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阴暗地堡里的病人A:希特勒对哪些药物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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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纳粹嗑药史》,作者:[德]诺曼·奥勒,译者:强朝晖,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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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老朋友,希望我还能再这样称呼您,因为现如今,您已成为一位世界级名人,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名声意味着什么。德国人民应当感谢您的造福,因为如果我们失去那只强大的手,注定就会失败。而这只手迄今能够保持强大,都是您不可磨灭的功劳。

——摘自一封致莫雷尔的信函

为了加强对刺杀事件的防范,更好地抵御传染病以及其他危险因素的威胁,1944年11月8日,“病人A”搬进了在“狼穴”元首总部核心位置新建成的一座碉堡。通常2米厚的水泥顶,改成了7米厚的混凝土防护墙。整个工事没有窗户,没有直接与外界相通的换气口,它的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埃及的墓穴,从空间看,也比周围其他工事大出几倍。希特勒就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与外界隔绝,只有幻想做伴。这个深处密林、充满诡异气息的新居,在希特勒看来几乎完美无缺,他满意地发现,屋里的散步空间比以往大了很多。根据莫雷尔的计算:元首卧室和办公室的空间加在一起,比旧工事大了23立方米。当然,这个封闭的巨大“石棺”对这位私人医生是开放的,他可以在其间自由出入,为“缓解压力(对病人)进行静脉注射”。

实际上,莫雷尔对病人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他知道后者的健康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消息已经传播了多远。从1944年秋末莫雷尔写给妻子、纳粹各大区负责人和其他旧相识的信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一直在努力回避现实,试图向外界传递一种带给人希望的假象。比如说,他会从“狼穴”不同花式的菜单中挑出一些,分寄给大家,作为希特勒“简朴和理性生活方式”的证明。以前在第三者面前,他总是对病人的健康状况避而不谈,现在他却经常以乐观的笔调,主动谈起这一话题。下面这些句子都是从莫雷尔的信件中摘录出来的:“我的高级病人身体状况良好……”;“我的头号病人一直很硬朗……”;“病人已彻底康复……”;“看到病人这样健康,我感觉很开心……”;“我的病人身体状况非常好,为了德意志人民的利益,我会努力帮助他长久保持这样的状态……”;“除了Duce以外,我还治愈了其他好几位国家首脑,能够取得这些医学上的成绩,我深感自豪。”

“病人A”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糟,莫雷尔只能依靠注射和欺骗等手段来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元首仍然是健康的,而且这种假象每次能够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是躲在新建的水泥堡垒里,穿着白色睡衣,盖着军用棉被,一脸苍白和憔悴地躺在低矮的行军床上,望着没有窗子的四面墙壁发呆。在他的头顶上,是一盏不停晃动的吊灯,身旁是一个床头柜,还有一张矮桌,上面堆满了纸张、地图、战报和各种摊开的书籍,正中央是一部铃声从未响起过的电话机。还没有干透的灰白色水泥墙壁,散发着潮湿污浊的霉味。床上到处扔着折断的铅笔,还有不知放在哪里的金丝边眼镜。希特勒一直为戴眼镜这件事感到羞耻,而且由于两手颤抖,他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把眼镜戴上。但是,莫雷尔却在信中写道:“我可以告诉您,元首的身体状况很好……看到我的病人如此健康,能够像以往一样,精神饱满地挑起所有重担,战胜各种危机,是我最大的快乐、慰藉和满足。……我相信,当您从我这里听到元首健康的消息后,一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随着优可达药效的减弱,希特勒手部颤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1944年最后几个星期,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希特勒的健康状况,成为人们议论的核心话题。元首对此心知肚明,并且一直在努力掩饰,不让外人发现自己手抖的毛病,但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原来在行纳粹礼时伸得笔直的手臂,也早已成为历史。神经质的剧烈颤抖,让手臂变得几乎无法自控。莫雷尔在笔记中写道:“左手颤抖十分严重。”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例如“右手颤抖加重”,“左腿颤抖症状消失,但左臂和左手又开始了”。为了掩饰,希特勒只好把手插在裤兜里,或者用右手僵硬地握住左手。当颤抖严重的时候,那样子看起来已经不再是颤抖,而是有规律的甩动。这情景让周围人看在眼里,十分心焦。不久前出任陆军参谋长的装甲兵团上将古德里安说,希特勒坐着的时候用右手按住左手,用右腿压住左腿,以此来掩饰身体的颤抖。希特勒手部抖动的幅度之大,程度之夸张,让很多人以为他是刻意而为。当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时,整个上身都会跟着颤动。莫雷尔建议他泡澡和休息,可希特勒却问道:“不能用打针来治吗?”

