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相生相克的五行,如何"主宰"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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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作者:王爱和,译者:[美]金蕾、徐峰,审校:徐峰,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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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行话语中,不同政治角色的声音冲开王室的藩篱,充斥视听;新的宇宙秩序权威,突破王族的垄断,豁然崛起。下面一节检视使用五行话语的三个社会实践层面,即国之大事、兵法战术,以及地方行政和社会的日常功能。

五行与国事

首先,五行被用于讨论国家政治事务。《左传》以编年纪事体记载了公元前5至4世纪历史大事,后来被附于《春秋》作为传 。《左传》昭、定、哀公时期都有运用五行的记录。虽然《左传》并非反映春秋时期的一部精确的历史,但它展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它零星地描绘了“分野”系统用于政治讨论的情况——“分野”是基于天文地理关联相应的原理,用以预测事件过程的一种星占系统。这一星占系统利用火、水、金将地上的政体与宇宙中的天体关联起来。这种五行的雏形被用于对当时紧迫的政治问题的讨论中。

通常,是宫廷中的卜官、占星家用分野系统来解释国与国之间权力关系的变更。例如,昭公九年(前533),陈国火灾。郑国卜官裨灶据此预言,五年之后,陈将逐楚而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裨灶的理论依据是陈楚二国分别与分野系统中以水、火来分类的天体相互对应 :

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这则预言是否真的影响了政策的制定,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例子显然反映出君权与知识之间一种新的关系。将国家兴亡归因于一种宇宙秩序——水火相配以五为数——卜官裨灶声称,他专有的知识为通向政治事件背后的隐秘模式铺设了通道,接近了这一模式,便等于接近了超越统治者权力之上的神助之源。统治者由从前神性智慧的垄断者转变成一批有专长、有学识之人的雇主。可以说,一个统治者的权力部分地取决于他能否接近这类知识资源。

运用宇宙观话语的远远不止职业星占卜者,朝臣们同样用它来讨论国家大事。例如,昭公十七年(前523),“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即彗星在大火星旁边出现,光芒西达银河)。鲁国大使申须和梓慎据此预言火灾将至。梓慎进一步预测了会遭火灾的四个具体国名及具体日期:

……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据《左传》记载,在梓慎预测的时间范围内,这四个诸侯国确实发生了火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总是会被类似的知识所操纵。在郑国宫廷中,这则预言只是引发了一场关乎如何治国,以及由谁来治国的政治辩论 。预言火灾后,卜官裨灶在多数朝臣的支持下建议由他用玉器进行祭祀祈禳,以使郑国免遭火灾。然而,与卜官争夺威信的大夫子产则以“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为由,拒绝了裨灶的请求。子产认为裨灶不懂天道,只是因为他话说多了,偶尔言中,形势遂为子产所掌控。这场言论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权力之争,卜官与大夫这两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都运用宇宙话语来争夺权力。这个例子表明,不仅君权与知识被分割,而且政权本身也由不同的派别所构成。软弱无能的统治者易遭强势派别操控,积极强横的统治者则必须设法促成不同势力之间的默契,激励出一种集体性的努力,以此来最大化加强他的权力 。

“晋赵鞅卜救郑”便是一个将宇宙观话语用于政治讨论的典型例子。哀公九年(前486),针对是否救郑攻宋,晋卿赵鞅用龟甲占卜,得到“遇水适火”的卦象,晋卿就此征询史赵、史墨、史龟三位史官的看法。史赵、史墨、史龟各从所学对“遇水适火”进行解释,一致认为晋不宜出兵救郑攻宋。史墨根据分野原则,具体说明了晋不宜攻宋而应伐齐的理由:

盈(晋公之姓),水名也。子(宋公之姓),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在这个例子中,晋放弃了出兵宋国的打算,改为翌年伐齐,因为齐国姜姓,与火相应。这项决议是否完全有占卜的解释决定,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一旦做出决定,晋卿用卜释来说服大臣,否定异议 。

