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知识互动:太虚法师的德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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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的此次欧洲之行实际上属于19-20世纪全球信仰与知识互动的一部分,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认为:“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播网络的伟大缔造者。”通过与不同人士的普遍接触在政治、信仰、知识等多重领域实现了全球史意义上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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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时任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的太虚法师(1890-1947)前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夏,南普陀寺会泉长老(1874-1942)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太虚法师于1928年8月11日从上海乘安特雷朋号邮轮,离沪西游, 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自19世纪以来,技术的进步使新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不断涌现,世界真正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互动空间”(Interaktionsraum):

“所谓互动空间是指形形色色的文明彼此持续发生接触的区域,在这里,尽管矛盾和龃龉时有出现,但是各种混合形式的新架构和新格局也在不断形成。” 19世纪以来,人类真正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信仰传播时代。1807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Mission, LMS)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达广州,成为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但因当时的中国政府禁教而只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活动。进入19世纪中叶,西方各国新教差会陆续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包括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卫三畏(Samuel Williams William, 1812-1884)、伯嘉(Peter Parker, 1804-1889)、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ützlaff, 1803-1851)等,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在南洋等地出版书籍和刊物,在广州设立学校和医院。回国后,这些新教传教士也成为了第一批的汉学家:1876年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878年卫三畏后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他们在大学里研究、教授有关中国的学问,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和知识的传播也成为了全球性的。1919-1921年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东亚之行;1920-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的中国之行;1922年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的日本之行;1922-1923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的中国之行;1924年印度文学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的中国之行……东方的信仰和知识从19世纪末开始也不断影响着西方世界:印度哲学家辨喜(Swami Vivekananda, 原名Narendranath Datta, 1863-1902)于1894年在美国创立了第一个吠檀多学会(Vedanta Societies),他本人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随后访问英国、瑞士、德国等。太虚法师的欧美之行,自然也属于这一信仰和知识互动时代的一部分。

从太虚法师1928年11月16日从比利时抵达法兰克福,至1929年1月28日离开柏林重回巴黎,他在德国一共待了74天。在此期间,太虚法师与当地的华侨、华人广泛接触,宣讲中国佛教,增加了华人的凝聚力。他同当时的一些宗教界人士进行对话,真正促进了各宗教之间的交流。同时太虚法师还接触到了德国政界的一些人士,与他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除此之外,他也跟一些汉学家有过交往。太虚法师的演讲除了在华人内部、信众内部产生影响之外,也经所在国的主流媒体(刊物、报纸)的报道,而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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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虚法师旅欧前两三年他已经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太虚法师在回国后所撰写的《寰游记》第一章“缘起”中特别强调他与德国之间的关系:

是年(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引者注)冬、余与胡君(胡瑞霖1864-1943,著名佛教居士——引者注)等出席日本之东亚佛教大会,德人有在锡兰作苾刍者,曰尼牙那嘎尔哇,亦来赴会。德国驻日大使索尔夫,东京帝国大学德教授毗诸莫莎,皆习闻佛法,锐意钻研,分别邀予过其处。余旋与胡君等偕往,于德使馆更遇卜尔熙君等,卜君即今任德国驻华公使也。索君谓柏林兹有达尔梗博士等创立佛学院,各城亦多佛学研究者,然尚鲜知华文大乘佛典之重要;谓予若能往德演讲大乘者,彼当函告德国驻华公使及柏林友人招待;余诺于一二年中游德而别。逮次年、索君邮送三函至,一介予谒驻华德使,其二则介予谒柏林大学莱辛教授及外部密勿逊君者。夏间讲学宛平,访驻华德使,以他去未相值。与胡君等设世界佛教联合会中国办事处于万寿寺,并为世界佛学苑之筹设。

