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审判苏格拉底:雅典民主如何酿成冤案?

网易历史02-12 09:35 跟贴 108 条

本文节选自《不公正的审判》,作者:[英]萨达卡特·卡德里,译者:杨雄,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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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在雅典社会的刑事审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古代世界里,迷信使得大多数被告人可选择的机会明朗化——是接受审判还是被流放——在一个掠夺者和野兽经常在乡间出没的时代,那些被指控的人完全有理由去法庭上碰碰运气。同时,由于人们认为,臭气会流连在没有得到报复的人身上迟迟不去,所以迷信也让原告更愿意提出起诉。随着起诉作为一种有效的报复形式得到公认,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在城墙内生活所带来的好处,也为司法权的行使创造了自身的道德基础。以色列及犹太的法典规定,只有杀人者同意接受审判,市政官员才能给他提供避难所。在雅典,城邦的理想化发展得尤为深入,判决无论对错,都具有拘束力。愿意到法院提出起诉,并遵守法院的裁决,确确实实变成了一种文明的行为。

最能说明这一发展的是著名的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起诉发生于公元前399年,其罪名是引入新神灵和腐化雅典青年。七十岁的苏格拉底被起诉时是这个大城市的常住人员,是一位丑陋、尖刻、有煽动性的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向质问他的人发表滔滔不绝的说教,和过路人争论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经过一连串的偶然历史事件,对苏格拉底的起诉以一位圣人被迫害的形式走进了人们所熟知的历史:这位圣人由于雅典城邦不能容忍他的刺耳指摘,而被宣告有罪。这种评价事实上掩盖了一些东西。

相关故事来自两名目击者的记录——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和熟识他的一位名叫色诺芬的人,这两人都不是可靠的叙述者。柏拉图的叙述较为全面,但是,这位未来的哲学巨人,当时只是一位二十八岁的天才,他在叙述中遗漏了对该案至关重要的政治背景。对行文风格和实用性的预设毫无疑问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但是,柏拉图盲目崇拜他的老师、始终注意以完美的眼光来描绘苏格拉底也起了作用。其影响一是强化了长久以来流行的神话:这场控诉比其本来面目更为非理性;二是它模糊了这次审判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柏拉图的叙述无疑阐明了这场起诉是雅典集体与苏格拉底个人的较量,但是,审判的结果表明,苏格拉底对抗雅典城邦的能力有多大,他就在多大程度上受雅典的约束。

让苏格拉底经受严峻考验的雅典,是半个世纪以前埃斯库罗斯曾经赞美过的城邦的影子。当时雅典与其军国主义对手斯巴达的三十年战争才刚刚结束。战争的结果是,斯巴达人击败了雅典海军,然后在摧毁雅典的舰队、毁坏雅典的城墙之前,迫使饥饿的雅典人成为无条件的投降者。有形的城邦倒塌之后,雅典的政体也迅即随之瓦解了。一个有专制倾向的叫克里底亚的人建立了被称为三十人僭主集团的通敌卖国的寡头政权,把雅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在八个月内,雅典被几伙手持匕首、挥舞着鞭子的暴徒实行着恐怖统治,他们每天都杀害新体制的反抗者。在公元前403年恐怖统治结束之前,大约有一千五百人未经审判就被当场处决,这个数量几乎和过去十年死于战争中的人一样多。后来重建的民主政权为了和平宣布特赦政治犯,但是许多雅典人仍急切地想要秋后算账。

