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非"买"不能读:知识分子按捺不住的购书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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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作者:胡悦涵,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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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

——(清)张潮:《幽梦影》

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

——鲁迅:《致赵家璧》(1936年7月7日)

作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知识分子与书籍之间的天然结盟由来已久。在知识分子看来,买书与借书截然不同。书籍只有被购买后成为个人私有,才能感受到独有的快乐。夏丏尊坦言积累书籍的过程给人带来快感。

我不喜欢向别人或图书馆借书。借来的书,在我好象过不来瘾似的,必要是自己买的才满足。这也可谓是一种占有的欲望。买到了几册新书,一册一册地加盖藏书印记,我最感到快悦的是这时候。……据说,任何爱吃糖果的人,只要叫他到糖果铺中去做事,见了糖果就会生厌。自我入书店以后,对于书的贪念也已消除了不少了,可是仍不免要故态复萌,想买这种,想买那种。这大概因为糖果要用嘴去吃,摆存毫无意义,而书则可以买了不看,任其只管插在架上的缘故吧。

因此,即便可能会遭遇书商的种种伎俩,知识分子在买书方面仍然十分慷慨。经济条件充裕的知识分子自然不缺买书之钱。在沪江大学任教的蔡尚思“由于沪江大学教师住宅宽大,我一到校,便购许多大部头的图书,并添了不少家具”。叶公超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期,“北平北京饭店楼下Vetch的书店,上海的别发公司,都是他经常照顾的地方。做了图书馆长,更是名正言顺的大量买书”。更有少数家境殷实的知识分子在买书方面有高于常人的要求。自从有新文艺出版物出版以来,不论是刊物还是单行本,谢澹如都必定每一种买两册,一册随手阅读,一册则收藏起来。

赵景深与昆区研习社合影 前排左二为赵景深

而那些经济水平中下的知识分子生活并不宽裕,他们的买书开支占据其日用开支的相当比重。王伯祥于192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后,“纂辑余闲,惟亲简编,不数载而积书盈室,上帖承尘,旁障素壁者,皆节用勤搜之所获也”。随着子女之增多,家累之日重,经济水平可以说是日渐下降,然而他的购书癖却也日渐养成了。赵景深的儿子赵易林回忆:“父亲一生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他的收入除家用外,多半用于买书。”夏丏尊也谈及,“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书”。朱生豪做翻译时,月薪70元大洋,“按月给大姑母三十元钱,余下的除了必需的生活费用,几乎都花于买书”。柔石来上海之前就已经“买书的欲望很烈,有钱,不是付饭费,就买书了,因此经费更形窘迫!”初抵上海时,尽管得到《大同日报》每月20元的接济,但“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此后经济状况好转,“每月收入约四十元”,但“书籍每月总要十元(一星期前,我买了一部大书,价就十八元)”。尽管买书时常给这些经济水平中下的知识分子带来生活窘境,然而他们又无法割舍对书的喜好,因此时时感到买或不买的两难处境。阿英道出了个中滋味:

旧书的价格都是可观的,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而癖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瞻仰前途,我真不知将如何是了!

夏丏尊先生及夫人墓

有的知识分子甚至因为买书而同妻子发生争吵。尽管妥协的时常是知识分子本人,但对书籍爱不释手的读书人之天性使得他们在面对好书的时候,无法抑制将其收入囊中的欲望。

虽在极穷困的时候,我宁可把吃客饭、坐电车的钱省下来买旧书看。为了这件事,妻几次同我吵过。其实屋小,没处去放,我只得答应妻以后决不再买。可是这信约守不到三天,又给我破坏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在旧书摊看到了合意的书,仍是不肯不买。

面对用自己辛劳所得的积蓄换来的一部部书,知识分子也难掩背后之艰辛。在买书上开销巨大的郑振铎就感叹这些书的来之不易:

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馀。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

读书会是在20世纪30年代青年中相当流行的形式。工厂、学校、大商店都曾有过这组织。这些知识分子采取多人筹措的方式共同买书,相互借阅,集体阅读。他们要么初入职场,处于社会中下层,其经济状况难以支撑买书,要么是对眼前的现实环境感到不满。30年代身为上海一家邮政局员工的唐弢因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于是“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参加者有学徒、店员、邮差……办法是每人每月出二毛钱,集合起来买书,轮流阅读,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朗读,大家屏息静听”。

当代的社会学者认为消费文化系指现代社会中透过消费以达到身份分化和市场区隔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的品味不仅反映消费者的社会位置(年龄、性别、职业、族群等),而且也反映了消费者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的生活方式。”越是社会上层的精英分子,越倾向于透过消费的形式,亦即购买特殊的商品,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地位,于是形成特殊的消费文化。作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无论是家财万贯还是两袖清风,知识分子都不遗余力地购买各种书,以显示其占有文化资本的正当性。然而,在书籍的消费过程中,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不仅经济条件较为优越,无衣食之忧,而且他们从事的职业也多半处于文化资本场域的上层,双重的有利条件使他们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书籍消费,而且开始将原本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视作象征稀缺资源的收藏品以满足其高于常人的占有欲。这种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书籍消费行为由于局限在小众的精英阶层范围内,固化了他们自身亚群体内部的认同感,使他们日后更加倾向于“阳春白雪”式的知识积累与文化传承。而经济条件较差的中下层边缘知识分子则在买书过程中时时遭遇道德伦理上的自责,这种自责让他们更加感到世道之艰难与书籍的来之不易。他们的经济条件使他们在文化资本的占有上输给了上流精英知识阶层,从而导致他们日后转向普罗大众,倡导走出书斋、学以致用、改变社会的身体力行之道,此即现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与边缘知识分子渐行渐远的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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