由此可以知道,太虚法师早在1925年10月27日-11月21日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期间, 在拜会德国驻日公使索尔夫(Wilhelm Heinrich Solf, 1862-1936)时,就认识了当时还在德国驻日公使馆任参事的卜尔熙。索尔夫曾在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印度学,其后进入了帝国外交部,最初他在加尔各答的德国总领馆任职。因此他对佛学不仅仅是感兴趣,而是有深入研究的。卜尔熙(Herbert Cuno von Borch, 1876-1961)于1907年任德意志帝国驻广州领事,1911年改任驻汕头领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德国在1918年之后与中国断交,致使1918-1928年10年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当然也没有互派大使了。1921年5月20日卜尔熙以特派总领事的身份代表德国政府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1877-1950)签订了《中德协约》,重建邦交。 他于1928-1931年出任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卜尔熙成为了中德重新恢复邦交后的第一任德国驻华大使,因此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鲁兰(Bernd Ruland, 1914-1976)在《北京的德国使馆——德中共同命运的一个世纪》一书中,将卜尔熙称作“在中国的机敏观察者”(Kluger Beobachter in China)。 1934年,卜尔熙在德国外交部退休后,担任了由卫礼贤创办的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院长。

此外,据太虚法师介绍,当时在斯里兰卡出家的德国僧人三界智尊者(Nyānatiloka Mahāthera, 俗名Anton Walther Florus Gueth, 1878-1957。太虚法师所谓“尼牙那嘎尔哇”)也到了东京参加此次的东亚佛教大会。索尔夫也向太虚法师介绍了两位著名的佛教人士:一位是柏林佛教之家(Buddhistisches Haus)的创始人达尔克(Paul Dahlke, 1865-1928。太虚法师所谓“达尔梗博士”),另一位是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雷兴(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 1882-1961。太虚法师所谓“莱辛教授”)。后者自1925年开始在柏林大学任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中文教授,并主持柏林民族博物馆(Museum für V lkerkunde。太虚法师所谓“民族博物院”)的工作,主要从事汉语语言和佛教研究。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雷兴开始在北京同文馆任德文教席,1909年转到青岛的德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Die Hochschule für Spezialwissenschaften mit besonderem Charakter in Tsingtau)。在青岛他与欧特曼(Wilhelm Othmer, 1882-1934)编写了当时德语世界最为流行的汉语教材, 并创立了“雷兴-欧特曼拼音系统”(Wilhelm-Lessing'sches System)。1919年雷兴任教于北京大学,之后于1921-25年在辽宁医专学校(Mukden Medical College, Medizinische Hochschule in Mukden)任德语教授。之后雷兴回德国,期间在柏林多次与太虚法师会晤。1930-33年他参加过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探险队,1935-38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学教授。 1929年1月太虚法师在柏林时,曾专门至民族博物馆拜访雷兴教授(1月5日); 与雷兴共同参加茶会、共进晚餐(1月8日); 雷兴陪太虚大师前往普鲁士教育部拜谒伯克部长(Carl Heinrich Becker, 1876-1933. 1925-1930年任普鲁士文化部长preu ischer Kultusminister) (1月22日); 太虚法师在民族博物馆演讲,雷兴做翻译(1月25日)。

太虚法师访问德国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邀请。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1927年(十六年)“其时,德国福朗福特大学卫礼贤教授组设中国学院,亦来函聘余为院董,请往讲学。余遂著《自由史观》并选其他讲稿,请人翻译成英文。” 也就是说,在太虚法师去欧洲之前一年,已经同卫礼贤建立了联系,卫礼贤邀请太虚法师前往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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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Archiv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藏有大部分卫礼贤的遗物(Nachla R. Wilhelm),包括他的手稿、笔记、日记、书信、照片,以及他与中国文化名人交往过程中,别人送给他的书画、贺卡,以及邀请他参加各类活动的请柬等,大部分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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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卜尔熙和太虚法师的合影

这幅卫礼贤、卜尔熙和太虚法师的合影,是在卫礼贤档案III/173中发现的, 档案名称:“卫礼贤1907-1930年间的照片”(Fotografien von Richard Wilhelm (1907-1930))。卫礼贤本人在照片的背后做了简单的注:

赫斯摄影,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28年(Aufnahme Hess, Frankfurt a/M. 1928)

卜尔熙公使(Botschafter von Borch)

太虚法师(Abt Tai Hsü)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根据《太虚大师年谱》,太虚与卫礼贤、卜尔熙的两次见面分别是在:

1. 1928年11月29日太虚法师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演讲“身命观与人生观”,卫礼贤给太虚做翻译,卜尔熙公使前来。据《年谱》:“二十九日,大师讲‘身命观与人生观’于佛郎府大学,卫礼贤译语;听者六、七百人,多半为该校员生。大师旧识卜尔熙公使,亦专程来听。”

