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临阵多怯的胡林翼,真是太平天国的夙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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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湘军崛起》,作者:谭伯牛,出版社: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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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丰三年(1853)的年底,胡林翼通过多方的关系,走后门求人帮忙,求北京求湖北,终于让他离开了贵州。在咸丰四年(1854)的正月,他到了湖南,从常德岳州,然后就到了湖北境内的簰洲,因为是指派他去湖北,帮助吴文镕作战,所以呢,他要到湖北。可走到簰洲听到一个噩耗,湖广总督吴文镕在黄州战死了,这一下胡林翼就不知道往哪去了。他在来的路上,在湘西请人帮他招了三百名辰州兵——辰勇,也就是湘西的壮士,他就带着这几百个人在簰洲,不知道何去何从,湖北肯定是不会收留他了,因为湖北的巡抚和湖广总督,这两个人很不对付。巡抚叫崇纶,总督就是战死的那个吴文镕,这两个人平时就闹矛盾,现在吴文镕死了,胡林翼你是吴文镕邀请过来的朋友,那你想要崇纶来收留你,来给你提供军饷,那是很难做到的。胡林翼只有一个办法,他只能往湖南去,可是往湖南去呢,他跟湖南巡抚,跟湖南官方这一伙,像骆秉章他们,并不是有多么好的交情。他要找只能找左宗棠,找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时候,正好是在衡阳练完水师,造好船之后,正准备出征,这会也差不多快到长沙了,所以,胡林翼就找了他们俩,他们俩就分头给他帮一些忙。左宗棠利用他在巡抚幕府里面幕客的身份,帮他在湖南官方的财政方面,找到了一些支援,也就是说胡林翼的这支军队,当然现在人数还很少,湖南这边可以给他经济上的支持,包括器械啊一些什么东西,都会给他支持,吃饭的问题先帮他解决,但是你不能带着这么几百个人,就光发工资,每天不作战也不行,可是作战得有人来指挥他,那么这一点就由曾国藩这边解决,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军队的行止,由曾国藩来奏调。那么在咸丰四年(1854)的三月到十月间,胡林翼基本上就是接受湖南官方给他提供的经济支持,在军事上接受曾国藩对他的指挥。

可是我们知道曾国藩在四月份,自己打了个败仗差点自杀,幸亏湘潭那边又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就往岳阳这边开进,在岳阳这边又有些反反复复,之后就下到长江,胡林翼就没有一路跟随他,他更多的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他主要活动是在常德那边。他没有跟曾国藩的湘军主力共同进退,在这期间,三月到十月,胡林翼作战的次数不是特别多,战功可以说没什么可吸引人的,一些民间人士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像在常德,因为太平军在夏天的时候,曾经反复骚扰,甚至短时间占领过常德,后来曾国藩就派胡林翼往常德这个方向去,驻扎常德。胡林翼驻进去之后,就接管了当地的军事、民政,都拿在自己手里管。军事呢,因为他去了之后,太平军还没有立即反扑,所以还没什么军事可言。但是在他的管制之下,他处理一些事情的做法,让当地的人就有一些看法。

当时有一个人写了一个笔记,上面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常德桃花溪某地,一个地主和一个佃农发生矛盾,可能是因为收租产生一些经济上的问题而发生冲突,然后呢,地主就以通匪抢劫的罪名,去举报那个佃农,诬蔑他跟太平军有关系,随这个状纸还送了一笔钱给胡林翼。这个笔记里面就写,钱多,胡道台胡大人立即就准了这个案子,把那个佃农捉过来就杀了。他用的词叫“金多效验”,钱一多效果就来得快,然后呢,这样的案子办了还不止一起,也就是说胡林翼要收钱,不顾一切在当地通过各种方式。但是这种事情,我们现在也只有一面之词,胡林翼是不是真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敛财,不能肯定,也不好否定。但至少这个证据,因为这个人他就是当时的人,笔记也是他自己的,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我们得这样认为,胡林翼在常德期间确实有过这样的事情,只是这种案子也许不像笔记里面所说的,真是完全被冤枉,或者是不是就像他描述的那样,因为他用的言语比较简洁。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也许胡林翼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收人家的钱,可能更多的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他这个军队。他在湖南境内那三百人,又慢慢扩充了一些,现在差不多有七八百人,他为了这个军队而这样做。因为,虽然湖南那边会给他钱,但是也有不及时的时候,也有不足数的时候,所以,他总会缺钱。那么缺钱就得想办法,胡林翼在后来即使当了湖北巡抚,他也说过,筹饷说白了,就是不要脸,就是不要讲什么道理,不要讲什么人情,就是这么一个很脏的事情,只是我愿意去做这种事情,你们要骂我也好怎么也好,我也懒得管。所以说不定他这会儿在常德,就已经开始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部队筹集经费。

