖本纪》：
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
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
在他早年经历的有限记载中，“狎侮”就出现了两次，与夏侯婴“相爱”，竟然给弄伤了，说明刘邦是一个非常爱开玩笑，且没轻没重的人，更不把同僚们当回事，所以才有“素易”之说。
可哪怕是这样的性格，萧何还给他打圆场，说他向来好说大话，办成的事儿没几件，其实就是劝吕公不要当真，否则真把刘邦“架”起来了，县令的朋友还是有一定威胁的，而非对刘邦本人的贬低，因为“引入座”的过程中，不可能是“私语”，刘邦其实也没当回事。
这个事件，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刘邦在县中的地位不低，我们可以回溯下过程：
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
也就是说，萧何还在县吏曹令史的任上，给吕公做傧相，注意他令的对象——“诸大夫”，这个说法当然是尊称， 沛县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大夫爵”，但是，绝对不是“佐史”这种层次的小吏，而刘邦为“亭长”，且是交“谒”而入，这个“谒”实际上是名片加礼单的混合体，如果是个“末吏”，就是写1亿钱，吕公肯定也不会惊起的，说得直白点，经济条件得和社会地位相匹配。
那么，“亭长”到底是个什么职务？
过往我们对“亭长”的基础认知，实则来自于《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也就是“亭”是一个基层管理单位，每10个亭的辖区就组成1个乡，而这之中，乡有秩为有秩吏，要郡中任命，而乡啬夫由县廷任命，仅为斗食吏，乡下之“亭长”，自然不过是“佐史”的级别。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的记载并非孤证，诸多成书于东汉、魏、晋的制度记载，基本与其相同。
见《风俗通》：
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馆。亭吏，旧名负弩，改为长，或谓亭父。
问题是，在汉代如此普遍设置的官职，在秦简中却没有“亭长”之说，而在名称上，则有两个县属机构带“亭”字。
其一，为“亭校长”，在《迁陵吏志》中写作“校长”，在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则多有“某亭校长”的记载，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
群盗 爰書：某亭校長甲、求（盗）才（在）某里曰乙、丙縛詣男子丁，斬首一，具弩二、矢廿……
这个司法案例有明确提到“某亭校长”和“求盗”，《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刘邦在秦朝时就曾派属下“求盗”到薛地做竹皮冠，这说明，“某亭校长”很可能被省称为“亭长”，存世的秦印中，也有“校长”半通印。
其二，为“都亭啬夫”，在《秦律十八种·效律》和《二年律令·秩律》中均有记载，详见《二年律令·秩律》：
都市亭厨有秩者及毋乘车之乡部，秩各百廿石。
这里的句读应该是“都市、亭、厨有秩者”，也就是说，在吕后二年的西汉，还有都亭有秩者，我们依据简牍资料可知，“市”、“亭”、“厨”各为一官，正确的解读是，都市、都亭、都厨有秩者，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效律》中有：
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
秦朝的法律里，明确指出了“都亭啬夫”，恰恰与上面汉律中的“都亭有秩者”是对得上的，也就是说，“都亭啬夫”和“校长”是并列于官僚体系之中，自然就不会是一个词儿，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或者是一事二名呢？
三
还别说，学术界真有这种说法，比如认为“亭长”即“校长”，“都亭啬夫”是“校长”的上级管理部门，将“都”解释为总管，也就是管理全县所有“亭长”的“啬夫”。