2. 12月12日,太虚法师、卜尔熙大使和卫礼贤坐船游莱茵河。据《年谱》:“十二日晨,大师著衣诵经次,卜尔熙公使来。卜使约大师及卫礼贤,作莱茵河探胜之游。与卜使谈及:国际间相忌相侵,终无以得人世之和乐。”

由于卫礼贤在照片上并没有写明具体日期,而这两次的三人见面是在两周之内,因此很难从着装等方面予以分辨。但从《与德人谈话鳞爪》中的一句话“数日后,约于中国学院摄影纪念,并以自备汽车,邀游莱因河诸胜”, 可以知道是在第二次见面去莱茵河游览之前。

这幅照片是一组照片中的一张,应当是卫礼贤从很多幅中挑出来保存的,其中一幅他送给了太虚法师,后来刊载于《海潮音》第10卷第4期(1929年4月号之“图像”第1页)上,题为“太虚大师在德国诵经卜尔熙公使及卫礼贤博士参谒之摄影”。从卫礼贤在照片反面的记载,“赫斯摄影”(Aufnahme Hess)可以知道,为了此次的见面,卫礼贤专门安排了专业的摄影师前来照相。

太虚法师重视卫礼贤的原因,也在于将卫礼贤的中国学院作为“世界佛学院”在德国的通讯处,并有计划地翻译佛经,并刊载于学院的院刊:“(1928年12月14日)其间,大师与卫礼贤商决:以中国学院为世院之德国通讯处,召集发起人。于院刊译载中文佛经。” 实际上,中国学院自1924年11月成立以来,真正成为了中外学者研讨中国文化的一个平台。1926年胡适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这里做过报告,而早一年的1925年诗人徐志摩(1897-1931)访欧的时候,卫礼贤也一直相伴。

太虚法师访德期间与卫礼贤多次见面。1929年1月27日,卫礼贤专程到柏林探访了太虚法师,征求世界佛学院发起人的情况:“卫礼贤来访,知徵求世院发起人,已得各国六十余人之赞允;大师乃与话别。” 可以知道,卫礼贤为“世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卫礼贤于1930年3月1日去世,享年不到57岁。太虚法师后来在1937年所作的《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一文中写道:“与德国弗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有大规模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惜因筹款无着及卫礼贤之病逝,未能有成。” 因此,太虚与卫礼贤之前所商议的佛经翻译事业,后来并未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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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此次德国之行,使他对德国佛教界、汉学界、政治界、文化界有所了解,同时也与当时的著名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有关当时的佛教组织,他总结道:

德国之佛学研习者,以泥牙罗滑嘎拉比丘及达而梗博士为先进,二人皆钖兰巴利文三藏学者,在锡兰研究修习多年。泥尝建一佛院于瑞士,达亦建一佛院于柏林,并勤著述翻译。敏兴有一雪洛斯书店,出版多种佛书,皆出其手。然今泥返锡兰,瑞士佛院已圯。达于去年弃世,其佛院现由一学生守持,亦势将寥落。除此二人外,柏林之斯泰恩凯,为达而梗之友,专习禅定。近与数十同志,组一学社,注重实行,每月出通讯一册。

上文提到,达尔克博士确实在柏林创立了佛教之家,而三界智尊者早在1907年就考虑在德国或瑞士建立一座寺院(Vihara),以便于德语区的出家人修行。1908年他曾提出倡议,希望能得到资金方面的支持。1910-11年,三界智尊者亲自到瑞士南部的德欣州(Tessin)准备在那里实施他的计划。由于当地冬天十分严寒,而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三界智尊者突然得病,只得到突尼斯修养几个月。由于很难筹款,并且在欧洲建立佛教寺院困难重重,1912年他彻底放弃了这一计划。实际上瑞士的寺院从来就没有建成过,当然也没有太虚所谓的“瑞士佛院已圯”的说法。太虚大师所谓的“雪洛斯书店”应为在慕尼黑-诺伊比贝格(München-Neubiberg)的奥斯卡·施劳斯出版社(Oskar Schloss Verlag,创始人Oskar Schloss, 1881-1945, 原为“佛教人生联合会”[Bund für buddhistisches Leben]秘书长),这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佛教类的书籍。

