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刺向心脏的匕首:中国如何折戟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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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作者:[加拿大]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译者:邓峰,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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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假三天。6万人参加了北京的胜利大游行,其中很多人是爱国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为了让庆祝的气氛更热烈些,人们砸倒了德皇政府为了纪念一位德国外交官而建立的纪念碑—这位德国外交官是在2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杀掉的。中国媒体满版刊登民主战胜专制的文章,并强烈支持威尔逊的“ 十四点计划”。中国青年不假思索地赞赏西方民主、西方的自由理念,以及西方的知识。很多中国人也希望和平可以终结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

中国是在1917年夏天对德宣战的,而且它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西线的战壕需要大量人力来挖掘和维护,大约10万名中国劳工在1918年前被送往法国。是中国人解放了协约国宝贵的士兵,让他们能腾出空来加紧攻打德国人。炮弹轰炸、疾病,或者仅仅是因为思乡,让许多中国人客死他乡。德国潜艇还击沉了一艘法国船只,500多名中国人葬身大海。

一战里的前线华工

在中国,寻找劳力为战争出力要比为了寻找有经验的外交官建立和平更容易。中国动用了外交部精英,召集了驻华盛顿、布鲁塞尔、伦敦的大使和外交部长组成代表团。中华民国总统和总理都没有加入代表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局势太不安定,两个人都不敢走。不过它确实雇用了几位外国顾问,想让他们帮忙让世界认识中国,同时也是让中国认识世界。(想在巴黎做诚实经纪人的美国政府不让自己的任何国民为中国人工作—至少表面上不行。)

约60名中国人和5名外国顾问一行人终于齐聚巴黎。他们下榻在鲁特西亚酒店。中国代表团就和这个国家一样,艰难地平衡着新旧势力和北南势力,而且强烈地体现出外部对它的影响。人们不清楚,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还是这个国家里的一个政府。中国正在四分五裂,一支军队和他们的支持者控制了首都北京和中国北方,另一支则宣布在南方的广东建立独立政府。甚至就在巴黎和会召开的同时,上海也在召开另一场和平会议,想要调解两个政府。来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是由两个政府共同挑选的,成员之间彼此并不信任,也不相信北京方面的名义政府。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年近50岁的陆征祥,从他身上便可以看出中国的变化。陆征祥出生于上海,一个在西方贸易与投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大港口城市。他的父亲是名基督徒,曾为外国传教士工作,把他送到西式学校读书。他在学校里学的是外语,而不是数代中国人学习的中国传统经典。1许多个世纪以来治理中国的老学究(西方管这种老学究叫作“ 文官”)非常讨厌他这种人。这种学究有着很微妙的心态,多数西方人都理解不了。他们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非常讲究礼数。这些人的前辈统治中国的时间长达好几个世纪,但他们所掌握的技能是无法和野心勃勃、船坚炮利的西方人相较高下的。

在陆征祥成长的年代,旧文明正在同变革力量打一场必败的战斗。数个世纪以来,中国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国家的事情。中国人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心王国”—“中心”不是说它重要,而是说它处在已知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看到第一批西方人时,管他们叫“大鼻子洋毛子野人”,觉得他们也就是大象身上的虫子。但是在19世纪,边缘之地开始扰乱中心了:出售鸦片,商人、传教士、新理念全都闯进来了。中国人反抗过,屡战屡败。到了19世纪末,中国政府失去了对财政和关税的控制权。外国的飞地、港口、铁路、工厂、煤矿在中国领土上星罗棋布,还受着外国军队的保护。列强们用治外法权的说法护住了这些地方,理由是中国法律和中国法官太落后,没法和西方文明的产物打交道。据说上海租界公园的入口还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人的自尊和已有的社会秩序被狠狠地打击了,而他们一直也在努力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曾问过这样一个有名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小但很强悍?为什么我们大却很羸弱?”想放弃2000年来的积习并不容易,但中国人逐渐开始向外国人学习,派学生留洋,并雇用外国专家。传教士开设学校和大学,外国商人定居在广东和上海这种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挣钱,但要回国讨老婆或想落叶归根。新思想和新技术已经通过这些人渗了进来。

如果中国想要生存下去,就需要陆征祥这些人具备的新知识。陆征祥从事的外交官职业,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大战之前,他曾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首都。他的一些做法让老家人大惊失色:先是娶了一个比利时女人,然后又剪掉了长辫子。他还越来越支持激进观点,称清王朝是中国的症结所在,主张建立一个共和国。

中国的形势越发严峻。列强纷纷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北方是俄国人;长江流域是英国人(长江全长约6200公里,从西藏一直流到中国海);南边是法国人;德国人在山东半岛;日本人则是到处下脚。美国人没有加入其中,按照愤世嫉俗的人的说法,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操作的资源。美国人天真地提出一个开放门户的方案,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从中国获益。中国民族主义者非常明白,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以及仅存的中华文明都会消失。如果不是各个国家在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上有分歧和对抗,那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可能就已经被瓜分殆尽了。

恐惧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增长。“ 主权”“ 民族”这些词开始出现在汉语中,而以前是根本不需要这些概念的。戏剧和歌曲描绘着中国从沉睡中觉醒、赶跑恶人的故事。激进派秘密结社,要推翻现在被视作阻碍中国获救的清朝,只不过他们的社团一般都坚持不了太久。中国的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现了抵制外国货的行为,出现了第一次示威游行。社会上还出现了为爱国而自尽的行为。虽然说这是弱者而非强者的策略,但这证明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搅动整个社会。另外,中国人越来越相信,日本就是他们的头号敌人。

陆征祥

陆征祥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在1911年实现了他们的部分愿望,通过一场革命把末代皇帝,一个8岁的男孩,赶下了台。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这主要是因为要和现代世界打交道就需要有现代的体制。在城市之外,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共和国是什么意思,一点概念都没有。在内陆的城镇和乡村,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大清朝亡了。(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偏远地区的农民还向派下来的红卫兵打听:“ 跟我们说说,当今坐龙椅的是谁啊?”)