这种说法，看似说得过去，却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那就是“校长”的秩级为一百二十石（另有一百六十石说法，为句读错误，考证见另文），他们的主管领导“都亭啬夫”也只有一百二十石，这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都”字的正确解释，应该是“都邑”、“都乡”。
秦朝的行政管理体系里，有一个常用的“都—离”概念，比如官员在首都咸阳者称为都官，而郡府所在的县，也称为“都”，县府所在的乡，也称“都邑”、“都乡”，对应的是“离乡”，上面律文中的“居于乡”的“离官”，意思就是不在“都乡”办公的、派出到各个“离乡”的属官。
那么，“都亭啬夫”有“离乡”属官，按照其他“官啬夫”的惯例，应为“官佐”，如“亭佐”，这些“亭佐”虽然主一地，却不能称为“亭长”，非常幸运的是，这个依据惯例的猜测，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的记载中得到了佐证，见《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一文中引用的“芮盗卖公列地案”：
棺列旁有公空列地，欲受，亭佐驾不许芮、朵。
这位名叫“驾”的“亭佐”，可以决定“市”内“列地”的授予，可见其活跃的地方，就是在“市列”之内，其“亭”自然就是“市亭”。
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黔首卖奴卑（婢）、马牛及买者，各处廿二钱以质市亭。（金布律）
翻译过来就是，黔首买卖奴婢和马、牛的，要各出22钱，质押在“市亭”之中。
另见张家山汉简《奏谳书》：
元年十二月癸亥，亭庆以书言雍廷，曰：毛买（卖）牛一，质，疑盗，谒论。
整理者认为这个元年是秦王政元年，也就是汉简记录了秦朝的旧案例，里面的“亭庆”，就是一个名叫“庆”的“亭长”，他在“毛”卖牛，交了质钱之后，怀疑他的牛是偷来的，所以向上举报。
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陶器上有不少打着“安陆市亭”的印文，这实际上说明，在秦朝存在“市亭”的建制，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要接受它的监督，同时，还要负责处理市场内的商业纠纷和交易违法行为，类似于今天的“工商局”。
朱德贵先生在《岳麓秦简奏谳文书商业问题新证》一文中，更细致地指出“亭”对市场的管理职责还包括管理市列店铺的承租和受太守领导，聊备一说。
确认了这个事实，再回头看“都亭啬夫”的设置，就非常好理解了，因为秦朝的市场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律令严格规定交易行为需要约束于市场之内，而设置“市”的，又往往是“都邑”，一个区域的交通要道和政治中心，比如都城、县城，则“都亭啬夫”，自然就是都邑内“市亭”的主官。
不仅如此，在出土的秦印中，除了“咸阳亭印”之外，还有“咸阳亭丞”，可见，国家首都的“亭”，甚至可以设置“长吏”级别的“丞”，这就跨越了“有秩”这个“少吏”的概念，也意味着，设有“亭丞”的“亭长”，不可能是全国范围内一盘棋的“校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秦汉的官方文书中不见宽泛的“亭长”之说，而细致区分为“都亭啬夫”、“亭校长”，恰恰体现了秦、汉初条线责任管理的行政原则。
那么，“都亭啬夫”为什么会有“离官”设于“离乡”呢，和“亭校长”的职责是否存在重叠？
具体原因，参见《二年律令》：
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贼律》）
畏害及近边不可置邮者，令门亭卒、捕盗行之。（《邮律》）
邮、门亭行书者得以符出入。（《津关令》）
备塞都尉书请，为夹溪河置关，诸漕上下河中者，皆发传，及令河北县为亭，与夹溪关相直。（《津关令》）
第一条显示，城、邑、亭、障实为四种有墙的，有防守功能的据点，所以才要求坚守。
第二条显示，邮，本身并没有与“亭”合一，而是单独的编制，所以在无法设置“邮”的地方，才让门亭卒和捕盗兼任人工传递文书的邮人职责。
