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操的再翻案:唯才是举的阴谋与徐州屠杀的秘密

文史宴02-03 09:45 跟贴 920 条

这70年来,对曹操的翻案已经大大的过头了。固然,曹操被设计成舞台上的大白脸,有其脸谱化、片面化的一面,但是把曹操说成大英雄甚至大圣人,那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曹操的“功”已经有铺天盖地的文章在大说特说了,本文主要谈谈曹操的“过”。

无论演义还是历史,曹操都有一个公认的评价:“奸雄”。在我们普世的价值观里,他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色彩的人。喜欢和不喜欢他的人,总能说出各自的理由,不过,任何片面的理由,都不足以给曹操盖棺定论。因为这种矛盾性本身,与曹操这个人物的“魅力”,恰是他在公众视野下的AB两面,而且越是矛盾,“魅力”越大。所以,要谈曹操的矛盾性,先要谈谈曹操的魅力。

曹操的魅力在哪?《三国演义》的主要素材库——裴松之注《三国志》已经给了答案。这本晋人陈寿编写,南朝宋裴松之注解的史书,如果只看陈寿的本志,你会发现他笔下的曹操就好像某某联播里那样,大部分都是高高在上的正能量,整体形象是完全正面乃至过度修饰的。而裴松之引用的丰富史料,恰恰让陈志中那个高高在上的“曹操”一下子变得亲切又立体起来,经过《三国演义》的整理加工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超世之杰”真实的处世姿态:既有丰功伟业,又有七情六欲,既有雄才大略,又有阴谋诡计。

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如今任何一个小说、影视剧都想创造、却很难做到的。而那些 “贬低曹操”的记录,也满足了大家对这类“历史明星”的八卦心态,有些内容在今天的价值观看来,反而体现出曹操的真性情。如此“真人秀”一般的人物展示,再加上名家先贤的研究推崇,造就了那个万人瞩目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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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罪交缠的曹操

如果说今天曹操依然健在,那么他相当符合“成功”的标准。但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又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大部分人一生都在这个矛盾中追求平衡,即所谓“中庸”。

曹操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时代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褒奖和猜疑,然而他的一生功也赫赫、罪也昭昭,丝毫不受“中庸”的限制,所以他绝不是我们主流文化里推崇的“圣人”,即做人的标杆。

这就导致在历史的角度评价曹操,我们只好选择俯视的视角。

正所谓“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假如曹操生活在今天,也许一辈子都是一个“纨绔子弟”,最多就是个“国民老公”乃至“国民爸爸”。但是,当他在乱世中选择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后,他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扛起整个国家命运的人。在这样宏大的历史使命之下,曹操的功与过,必须接受客观的评价。

曹操的功,自然是统一北方、平定乱世,这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甚至是抬高过分了,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谈谈他的过。

1.唯才是举”的阴影:不简单的《求贤令》

提到曹操的功绩,“唯才是举”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然而这真的是他的功绩吗?

曹操在创业初期,的确任用了很多出身不同、个性迥异的人才,但真正的“唯才是举”是210年春天的《求贤令》提出的,指举荐人才不论品行出身,只论治国强兵的本事。

但是当时的曹操已经统一了除凉州以外的北方地区,早年他启用的各类人才早都身居要职,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期刻意强调“唯才是举”呢?为了便于后文分析,现将《求贤令》搬运如下: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如果认真阅读这段命令的内容,不难发现其口吻激切,明显是在针对“取士必廉”的观点。

我们知道,曹操早年起兵的人才,除了以宗族武将为核心的梁沛地方势力之外,许多都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而其中的代表人物荀彧,更是以举贤闻名。大部分经他举荐的人才都德才兼备,但也不是没有“唯才是举”的例子,譬如曹操最钟爱的郭嘉。

那么,“取士必廉”的现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谁持这样的观点呢?