陆征祥一心扑在了新成立的共和国上,做了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还有希望,一些迹象已经显现出来。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在大城市,现代工业多少有了点起色;新知识正在向中学和大学渗透;社会也抛弃了一些陋习。不幸的是,仪表堂堂的将军袁世凯,也就是中国的首任总统出生在保守的旧世界。他在革命的四年时间里企图做皇帝。虽然袁世凯没得手就死了,但他留下了一份要命的遗产: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弱势无用的议会;最严重的是,军阀割据一方。中国在1916年陷入了内乱和军阀统治,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

中国的大作家鲁迅把他的同胞比作睡在铁屋子里的人。这间屋子着了火,睡觉的人若是不醒过来就会死掉。但即使他们醒来就能逃出去吗?是让他们从昏睡入死灭好,还是让他们清楚自己的命运再死好呢?带着这些疑虑,鲁迅和他们那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唤醒中国。他们把加速变革当作自己的使命,要扫清旧社会的残垣断壁,强迫中国人去关注未来。他们出版了诸如《新青年》和《新潮》这样的刊物。他们撰写剧本和小说去讽刺传统。他们给中国开出的药方被总结成了一句口号—“德先生与赛先生”—赛先生就是科学,科学代表了理性;德先生就是民主,选择民主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用民主的方式把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强大。他们钦佩协约国,因为他们希望协约国会公平地对待中国,会履行西方领导人战时阐明的那些原则。而山东问题就将成为对这些原则的一次考验。

山东半岛是丘陵地形,人口稠密。这个地方从大陆伸出来指向北太平洋,而且就在北京南面。山东之于中国就相当于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那里是大圣人孔子的故乡。自古以来,孔圣人的思想一直把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即使是到了今天,在孔子出生差不多26个世纪之后,山东还有家族声称自己是孔子的后代。)谁得到了山东,谁就掌管了北京的南翼,同时也可以威胁到黄河以及连接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西方人来说,“山东”这个名字也是一种颇受欢迎的绸缎的名字(这种丝绸的产地就在山东)。而且对他们来说,一段比较新的恐怖记忆也和那个地方有关—那里是“ 长毛”义和团的发源地,而义和团的使命就是要消除西方对中国的全部影响,灭绝所有的西方人。

在争抢中国特许权与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山东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外部列强的兴趣。当地有3000万左右的人口,既是市场也是廉价劳动力来源。山东的煤炭和其他矿藏正等着被人开采。德国旅行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指出,山东半岛南侧的胶州湾是中国最好的天然海港之一,而德皇和德国海军饶有兴趣地听取了他的介绍。德国想成为世界大国,而在当时来说,世界大国就意味着要有殖民地和海军基地。造化弄人,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死于当地的骚乱。德皇说这是“绝佳的机会”,并派出一支小舰队占领了胶州湾。清政府抗议无效,于1898年签署了协议,将胶州湾周边大约100平方英里(约26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租借给德国,租期为99年。德国还拿到了修建铁路、采矿以及驻军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德国政府在自己的新属地上大笔花钱,远超过对那些大得多的非洲殖民地的投入。德国政府诱惑德国企业在山东修建一条铁路,并开采矿藏。不过奇怪的是这些企业不怎么愿意在当地投资。(铁路和煤矿也从未盈利。)胶州湾的新港口由海军负责,这座港口的名字就叫青岛。那里的街道铺设得非常整齐,有水管和下水道,还有最先进的电话网、德语学校、医院,甚至还有一间酿造上好德国啤酒的酒厂—直至今天仍在运营。一位外国参观者钦佩地将青岛称为“ 东方的布赖顿(Brighton)[1]”。到了1907年,青岛成了中国第七大港口。唯一的缺点是,它离最近的德国殖民地以及德国本土有万里之遥。

虽然德皇在山东索要特许权的时候兴师动众,但在1914年前,德国政府在和中国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很有策略。它允许中国军队保卫那条铁路和煤矿,而它本可以派自己的士兵;它放弃了建设其他铁路的权利;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把青岛留在了中国的海关系统中,而没有把它打造成一个自由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德国在1914年拥有的租界要比1898年条约规定的少了很多,而且中德关系也缓和了一些。不过在大战爆发时,这些对德国也没有什么帮助。德国驻中国代办向柏林发回了一条电报,内容是:“极有可能是与一个 交际花订了婚[2]。”—英国人能看到所有从东方发出的电报,没费什么劲就破解了这条密语。日本发动了进攻,中国人无能为力,德国人无计可施。德皇能给予的援助只有他的同情:“上帝与你们同在!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会铭记你们。”就这样,德国在山东的特许权:那条铁路、那个整洁的小港,还有煤矿,都落到了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日本谈起过要把这些特许权还给中国,但是中国人并不怎么相信。在战争期间,日本尽一切所能保住自己得到的东西。从一开始,日本占领者就忙着建造新的铁路,从中国人那里接管电报局和邮局,向当地民众征税并搜刮劳力。日本对山东的控制力度要远超之前的德国。

日本还通过法律等手段尽力缚牢无用的中国政府。它向中国投入了大笔金钱,其中一些可能就用来贿赂、引诱中国官员支持日本的目标。日本非官方的民族主义团体、军队中的派系以及金融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经常会和日本政府的目标发生冲突。日本承认了北方的北京政府,但军火又被运到南方去支持叛乱。在南满和毗邻南满的蒙古东部,日本军事当局和铤而走险的人对造反的军阀很感兴趣。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日本的对华政策看起来非常阴险,但实际上只是它本身比较混乱,前后不一。