第三条显示，邮和门亭卒都可以行书，且拥有用符出入关塞的权力。
第四条显示，新设关，则由县置亭，与关口对应。
这四条共同说明了一点，就是一部分“亭”是设在交通要道（关口、城门）的有防御功能、有亭卒人力的县属建制，参阅文献所见，还有“门亭”、“边亭”、“关亭”等，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还有“市南街亭”则属于“邑中亭”，秦简中还有亭校长率求盗徼循到某山，也说明“亭校长”在秦朝的治安职能与汉代文献中的“亭长”类似。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上文中提到的关塞、津关，往往又配套着“关市”，比如《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
“客舍”不同于私营的“逆旅”，略同于官营旅馆，位置则在“市”中，见《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收录的《为狱等状四种（人名：字上为魏下为山）盗殺安、宜等案》：
一人殺三人田壄（野），去居邑中市客舍。
两条记载对照，可知在秦国，“关市”同样遵循着“邑中市”的管理模式，否则不会有“客舍”存在，而一般的“邑中市”或称“县市”，则有“市亭”，有“市官”，有“客舍”，有“候馆”，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
县为候馆市旁，置给吏（事）具，令吏徒守治以舍吏殹（也）。自今以来，诸吏及都大夫行往来者，皆得舍焉。
“市亭”负责治安和纠纷处理，“市官”负责市场管理和税收，“客舍”负责平民的居住、饮食，“候馆”则负责往来官吏的接待，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功能板块，可能在各处交通枢纽进行选择性复制。
当然，对于一个县级单位而言，往往“市”也就只有一个，所以，“都亭啬夫”负责的，只是本县的唯一的“都亭”，但临时的商业行为却并不局限于此处，见《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一文中三解的考证，实际上，只有十天以上的持续交易才必须入“市”，而秦朝绝不会允许商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脱离它的控制范围，哪怕只是理论上，所以，在各乡辖区内的交通要道设“亭”同时，派驻“亭佐”，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这个解释仍需进一步的史料发现来予以证明。
四
说到这儿，又得聊一聊刘邦，他的“泗水亭长”（《史记·高祖本纪》）或“泗上亭长”（《汉书·高帝纪》、《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到底是“都亭啬夫”呢？还是“泗水亭校长”呢？
前一个问题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当前有观点认为，秦朝泗水郡的郡治即在沛县，也就意味着泗水郡郡治的“都亭”，即有可能名为“泗水亭”，而历经2000年的沧海桑田，秦汉沛县城址早已不存，仍需讨论一下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泗水亭”的位置。
见《水经注》记载：
（沛县故城）《述征記》曰：城極大，四周通豐水。豐水于城南，東注泗，即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南垞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水亭長，即此亭也。
由此可见，“小沛县”实在泗水西岸，而刘邦为“亭长”的“泗水亭”则在泗水东岸，而“小沛县”和“沛县故城”并不是一回事，结合上文中说的“城极大”，所谓“小沛”，应该并非《集解》、《索隐》所引证的等同于“沛县”。
在郦道元的时代仍可以确认，萧何、曹参“迎高祖”的“沛县”实际上是“城极大”的“沛县故城”，“小沛县”城其实是在“故城”南的小丘之上。