在办了一些冤案,收了一些钱之后,这个常德人又记载了七月份接下来胡林翼的事迹。他说,七月份太平军还没有来,胡道台(因为当时胡林翼是道员,他的职衔是道台)身在常德,“心实畏粤兵”,就是他心里挺害怕太平军的,听说太平军有可能进攻常德,他就借口去找钱,去找人家捐款,离开了常德,“青衣小轿”,说他换了便衣,乘着轿子离开了常德。根据胡林翼的年谱,他是到澧州,去找蔡家要钱,蔡家是他的世交,是他的好朋友,到蔡家去,看能不能从他家找一点钱出来。可是就没有说他离开常德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听到太平军要来进攻,这又是一个悬案。胡林翼这样的人,将来会成为湘军的元老,他难道在这个时候,就因为听到一些风声,就赶紧离开这种是非之地,就不敢与太平军作战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根据接下来一段时间,还出现过一两次,就是作战的时候不够勇猛,有一点胆怯的嫌疑,似乎也可以说,这个常德人的观察和记录是比较客观的。在说他这个害怕作战之前,我们先讲一讲接下来几个月他的一些行踪。

没多久,武昌第二次被太平军攻破,同时胡林翼在这期间还升了一些官,从道员升为四川按察使。因为武昌第二次被攻破,巡抚、布政、按察使这些人,死的死,跑的跑,那么他又被紧急调为湖北按察使。在战争年代,升官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湖北按察使,按道理你办公得在武昌,在湖北的省会,可是现在省会被敌军占领了,再让你做按察使,那你到哪去办公呢?那你办公之前是不是先得把办公地夺回来呢?所以一般很多人,那个时代的人,害怕皇帝给他下一道旨,让他到备战区去担任什么官员。胡林翼做了这个按察使,没有官署,没有经费,也没有手下,甚至当时连印信都找不到。因为原先那个按察使出事了,那个印信暂时下落不明,可能还在武昌城里。他就是一个光杆的高级官员,当然幸亏他现在手里还有一支军队,他比那些纯粹的行政官员,从外省调到这里,孤身一人,边上没有人护卫,然后让你去敌占区担任一个官职,比那种人还是强一点。

湖北官场这个时候的情况,总督杨霈,驻扎在广济,广济在什么地方?湖北东部,就快要跟江西接壤的一个地方,离安徽也很近,等于就是湖北的边疆。武昌在湖北的腹心地带,你总督怎么到那里去了呢?因为杨霈这个人很怕事。他在咸丰三到五年之间,虽然手下有一万多人的军队,但是他几乎没跟太平军交过战。他只要听到太平军大概在湖北东边来了,那么他就往西边、北边跑。如果四川那边有些乱的消息传过来,他又往东边跑。从河南那边过来,如果有土匪呀,或者什么人,他就往南边跑。南边武昌府下面的通城、崇阳这些地方,如果有事情发生,他又往别的地方跑。他现在就躲在广济。另外还有一个有实权的人就是官文,他是荆州将军,他在湖北的西边,荆江一带,也手握重兵,但是他也不往武昌这个地方来。那胡林翼一个按察使,几百上千人的一个军队拿在手里,你让他这会怎么办呢?去收复武昌吗?应该是要去收复武昌,可是,他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收复武昌。他就在这期间,在这么几个月,在湖北又游荡了一阵,碌碌无为。当然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会他离湖南很远了,已经完全出境了,不在湖南境内,湖南那边的军饷粮草的接济,也不会那么及时。没有钱的话就尽量少动为宜,军队一动就需要钱,所以他在那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无所表现。