在官方层面,后几届日本政府都想控制住中国,但是方法很愚蠢。1915年1月,日本驻华大使礼节性地拜访了中国总统。大使谈到了两个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亲密关系,并表示如果这种关系被外部势力拆散就太丢人了。他还补充说,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最好能得到解决,然后便拿出了“ 二十一条”要求,让中国总统大吃一惊。他表示,如果中国拒绝同意这些要求,那么日本就不得不采取他所谓的“ 有力措施”。其中一些只是把日本在中国的现有行动确认了一遍,但另一些则要求中国政府提前同意日本和德国在德国租界问题上签署的任何协议。最糟的是,还有一些秘密要求,实质上等于是把中国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为了让中国政府不敢有二心,日本人还在写着这些要求的纸上加了水印,水印的图案是无畏舰和机关枪。)

中国政府在每一条要求上都极力争辩。它还把这些要求泄露了出去,引发了全中国的民族主义抗议。日本不情愿地取消了那些比较极端的条款,但在1915年5月25日强迫中国政府签署条约,保证日本得到它想要在山东得到的东西。中国爱国人士将那一天称为“ 国耻日”。在东京,西园寺对自己政府的鲁莽行为非常忧虑,于是便阻止外务大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不满。

其他国家担心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但是什么也没做。英国迫切需要日本在海上的帮助。日本的军舰已经在太平洋执行巡逻任务,英国也希望他们能去保卫好望角那里的航线,或许还有地中海的航线。俄国在欧洲遭受了惨痛的损失,没有意愿在远东和它那个强大的邻居对抗。法国和意大利满足于效仿英国的做法。在1917年签订的秘密协定中,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曾向日本保证,他们支持日本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界与权利。

公开反对日本在华做法的是美国。美国越来越担心日本在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上不断增长的军力。早在威尔逊把21条要求称为“ 这件可疑的事情”之前,就有事件导致日美两国之间产生了摩擦,例如美国海军要求在中国沿岸建立一座装煤站,而日本在满洲铁路上运送的美国货物收费太高。美国商人抱怨,说来自日本的竞争正把他们挤出中国市场。在中日就“ 二十一条”要求展开漫长的谈判时,美国政府就敦促日本改变其立场:在北京,强烈反日的美国大使鼓励中国人不要退让分毫;美国人向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各发了一份照会,说美国不会接受任何有损美国在华条约权利的协议,也不会接受任何有损中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协议。(这种保留意见到了1931年会变得非常重要,美国会用它来作为基础,反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

石井菊次郎访问美国

日本政府在1915年退让了,但它并未就此罢休,还想在中国保持优势。1916年日本与俄国签署条约,俄国承认日本在南满以及蒙古东部的特殊地位。与此同时,日本派石井菊次郎子爵(Viscount Ishii)出使华盛顿,欲让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在石井菊次郎与蓝辛的会晤后,双方交换了照会,不过两国都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美国人认为,他们承认的只是日本因为地理因素在中国存在特殊利益;而日本人坚持说,美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承认了日本的特殊地位。

1917年的俄国革命让日本坚定了留在中国的决心。石井菊次郎在日记中写道:“ 各国政府觉得,中国的灾难、疫病、内战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威胁到它们,没有中国日本是无法生存的,没有中国人日本人民是无法站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经常提到一种“ 亚洲门罗主义”。就像美国为了自己的安全要把拉丁美洲当成后院一样,日本也不得不担心中国以及朝鲜、蒙古这些邻国。

在1918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日本又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想让中国的事情按照它满意的方向发展。日本在5月份同中国政府签署了一份防御条约,在9月份又秘密交换了照会,重申了1915年在山东事务上的协议。中国驻东京代表说他的政府“ 愉快地接受”了这些照会。这成了巴黎和会上对中国要求危害最大的一句话。换言之,中国政府在战争结束前就在自己的谈判立场上让步了。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声称他们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1919年1月日本提出这些秘密协议时才知晓。到1919年,日本对中国的摆布已经给很多外部观察人士留下了坏印象。即便是承诺支持日本的英国人也担心,日本人太傲慢,太有野心。英国人特别担心日本侵袭他们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圈。英国驻日大使不高兴地警告道:“今天我们明白过来,日本—真正的日本—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虽然不能说自私,和大战中的其他大国比起来也算不上有多重要,但它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自视过高了。”日本媒体批评英国士兵在接管德国在华租界的过程中行动不力,这让英国人更加气恼。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似乎注定要失败。接替贝尔福出任外交大臣的寇松拿中国和日本做了一番尖锐的比较:“去中国沿海地区看看,就能发现无助、无望、呆滞的大众。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彻底失掉了凝聚力和力量,南北冲突永无休止,军力低下,士气涣散。我描述过另一个民族的特点,中国是它的囊中之物。”法国人终于认同了英国人的看法,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他们意见一致了。

豪斯也表示赞同。战争期间他曾告诉威尔逊,这么多的白人世界对日本人关闭时,认为它不会向中国内陆挺进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能在土地和移民问题上满足日本人,如果再不对他们在东方的势力上做些让步,那麻烦迟早都会到来。”他又带着过度乐观的情绪补充说:“ 可以设计一项开放门户的政策,既能复兴中国,又能满足日本。”日本人在分析巴黎的美国代表团时,把豪斯列为朋友。他们也找不到太多别的朋友了。

多年之后,巴黎和会期间以及之前负责远东特别事务的美国第三号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Breckinridge Long)告诉一位访问者,自1917年以后,美国就一直在怀疑日本了。即便是自认为能理性看待世界的蓝辛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蓝辛在1915年曾表示,日本需要安抚。他甚至建议把菲律宾给日本,还批评说,有些人“就是认为日本有阴险的计谋,想得都歇斯底里了”。但是一谈到中国,他又觉得有必要划定一条界线。他后来说,自己乘船去了巴黎,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日本问题”。他还把日本比作“ 普鲁士”,这可不是什么称赞。