注射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相反。汉斯-约阿希姆·诺依曼等医学史学家经过研究判定,动脉硬化性帕金森综合征是导致希特勒四肢震颤和身体佝偻的原因,这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是机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所导致的震颤麻痹。从病因看,这很可能是使用从动物内脏中提取的荷尔蒙制剂造成的。其结果是造成分泌多巴胺的中枢神经细胞坏死,并导致负责学习和身体控制的大脑皮质神经元退化。莫雷尔在病历记录中也曾提到希特勒有可能患有帕金森病,尽管当他产生这种怀疑时,已经是1945年4月。如今人们已无从验证这一诊断究竟是否正确。另外一种说法是,希特勒的身体震颤是由长期滥用混合毒品造成的。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莫雷尔和他的病人变得更加形影不离。对希特勒来说,这位御医既是他的依靠,也是他的囚徒。莫雷尔经常抱怨,没有人能理解这个职位带给他的苦衷。多年来,他一直被拴在元首身边,没有支配自身行动的自由,也无法照顾家人和事业——亲爱的妻子,柏林选帝侯大街上的私人诊所,远在奥洛穆茨和汉堡的药厂与实验室。当兄长去世的时候,他连葬礼都差点儿没能出席。因为希特勒以路途危险为由,阻止他离开元首总部。“元首听到我兄长的死讯后,对我的出行非常担心,因为西线的局势非常危险。我提出的各种建议都被一一否定,比如坐飞机(因为有大量敌机在空中活动,所以不行),乘汽车(长途旅行会让我的身体吃不消,尽管我一再保证没有问题)或火车(因为有可能遇到袭击,所以行程没有保障)。”

当莫雷尔建议,在他离开后,由武装党卫军医生施托姆费格博士临时接替他的工作,希特勒断然拒绝并生气地说:“他八成连打针都不会。”也许,施托姆费格不了解“X”的秘密才是真正的原因。但莫雷尔执意坚持,不肯放弃最后一点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权利,在元首的极力挽留下,仍然要求去参加葬礼并在返程时顺道去柏林探望妻子。最后,希特勒不得不让步,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调来一位保镖一路护送。当莫雷尔探亲返回后,希特勒对他表现出少有的恼怒:“15点30分去见元首:病人很不高兴,一言不发……腹泻严重。”莫雷尔迅速拿出针管,深吸了一口气,用手绢擦去脑门上的汗珠,将针头刺入病人的小臂:“葡萄糖加上维他默丁,瑞格列奈,托定磷钠。”希特勒把左手放到皮带扣上,长长地舒了口气,转动了一下肩膀,抿了抿薄薄的嘴唇,使嘴巴显得更小了。不一会儿,他脸上的表情便舒缓了下来。莫雷尔用手轻揉着希特勒的上腹部,帮他把吞进腹中的凉气排出。于是,医生同他的病人和好如初。

1944年11月,正当苏联红军接连攻克一座又一座东普鲁士城市之时,希特勒的血管变得越来越脆弱,就连注射专家莫雷尔也变得束手无策。过于频繁的注射导致静脉部位的皮肤发炎溃烂,结痂脱落后的皮肤变成了褐色。莫雷尔不得不中断治疗:“我决定今天取消注射,以便入针部位更好地愈合。左臂肘窝状况尚可,右侧下针处可见明显红点(并无脓肿),元首称,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

这几个星期,莫雷尔的治疗变得格外困难。每一次注射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伤口。一个个硬痂在手臂上排成一列,形状就像是一条“拉锁”,这是瘾君子身上的标志性记号。慢慢地,就连希特勒本人也开始担心,害怕这样频繁的注射会带来恶性后果:“在静脉注射时,元首认为我用酒精给伤口消毒做得不够充分(我的手法总是很快),所以才导致入针部位的皮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经常红肿发炎。”莫雷尔对此却另有解释:“由于连续数月待在堡垒里,终日不见阳光,导致血液含氧量不足,并由此造成凝血功能障碍,使得注射部位长时间红肿难消。”希特勒对此一直表示怀疑:“元首坚持认为细菌才是元凶,甚至怀疑是注射把细菌带到了身体里。”