太虚法师所提到的另外一位达尔克博士的朋友“斯泰恩凯”应当为马丁·施泰因克(Martin Steinke, 1882-1966),他于1933年来中国出家,并取法号“道峻”,只是当时太虚法师并不知道这些而已。 施泰因克于1922年在波茨坦/柏林建立了“佛陀精舍”(Gemeinde um Buddha),并且出版同名的月刊,这是太虚法师所提到的“通讯”。

在此,对德国当时的汉学研究以及佛教研究,太虚法师也做了介绍:

而研译中国学,以柏林大学教授勿朗凯,及福朗福特大学教授卫礼贤、莱勃齐大学教授海里士为首,然从中国文研究佛学,则以民族博物馆及东方学校莱辛教授为尤善,以昔在中国,曾从梅光羲研佛学也。莱勃齐大学魏勒教授精藏文,并从梵文、华文研大乘佛学。敏兴司法厅长葛立姗,及泼勒司老之龙伯博士,亦精巴利文三藏。海台堡大学华来珊教授,应索尔夫博士之呼声而提倡大乘佛学,日僧友松圆谛佐之。此诸人皆经晤谈,或数通函问者。人才济济,惜未能联合一处而互共研究之耳。

太虚法师所谓中国学的三大家,分别为:柏林大学的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太虚法师所谓“勿朗凯”),于1923-43年在柏林大学任汉学系主任教授;卫礼贤于1925年在法兰克福创建中国学院(Das China-Institut zu Frankfurt am Main)以及莱比锡大学(太虚所谓“莱勃齐大学”)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太虚所谓“海里士”),海尼士是当时为数极少的精通汉学、满学和蒙古学的学者。有关雷兴,1932-33年曾在柏林大学听过他的课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1-2007)写道:

此外,我还参加了雷兴(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教授的讲座,他1933年从中国回到东方语言学院,也常到我父母家做客。我们阅读一本现代的佛教教义问答手册,雷兴拥有渊博的佛教知识,懂得梵文、巴利文、藏语和蒙古语所著的佛教教义,知道如何安排读物才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兴趣并有所心得。我所理解的一点佛教知识,要归功于他的这门课程。

傅吾康是福兰阁之子,后来也成为了战后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其他的学者,莱比锡大学的韦勒(Friedrich Weller, 1889-1980。太虚所谓“莱勃齐大学魏勒教授”),1915年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方广大庄严经》(Lalitavistara-Sutra)的研究,而1923年出版的教授资格论文是有关《法论——附论“长部”中的〈三十二相经〉》的。 太虚法师所谓的“敏兴司法厅长葛立姗”,我认为是慕尼黑的法官格奥尔格·格林(Georg Grimm, 1868-1945)。1921年他与另外一位巴利文佛教学者塞登施蒂克(Karl Seidenstücker, 1876-1936)在阿莫希湖畔的巫亭(Utting am Ammersee)建立了“德国佛教会”(Buddhistische Gemeinde für Deutschland),1924年改名为“三宝佛教会”(Buddhistische Loge zu den Drei Juwelen),1935年又改名为“老佛教会”(Altbuddhistische Gemeinde)。 太虚法师当时所了解的应当是“三宝佛教会”时的格林。“泼勒司老”应当为当时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布莱斯劳大学(Schles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 t zu Breslau),“龙伯”很可能是布鲁诺·利比希(Bruno Liebig, 1862-1939),1921-28年他曾任布莱斯劳大学的印度学教授。查《1926/27年冬季学期布莱斯劳大学课程总表》会找到他所开的课程《巴利文与早期佛教》(Pali und lterer Buddhismus)。 “海台堡大学华来珊教授”应为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印度学教授马克斯·瓦勒泽(Max Walleser, 1874-1954),有多种有关佛教义理和哲学的专著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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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德国期间,太虚法师记载了七则谈话纪要,编成了《与德人谈话鳞爪》。在与德国各界人士的谈话中,既有德国人对时局的看法,宗教思想,也有太虚法师的一些重要的观点。

其中太虚法师第一个就列举了卜尔熙:

太虚曰:“个人与他人,国家与他国,恒存一我不灭亡他、他必灭亡我之念,以之互向拚死中求活。此现代从宇宙观以至人生观之大错误,而为各阶级各民族战祸之源。循此而不易其道,则世界和平与人类安乐终无望。使占优势者了知佛法,从万有以至人群,皆以因缘和合而成,生灭无常,相续不断,无可强据以为我者,亦无可强割以为非我者,惟利他乃成自他两利,若害他则必自他两害,尽堪互助以共存,岂必相斫乃为快!如不明事理,妄逞贪、瞋,人固怨苦,已亦劳困”。卜首肯。