在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威尔逊看起来也是持同样的观点。他反对日本的那种秘密条约,也反对在没考虑人民意愿之前就把他们的领土交给别人。而且在听过很多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传教士的报告后,他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的一个表亲在上海创办了一份长老会的传教周刊。他宣称想要帮助中国,想要重建那里的道德,这是美国作为“ 朋友和榜样”准备要做的事情。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进步的大学教授,向华盛顿方面汇报了日本在中国的恶行—其中一些是真实的—例如挑动叛乱,贩卖鸦片,贿赂官员,而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统治整个东亚。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警告道:“ 如果日本无所顾忌,而且它的任何做法都被解读成对日本特殊地位的承认,如所谓的‘门罗主义’或其他的什么东西,那么严重的武装冲突在这一代就不可避免了。公正地解决中国的事务,欧洲没有一个问题能和这件事的重要性相比,这关系到世界未来的和平。”(芮恩施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等到山东决议引发的轩然大波平息的那一天。)

威尔逊似乎是听进去了。他在1918年采取行动,恢复了一个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濒死的跨国财团。在整个和会期间,相关的谈判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日本同意加入这一财团,同时也确保日本不向任何可能危及自己在华势力的开发项目贷款,而这正是美国人想要达到的效果。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道:“没有提到终极目标,那就是把日本赶出中国。”

但这是美国想要的吗?如果日本在亚洲不能向西扩张,它不会转向太平洋,瞄准菲律宾或更远的东方吗?在与日本合作的实用主义目的和帮助中国的理想主义目的这两者间,威尔逊和他的顾问产生了分歧—他们的继任者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样。中国到底能扶得起来吗?值得为了它去冒险和日本发生冲突吗?从长远来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不仅仅是要让亚洲人满意,也要让美国人满意。

顾维钧

就在动身前往巴黎前,威尔逊召见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两人进行了一番友好的谈话。1919年时顾维钧只有32岁,个性鲜明且强硬。克列孟梭通常不赞扬什么人,但他对顾维钧的描述是:“ 一只中国幼猫,衣着、说话有巴黎人的风格,一心一意地玩弄老鼠,即便那只老鼠是给日本人准备的。”顾维钧非常了解美国。他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本科与研究生学位,是名非常出色的学生。(去巴黎的美国专家中有一位是他以前的教授。顾维钧和这名教授一块儿唱校歌,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他还是大学辩论队的一名成员—日本代表在和会上就会尝到这个苦头。在结束同威尔逊的会面后,顾维钧相信美国会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威尔逊还非常友善地提出建议,让他和美国人搭乘同一条船去法国。中国人把这看成一个好兆头。

另一个好兆头是美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在华盛顿开启职业之旅的蓝辛早就是中国政府的顾问了,另一名专家卫理(E. T.Williams)是战争期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主管。他曾在中国生活过,当过传教士和外交官。从总体上说,美国代表团的心态是反日的。即便是那些准备考虑日本要求的代表,从内心来说也讨厌日本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一面—他们觉得是这些东西在主导日本的战争目的。尽管威尔逊经常表露出这样一种态度,即美国在亚洲事务上也要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保持中立,但美国代表团在巴黎是绝对有偏向的。中国的要求是美国人帮忙起草的,中国人通过别的方式得不到的一些信息也是美国人透露的。中国人的回报也很明智,他们向美国人征询意见,并采纳了这些意见。

因为内部存在分歧,中国政府并没有详细说明中国代表团的任务,但有一条指令很明确:中国必须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1918年12月,在准备出发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媒体发布会(这本身也标志着中国发生了变化),极其乐观地列出了巴黎和会之行的目的。他们表示,中国要彻底解决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其中包括废除治外法权,要在更大程度上把控自己的关税和铁路,还要收回山东的德占领土。作为回报,中国会允许外国人在蒙古和西藏开展贸易。

不幸的是,中国代表团本身的分歧就和这个国家的分裂一样严重。成员们彼此怀疑,都认为对方投靠了日本人。就连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在东京时,陆征祥和日本外务大臣谈了两个小时。对于那次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众说纷纭:日本人显然认为他们得到了许诺,即中国会在巴黎和会上合作;而中国人后来说,陆征祥只是承认中日1918年的秘密条约的确存在,但没有承认这些条约的有效性—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还是在东京停留期间,中国代表团行李中一个装着重要文件的箱子被偷了,而这个箱子里就装着中日秘密协定全文。在巴黎,代表中国南方派的、耶鲁法学院研究生王正廷向上海的报纸发回一封电报,悲观地说代表团里出了“一些叛徒”。他可能是指顾维钧,因为有传言说顾维钧和一位名声不佳的亲日官员的女儿订了婚。(实际上顾维钧爱上的是一位漂亮的、住在巴黎的印度尼西亚商业大亨的女儿。)媒体的报道不断追讨陆征祥,说他收受了日本人的贿赂。他越来越郁闷,越来越孤僻了。

山东问题直到1月末才提到巴黎和会上讨论。威尔逊那时还没有决定好自己该怎么办。他考虑了可能的解决方法。或许,就像他向顾维钧建议的那样,尽管英日有联盟,但没准儿可以说服英国帮助中国;或许日本人可能会主动放弃对山东的要求—毕竟众多官员都暗示过,日本愿意把德国的租界还给中国;或许日本可以在名义上拿走租界,在保住了面子之后再把主权还给中国。

日本人没有丝毫妥协的倾向。事实上,在1月27日上午,当最高理事会开始关注德国太平洋殖民地的命运时,牧野伸显就想把山东租界和从德国夺取的众多岛屿放到一起讨论。他还指出,山东只是日本和德国之间的事情,在讨论的时候没有必要叫上中国。很明显,他希望把山东和太平洋群岛作为战利品,把相关的问题一并迅速解决掉,不要中国人来搅和。其他国家决定山东问题应该单独解决,下午讨论的时候也应该邀请中国。