答案是崔琰和毛玠。在《求贤令》颁布的前一年,丞相掾属和洽曾经上书,认为主管举贤的毛玠、崔琰为人忠清俭素,但把这一点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会形成盲目效仿的虚伪风气,偏激且不通情理。而在崔琰和毛玠的传记里,对二人刚直方正的记载赫然在目,尤其是毛玠,他的朴素作风在当时的确影响广泛。

曹操对崔琰纯是利用

曹操对此的态度表面也是“支持”的,可是七年后,当曹操以魏王的身份接受天子仪仗后不久,崔琰和毛玠都莫名其妙的被冤枉致死。所有这些,难道仅仅是巧合?又或者仅仅是曹操年老多疑,因为一时的猜忌而杀人么?

事实上,如果把《求贤令》放到曹操代汉的大背景中去看,这些疑问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三国志集解》中卢弼的说法,我们明显能看到,曹操从208年已经开启了从“汉相”到“汉贼”的步伐,直到218年、219年因为受到刘备、关羽北伐的阻挠,这才宣告了代汉称帝的计划失败。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假意以周文王自比,把代汉的任务留给曹丕,然后与世长辞。

那么,曹操既然要建立新的王朝,自然要和那些维护汉室的力量作斗争,而这股力量恰恰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汉末士大夫。荀彧、荀悦、毛玠、崔琰、孔融等等虽然拥汉原因不同,但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守护汉室的中坚力量。

荀彧与曹操最终反目

他们的武器,正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舆论,其对人才的考核标准,最强调德行修养。当时常见的入士途径“举孝廉”,指的就是品行孝顺而又清廉,足可为证。在这样的环境下,毛玠和崔琰对人才渠道的控制,就成了曹操代汉的绊脚石。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便他们二人没有“谋反”之意,曹操也不得不清除汉室忠臣最后的权力阵地。

当我们结合和洽的上书,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再来看这个《求贤令》,其实更像是针对毛玠、崔琰二人的“婉言”批评。

也就是说,曹操不是纯粹的求贤若渴,也不是纯粹的改革弊政,而是把求贤令作为打压异己的手段。而且在《求贤令》之后,曹操还先后发布了两道求贤命令,分别是《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两道命令颁布的时间,分别对应曹操代汉的两个重要步骤:

214年,曹操以魏公的身份被天子特诏位在诸侯王上,同年颁布《取士无废短令》; 217年,曹操以魏王的身份获赐天子仪仗,同年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两道命令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与“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一脉相承,这更加证明曹操倡导的“唯才是举”,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代汉称帝收买人心。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看《三国志》中曹操对崔琰毛玠的“赞许之词”,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当然,“唯才是举”的主张本身不一定全无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东汉的取士传统尽管注重德行,也并不排斥其他种类的人才,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官方是主张兼收并蓄的,只不过没有像曹操这样旗帜鲜明的提出观点。所以,代汉称帝并不是推广“唯才是举”的必要条件,“唯才是举”中可能的合理性,自然也无法掩饰曹操的篡汉逆行。

2.只是自我拯救:假公济私的夺权代汉

关于求贤令中的阴谋前文已述,这里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的是,曹操夺权代汉的具体进程,以及他的核心动机。

公元204年,曹操攻陷邺城之以后,整个冀州已入掌中。当曹操查阅户籍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兵役人口高达三十万,不禁大喜过望,于是他盯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将自己的大本营搬到了邺城,同时以朝廷的名义封自己为冀州牧。

根据《三国志》中荀彧的传记,这个时候有人提出,可以恢复上古九州的行政区划,而九州时期的冀州地域广大,这样曹操自己的地盘就会扩大,四方群雄必然宾服。

曹操对此非常受用。就在他即将同意的时候,荀彧认为此举会迫使许多新附之人献出土地,容易激起反叛,于是曹操不得不搁置了这个想法。

不过,当214年曹操成为魏公的时候,“九州制”还是实现了。那一年,荀彧去世。其实,荀彧反对“九州制”的原因,并不只是表面上改变制度的各种成本,而是“九州制”下的冀州在上古时期位于天下中央,在行政级别上相当于东汉的司隶校尉部,带有“京畿之地”的意味。

