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一百年前,成都的"年味"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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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作者:王笛,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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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成都,也就是晚清民国初期,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范畴内过春节,如家庭、邻里和社区。春节既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大众文化最完全的表达。

节日期间,街头展示新的面貌,卖门神、“喜钱”、香烛的小贩在街上摆摊吆喝。“喜钱”是一片片红纸,又称“喜门钱”。节日给成都手工匠“极好机会去证明他们的传统技术和价值”。

据这个时候来成都的传教士记载:沿街的房屋和商铺也带给城市节日的气氛,春联和圣谕贴在门上,“每扇门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尘埃一扫而净,还贴上五张红纸做成的‘喜钱’”。带装饰性的对联一般在春节前贴出,表现了主人的心愿。

另一记录称,人们还在门神前焚烧喜钱以求来年发财,称“火烧门前纸”。这些活动也出现在竹枝词中:

家家门户焕然新,

都贴喜钱扫俗尘。

红纸五张装体面,

柴门也自见新春。

“买卖对联”,王弘力画《古代风俗百图》

据英文《华西教会新闻》(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记载的1905年春节时的成都:

在街上人们都带着笑脸,挥动着宽大的袖子,行人都停下相互问候。穿着绸长衫和戴着红流苏帽的仆人忙着分送其主人的贺卡,店东们踌躇满志地漫步街头,小儿们手戴镯子和挂着狮子、金佛像等饰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三两两的小姑娘们,穿着五光十色,面色粉红,头发扎向一边,额前飘着浏(刘)海,真像仙女一般。

春节期间人们喜欢户外活动。这时春天快要来到锦江河畔,穿着一新的男女们在街上互致节日的问候,如竹枝词所云:

锦江春色大文章,

节物先储为口忙。

男客如梳女如篦,

拜年华服算增光。

放鞭炮是节日期间最重要的娱乐,成都竹枝词也有描述:

街头爆竹响愁人,

肖像桃符彩换新。

堪笑成都迷信久,

年年交替说门神。

下图选自傅崇矩《成都通览》(1909~1910年印),题目是“烟火架”,图上的说明称:“火炮铺所造,形势恶劣。然商家开张,必藉此以聚客。每放一处,则阖城观者,均蜂至矣。实无谓之事。”我们可以看到,傅崇矩对放火炮很不赞同,透露了改良者对许多传统习惯的批评态度。

《烟火架》,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大年初一早上人们相互拜年祝福,然而也有许多人将“贺春名签,多贴大门,不见主人而去”。

“拜年”,王弘力画《古代风俗百图》

春节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他们也使这个城市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儿童行乐及新正,

击鼓敲锣喜气盈。

风日不寒天向午,

满城都是太平声。

扯响簧是过去春节儿童最喜欢的玩具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十分流行,可惜今天一般只有杂技演员用作表演了。据《成都通览》:“响簧以竹为之,用绳扯之,其声甕甕。小儿过年,争相购买。每逢腊月十六日起,四乡之业是者,均入城开售。”这里也说明此类物品,大多由乡村农户制作,然后入城销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的依赖关系。

《扯响簧》,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各种民间艺人在街头表演,据称是:

清唱洋琴赛出名,

新年杂耍遍蓉城。

淮书一阵莲花落,

都爱廖儿《哭五更》。

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人们习惯性地“偷”邻人菜园的蔬菜作为晚餐,当地称之为“摸青”。如果说平日这种行为是非法的话,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摸青”则被视为理所当然。

店铺一般在大年三十关门,春节后开门时间取决于其经济状况和所择“吉日”。一些小铺在初一便开门营业,大部分在初五,有的甚至迟至初十五。

当春节后店铺重开时,都要敬财神、放鞭炮和在匾上挂绸。一些大店每天多下一个门板,称“提门”,直至若干天,甚至十几二十天后全部门板下完,称“大开门”。

当大多店铺关门贺年时,小贩却迎来了一年中生意最兴隆的时刻,他们向街上的行人兜售各种水果、坚果、糖果、脸谱和图画等。各类工匠、生意人都利用春节展示和销售其产品,如衣服、食品、民间工艺,以及如火炮制作等技术。

春节也为曲艺、杂耍等江湖艺人提供了演出的舞台。因此,春节的活动亦是城市繁荣最重要的表现。

街头杂耍艺人,工笔画长卷《老成都》局部,孙彬等绘,1999年

庆祝节日总是夹杂着宗教崇拜仪式。当春节临近,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人们拜灶王爷,据说灶王爷在年前要上天去给玉皇大帝磕头,在除夕返回,人们则彻夜不眠,曰“守岁”。大年初一清晨,各家各户、各商店开门迎东来的财神。各店铺都换上了新门神,将店内的尘埃扫除一净,以把过去一年的不幸一同抛弃。

传教士J.韦尔(J.Vale)注意到:“在众神中,门神为主,其为各阶级所供奉。”下图是1912年《通俗画报》所画成都鲍公祠的大门,上面的门神清晰可见。

鲍公祠的门神画,《通俗画报》,1912年

节日期间,家家户户都备酒和鸡供财神和土地神,烧香磕头,说吉利话,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