苏格拉底就是其中被报复的、付出沉重代价的人之一,但是,他不是被随意选中的。没有人全然明白苏格拉底所讲述的是什么思想,因为他不曾写作,他在哲学上留下的印迹都要归功于柏拉图。后来被归于他名下的那些原则中,有很多都与僭主们的思想一致。其中包括一个信条,即英明的个人能够洞穿绝对真理——这一主张恰好与那些赞成“精英统治”或贵族制的人相契合,他们认为,民主政治既不能确保明智,也不能确保公正。人们还知道,苏格拉底不仅仅是民主政治之敌的间接鼓动者,他还曾经教导过几个与三十人僭主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人——其中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柏拉图,他通过他的家族和社会的关系网与贵族有联系。另外一个则是柏拉图的表舅克里底亚本人。但是好像这并不足以让这位老人成为嫌疑犯,只是他对斯巴达的钦佩广为人知,以至于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在他的喜剧《云》中通篇嘲笑苏格拉底。

这些诽谤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无论克里底亚从苏格拉底的教导中学到了什么,这位长者始终对克里底亚掌权时期要求其逮捕一名无辜者的命令坚决不予服从。忠贞的斯巴达社会的确引起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的兴趣,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在斯巴达严酷的生活中看到了人类意志的胜利。这些信念的集权主义阴影现在看来是很明显,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却并非如此。他对斯巴达的钦佩,就像20世纪的知识分子曾一度向往苏联一样,怀抱着类似的玫瑰色情感——表现出来的是理想主义的急躁,而非心怀恶意的背叛。无论如何,他思想观念上的一时兴起,并没有妨碍他在战争中忠诚地作为一位市民官和一名士兵为雅典服役。

然而,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死罪指控,尽管为了规避政治犯的特赦令而以道德和宗教上的措辞加以标榜,实际上却是对他叛国罪的指控。虽然柏拉图不愿去记录三位原告的言论,我们也能知道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他在战争时期给雅典的敌人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柏拉图在对苏格拉底审判的叙述中,将这位长者描写成正直的典范;苏格拉底坚决地揭露了这个案件的不足之处,正如他断然决定不会通过谄媚来拯救自己一样。在柏拉图的记录中,有着雪白卷发的哲学家站在501个市民同胞面前,在开始他只崇敬真理的演说之前,依照惯例以老练的演说家言不由衷的恳求作为开场白——为自己的拙于辞令表示抱歉。他开始告诉听众,《俄瑞斯忒亚》中的俄瑞斯忒亚曾经拜访过的,也是众多人曾经见识过的智慧源头之一——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神谕,已经确认他是当时活着的最聪明的人。尽管他最初对此结论很是迷惑,但是如今他已经理解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知识的限度。但是,对他的指控都是谬论。他们指控苏格拉底教导年轻人信仰新的神灵,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事实上,是有一个灵魂在他的耳边窃窃私语,只不过把这个灵魂称为神灵则是歪曲事实。那个声音不过是在告诉他,要把话讲清楚并向人提出棘手的问题而已,尽管这些行为让他不受欢迎。即使他被宣告无罪,他也不会停止这些行为。他就像雅典这匹懒洋洋的马身上的一只牛虻。假若雅典的法官们是明智的,那么他们就会宽恕他,但是,他猜他们会睡眼惺忪地把他从马身上拍下去。

尽管不能确定苏格拉底教导了什么内容,但众所周知的是他的教学方法——教育听众以论理的方式阐述自己已知的真理,并鼓励其得出结论——除了柏拉图所记录的这场表演,没有什么更好的范例来证明他的教学手法。有些人认为他的演讲很感人,而其他人却认为这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人在说教。即便用最好的方式来描述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反驳(色诺芬认为苏格拉底一心求死),也只为他赢得了寥寥可数的同情者。他激起了观众的敌意,以至于他不得不几次请求他们安静,尽管在雅典的审判中大喊大叫、鼓掌声和嘘声实属常见。当陪审团往陶罐中丢鹅卵石进行投票时,501人中有280人认为他有罪。