“冀”本身是“希望”的意思,而曹操正是在冀州的魏郡扩大之后,逐步建立了魏公国、魏王国。所以,204年的“九州制”提案,很可能就是曹操野心膨胀的证明。只不过,碍于当时的袁谭、袁尚、刘表等势力依然活跃,曹操只能听从荀彧的建议暂缓此事,

等到公元207年征讨乌丸之后,曹操放眼天下,除了那个行将就木的刘表之外,曾经威胁自己的大诸侯都已不再。于是他在208年六月,罢三公、称丞相、杀孔融、征荆楚,无非是要大权独揽,立不世之功,然后称公称王就更加容易了。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赤壁一战损兵折将还丢了面子,此后他就面临着外有孙刘、内有异己的局面,比称相之前的处境更加微妙。

赤壁之战对曹操的心态改变巨大

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元209年名儒荀悦去世,他生前有大量针砭时弊的著述,其中不少对曹操十分不利。承前文所述,那些守护汉室的士大夫,必然趁机借荀悦之书,对曹操掀起舆论攻势。于是,曹操从人才的选拔标准入手,打击以文化世家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这才有了210年的《求贤令》,同年他又颁布著名的《述志令》,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但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们并没看到有多少贫贱之才真的被“明扬仄陋”,而曹操也并没有表现出“身为宰相,意望已过”的谦逊,反而在213年成为了魏公,又逼死了荀彧。此后他便一路绝尘,积极筹备着代汉称帝,在此仅列举一些重要事件作为证明:

213年曹操进位魏公,立魏社稷宗庙,复九州制;

214年汉室诏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曹操杀伏皇后党;

215年曹节被立为皇后,曹操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216年曹操进位魏王;

217年汉室赐魏王天子仪仗。

更详细的内容都在《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第一》当中,可以看到曹操从208年称相以来,一直都在为代汉称帝积极准备,如果不是218年、219年刘备和关羽的军事行动夺取汉中、水淹七军,引得曹操治下多地叛乱,曹操称帝几乎就是水到渠成了。

所以,说曹操一辈子没有称帝,这还真要拜刘备所赐。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曹操在迎奉天子以后,的确受到了来自帝党的威胁,这或许迫使他不得不采用更激烈的手段,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完成一统北方的大业,正像他在《述志令》中说的那样:“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然而,这种所谓的“两难”处境,也不免是他咎由自取,譬如在对待董承之乱的处理上,如果他稍微顾忌一下天子的尊严和基本的人性,完全可以将正在怀孕的董贵人软禁,而不是直接杀死。

作为一个朝臣而不是土匪,曹操在对待汉室皇族的态度和手段上,严重突破了政治伦理和道德底线。更关键的是,在当时儒家的正统观念当中,汉献帝本人并没有明显过失,所以灭亡汉室缺乏足够的理由。因此,曹操的夺权代汉,并没有顾及当时的政治传统和法理的严肃性,更多的是出于私门利益。

究其“成功”实质,其实是在东汉皇权衰弱的时候取而代之,以自身魅力为凭,采用灭绝人性的暴力突破底线、震慑四方,再以实利满足治下的发展需求,却严重损害了由乱向治的文明建设。

在称帝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动用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使曹操更接近我们熟知的那个“乱世奸雄”。

3.一念成魔:徐州屠杀背后的信仰危机

承上所述,凶暴恣虐是曹操夺权代汉的原罪之一,也恰恰是我眼中曹操的另一项历史罪名。

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一次性坑杀八万名俘虏。如果说这样大规模的屠杀还是因为对方难以控制,那么公元193年的徐州屠杀,就是毫无天理的滥杀无辜。关于此战的分析一向有诸多疑点,事关曹操的最终评价,我们将逐一解开。

