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禁烟史:二手烟是"优等民族"之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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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及战时,纳粹德国当局推动的禁烟运动一度领先世界。然而,由于被附加了种族主义动机,随着法西斯政权覆亡,一系列堪称开创性的举动也化作过眼云烟。

纳粹德国的罪行罄竹难书,不过在二战前及战时,这个法西斯政权也做过一件“善事”——率先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并大举推行禁烟。只是,由于从一开始就被要求为“打造优等民族”服务,本可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留名的此举,随着纳粹败亡而湮没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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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美国学者通过对相关档案的研究,还原了纳粹德国鲜为人知的“禁烟史”。

烟草被视为优等民族大敌,并提出被动吸烟概念

“纳粹非常反对女性抽烟,认为这不利于养育健康的下一代,所以经常动用警力来阻止她们抽烟。那么多女性保持健康,得‘感谢’纳粹的家长式作风。”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罗克特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直言。据这位科学史专家估算,在纳粹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大力推行的禁烟行动中,约两万名德国女性免于罹患肺癌。

如今,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早已为人熟知,各国政府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颁布了形形色色的“禁烟令”。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禁烟运动,竟然发轫于恶名昭彰的法西斯德国。

“纳粹德国是由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意欲征服欧洲的政治人物掌控,而这些人物普遍具有健康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烟草被视作对‘天选之民’的健康造成威胁的因素之一,必须加以禁绝。”在专著《纳粹的抗癌之战》中,普罗克特开门见山地写道。

1939年,纳粹党党员、科学家弗兰茨·穆勒首次提出烟草与癌症之间有联系,发表文章称,“相对不吸烟者,吸烟者患肺癌的比例要高得多”。穆勒还在该文中提到,除了吸烟,肺结核、灰尘、汽车尾气、X射线和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等,均是肺癌的致病因素。

四年后,德国耶拿大学的科学家埃伯哈德·沙伊雷尔和埃里希·斯孔尼格再度证实了弗兰茨·穆勒的研究,并相当有说服力地指出,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一大直接原因。

德国医学人员还首次揭示了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提出了“被动吸烟”这一概念。

普罗克特认为,上述发现或提法,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紧密相连——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吸烟对“优等民族”是“极不合适的”,会污染“德意志人的原生质”。更重要的是,烟草对“种族优生”的破坏力不可小觑。简而言之,要想使日耳曼民族成为没有疾病和缺陷的“优等民族”,要使这个民族的个体成为身体健康、力量强壮的“超人”,必须让公众远离烟草。

设研究机构,女性成保护重点

说起纳粹与烟草,不能不提到希特勒。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是,年轻时的希特勒是杆大烟枪,每天要抽一到两包烟,后来他觉得吸烟太“烧钱”而戒掉了,进而幡然悔悟,觉得这是一种“堕落的行为”,进而感叹:“这么多优秀的人已然迷失于烟毒之中……”

成为唯我独尊的“元首”后,希特勒对吸烟越来越反感。让他格外不爽的是,情妇爱娃·布劳恩和纳粹党秘书长、有“元首私人秘书”之称的马丁·鲍曼都是烟鬼。

一篇发表于英国《毒理科学》期刊上的文章显示,1900年以前,全球范围内的肺癌发病率非常低,但到了1930年代,该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与烟民数量的飞速增长相吻合,但在弗兰茨·穆勒等纳粹科学家之前,两者之间的关联从未被真正认清。

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结论被证实后,轰轰烈烈的禁烟风暴迅速吹遍了德国全境。

1941年,就在战火行将烧遍欧洲大陆之际,纳粹德国创建了“反对烟草学院”,专门研究烟草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经费均由第三帝国财政部划拨,院长由卡尔·埃斯特尔担任,此君是党卫军的一名高级军官,反犹情绪异常强烈。

除了日常的科研任务,反对烟草学院还印刷刊登有介绍烟草危害的小册子,不遗余力地对公众进行宣传。歌德所写的一篇反对烟草的文章,曾被收录其中。

诸多研究成果中,烟草对孕妇的危害颇受关注。该机构宣称,烟草中的有毒物质尼古丁会造成死胎或流产。在着力打造优等民族的纳粹政权看来,这一结论“极具爆炸性”。

有了科学理论撑腰,当局推动强制禁烟时便更理直气壮了:此前,在车间、电影院、学校等公共场所,老烟枪们可以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现在不行了;警察和公务人员如果身穿制服,是万万不可抽烟的;即便是做烟草广告,也要受到种种限制,凡是试图将吸烟描绘为无害,或将吸烟者描绘为有男子气概的广告,均在当局封杀之列……

作为“优秀雅利安人”的孕育者,女性被禁烟令格外小心地“呵护”起来:在咖啡馆等公共场合,兜售女用香烟被严禁;25岁以下、55岁以上的女性以及孕妇都不配发香烟配给券,并限制摊贩将香烟零售给她们;针对女性的反烟草电影广为播映,报纸频频刊载讨论吸烟及其影响的社论;有些地方甚至声称,将开除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女性纳粹党员……