所以，东汉末年，刘备将徐州治所迁至“沛县故城”，袁术来袭，吕布求援就屯兵在“小沛”，而这个“小沛”恰恰是日后一直到唐代的“沛县”地标，所以《括地志》中说的泗水亭在徐州沛县城东一百步，其地标选择本就不是“沛县故城”。
而前述《述征記》已经明确说到“沛县故城”四周通丰水，丰水又在城南东流入泗水，也就意味着，坐落在故城东南的泗水亭比较合理的位置，应该是丰水（泡水）入泗的交叉口之东岸，也可以算是区域内的交通枢纽。
也就是说，刘邦的“泗水亭”或“泗上亭”根本就不在“沛县故城”内，自然也就不可能是“都亭”，当然，这样的水陆交通要津，有可能也有商业设施的存在，他的“亭”内，也有可能设有“亭佐”，这些就无从稽考了，只能说是可能性存在。
综合一下，也就确认了刘邦所担任的“亭长”，只能是秦朝的“亭校长”，那么其秩级就是一百二十石，而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是“佐史”级别的小吏。
那么，这种“误会”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误会又揭示了怎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
在于振波《秦汉校长考辨》（刊于《中国史研究》2018年01期）一文中，基本集合了学术界之前的讨论，而追根溯源，则在于汉代“亭长”的级别，据考证，居延汉简中燧长、亭长，以及尹湾汉简中的亭长，秩级都是“佐史”，低于“斗食”。
换言之，这种级别的跌落，恰恰是由“校长”到“亭长”之间变化最令人费解的部分，而《二年律令·秩律》中的“校长”的秩级表明，从里耶秦简所记录的秦朝末年到吕后二年的西汉初年，“校长”的变化并不大。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职务的职能上来，关于汉代“亭长”职能最详细的表述见《汉官仪》：
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役，备五兵。五兵：弓弩、楯、刀剑、铠甲、鼓。吏赤帻、行縢、带剑佩刀、持楯被甲、设矛，习射，司奸盗。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
职能、装备、服饰全都描述得很清楚，更重要的是，在“司奸盗”之外，提到了“亭长皆习役”和“习射”，当然也属于捕盗和防守的必要，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且按下不表，先说说“司奸盗”
见《二年律令·捕律》：
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
而上文中将“士吏”、“求盗”并称为“盗贼发”的“部主者”，非常奇怪，因为在《迁陵吏志》和《二年律令·秩律》里有“士吏”，是“卫尉士吏、卫将军士吏”，还真没有个“郡士吏”或“县士吏”，这里的“士吏”、“求盗”何解？
另见《新见里耶秦简资料选校（二）》：
廿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唐亭叚（假）校長壯敢言之：唐亭Ⅰ旁有盗可丗人。壯卒少，不足以追。亭不可空。謁Ⅱ遣【卒】（索）。敢言之。
二月辛巳，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主，以律Ⅲ9-1112令從吏（事）。尉下亭鄣，署士吏謹備。貳鄉上司馬丞。/亭手。/即令Ⅰ走涂行。Ⅱ
二月辛巳，不更輿里戌以來。/丞半。壯手。Ⅲ9-1112背
简要翻译下，这是一份上报盗贼的文书，唐亭的代理校长“壮”上报，“亭”旁边有30名左右的盗贼，本“亭”的“壮卒”少，没法去追剿，因为“亭”不能空，所以，请求上级派卒抓捕。
迁陵县的代理县丞“敦狐”通报县尉和乡部主管，按照律令执行对策，由县尉命令所属亭鄣的“士吏”谨慎守备，由贰乡上报郡司马丞。
这里面，还是没有“士吏”什么事儿，不过也因此答案呼之欲出：“校长”就是县“士吏”。
五
在《忘记商鞅的秦始皇》一文中，三解已经指出了“卫尉”、“卫将军”的京师屯卫系统有“士吏”官职，而“中尉”和“郡尉”的地方武职系统没有“士吏”官职的现象，当时没有展开讨论，现在可以说明问题了。
李昭毅在《試釋<二年律令．秩律>所見衞尉五百將、衞尉士吏和衞官校長》（刊于《早期中國史研究》第三卷第二期）一文中指出，《二年律令·秩律》中“百六十石”的“卫官、校长”实为“卫官校长”之句读错误。