“为父报仇”完全不能为徐州大屠杀洗白

有关徐州屠杀的记载,主要出现在《三国志》本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范氏《后汉书》、《资治通鉴》当中。我主要以年代较早的两个官方正史,即《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陶谦的记载为准。因为《后汉书》的内容,明显是在陈寿和《曹瞒传》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范晔本人的观点,而且与前两者并无矛盾。

但《资治通鉴》的记载,尤其是死亡人数和发生地点的描述,我认为是对前三个史料的误解。在此姑且直接列出结论,如行家里手更有真知灼见,也期待聆听您的观点。

徐州屠杀的概况如下:

193年秋,曹操以为父报仇之名第一次攻打徐州,首先于彭城国的彭城县、傅阳县大战,大败陶谦,致死者数万。而后陶谦向东海郡的州治郯城退却,并在武原设置防线。曹操东进不成,转而进入下邳国,又接连屠杀取虑、雎陵、夏丘三县。

此次战役曹操总共攻下十余座县城,彭城、傅阳、取虑、雎陵、夏丘五县因尸体太多,扔到河里连泗水都被断流,总共死亡人口达到数十万。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彭城国大战死亡数万,是陈寿和《曹瞒传》都承认的,但是五县死亡数十万,是范晔的说法。以至于到了《资治通鉴》里,被改写成了仅彭城国一战就死亡数十万,这想必是司马光误会了。那么,范晔所说的五县死亡数十万,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呢?

参考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中的数据,按东汉末年虽经过大瘟疫、黄巾之乱等打击,人口当仍在4000万以上,除以县级行政单位总数(1137),我们能够粗略得到每个县城人口的平均数:3.5万。按彭城国八县,下邳国十六县,同时考虑双方军队亡人的叠加、外地流民涌入徐州避难的情况,以及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遗漏,为了方便计算,谨按平均每县约4万人。

因此,彭城国大战(至少两县)死亡数万,完全没问题;范晔说五县亡人达到数十万,粗略算来有些夸张,不排除是“十数万”。

不过,考虑到曹操一共攻克了十余座县城,不可能除了五县之外都毫发无伤,也可能是其他县城的人都逃到了这五座县城中被一网打尽。所以,从战役的整体规模来看,范晔的说法未必不是真相。

同时我们也能得知,下邳国由于县城较多,该地的亡人数必然要多于彭城国。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断,陈寿出于“为尊者讳”的要求,刻意规避了下邳国的亡人数,不提亡人总数,以免扩大对曹操“形象”的损害。

徐州疆域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证明这场战役的确是惨绝人寰,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陈寿的说法是替父报仇,可实际上191年讨董联盟失败之后,曹操、陶谦分别和袁绍、袁术结盟,围绕二袁之争早有交锋,因此曹操不免对徐州早有攻略之意,他的动机应该并不纯粹。

而怀着不纯粹的动机做事,很容易在进展不顺的时候跑偏。所以我们看到,当曹操在东进郯城受阻之后,忽然转向下邳屠杀属民,这明显是报仇不成屠杀泄愤。

其实分析到这里,徐州屠杀的大部分疑点已经明了,但还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曹操是毫无理由的滥杀无辜,为什么当时很少有人直接声讨?

我们仅能看到的是,公孙瓒作为陶谦的盟友,派遣田楷、刘备前来支援,并得到了孔融的支持,但在一向高调的汉末士大夫阶层里,无论己方还是敌人,几乎没有史料证明他们直接表达过谴责,包括淮泗之地的张昭、王朗、赵昱、陈珪、陈登、袁涣、张范、张承等人。即使是在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当中,也没有着重提及此事,这是为什么?