在午间休息的时候,中国代表尽了一切力量向朋友施压。有名无实的团长陆征祥不知道去了哪儿,是年轻的顾维钧拜访了蓝辛,询问美国到底支不支持中国。蓝辛向他做出了保证,但接着又说他担心的是欧洲列强会不支持。

当天下午,中国人坐在奥赛码头那些镀金椅子上,如坐针毡,听牧野伸显吭吭哧哧地概括日本的要求。(顾维钧称,威尔逊后来对他说,日本人的那番话搞得他非常不舒服。)第二天早上,顾维钧代表中国进行回应。虽然一上来声音有些发颤,但他又搬国际法又引用拉丁谚语,用一番犀利的演讲猛烈回击了日本人。他承认,中国在1915年和1918年的确和日本签署了协议,看起来是承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给了日本。但是,中国是在胁迫下签字的,这些协议不能作数。无论如何,所有与德国租界有关的问题,都必须由巴黎和会来处理。

顾维钧接着说,中国感激日本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山东,“但是在感激之余,中国代表团觉得,如果仅仅是为了报答这份情谊,就把自己同胞与生俱来的权利拱手让人,那代表团就辜负了中国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也辜负了整个世界,会给未来埋下不和的祸种”。他表示,各国有义务尊重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尊重威尔逊的原则,迫使各国把山东还给中国。

顾维钧说,山东“ 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孔孟之乡,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处圣地”。此外,要是让山东落入外国的控制,那就等于是留下了一把“ 刺向中国心脏的匕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正是山东在日本军方眼中的作用:东京的陆军大臣告诉政府,从山东沿海通往中国内陆的那条铁路,就是日本向亚洲输送兵力的“ 动脉”。加拿大的博登称中方的陈情“ 非常有力”,蓝辛则认为顾维钧将日本人驳得体无完肤。克列孟梭对顾维钧私下里表示的热烈祝贺在当晚就众所周知了。单从口才上说,中国人明显成了赢家。

中国人走霉运的地方在于,山东问题并没有在1月份裁决,而是等到了4月份把所有对德条款拼在一起、时间最紧张的时候才又拿了出来。到那时,和平缔造者们要权衡数百项决定,放弃这个,坚持那个,尝试满足不可能的要求,以求得出一个所有协约国成员都能签字的对德条约。这么算起来,中国人和他们的希望只是整个计划中不起眼的一小部分。威尔逊不得不参与到这种他讨厌的讨价还价中。日本的种族平等条款已经被拒绝了,如果还想在国联公约的事情上获得日本的支持,他只能搭上自己的原则。如果国联真的是全世界的最佳出路,那么或许牺牲中国这个小代价也是值得的。

在做出决定前的漫长时间里,中国和日本代表团都没有闲着。双方都证明了,他们已经领悟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那就是通过演讲和采访公开地发表自己的立场。虽然日本代表团在巴黎有个非常有效的情报室,但大多数旁观者都认为中国更具优势。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的要求的确是基于自决原则的,和当时全世界的心理更加合拍。在2月上半月,在中日签署的秘密条约公开的事情上,公众进行了一次非常热烈的辩论。当克列孟梭和其他大国领导人建议可以把秘密文件拿到巴黎和会上时,日本代表团立即目瞪口呆。顾维钧找到了羞辱日本人的机会,爽快地同意了这个要求,并打电话向中国政府索要文件副本。在北京,日本大使想要说服中国政府,在没有日本政府的同意下,不要放出文件的任何内容。他的这种做法很是愚蠢,中国把日本不要泄密的要求泄露给了媒体。消息传出后不仅是中国的民众更加恼怒了,而且还加重了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

中国代表团宴请了专家和国外记者。陆征祥安排中国政府向法国和比利时政府捐款,好重建凡尔登和伊普尔的学校。但是日本的幕后工作做得更好。日本人在私下里突然拜访了劳合·乔治与贝尔福,还找了克列孟梭和他的外交部长毕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保证。55虽然他们对美国代表团的期望不大,但是他们和豪斯谈得很好。日本人解释道,中国人是企图在郑重的承诺上出尔反尔。对日本帮助最大的是,他们决定不再坚持种族平等条款了。

4月21日,就在意大利人马上退出巴黎和会之前,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拜访了威尔逊和蓝辛,告诉他们日本想在对德条约确定前解决与中国的纷争。两个日本人警告称,如果不能这样做日本民众就会有很大的怨言。威尔逊在当天下午与克列孟梭及劳合·乔治协商。之后,原本希望把山东问题拖延下去的三巨头承认,他们只能满足日本人的要求。正如四人理事会秘书汉基指出的那样:“在递交对德条约前失去意大利代表团就够糟了,如果受邀前来、排行第五的大国(日本)也撤走他们的代表,条约只剩下三个大国负责,那将是十分尴尬的。”蓝辛抱怨道,巴黎的气氛是一种“ 自私的实利主义,且带有对正当权利犬儒式的漠视”,并质问道,“美国的理想主义就要在上个纪元的这种邪恶精神前畏缩吗?”不过,人们也很难不去同情和平缔造者们。他们身上的压力很大,而且到山东问题该解决的时候,他们人人都非常紧张了。

4月22日上午,牧野伸显在四人理事会面前再次陈述日本的要求。他还特意把这些要求写成了相关条款的草案,方便加到对德条约中。威尔逊请求日本考虑一下亚洲的长远利益,也想一想世界的长远利益。他说,各民族要少为自己想一些,多为别人想一想。毕竟这才是国联的根本意义。如果日本坚持索要在中国的权利,那么中国就会怀恨在心,不会再相信别人了。这会损害到所有人。“中国到处都群情激愤,局势一触即发,稍不小心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代表团有礼貌地听了这番话,但提醒在场的政治家说,如果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无法在条约上签字。