因为汉代职官中，陵守卫士官有“校长”一职；且“卫官”如与“校长”并列为县属官吏，应在各级县、道均有设置，而不会只在某一种县里设置，且不在首都设置；另《二年律令·秩律》中记载的官职，明显缺卫士令属官层级，“卫官校长”恰好补此缺，这一点，与三解之前讨论秦军兵制的研究略吻合。
而之所以“卫尉”、“卫将军”之下有“士吏”，盖其为京师的“屯军”性质，即等同于野战军常驻，所以，其兵员性质为“屯兵”，等同于野战军的发屯、入屯，而其基层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即“士吏”。
而之所以县设“士吏”，实质上是“中尉”、“郡尉”所统属的常态军事系统的基层“半军半民吏”，平时以“校长”的身份统领求盗、亭卒驻守亭鄣，行使交通要道的防卫职能，同时，“习役”、“习射”督率“中卒”。
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除吏律》
除士吏、發弩嗇夫不如律，及發弩射不中，尉貲二甲。 發弩嗇夫射不中，貲二甲，免，嗇夫任之。駕騶除四歲，不能駕御，貲教者一盾；免，賞（償）四歲（徭）戍。 除吏律
可见，士吏、发弩啬夫都是与“发弩”相关的“武官”，“发弩”有例行都试，发弩啬夫也有，都要求达到一定的“射中”的考核标准，驾驺即夏侯婴担任的厩司御，职责就是驾车，而秦、汉初的轻车，实则就是驾驺和发弩的组合，所以，均为“吏职”。
具体到职责上，见《秦律杂抄·戍律》：
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
这里已经可以明确看到“士吏”行戍的职责，也就是安排“戍卒”的任务，而我们再看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丞嘉敢谳男子毋忧。
六月戊子发弩九诣男子无忧，告为都尉屯，已受致书，行未到，去亡。无忧曰：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尉窯遣无忧为屯，行未到，去亡。它如九。
这里“六月戊子”日，名为“九”的“发弩”见到了名为“无忧”的男子，告知他已经被征发入“都尉屯”，且“无忧”接受了“致书”，也就是说，签收了入伍通知书，却没到屯所，跑了。
这两条材料非常清晰地表明，“士吏”、“发弩”是“行戍”、“发屯”这两个军事行为的重要环节，而结合上文《风俗通》中所说的“亭吏，旧名负弩，后改为长”，也就意味着“负弩”极有可能是“发弩”之讹，而汉代的“亭长”并非由“亭校长”改称，而是“发弩”改称。
之所以如此，实则是秦汉兵制变化的必然，在汉高祖、吕后的时代，以《二年律令·秩律》为实证，仍旧继承了秦国、秦朝的“中卒”+“屯军”制度。
“中卒”即材官引强、材官蹶张、轻车（驾驺），在县中则是“发弩啬夫”统训“发弩”（含引强、蹶张），校长（士吏）居于各“亭”分领“发弩”，带领其日常管理和治安工作，则其编制仍为“佐史级”的小吏，实则是“养精兵于吏”的思路。
以里耶秦简中的《迁陵吏志》与西汉中后期尹湾汉简的《东海郡吏员薄》比较可知：
迁陵县吏员共103人和104人两个记录，总数相近的西汉东海郡属县如下邳县有吏员107人，大体可以比较。
令史：迁陵县28人，下邳共14人（令史6人、狱史4人、尉史4人）
官啬夫：迁陵县10人，下邳共5人（官有秩2人，官啬夫3人）
乡啬夫：迁陵县3人（《吏志》未载，三解猜测应因乡部为郡管，故只计总数，不计细目，所以有104员之说），下邳共13人（乡有秩1人，乡啬夫12人）
牢监：迁陵县1人，下邳1人
官佐：迁陵县53人，下邳共18人（官佐7人、乡佐9人、邮佐2人）
校长：迁陵县6人，下邳0人
游徼：迁陵县0人，下邳6人
亭长：迁陵县0人，下邳46人。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对照比较，就能发现，本质上，秦到汉的县属吏功能角色变化并不大，只是进行了细致的“析置”，同时，在部分岗位上进行了数量的缩减，而最重要的是，“校长”、“游徼”、“亭长”、“官佐”的关系，大略明晰。
简言之，即“校长”这个在秦朝综合了日常军事管理、战时军事动员和日常治安管理的职能角色，在汉代中期施行普遍建制“郡国兵”，也就是置“材官”、“骑士”、“楼船士”的常备军事编制之后，旧的“中卒”体制被废弃，曾经普遍设置于郡县的“校长”（士吏）基本消失，而只保留了边塞、陵园卫士这种军事化组织中的“士吏”和“校长”称谓。