这件事的原因,应该十分复杂。可能是大家对乱世的杀戮有些麻木,可能是陈寿有意避讳了一些史料。但是我依然认为,既然后世对此事口诛笔伐,但在当时却被选择性忽略,一定有一些我们尚未察觉的因素。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到亡人最多的下邳国,这里的守将是一位汉末的奇葩人物——笮融。

花和尚笮融

笮融是陶谦的同郡老乡,官居下邳相,负责彭城、下邳、广陵三地钱粮。当时的徐州共有五个郡国,从北到南有琅琊国、东海郡,东海郡以西是彭城国,自彭城国东南依次是下邳国、广陵郡,而这三个郡国都与东海郡接壤。

可见,陶谦把徐州自己治下四分之三的土地都交给笮融,而笮融在这么大的地盘上做了什么呢?他用三地钱粮在下邳大兴庙宇,铸造佛像,庙宇大到能够容纳三千人。然后他让远近之地喜好佛教的人都来这研诵佛经,由此吸引了五千户人前来居住。每到浴佛大会的时候,他还要沿路摆下食物和水,铺设的坐席连起来足有数十里,每次都能吸引上万人前来观赏就食。如此声势浩大的礼佛活动,陶谦不可能不闻不问。显然,这似乎是陶谦和笮融心照不宣的推广佛教。

但是,东汉末年的佛教非常小众,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当三次“党锢之祸”严重打击了儒家信仰之后,神仙方术中的宗教作为民间信仰的补充而抬头,其中最迅猛的就是黄巾军的“太平道”。

西王母与东王公画像石

东汉人对佛教不了解,佛像常取代西王母作为西方神祇

徐州屠杀的时候黄巾已平,但各地余党的势力依然很大,这个时候佛教在徐州大行其道,在儒家文化士人的眼里不会是好事。那么,当熟谙儒家经学的曹操到来之后,结果不言而喻。

青年时代的曹操本就对地方贪腐之下的“淫祀”毫不手软,而且他亲自讨伐过黄巾之乱,对于宗教叛乱问题应该非常敏感。眼下他报仇不成恼羞成怒,听说下邳还有一群人大剌剌的不知念什么经,必然恶念丛生。而且他完全可以用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这些他心目中的“邪教徒”屠杀殆尽。而淮泗之地的名士都对此讳莫如深,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佛教在他们眼里,本就是黄巾之流。

综上所述,“异端”与“正统”的信仰冲突,应是刺激曹操大开杀戒的另一个因素。当然,曹操本人也并非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信仰者,可正是这种信仰的摇摆,使他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当外界的刺激过强时,他便自然而然变成了魔。但是,不管原因为何,毫无底线的暴力行径,总是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曹操或许不会想到,当他在194年第二次侵占徐州的时候,一个琅琊阳都县的少年被迫背井离乡,在14年后的赤壁之战中,成为了孙刘联盟的关键人物。他成年后坚定成为日后曹魏王朝最致命的对手,而这恰是佛家讲的“因果报应”。

如果当年的曹操,在每一次痛下杀手的时候懂得一点克制,心怀一点仁慈,或许他也不会在后世有如诸多非议,不会为自己的霸业埋下永远的遗憾。

4.结语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是正史中许劭对曹操的评语。这个评价表面看来自相矛盾,匪夷所思,但我以为最是妥当,而且它也仿佛谶语一般,昭示了曹操的命运。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统一北方有功,阴谋代汉、凶暴恣虐有过。他求真务实、敢于挑战传统的精神难能可贵,但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又令人不齿。

他一生没能称帝并不是不想,而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太过宏大。他虽然留下了悲天悯人的诗篇,但是当悲痛降临在自己身上,他却没能逃出谶言的诅咒而一念成魔。

他很优秀,但作为一个帝王,他做的并不好。当他沐浴猩红的鲜血站在碣石之巅,远眺沧海,试图戳破笼罩乱世的迷雾,目力所及之处,也只有令人生恶的“怪力乱神”。他应该后悔杀尽了那些汉室忠臣,当他惊觉自己无法称帝的时候,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回头了。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作者:姬叔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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