到了这年的年末,终于有一个做业务的机会了。当时曾国藩在江西,湘军正在攻打九江,但是久攻不下。因为九江面临长江,在长江南岸,东边就是鄱阳湖,鄱阳湖的边上有个战略要地叫湖口。你要攻打九江,首先在长江上,你要控制九江面临长江的那块区域,然后在南岸,在陆地上你要围住这座城。可是你围住这座城的东边,它紧挨鄱阳湖,你如果不能控制鄱阳湖,那围兵在九江和鄱阳湖之间那一块狭窄的地方,人家很容易就从鄱阳湖过来攻击你。那么你为了控制鄱阳湖,就不得不去占领湖口,你占领了湖口,把水师派到鄱阳湖里面,你就可以肃清九江的外围,可以一心一意地攻打鄱阳湖的敌军。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湘军要打九江,可是湖口被太平军控制,所以曾国藩派了很多人去进攻湖口,人手不够,就说胡林翼别在湖北待着了,因为一时半会儿估计你收复不了武昌,也没什么建树,那边毕竟还有总督有将军,人家大兵都在手里,让他们在湖北弄着,你先到江西这边来,帮我打湖口。胡林翼呢,很高兴,赶紧带着人就往江西去了。可是打湖口呢,他那个时候的战斗力不强,那个部队也不是很厉害,湘军那个时候的塔齐布、罗泽南带的都是劲旅,当时胡林翼所带的部队根本算不了什么,去到那里最多也就是显得人多势众,做一做样子。

这个时候,陈玉成,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军事天才,要解九江之围。怎么解九江之围呢?湘军围住九江,太平军就去打围住九江的湘军吗?这是最笨的办法,陈玉成不会用这种办法。他要解九江之围,但一兵一卒都不派往九江附近。他干什么呢?他派兵去骚扰湖北,骚扰江西腹地,他打到汉阳,威胁要进攻武昌。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这个时候,咸丰五年(1855)正月的时候,武昌第二次被占领,但是太平军主动退出,因为不符合他当时的战略。可是第三次,陈玉成这边又来了。武昌一座这么重要的城市,你不能像玩具一样夺来夺去呀,所以湖北一下就紧张起来,那么胡林翼就得回去。他在江西腹地骚扰的话,那么湘军,包括江西省的军队,你也要派很多军队去应对,这么一来,你九江湖口的围师,就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能专心。这样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陈玉成再突然派出救援九江的部队,和九江城里面的守军里应外合作一个配合,城里的打出来,城外的往里面打,把围住九江的湘军挤在中间,去冲击他们,这样就很有可能让湘军的围师崩溃。这就是陈玉成的办法,他要救九江,但是他根本不往九江去,他先去打武昌,到江西腹地,像义宁啊那些地方去骚扰。当然九江的围师也没有立即崩溃,但是至少他攻城就不力,围城也围不严,所以九江里面的守军,也没觉得有多大压力。你就是每天在我城底下,外面的接济我照样有,我从鄱阳湖可以过来,你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我就是不能出城而已。湘军士兵也觉得可以,反正在这也有钱发,也不用每天心急地去攻城,去死伤那么多人,就耗着。