《左传》引用的星占系统,涉及五行中的三行。除水、火之外,在解释昭公三十一年(前509)发生的日食现象时,史墨还用“火克金”预测日食之后六年吴将入侵楚都郢,但不会成功。其他使用五行的情况,还有以五行为官名,即“五行之官”——木官、火官、金官、水官和土官。晋大夫蔡墨认为“五行之官”始于远古 ;另一位晋官把水、火、金、木、土同谷合在一起,称为“六府” ;宋大夫子罕提出“天生五材” ;晋史官墨则把五行归于地,认为“地有五行” 。

尽管只是以零零碎碎的形式出现,《左传》中五形却已初具后来系统化五行的基本特征。分野中的水、火、金,处于相敌、相合或相克循环相关联;这种循环把各国同星座之间的空间对应与宇宙运动的时间模式相结合,组成一种宇宙观,用能够预知的宇宙秩序来解释人类世界不可预见的变化。对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而言,胜败存亡的关键,在于能否顺应动态的宇宙变化之势,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宇宙观话语的权威性在于,它独立于王权,以一种永恒的宇宙模式向不同的政治势力所开放,而不再由王与其先祖们的联系所独占。国之大事,如会盟、攻伐、预言和防止灾祸等,不再由统治者从他垄断的祭祀中所得到的先王启示来决定;而是必须经由不同的政治群体,如祝宗卜史、官僚士大夫等等,根据他们各自职业中所接触的宇宙观系统来进行讨论。

五行与兵书

宇宙观话语提供了一种超越统治者权力直接掌控的新的权威来源。这一权威不仅被宫廷祝宗卜史、官僚士大夫用于议论国策,而且由崭露头角的兵家运用在兵书上,以兵书作为武将的职业权威。刘易斯认为,兵书这种战争理论公式是对权威和国家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义的关键。兵书将战争从祖先崇拜中分离出来,从而否定了古老的周代贵族,并且他们通过将军事指挥的新模式、新技术应用到新的官僚体制国家机构的创造中,以此来塑造政治权威的一个新模式 。最重要的是,兵家及兵书的权威性在于辨明隐秘的宇宙模式,并用这些模式来创立战争以及社会的新秩序。

宇宙观模式,即看似无序的日常事务与隐秘宇宙秩序之间的关联,构成了兵书权威的主要来源。五行正是反映这类关联模式的众多系统之一。1972年,战国中期的兵书《孙膑兵法》在失传多年之后土出,书中运用以五色之土为基础的相克循环,即绿克黄,黄克黑,黑克赤,赤克白,白克绿 。根据其他资料中反映的五色与五行之间的关联,此五色之土相克循环与五行相克循环是相互一致的。从而,五色之土相克循环揭示隐藏在看似偶然的地理位置后面的宇宙模式。了解这种模式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关键。

除了把空间秩序构建为五土相克的循环外,兵书还用五行把时间秩序构建为消长交替的宇宙循环,掌握时间秩序对于一个兵家估测用兵时机以获得军事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叫做《刑德》的占测术便是专门用来描述军事行动的时间规律的 。马王堆出土的《刑德》有甲、乙、丙三篇,随葬于公元前168年 ,《刑德》表现了宇宙力量在五“德”之间的游徙,以及相应而行的军事行动。“德”之所在决定在此间用兵的结果:

德在木,名曰(柖榣)〔招摇〕,以〔此〕举事,众心大劳,君子介而朝,小人负子以逃,事若已成,天乃见祅,是(胃)〔谓〕发箭,先举事者地削兵弱。

《刑德》

若德在金,金克木,则行动的结果恰好相反: 此时适宜用兵,且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则亡。

正如在土的“五色”、“五德”中所见,五行系统在兵书中被当作一种兵术来运用。兵家以此判断用兵时机和选择战略位置,确保战争胜利。掌握了类似的宇宙模式,兵家就此否定了作为祖先崇拜组成部分的贵族战争。以兵书作为指挥战争和统率兵士的权威文本,兵家得以掌握宇宙模式的知识,由此取代为王独断的祖先的智慧。

官僚机构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五行

以上五行之雏形表明,关联宇宙观是不同政治群体用来重新界定政权性质的理论。同时,它在发展官僚体制、统一管理芜杂的黎民百姓方面,亦属不可或缺,并为日后出现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做了制度和文化上的准备。