只鸡尊酒算奇珍,

祭罢财神又土神。

只恐旁人忘忌讳,

不祥语至最堪嗔。

正月十五后,人们聚集南郊举行“迎喜神”的活动。由此可见,大众宗教仪式成为人们节日庆典的重要部分。

如果春节期间遇到下雪(这在成都是很难得的),人们更是欢欣鼓舞,欢迎瑞雪,有的会做一雪人以锣鼓送到邻家,称“送雪童子”,这是给那些没有子女的家庭最美好的祝福。这种送童子的活动,最能反映邻里关系,表现了同一社区人们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纽带和感恩心情。

春节不仅是家庭的重要节日,也是社区的重大活动。在正月初九,当人们敬“文财神”(又称“赐福天官”)时,各街的街首便开始办会(又称“上元会”),沿街向各户“化钱”。用筹来的钱在街上搭拱形的“白果灯”,下面可敬神和演灯影戏。这也是人们“求福”的一种形式。各街还会举行一次全部街众参加的盛宴,并资助狮子龙灯表演。

元宵节“灯会”,王弘力画《古代风俗百图》

节日期间,街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灯笼,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实际成了一个“灯会”。这期间,无数美丽的彩灯装饰着成都,人们眼前是一片壮丽的景象。一名传教士写道:看灯的人们“拥挤在节日的街头,各街举目皆由粉红和红布妆裹”。节日的灯笼成了街头文化的一部分。灯笼一般由各色绸子和纸做成,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绘有各种花和动物等图案,人们用其来装饰门面。

在主要的大街,“搭有横跨街头的台子,每隔一段一个,上有寓言中的人物,放有许多盆栽的花卉,有灯、烛和镜子”。还有许多用竹子做成的动物形象,如大象、狮子和梅花鹿。

灯会吸引许多观众,正如一首竹枝词记述:

元宵灯火敞玲珑,

锦里繁华入夜中。

最是无知小儿女,

出门争看爆花红。

同时,一个灯市在府城隍庙和科甲巷各街举行,真是“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许多男人也借机上街看那些穿着鲜亮的女人,一首词讥讽道:

六街莺燕带娇声,

朵朵莲花数不清。

到底看灯还看妾,

偎红倚翠欠分明。

灯会中最热闹的是耍“龙灯”,又称“烧灯”。下图来自《成都通览》,图中说明称:“正月初九日方出灯,十六日止。乡间则放花炮,烧灯甚多。”这些龙灯用彩色的长布做成,有头有尾,由两人舞狮,十余人舞龙。随着爆竹声进行的表演总是吸引人山人海般的观众,他们从一条街到另一条,所经之处,观众投钱以示嘉奖,这个表演一般持续至半夜。

《耍龙灯》,傅崇矩:《成都通览》,1910年

这种活动是“岁岁皆然”,到民国时期,例如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据《国民公报》的描述:“龙灯、狮戏亦各十数部,所经街道,倾城夹观,左右如堵,亦有空巷之致。”

除此之外,耍龙灯者还应邀到一些富人的公馆表演,如果表演精彩,他们得到赏钱和“挂红”。巴金在其著名的小说《家》中对此有生动描述:

锣鼓不住地响着,龙灯开始舞动了。这条龙从头到尾一共九节,是用竹条编成的,每一节中间插着蜡烛,外面糊了纸,画上鳞甲。玩龙灯的人拿着下面的竹竿,每个人一节。前面另有一个人持着一个圆圆的宝珠。龙跟着宝珠舞动,或者滚它的身子,或者调它的尾巴,身子转动得很如意,摇摇头,摆摆尾,或者突然就地一滚,马上又翻身过来,往另一边再一滚,于是很快地舞动起来,活像一条真龙在空中飞舞。旁边的锣鼓声正好像助长了它的威势。

巴金还描述了观看者是怎样故意朝着赤膊的玩龙灯人发射火炮,龙灯着火,后者不得不忍受被灼的疼痛。

一些精英指责这是一种“恶习”,因为这个活动经常导致伤人和火灾。巴金也借用小说中主人公的话对此严厉地批评道:“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

虽然这个批评反映了新知识分子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但也暴露出他们对传统民间活动的鄙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足为奇,它反映出当时新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倾向性,类似的指责几乎在精英的文章中比比皆是。

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城市时指出,传统中国城市居民没有“社区意识”,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家乡(通常是农村)看成最终归属地,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发展。

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从上面成都的春节庆祝活动来看,韦伯是大错特错了(罗威廉的两本关于汉口的杰作也证明了这点)。不过根据我的观察,由于现在城市不断的拆迁和重建,人口流动的加剧,传统街坊邻居的消失,再加上商业化和全球化,人们的城市自我认同和社区意识,今天倒是真的削弱了。

在过去的城市的春节庆祝活动中,社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现代化的冲击、居住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增加,削弱了社区的角色,社会日益原子化、流动化,庆祝春节逐步演变为一家一户的行为,人们的社区纽带基本上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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