不过在史料记载中消失的不仅是县“校长”，继而出现的是“游徼”，全称为“门下游徼”，于振波在《秦汉校长考辨》（刊于《中国史研究》2018年01期）中详细论证了“门下游徼”实为县属吏，而并非乡吏，在汉代中期之后，才出现在西北边塞汉简中，并广泛地设置于边郡和内地。
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斗食”秩级吏的“门下游徼”很可能是“校长”、“求盗”职务基础上的变化，而其归于“斗食”，其实是整个西汉中后期“少吏”秩级下沉大背景下的一部分，更是“诸曹”实职化的结果，例证可见于振波文章中引用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材料，东部劝农贼捕掾、游徼、亭长列名上书，清晰地表述了三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综上所述，秦朝、汉初的“亭校长”在西汉中后期演变成为了“门下游徼”；秦朝、汉初的“发弩”（列名官佐）在西汉中后期演变成为了“亭长”。
六
上文中提到的“都亭啬夫”至汉代中期已经不存，盖因早在汉文帝时代，一系列解除商业流动束缚的政策一样开始实施，秦朝和汉初所执行的“市”的管理环境发生了变化，县级单位的集中经济干预职能逐步退却，也就意味着，“市亭”所代表的强制交易环节的消失。
但是，“都亭啬夫”的“离官”，“亭佐”却与新的“亭长”一同持续存在，见《东观汉记·赵孝王良传》：
金与亭佐孟常争言，以刃伤常 。
这一记载表明，迟至东汉，“亭佐”仍旧存在，只不过其执掌，肯定已经和最原初的秦制大相径庭了，而这个职务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回溯秦朝刘邦担任“泗水亭长”时的基本人力配置包括：
（1）亭校长——汉代中期变为“门下游徼”；
（2）亭佐（“都亭啬夫”离官，交叉管理）——汉代延续，变为“亭长”属吏；
（3）发弩（“发弩啬夫”下属，交叉管理）——汉代中期变为“亭长”；
（4）求盗——汉代中期消失；
（5）亭卒——汉代延续。
这之中，“发弩”和“求盗”或许为“同职异名”。
在考证了上述事实之后，我们可以确切地描述出刘邦在秦朝担任“亭校长”时所能触及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即：
（1）县吏，含萧何、曹参、夏侯婴、任敖，均为秩级低于他的“同僚”；
（2）市井之徒，因“泗水亭”（或泗上亭）地处交通要道，有极大可能有“亭佐”存在，则当地存在市易的可能性，所以含周勃（以织薄曲为生），樊哙（以屠狗为事），灌婴（睢阳贩缯者也）等。
（3）大豪，吕公、张耳、王陵。
这样的交往面，在“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的秦制国家已经属于非常广阔的，过往有说法，认为刘邦属于战国“大侠”的概念，应该说非常不全面。
正如萧何所说的“好大言，少成事”，恰恰与《史记·游侠列传》中“重然诺，轻生死”的“大侠”完全相反，而王陵评价他“慢而侮人”并在他起事之初不愿居于其下，都说明，刘邦本人的气质，可能更近似于“宋、元、明话本”中的“豪杰气概”，而并非战国、秦汉时的“豪侠”形象。
但是，刘邦少年与卢绾一同“学书”，又长期担任“士吏”武官，起兵后，好统车骑亲冒矢石突阵（见《秦军到底有多强大？》及《如果韩信不死，刘邦可以避免白登之围吗？》二文考证），属于文武双全的奇才，在势力壮大后，能迅速地在汉军中建立官僚体制，并善于与盟友、部下分利，扫荡敌人和逼反潜在敌人时又绝不手软，具备十足的“官僚”气质。
而这些，与其说是他23岁时到张耳门下游荡数月所得来的，不如说是几乎覆盖了他整个成年期的秦帝国制度熏陶所获得的，他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秦吏”，但确实是一个百分之百洞悉秦制奥秘的“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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