当天下午该中国出场了。日本代表团明智地决定,他们不想和强大的顾维钧辩论,于是没有出席。和平缔造者力图向中国代表团证明他们的决定是合理的。劳合·乔治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曾经承诺要支持日本的要求。他强调,英国1917年孤军奋战的处境实在是太无望了。它需要日本的帮助,这样才能在德国的潜艇战中幸存下来。“ 我们不得不要求日本尽快送来驱逐舰,日本趁机就敲了一大笔。”

威尔逊说了些安慰的话。他说,国联会确保中国无须担心今后会遭到侵略,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侵略中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列强现在之所以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都是因为战争中签署的那些协议。他非常同情中国人,但是中国必须意识到,条约,包括中国自己与日本签署的条约,都是神圣的。“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就是因为有一项条约被违背了,而西方国家要对这种违背表示抗议。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尊重条约。”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我们不能把条约当成废纸,不需要了就撕掉。”很少在法国利益之外的事情上表态的克列孟梭醒了过来。一位中国观察员愤愤地描述道,他用一种“无辜、无知、漠不关心”的态度强调,他要说的和劳合·乔治的一样。

顾维钧用尽了他的口才与才智想要力挽狂澜,再次否认中日间的协议有效。他的警告就仿佛预言一般:中国正处在抉择的十字路口上。大多数中国人愿意与西方合作,但是如果和平缔造者不能公正地对待中国,他们就可能会转向,可能会投靠日本。“在中国,有一个政党认为亚洲该归亚洲人所有的。”(在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开始大块大块占领中国领土的时候,它的确在中国找到了愿意合作的伙伴。)他用一句警示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们究竟是要保证远东地区半个世纪的和平,还是在十年内继续战争,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除了在座各位对他努力的钦佩,以及一项把山东问题转交专家委员会讨论的决议之外,顾维钧什么也没得到。给委员会的任务是,在4月24日之前回复四人理事会这个相对不太重要的问题:让日本得到1914年就存在的德国在华的特许权,或者让日本得到战时协议中提到的特许权,哪一个对中国更有利。这个委员会只用两天便写好了报告,创了做结论所用时间的最短纪录,选择了前者。

接下来的几天是巴黎和会期间最紧张的时期。意大利终于退出了和会。为了寻求指引,忧心忡忡的威尔逊重新念了一遍他的“ 十四点计划”。自决的原则是明确的:意大利不应该得到阜姆,日本也不应该得到山东。因为意大利危机,各方在山东问题上下的力气更大了:中国人向威尔逊发了一篇备忘录和几封信;日本代表登门拜访。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还拜访了豪斯的助手邦斯尔,抱怨中国媒体对日本恶狠狠的报道,并再次以拒绝签约相威胁。邦斯尔注意到,牧野伸显非常愤怒。西园寺给老相识克列孟梭写了一张字条,礼貌地说日本希望山东问题尽快解决。

4月25日,四人理事会(意大利退出后现在只剩下三人了)派贝尔福去和日本人谈一谈,看看有没有妥协的希望。他们能不能承诺在今后某天把德国的权利还给中国?威尔逊自己也做了努力,派蓝辛去做类似的事情。不管是贝尔福还是蓝辛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日本人坚持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在和贝尔福谈的时候,日本人开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各国支持他们对山东的要求,日本就可以承诺等到和会全体大会最终批准国联成立的时候,不在漏掉种族平等的事情上小题大做。在和蓝辛谈的时候,日本人抱怨美国总是猜疑,而日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好心。

4 月26 日,星期六。就在贝尔福准备汇报日本立场的时候,牧野伸显上门来访。两人就山东问题敲定了一项临时性的交易:如果日本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也就是青岛港、铁路(包括那些还未开建的)和煤矿,它就要准备撤出占领军。贝尔福在汇报时说,日本会慷慨地允许其他国家的公民使用那里的港口和铁路。此外,它还准备在不久之后把争议地区的政治控制权交还给中国政府。当听到这些承诺时,中国人表示了合理的怀疑。到这个阶段,山东怎么都已经成了一个民族问题,不管日本提出什么样的控制形式,中国代表都很难再接受了。而在日本一方,他们也觉得不能再做出让步了。东京已经下达命令,要他们坚持立场:如果中国都可以轻视日本,那么他们在整个远东的威望也都会失掉。

星期一上午贝尔福向四人理事会汇报情况时,牧野伸显“极为圆滑但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把日本的要求当作一揽子要求来对待。日本已经失去了种族平等条款。如果山东问题再有差池,那事情会“非常严重”。时间已经不多了,巴黎和会全体大会当天下午就要召开,会上要批准国际联盟成立。如果日本强烈抗议公约中漏掉了种族平等条款,那么各国会非常尴尬的。如果日本明确表示要投反对票,那事情就更糟了。威尔逊不情愿地默许了,四人理事会决定让贝尔福写信告知日本人,他们接受了对山东问题的交易。

威尔逊的媒体秘书贝克警告总统,全世界的公众都会在山东问题上支持中国。威尔逊回答道:“我也知道。但是如果意大利退出,日本又走了,那国际联盟怎么办?”牧野伸显4 月28 日在全体大会上做了一番平淡的讲话,几乎没怎么涉及种族平等条款。此前一直不知道结果的蓝辛立刻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小声地和豪斯说,这是背叛原则的。豪斯答道:“我们必须得事先定好。”蓝辛生气地说:“ 没错,木已成舟,这是这次和会的诅咒。”他后来在给威尔逊起草媒体声明时写道,这项解决方案“是在中国自己签署的混乱条约中能得出的最令人满意的结果”。

中国人极度失望。 陆征祥给威尔逊发了一份照会,上面沉重地写道:中国曾对“十四点计划”抱有信心,也相信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自己的诉求上是信赖正义与公平的。然而我们得到的结果太惨痛,太令人失望了。”威尔逊自己的顾问几乎全体要求他驳回日本的要求,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布利斯考虑辞职,好避免在和约上签字。在蓝辛和怀特这两位同事的支持下,他给威尔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警察捡到你的钱包,把里面的东西拿走,再把空钱包还给你,并声称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这样都可以说警察没错,那么日本的行为就可以容忍。”他还指责这里面的道义问题。如果日本能拿到山东,为什么意大利就不能拿到阜姆?他最后写道:“和平固然人人想要,但是还有两件东西更为珍贵,那就是自由与正义。”