即便是在前线拼命的德军士兵,也不得不接受每人每天6根香烟的配给供应。身处枪林弹雨下,这么一丁点儿供应量,即便在那些烟瘾不大的人看来都嫌太少。因此,前线军人想要在激烈的战斗之余抽根烟放松紧绷的神经,常常免不了事先精打细算一番。

元首之名劝他人戒烟

拜纳粹宣传机器的高效运作所赐,烟草在当时的德国俨然成为“人民公敌”,希特勒也亲自出马,大讲特讲他戒烟成功的“光辉事迹”,把抽烟与否作为区分“正邪”的标识。他说,德国的盟友,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弗朗哥都不抽烟;而与德国敌对的英国、苏联和美国,其领导人丘吉尔、斯大林以及罗斯福都手不离烟,表明他们“堕落至极”。

彼时,在纳粹的话语体系中,假“元首”之名劝他人戒烟颇为流行。按照普罗克特在其研究中的说法,如果对方是个烟民,纳粹党员最常用的是下面这样的说辞——

元首他本人就反对吸烟,并认为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戒掉这种恶习。我们无权利用这种玩意儿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健康。我的国社党兄弟,这些你都知道吗?

宣传戒烟理念的同时,还有专业人员为老烟枪们提供心理咨询。另一项与之相关的发明是含尼古丁成分的口香糖——犯烟瘾时,咀嚼一块便有舒畅身心之效,此后可通过逐步减少尼古丁的摄入量,最终成功戒断烟瘾。还有一款功能类似的产品名唤戒烟漱口水,其中添加了硝酸银,用它漱口之后再抽烟,会觉得烟味非常令人恶心,反复多次之后即可戒烟。

凡事都有两面。希特勒口沫横飞地将烟草称为“毒品”,可纳粹德国在国内大力推行戒烟的同时,并不敢将烟草贸易列为非法,原因无非是,这门生意可提供丰厚的税源。

普罗克特注意到,到1941年,烟草业的税收在纳粹政权的财政总收入中占了5%,比重不可谓不高。就在同年11月3日,当局颁布了一道法令,将烟草税提升至香烟零售价的90%,这一惩罚性税率的最大获益者依然是德国政府,令后者得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行。

战争废墟上,复吸蔚然成风

虽然谈不上令行禁止,纳粹德国的吸烟者比例确实连年走低。从1939年至1945年,德军士兵消费的香烟数量同样逐步减少,一项于1944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二战前,虽然德军中烟民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战争期间,每名军事人员每年的吸烟量下降了23.4%,每天吸烟超过30根的人的比率更是从4.4%跌落至0.3%。

当然,考虑到彼时的环境,很多人并非真心与烟草决裂,而是因为物资短缺,不得不“减量”,或者是慑于上峰压力,在接受调查时提供了虚假信息。希特勒的女秘书戈尔达·克里斯坦曾回忆称,柏林战役末期,“元首地堡”内散发着一股空虚的气氛,原本对希特勒有所回避的人公开吸烟,希特勒自杀后,大家更是无所顾忌地吞云吐雾。

希特勒之死宣告纳粹政权的禁烟运动进入尾声。主管此事的卡尔·埃斯特尔,也因害怕遭到清算而自裁。根据普罗克特的说法,埃斯特尔在战时参与杀害的人数多达20万。

第三帝国土崩瓦解,“反对烟草学院”关门大吉,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吸烟现象再度兴盛起来。来自美国和瑞士的香烟,经由黑市源源不断地运抵德国。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中,香烟甚至被作为援助物资免费输入德国。

纳粹政权的禁烟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公众的健康。然而,二战后,由于东西方阵营均忙于冷战,德国科学家论证吸烟与肺癌关系的著述基本没有引起科学界的关注,它们只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被引用了几次,即便在德国本土,这些论文也籍籍无名。

为熬过百废待兴的时光,自然而然地,人们再度沉溺于烟草的魔力,忘记了它与疾病有何联系。在西德,每人年均香烟消费量由1950年的460根飙升至1963年的1523根。至于德国境内的相关研究,用美国健康学家罗伯特·尼尔·波科特的话说,“已经无声无息了”。

不仅德国,全球范围内对烟草危害性的认知亦相当有限。直到二战结束近10年后,美国癌症协会才承认,肺癌与吸烟存在不可忽视的联系,吸二手烟同样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1971年,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老调重弹,一番喧哗后,为自己赢得了爵士头衔。从此,公众终于开始感觉到有必要与烟草划清界限。如今看来,多尔充其量是在炒弗兰茨·穆勒等德国同行的“冷饭”;而后者,却早已随着他们曾经效力的政权化作过眼云烟。

作者:张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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