叶山对秦官僚体制的研究结果表明,被人们长期忽视的宇宙观实际上是中国官僚政治诞生的基础。他指出,早期中国官僚政治“首先且最根本是孕育在宇宙运行的原则基础上的” 。下面两份被称为《日书》的历法文献,便是宇宙观应用于早期官僚政治,尤其是地方行政的原始证据。《日书》出土于喜墓。喜是秦的一名地方官员,死于公元前217年 。与《日书》一同出土的还有许多法律文献。和法律文献一样,《日书》可被视为地方行政事务的指南,在两份名为“吏”的文献中就可见到《日书》对于地方行政事务的直接指导 。其中一份记于竹简886至895号正面的上五栏,竹简上的文字预测下级官吏面见上级的可能的结果,包括好的结果如“有美言”、“请命许”,以及不利结果,如“有恶言”、“有告不听”,及“百事不成”。在相同编号竹简最下端的另一份“吏”,则标明“入官良日”。两份“吏”都以十二地支为基础,上五栏中的预测还把一日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段。

除了对官吏活动有直接引导外,《日书》还为地方行政人员处理一些公务,比如祭祀、贸易、耕作等提供帮助,它同时还涉及了奴隶、农民逃离土地的问题,并将之视为阶级关系变化与实施新赋税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日书》对地方行政,特别是对新建立的法律系统的指导作用,可以从如下两则指导如何鉴别和捕捉盗贼的例子得到验证。其中简814至827反面记载的《盗者》篇预测了盗贼的形貌、藏匿之所,以及一日之中捕捉的最佳时机。另一篇记载于简1148至1154以及1154反面的《盗》则预测了盗贼的性别、体貌特征,及其逃遁方向。

战国晚期,关联宇宙观被用来构建官僚政治的同时,也在大众占测实践中散布传播。如《日书》所示,除了为国家官僚机构的日常运作提供一种基础之外,关联宇宙观还向社会中下阶层渗透,成为一个普通的文化现象,从而为统一广大芜杂的人口做好准备。在边远地区也有考古发现类似秦喜墓中的《日书》文献,占卜者在为当地的主顾服务时,通常会使用到这些历算文献。除了在喜墓中发现的两份《日书》外,一个墓主名“丹”的墓葬中也出土了两份战国历法文献。从墓葬情况来看,丹似乎是当地一个天赋异禀的重要人物。在随葬物中,除了介绍丹的生平以及他具有神奇力量的简短文字外,《日书》是仅有的文献 。

这四份《日书》反映了公元前3世纪不同地区的社会中、下层运用历法的情况,以及当时他们正普遍接触到的一种世界观 。喜墓《日书》为当地官僚政治提供指导,同时也包含了社会日常生活,其关注对象可谓远远超出官僚体制范畴 。它不仅指导地方官员,还涉及地主、农民、工匠,以及商人等等,规范他们广泛的日常活动。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日书对民众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地方官僚才对日书和宇宙观给以格外的重视。

四份出土《日书》涉及祭祀、生育、婚嫁、打井、建宅、制衣、酿酒、车骑、狩猎、买牲、谷物、家奴、出游,以及市场交易等广泛的日常生活内容,单独分类详记的特定活动及情景还有疾病、做梦、死亡、侦破盗贼、种植庄稼、驱邪除魔,甚至帮助推测家奴逃亡的时间和方向等等。

这些《日书》使用了包括五行在内的多种关联系统,针对不同的活动,将一年中的日子分为吉日、凶日和忌日。于是,所有日常活动的成败以至个人的命运皆取决于宇宙运动的时间和空间秩序。日书的格式是不同的图、表,以及占测事项的总汇,五行只是其使用的众多系统之一。在这些《日书》中,五行已有较为成熟的形式。一套完整的五行按相生与相克循环运行,并有一长串复杂的关联,如天干地支记日、十二月、四季、方向、色彩、动物、鬼神、巫咒、疾病、音律等 。简而言之,《日书》以及其中运用的五行,着力关注这一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地方社会所面临的冲突和变化,对地方社会的日常事务做出指导。