威尔逊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把损失降到最低,这番努力也差点要了他的命。他对自己的医生说:“昨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净是中日论战。”格雷森在报告中写道,他从未见过威尔逊这么疲劳。威尔逊坚持要拿到一份详细的报告,要看日本在中国得到了什么,要详细到山东铁路警察的人员构成。(这些警察是中国人,必要的时候会有日本教官。)4 月30 日,在山东条款拿到四人理事会上做最终考量时,他还得到了日本代表的口头保证,即日本最终会将山东的主权还给中国。日本人坚决不肯把这种保证写在纸上,说这样泄露出去会引发国内民众的愤慨。

到这个时候,中国一败涂地的消息已经泄露了出去。巴黎传言四起,媒体也借机纷纷报道。4 月29 日夜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在丹东街的一个厅堂里举行了集会,参与者群情激昂,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批判西方。后来成为日本在华傀儡政府头头的汪精卫用流利的英语发出警告,说要当心中国人中的反动势力。一位年轻的艺术系女生呼吁停止和谈,“我们必须采取武力”。后来当上中国外交部长的记者陈友仁发起了一项倡议,谴责四个大国,并特意把威尔逊提了出来。众人一致表示同意。当天晚上威尔逊的保卫工作就加强了。

中国代表团在4 月30 日拿到了解决方案的全部细节内容。一名代表在绝望之下瘫倒在地。当天晚上,贝克去鲁特西亚酒店传达威尔逊的同情和申辩。他看到极为沮丧的中国人正在抱怨,说总统让他们失望了。其中一些人想立刻离开巴黎,不愿意签署条约。(顾维钧后来告诉邦斯尔,除非中国政府给他下了死命令,不然他也不会签字:“ 我希望他们不要逼我签。这等于是在签我的死刑书。”)

在世界的另一边,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巴黎的谈判。中国代表团那里一向是电报不断,有中国学生组织的,有商会的,甚至还有工会的,他们之前全都表示相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而且相信巴黎和会会尊重中国的主张。到了5 月的第一个周末,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开始报道山东的权利将被移交给日本。中国民族主义者愤恨地批判着自己的政府,但更让他们气恼的是西方国家。

北京大学一向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5 月3 日星期六晚间,北大的学生把全城所有大学与学院的学生代表都召集了起来,计划在第二天早上去天安门广场示威。会议室里人山人海,与会者慷慨激昂。学生们决定向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发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在条约上签字。一位年轻的男学生割破手指,在墙上写下血书,要求归还德国山东租界的核心城市青岛。

狂怒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谴责的远不只是山东决议本身。正如一位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

当巴黎和会的消息终于传到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我们立刻清醒过来,意识到外国还是那么自私,还是奉行军国主义,而且他们都是大骗子。我记得5 月2 日那天晚上没有什么人睡觉。我和我的几个朋友聊了整整一夜。我们得出结论,早晚会爆发规模更大的世界大战,而且这场大战会在东方打响。我们拿自己的政府毫无办法,这我们都很清楚,同时我们又不能再依靠伍德罗·威尔逊这种所谓的伟大领导人的原则。看到我们的人民,看到可怜无知的大众,我们不禁感觉到,我们必须斗争。

5 月4 日上午有风,天气很凉爽。到了午饭时间,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3000 多名示威者。多数人穿着传统的长袍,不过为了向西方世界传达一种信息,也有人戴上了圆顶礼帽。游行者打着标语,上面写着“还我青岛”“反对强权政治”“中国属于中国人”。带队的举着一块大标语,上面用大字写着“ 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到了下午2 点,游行的人群越发壮大了,并向着外国领事馆区进发。当队伍抵达一位部长家门前的时候,人群变得暴虐起来—很多人怀疑那位部长是日本人的傀儡。示威者冲进房子,砸了家具。当发现找不到部长的时候,他们痛打了藏在房间里的中国驻日大使。政府逮捕了带头的学生领袖,想用这种方法镇压示威,结果只弄得民意更加激愤。有人看见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在街头散发传单。示威扩散到了中国其他大城市,从码头工人到商人,学生以外的人也开始参与进来。政府的态度出现了反转,不得不丢人地做出让步,释放了学生,还道了歉。

五四运动还终结了上海那场想要调解南北双方势力的和会。南方派想借着大众的情绪,要求北京政府废除所有战时与日本签署的协议,同时拒绝接受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北方派现在由亲日的军阀主导,对他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上海会议无限期中止。91 就连这种微弱的希望也消失了,中国注定要陷入内战与分裂,一陷又是九年。

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知识分子在这段时期非常活跃,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反对。在1919 年以前,他们曾求助于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主义。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也找不到其他的模式,而且有些人一直对个人主义与竞争导致的压力惴惴不安。中国人建立共和的失败,以及欧洲各国战时对中国的瓜分,更加重了这种不安情绪。巴黎和会的一位观察员,一名杰出的学者,写信回国说,欧洲人“ 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已经失去了方向……他们极度绝望……他们曾怀揣伟大梦想,认为科学是全能的。现在他们谈论的则是梦想的破产”。

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要比人想象的大,1919 年的中国人就看到了另一种方案。这个方案不是回归中国传统的老路,而是俄国的那套新秩序。俄国革命为传统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它和中国那种传统社会差不太多,但用一次波澜壮阔式的行动跳跃到了未来。中国人在1911 年后悲惨地体验了西式民主,对西方的幻灭加上从俄国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明确的方案,这些因素汇聚到一起,使得共产主义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如果说中国人还需要进一步确认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那么新上任的苏共外交委员那史无前例的措施就是证明:在1919 年夏天,这位委员提出放弃沙俄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与租界。(布尔什维克新政府从未真正履行这条承诺,但当时的中国人被这种慷慨的做法打动了,因为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表示。)