两边都在九江地区耗着,可是前面说了,陈玉成的军队打到汉阳,打下了汉阳,那么武昌就很危险,这就不是耗不耗的问题了。但是武昌呢,因为已经两次失守了,城里面的这些官员、守兵、民众,早已是惊弓之鸟,一听到有一些风吹草动,大家想的就是同一件事——逃。所以当汉阳被攻下没多久,太平军几乎是没开一枪一炮,就占领了武昌。可是占领的是一座空城,几乎是空城。当时唯一值得表扬一下的,就是武昌城内巡抚陶恩培和武昌府的知府多山,这两个人文人出身,从来没作过战,但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一直守在武昌城内,最后两人双双自杀。我们要知道太平军起义以来,到现在这么几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太平军所经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官先不要说有效地抵抗,像陶恩培他们这种,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地方官,确实还是不多见的。湖北巡抚有两任,一个叫崇纶,一个叫青麟,就是因为在太平军攻城的时候跑了,后来都被皇帝处以死刑。也就是说武昌这个地方,再去做它的地方官,做湖北的长官就越来越危险,不像别的地方一样,敌军一攻过来我就借口跑掉什么的,等敌军走了我又回去收拾残局,最多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降级、革职、留用之类的,给这样的处分。现在不是这样了,好像在湖北这个地方,你不能够随便放弃了。因为这些巡抚死的死杀的杀,出了这么多情况,所以胡林翼这会儿也有些忐忑,因为他现在是湖北的官,是按察使了。但是他也不敢去进攻,他从江西回到湖北,太平军正在进攻武昌,他就琢磨我该驻军在哪个地方。按道理,人家要进攻你的省会了,你是不是应该把军队放到城里帮助守城呢?这是最平常的道理,而且你又是湖北的地方官,你责无旁贷,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你有兵力,你有一些别的办法,也有能力去实施。你去骚扰太平军的围师,从后方去攻击他们,让他们崩溃,从而没办法继续进攻武昌,这是一个办法。可是以胡林翼当时的那个指挥才能,以及他当时所掌握的那支力量不是很强的军队,你让他去做这种事情,那等于是自杀。可是胡林翼不想自杀,他又不敢去守城,他就用了第三招,王闿运评价他这一招,叫“守便宜”。什么叫守便宜呢?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灵活的位置,伺机而动,便宜行动,他以守城为名,驻扎在武昌城外。万一太平军进攻迅猛,飞快占领武昌城,那么,他就不用与城俱亡,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实力;万一太平军不想进攻武昌,而是要进行这个飙掠,用这种飙掠的战术,或者有更多的更强的军队来保护武昌了,那么他这会就进城,参与到守城的大部队里面去。如果城也守不住,太平军又来追杀他,那他因为这个位置好,靠在江边,四通八达,跟水师在一块——当时跟彭玉麟在一块,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也能跑掉,所以王闿运说他是守便宜。

当时曾国藩还派了一个副将王国才,从江西跟着他回到湖北。王国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斗指挥员,他当时跟胡林翼一块,胡林翼说我们就屯居城外,他就很不理解,当然,胡林翼可能用了一些别的话给他敷衍过去。哪知到了二月,武昌成了一座空城,被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王国才当时还不知道太平军占领武昌,一天晚上他带着一小部分亲兵,攀着绳子进了武昌城。进城之后,发现这个城市挺怪,没什么人,好不容易看到一处大的房子,里面有些灯光,有些喧哗,他偷偷摸过去一看,原来是先入城的太平军,几十个太平军在那里庆祝呢。他二话没说,赶紧带领他的清兵,把这几十个太平军给杀了。但他还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城到底是被太平军占领了,还是在巷战阶段,还是有清兵在里面跟太平军做最后的搏斗。他带着他的清兵,在武昌街头走了很多地方,还是没明白这座城市怎么回事,惶惶不知所向,不知道该往哪去,他也不敢留在里面。如果军队够多,如果他们这次和胡林翼从江西回来,三四千人的军队都在里面,都入了城,他可能可以布置,至少可以布置防卫工事,组织群众来防守,应该还可以。可只有几十个人就不敢在武昌待了,然后他沿着绳子又出了城。他回到营中,见着胡林翼,指着胡林翼就是一通大骂,说你这胆小鬼,你看你误了多大的事,武昌这么一座空城,太平军没费多大的力,也没用多少兵力,人家就这么轻松得到了,咱们要是早一些,刚从江西回来就入驻武昌城,可能情况比今天要好一点。胡林翼心下有愧,被他骂了一通,也不辩解,但是情绪破坏了。王国才就率领自己的军队,驻扎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在武昌附近,胡林翼就继续跟彭玉麟的水师相伴。

上面说了这么几件胡林翼在他发兵初期,可以说是他的糗事,滥刑、贪财、怕死、避战,这任何一条都不应该跟湘军的这些大佬,特别是胡林翼这样的人联系在一块,好像不太合适,只是,这确实是事实。