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太虚法师希冀借助于佛教的力量克服全球性的困境和危机。实际上,早在1900年左右就已经在欧洲大陆酝酿产生了对东方哲学和信仰的关注。世纪转折时期,感伤主义者们试图在文化危机之中抛弃他们认为的日趋没落的西方文化,转而研究遥远东方的思想,主要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思想。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从前被西方知识分子鼓吹的西方文明开始腐烂变质。因此,太虚法师谓:

柏林远东协会会长叩尔纳贵族耶纳倭伊铿夫人,耆年硕德,颇致概于近代之欧化,以慕中国古文化之热忱,招待倾谈。询及中国现时变迁之情势,均谓中国今不可急于模仿欧洲,毁亡中国固有之美德,变成日本一般国家。其言亦可思绎。

太虚法师所谓“柏林远东协会会长叩尔纳贵族”应当为“德国东亚艺术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的赫尔伯特·冯·克伦佩雷尔(Herbert von Klemperer, 1878-1952)。曾经在中国名噪一时的德国哲学家倭伊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又译作“ 倭铿”)于1926年在耶拿去世后,在他曾经的学生张君劢(1887-1969)的推荐下,太虚法师去见了倭伊铿的夫人伊蕾妮·倭伊铿(Irene Eucken, 1863–1941)。两位知名人士都对欧洲的前途表现出了担忧,也都希望中国文化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特点。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2011)后来写道:“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对应物和救世主选中的拯救对象,在骚动的欧洲知识界不时起着或永久或临时的振奋和拯救作用。”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形态史学家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Wien 1918)的第一卷于1918年在维也纳出版,并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轰动:西方知识分子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幻灭。太虚法师在德国结识的人士中有1922-23年到过中国的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以及莱比锡大学的汉学家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太虚法师所谓“爱吉士教授”),太虚写道:“莱勃齐大学杜里舒教授,及爱吉士教授,皆曾到中国,对于佛法亦有深切之了解。谓在今科学知识发达后之世界,唯佛法可为人类唯一之宗教,其他各教已皆将淘汰。” 而太虚也认为:“唯佛法可为现代科学发达后欧洲人之合理信仰,亦唯现代欧洲最进步之科学,乃能发挥证明佛法为真理。二君极为首肯。” 也就是说,在到处充斥着不安的社会心态的欧洲,惟有合乎理性的信仰——佛法,才能拯救欧洲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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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29年太虚法师的欧美之行意义重大,也使得中国佛教开始在欧美世界产生影响。1931年在柏林出版了一本《700幅图片展示1910-1930年20年间的世界史》 ,已经开始刊载太虚法师的照片了。该书的“东方”(Der Osten, S. 254)一页,有3幅照片:左上是花丛中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右上是神智学学者贝赞特(Annie Besant, 1847-1933)和克里希那穆尔蒂(Krishnamurti, 1895-1986),下面是身穿僧服的太虚法师像,太虚右手持钢笔,左手压在要写的东西上面。下面的标注为:太虚——中国佛教领袖(Tai-Hschu. Oberhaupt der Buddhisten in China)。 而在下一页的“科学”(Wissenschaft)中,所展示给大家的人物是爱因斯坦教授(Prof. Albert Einstein)。 正因为这幅照片,太虚法师被载入当时欧洲人所谓的“世界史”之中。

《700幅图片展示1910-1930年20年间的世界史》第254-255页

太虚法师此次的欧美之行,使得19世纪以来从欧洲到非欧洲国家的信仰和知识流动的单向性得到了逆转。来自东亚的信仰和知识越来越多地为欧美的知识精英所接受和认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不断地汲取、审视这些知识,并将它们用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方式予以批判式的接受,结合自己的传统和经验进行传播。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认为:“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播网络的伟大缔造者。” 太虚法师的欧美之行,通过与不同人士的普遍接触在政治、信仰、知识等多重领域实现了全球史意义上的互动。

撰文:李雪涛(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授权刊发,注释和小标题略去,原载《北大佛学》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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