巴黎和会结束后的第二年,中国一群进步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1919 年5 月运动中的很多示威领袖加入了这个党。那位在街头散发传单的文科学长当上了该党的第一任书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带领下—他们在五四运动中也非常活跃,中国共产党于1949 年取得了中国的执政权。

在巴黎,顾维钧做了一番英勇的努力,想把协议改得有利于中方,但是没能成功。不过至少他没有搭上自己的性命,因为1919 年6月时中国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北京政府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有发出指令。反正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包围了鲁特西亚酒店,不让任何代表出来。中国最后在1919 年9 月与德国议和。

日本通过坚决施压的方式得到了山东。它是在虚张声势,还是像其他国家以为的那样真会拒绝签署条约?两种说法都有证据。在1919 年4 月山东问题谈判最激烈的时候,东京方面向代表团发出命令,如果日本的要求被拒绝,就不要同意国联公约。日本政府知不知道国联公约就是对德条约的一部分呢?这一点至今无人知晓。不过,同一时期的政府内部文件显示,日本是害怕遭到孤立的。如果各国坚定地拒绝给予它山东的权利,它可能就妥协了。在4 月30 日四人理事会最终批准山东条款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原敬(Hara Kei)告知在巴黎的代表团,如果这次遭到拒绝他们要等候下一步指令。

日本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庆祝了他们在巴黎的胜利。代表团回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抗议的民众,指责他们没能将种族平等条款加入条约。西园寺在写给天皇的正式报告中道歉:“我们的愿望未能全部达成,我感到十分难过。”不过他也指出,日本的世界地位比1914 年时更高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从巴黎归来的代表团确信,美国会出手阻止他们在中国的行动。他们也许猜对了。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在1921 年总统大选中胜出,他的政府更为反日。已经困难重重的日美关系在20 世纪20 年代进一步恶化。双方在中国问题上有分歧,在贷款财团问题上有分歧—日美两国都是财团会员,而且美国国内依然在歧视日本国民。

从其他方面来看,日本还要为山东问题上的胜利付出更大代价。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未消失,而是愈演愈烈,严重地阻碍了日本的商业。此外,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受到了损害。英国开始认真考虑英日海军同盟的未来。日本是“黄种人中的普鲁士”这一提法在西方人的心里扎下了根。寇松在1919 年夏天时教训现在已经当上日本驻伦敦大使的珍田舍己,批评日本在中国的行为,说日本不明智地坚持索要在中国的权利,导致其在中国受敌视,还让英国人有所顾虑。他敦促日本大使好好想想英日联盟的未来,想想更为重大的远东安全问题。

日本政府以前从未遭受过这么强烈的反对。它开始考虑应该遵守自己在巴黎做出的承诺,把山东租界还给中国。1920 年年初,日本曾试图和中国政府对话,商讨从该省撤军的问题。中国方面拒绝讨论此事。1921 年夏,日本再次做出努力,给出了放弃山东权利的条件。中国政府拒绝给出明确答复。

最后,在华盛顿的海军裁军大会上,在英美担任调停的情况下,中国同意了一份解决方案。按照该方案,中国收回了山东的全部主权。从青岛港延伸至内陆的那条铁路,那条引发了无数麻烦的铁路,被卖给了中国。出售铁路的方案非常复杂,实际上是让日本继续控制那条铁路10 年。中国可能在财务上吃了亏,因为日本人已经发现,那条铁路根本不赚钱。1922 年时,日本在华盛顿还与其他国家签署了一份条约,保证中国主权与领土独立。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大陆,山东连同从北到南的所有沿海省份都落入了日本的控制之中,这份保证变成了一张废纸。

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在1919 年6月的惨败之后,陆征祥对外交没了兴趣。他当上了中国驻瑞士大使,过了几年轻松日子。1926 年,爱妻离世后陆征祥进了比利时一家本笃会修道院,在那里一直做到院长。他于1949 年去世,葬在了布鲁日。顾维钧继续在政坛上发光发热,当过中国外交部长、总理,还在伦敦、华盛顿、巴黎当过大使。他是中国在国际联盟的代表,还出席过联合国成立大会。1966 年到1976 年期间,他在海牙国际法庭做法官。哥伦比亚大学在1977 年为他九十大寿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场面很热闹。不过顾夫人,那位1919 年在巴黎迷住顾维钧的印度尼西亚大亨的漂亮女儿在回忆录中伤心地写道:“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所以也不奇怪他从未把我当成一个鲜活的个人。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是中国需要的那种人,但不适合做我的丈夫。”顾维钧于1985 年离世。

美国代表团中有几位低阶成员因为自己国家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辞职。蓝辛虽然非常不满,但没有放弃国务卿的职位。他总是觉得美国应该避免在中国问题上和他国发生冲突。就像他早先警告过的那样:“ 在国际时局如此不堪的时候,让美国牵扯到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中,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做法。”当威尔逊努力说服美国人支持这些和平解决方案的时候,公众集会和参议院中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山东事件上对中国的背叛。在巴黎和会的美方法务专家戴维·亨特·米勒看来,“为‘强奸山东’一事而落的眼泪,大多是共和党这群鳄鱼流的,他们对中国的关心也就是他们在意赫库芭[3]的程度吧。”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周里,威尔逊写了一张字条,让人去买票参加华洋义赈会组织的舞会。字条上面写道:“我很乐意贡献一点力量,不管它有多么微薄。”

[1]英国南部的海滨城市,是旅游避暑的胜地。—译者注

[2]此处原文为“engagement”,这个词也有交战的意思。—译者注

[3]赫库芭(Hecuba)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后。特洛伊传说中有很多英雄,和阿喀琉斯、阿伽门农、赫克托尔等诸多人物相比,赫库芭只是个小角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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