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莫雷尔被迫停止了注射。最终还是希特勒出面,打消了所有顾虑。他性格中的自虐倾向由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注射造成了身体上的种种不适,他却不肯停止,而是一再要求他的私人医生为他注射。有时候,他甚至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他不需要治疗,只要打针。“早晨6点,我接到电话,让我立刻去见病人。……我于20分钟后赶到。元首连续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他正面临一项重大决策,因此情绪十分激动。随着情绪化的不断升级,和平时一样,痉挛又发作了。他不让我做检查,因为这只会加重疼痛。我很快配好了优可达-优帕非林针剂,并进行静脉注射。由于过去一段时间注射太多,操作变得十分困难。这也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让静脉休息一段时间。我在注射过程中停顿了一下,让病人可以稍稍歇口气,缓解一下痛苦,所以元首很开心,感激地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从接到电话到结束注射,中间只过了20分钟。有这样一位雷厉风行的毒贩在身边伺候,大概是每个瘾君子的梦想。希特勒本人也对这位私人医生的周到服务十分满意,例如在1944年10月31日这天,他便曾夸奖道,是莫雷尔“在头一天早上的快速处置”让他“立时恢复了元气”。莫雷尔用安慰的口气告诉他:“如果今后再遇到这样的状况,他可以随时找我,哪怕是半夜也没关系……能为他效犬马之劳,是我最大的满足。”

在“狼穴”的最后几周,“病人A”的确一直在尽情享受着御医的24小时应召服务。只要身体稍有不适,哪怕是在深更半夜,他也会立刻把莫雷尔叫来。每次打完针,当传令兵把出诊包拎回医生工作间的时候,莫雷尔都会暂时留下来,观察病人对药物的反应。1944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注射后感觉药劲不够大,莫雷尔毫不犹豫,马上补了一针:“零点30分,突然接到电话。元首忽然感觉腹胀难忍,他对我说,他正面临着今生最重要的抉择,所以神经非常紧张。静脉注射优可达-优帕非林后,疼痛和痉挛只是稍有缓解。元首请求我再给他打半针,于是我让人拿回了包。一开始,我只注射了0.01克优可达,即平时剂量的一半。后来,当我又补了0.01克优可达后,疼痛和痉挛彻底消除了。元首一再感谢我的及时帮助,说他觉得很开心。”

如果毒品不够剂量,瘾君子总是立刻就会发现。每次吸完毒,他们都会充满渴望地等待着下一次。在生活中,再没有什么比吸毒这件事更重要。在他们眼里,白天和黑夜也毫无差别。在刺杀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的吸毒剂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他也彻底失去了生理上的平衡以及健康。施陶芬贝格虽然没有杀死希特勒,但把他变成了一个瘾君子、一个废人:面色蜡黄,眼皮下垂,四肢震颤越来越严重,注意力明显下降。希特勒的另一位外科医生哈瑟尔巴赫嘲讽莫雷尔的治疗为“变戏法”,在二战后接受盟军审讯时,他对希特勒的健康变化是这样描述的:1940年时,希特勒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可是后来,他突然间就变老了。直到1943年,他的外表还和实际年龄差不太多,在此之后,他的整个身体明显垮掉了。

事实是:希特勒于1943年开始接受优可达注射,在1944年9~12月,剂量骤然增加,以至于有对毒品成瘾的嫌疑。药物给身体带来的愉悦,被各种令人不适的副作用抵消:失眠、震颤、消化不良,等等。每次,当毒品带来的欣喜感逐渐减弱,消化系统就会以“痉挛性便秘”作为报复,使他“没有饥饿感,腹部绞痛”。夜里,他睁着眼躺在床上:“我睡不着觉……在黑暗中,我眼前看到的永远是总参谋部的那张地图,我的大脑仍在一刻不停地工作,每次都要几个小时,我才能摆脱这种状态。”尽管希特勒声称,在帝国上空盘旋的英国轰炸机是导致其失眠的唯一原因,但实际上,让他睡不着觉的更有可能是毒品。莫雷尔只能让希特勒服用苯巴比妥或Quadro-Nox等巴比妥类镇静剂,来强迫其睡眠。这使得恶性循环变得更加严重。

或许是由于优可达注射过频,希特勒的消化系统几乎失去了作用。从肠功能紊乱这一点来看,希特勒似乎又回到了1936年莫雷尔第一次用穆他弗洛为他治疗时的状态。“病人A”总是腹胀,当莫雷尔决定为他实行洋甘菊灌肠时,他“坐在马桶上,把我赶到外面,甚至锁上门”。但灌肠同样没有任何效果,“灌肠溶液根本没在体内停留,就被他排了出去(可惜!)……元首必须努力想办法入睡(不借助药物!)”。在希特勒身上,最简单的身体机能变成了艰难的生理学行动,莫雷尔认真地记录下这一切,就像国防军司令部在战争日记中描述的前线战况一样:“16点至18点,腹泻4次,2次轻度,1次重度。其中第二次是排出大便结块后的爆发式水样腹泻,第三次和第四次散发出恶臭,第四次尤为严重(或许是因为消化分解后的粪便结块没有及时排出,成为气体和毒素积累的诱因)。病人感觉自己略有好转,表情明显松弛。他说他叫我来,只是想告诉我治疗见效这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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