这些《日书》的运用说明,作为一套新的话语,关联宇宙观,尤其是五行,不仅渗透到社会的不同层面,而且扩散至不同的地区。目前在秦统一前后的齐、楚、秦这三个政治上极为重要而文化上多样的地区都发现了涉及五行的历法文献。两份出自丹墓的《日书》随葬于公元前239年,墓址在今甘肃天水,也就是统一之前秦国西北部 。另外两份出土于喜墓的《日书》则随葬于公元前217年,墓址在刚刚秦统一兼并的前楚国境内湖北云梦 。而齐则既是公认的五行创立者邹衍的故乡,同时又以《墨子》言及齐国流行日者算日而知名:

墨子北之齐,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

秦统一天下之后,五行继续用于占测中。至汉代,五行更晋升为最具影响力的占测系统之一。许多汉代的占测文献表明,五行宇宙观在当时已成蔓延之势。五行既流行于民间文化,却又并不影响它在朝中的地位。武帝曾在纳妃时为择吉日而征求不同卜者的意见,得到七种不同的答案,最后,他决定采用根据五行推算的日子,可见五行系统在当时所占的重要地位 。

以上论述表明,在公元前3世纪,五行已成为一个跨阶层、跨地域的共同话语。然而,五行在社会多个阶层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相信和接受一个协调、统一的体系,也不表示它的发展是单线固定的。恰恰相反,五行的发展始终表现出结构上的灵活多变和内涵上的丰富多样。首先,战国时期的五行还绝不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宇宙观系统,它通常是与其他分类或数字系统并用,其间彼此补充、融合和竞争。这些不同系统可以是以四、六、八,或者十二为基础的。例如,睡虎地的《日书》记载了一个与五色、五方(四方和中心)以及十天干相关的完整五行,但是当它与四方、四季、十二月或十二地支相结合时,这一关联系统则变成一个以四为基础,与除土行外的其他四行相关联的系统。

其次,五行之名可以指不同的系统,而同样的水、火、木、金、土系统又有不同的名称。在《左传》和《尚书?洪范》中,五行是水、火、木、金、土的代称;但在其他地方,比如“思孟五行”、《马王堆帛书》,以及《郭店竹简》中,它是就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而言的 。水、火、木、金、土一组,除了被称为五行以外,也叫“五材”(《左传》)、“五德”(《吕氏春秋》)和“五位”(《淮南子》)。五行名称不统一的事实表明,它的发展是动态的,且其形成有着多重来源。

最后,五行在建立关联时的功能也表明了其多元化的本质。人类世界的不同领域被分别纳入五行,服务于各自的实用目的,如日书、医书、兵法等等。通过秦汉文人刻意的标准化和一统化的努力,繁复多样的关联分类才在五行基础上最终融合为一个连贯统一的关联系统。

五行与其他关联宇宙观一同形成于战国时期。在神性知识、神性权威与其古旧的化身——王权——分离的过程,五行及其他关联系统的出现是一个关键。战国时期,七国争霸,霸王不是天下的中心,便不复拥有神性知识的垄断权。作为新的知识形式和权威来源,以五行为代表的多种关联宇宙观成为一种为不同社会势力共用的话语。朝中上下,包括王者在内的不同政治势力,用宇宙观来为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辩护。兵家在外,也把宇宙观作为其职业权威依据,以此向王者争取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官僚系统中,宇宙模式成为官员处理日常事务的指南;地方社会上,占卜者根据它来为主顾的生活起居提供建议。商、周时,王的身体不仅集权力于一身,而且是四方宇宙观的有形载体,但降至战国,这种政权神权合一的载体分解为主与仆、地缘霸权与其门客、幕僚的关系。神性力量和宇宙秩序的知识不再囿于王身和王族,而是被分散到不同的社会势力中,这些势力共同篡夺了世袭君王的权威以及他沟通神界的特权。下文展示这个过程是如何最终改变了君权的性质,即从血缘世袭君王到地缘官僚政治的国君,前者是因祖先崇拜而得以合法化,后者则是基于他们对宇宙秩序的模拟和遵效。

在这种知识和权力的新型关系中,五行作为一切事物背后的一种宇宙模式和不受某个君王约束的一种权威,成为重组社会关系的一种资源。与此同时,社会、政治的变化又相应推动了四方宇宙观的演变,促进了五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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