胡林翼到这会儿,我们如果要去仔细探究一下,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胡林翼当时没有真正的责任感。他在贵州任知府的时候,虽然知府的官不大不小,但是他有责任感,他有一个确定的辖区,他有很明确的,归他管辖的民众,有自己的办公机构,有自己的领导,有自己的下属,他是在一个成形的系统里面,那么运作起来,就比较有把握,所以他做很多事情,他知道做得好会如何,做得不好会如何,所以他的责任感保持了。可是自从他离开贵州,到了湖北这么一年多时间,第一,指挥他的人,就是调派他作战的人变来变去,然后作战的方向,也是忽东忽西。第二,给他的支援也是时有时无,时多时少。第三,在这期间,虽然他升了官,可是他本应去办公的地方,却是一个战场,他根本没办法接近那里,他手中掌握的这个武装力量又不够强。他自己虽然在贵州有一些剿匪的经验,但是那个毕竟是官军剿土匪,这个太平军不是匪,太平军是跟你门当户对的敌军,甚至比清军更强。以前他是强势的官军,现在他在太平军面前,总觉得自己比较弱势。就这么些情况,让他很难拥有责任感,所以能躲一天躲一天,能避一处避一处,先别把命丢了。我想这个时候,这一年,他的心理状况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境因素就是,湖北官场的风气太差了,上至总督,下至一般的知县,很难找出一个平时专心做事,战时以身报国的人,这跟当时的湖南成为鲜明的对照。就是说咸丰四年(1854)这一年,太平军来进攻的这段时间,绝对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为湖南的省会也曾经被猛攻,城墙都被打塌,打出缺口,但是,省会没有失陷,然后在岳阳,在湘潭,在靖港,特别是在湘江沿线,以及湘南衡阳、郴州这些地方,湖南的军队与太平军,你来我往,虽然不说哪边立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少,不认输,跟他继续战斗。这是咸丰四年的湖南,可是咸丰四年到五年(1855)的湖北,甚至从咸丰二年(1852)开始,省会竟然被占领了三次。然后遍地土匪,这是按他们的说法,其实应该不叫土匪,应该是湖北各地的民众,响应太平军的到来,揭竿而起。用胡林翼后来当巡抚的话来描述就是“民仇官而官又仇民”,民众和官僚互相仇恨。民众为什么仇恨官僚?因为官僚盘剥他们,欺压他们。官僚又为什么要仇恨民众呢?因为民众起来造反,成了他们口中所说的贼呀、匪呀,不能叫民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这种导火线一点的话,整个湖北,特别是湖北东南这边区域,跟长江接近的区域,更是风起云涌。所以,湖北的官场风气,在这两年的表现很不好。像上面说的总督会避战,将军也会避战,巡抚除了一个陶恩培自杀的,其他的都跑了。最有意思的是,前面说的那个青麟,他带了十多万的难民,从武昌城带着他们往长沙去,往湖南去,说要请求湖南援助。你是邻省的最高长官,你不好好布置他们,安排他们,或者去找一个避难的地方,或者去训练他们成为军队,去跟敌人作战,你带领他们到邻省去乞讨。当然青麟那个人,他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他这种做法,一个省的行政长官,在碰到敌军围攻省会的时候,弃城而逃,但是也不是自己逃,带着民众一起逃,逃到邻省去要求救济,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那么胡林翼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想,我一个小小的按察使,我难道要去出头走在最前面吗?所以可能是也有这样的想法,让他的责任感不会那么强,直到在武昌第三次被占领之后,北京下了一道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他这才觉得,以前那段时间逐渐要消散的责任感又回来了。署理湖北巡抚,就是湖北一省的最高长官,那你现在再想守便宜的话,第一是自己内心可能也过意不去,第二就是前面两任巡抚的下场,你又不是没见着,你要是也学他们再退一步,说不定你也被拿问斩首。

王闿运分析说,胡林翼得了这个巡抚之后他的态度就变了,作战更勇敢了,筹饷也更有效了,然后平时跟人说话,跟人沟通讲的内容也不一样了,包括他自己也真的不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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