按照雅典的法律规定,苏格拉底必须提出对自身的刑罚,而苏格拉底对有罪判决的回应使情势变得更加不可缓和。色诺芬记载,苏格拉底拒绝提出任何建议。柏拉图的记载则表明,苏格拉底对法官说,他最应得到的判决是国家为他的余生支付生活费用,他不考虑流放是因为,如果他这样建议,法官们很有可能就会做出这样的判决。后来,他又以纡尊降贵的姿态提出处以一笔少得可怜的罚款。这位老人的支持者们迅速将罚款增加为他提出的三十倍,但负面影响已经造成。在计算票数的时候,至少有80个原本支持他无罪的人,转而投票支持对他判处死刑。尽管如此,苏格拉底仍然非常勇敢,他不愿用哭泣或者哀嚎来拯救自己。他期盼着与诸神相遇。“已到了我们要分开的时刻了,我将死,你们还要活下去,”他说道,“但唯有神会知道,我们中谁会走向更好的国度。”

柏拉图的记录尽管有所偏爱,但肯定大部分都是准确的——这至少是因为,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同时代的人就会写下措辞激烈的更正了——但是,苏格拉底被宣告有罪,不仅仅是因为他太诚实,不愿否定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个城邦才刚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几近崩溃,现在又被苏格拉底理想化的斯巴达挫伤了元气。审判苏格拉底的那些人,几乎全都被三十人僭主集团的野蛮行径伤害过。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有着卓越的洞察力,说起有个灵魂在自己耳边低语时,法官们应该是想到他的智慧全都教给叛国者了。对于许多聆听他演说的人而言,他既不是一个无害的疯子,也不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他是大屠杀的帮凶。

不过,苏格拉底与城邦之间的冲突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苏格拉底在死囚牢房里待了一个月之后——这一个月里他显然比他闷闷不乐的助手更为快活——一个名叫克力同的学生来拜访他,并告诉他,他们已经组织好了帮他越狱。然而,苏格拉底不肯接受这个计划。他提醒他的老朋友,是他自己选择了审判而不是流亡,他要克力同思考,假如雅典的法律会说话,它们对这个计划会有什么想法。在苏格拉底看来,它们会感到恐惧。它们会问:“假如城邦宣告的法律裁决没有强制力,被个人废弃和破坏,你能想象这座城市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而不被颠覆吗?”苏格拉底对雅典负有留下的义务。正是依据雅典的法律,他的父母才能彼此结合,他和他的孩子们才能接受教育。他无权破坏执行不当的雅典法律,正如他无权报复自己的父亲和雇主。

尽管苏格拉底在如此坚决的辩护之后自愿服从判决,已足够引人注目,他却表现得更为低姿态。他不仅是接受刑罚,甚至亲自执行刑罚。雅典法律允许某些死刑犯从城邦购买毒药,苏格拉底就买了。柏拉图的记录中描述,苏格拉底一口喝干了杯中的毒药,这时,他的弟子们不可抑制地失声痛哭。他在死前交代克力同向医神供奉一只公鸡。痛苦结束了。“这就是……我们的伙伴的临终,”柏拉图说,“(我们时代的)最勇敢……最聪明、最正直的人。”

这样的评语不断地提醒读者,雅典人的裁判是个可怕的错误,柏拉图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告诉雅典人这一点。他的记载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他通过苏格拉底的口说出的观点,将法律理想化的同时,谴责了那些误用法律的人。这些观点在之后的数十世纪仍引起巨大反响。这些主张引发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即使在人不可信赖的时候,规则仍是可以信赖的,而且还激发了法治的理想以及有些权利不可让渡的观念。这些主张还有着较为黑暗的一面,它支持了独裁主义的想象:国家懂得的最多,而公民自由永远只是偶然的。他的记载还首次揭示了,审判怎样通过被告人自己反对自己而强化判决结果。只要公共价值和政治组织强大到能够驾驭个人良知,我们就会一再地看到这种发展。其重要性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一个具有重复性(即使其背后的心理分析理论并不具备此特性)的镜像做了总结。“文明,”他写道,“通过弱化和消除个人危险的攻击性欲望,在个人体内设置了一个监视欲望的机制——就像在被征服的城市里设置驻军一样,以此获得了对个人的危险的攻击性欲望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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