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那匹白马:秦汉帝国与古印欧民族的文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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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放斋,毕业于加拿大女王大学政治学专业,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现从事留学咨询、新媒体运营等工作。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汉太祖刘邦末年,在翦除了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之后,刘邦与大臣们“刑白马”而盟:“非刘而王者……天下共诛之”,意在永远消除异姓诸侯王威胁皇权的隐患。

“刑白马”中的“刑”在这里是动词,即杀戮的意思。杀牲而盟是一种古老的盟约仪式。在先秦时代,这通常指的是在杀牲后歃血(取血涂于唇上),以血液作为沟通人神的介质,向神灵宣誓,上引诸神之权威,以申盟约之效力。

由于这次盟誓是由刑白马而开始的,故被后人称为“白马之盟”。汉初的白马之盟为后世的盟誓提供了一种范式。“刑白马”以求告于诸神成为了汉地祭祀、盟誓仪式的代名词。如《三国志》载樊城之战时,曹仁、满宠“沈白马,与军人盟誓”、《后汉书》称焦触投降曹操前,与兵士“杀白马盟”、《隋书》载陈棱奉命讨伐流求国,雾雨晦冥,兵士大惧,因此“刑白马以祭海神”、《通典》载唐太宗与突厥颉利可汗“刑白马”,同盟于渭水便桥之上等,皆为“刑白马”仪式之发展。

作为一种人类早期文明中的牺牲仪式,杀牲献祭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广泛存在。然而在秦以前,用于祭祀的牲畜主要是牛、羊、猪,马牲的使用较为罕见,更没有专门挑选白马来献祭的例子。

那么刘邦为何要特意挑选白马来作为牺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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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刘邦刑白马盟群臣,为后世的盟约仪式提供了范式

马祭、牛祭与人祭:河神崇拜与“沈马”仪式的起源

现存最早关于“刑白马”的记载来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皇帝在面对诸侯叛秦、赵高擅权等问题时,梦见“白虎啮其左骖马”,心情郁结,命巫师占卜,“卜曰:泾水作祟”,即泾水之神在作祟。因此秦二世皇帝在望夷宫斋戒,准备“祠泾,沈四白马”,以事禳除。

此处的“沈四白马”与后世曹仁大战关羽时的“沈白马”及隋将陈棱伐流求时“刑白马以祭海神”的仪式无异,即先将马杀死后歃血,再将其沉入水底,献与泾水之神。

秦二世的禳灾活动还没有开始就因赵高发动政变弑君而告终,但这一举动为我们研究“沈白马”仪式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在秦二世之后第二位“沈白马”的是汉武帝。《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决口于瓠子,汉武帝听信丞相田蚡与巫师之说,以江河之决为天意,置之不理。直到二十年后,汉武帝封禅归来。这一次他决定亲临现场,“沈白马、玉璧于河”,在向河神致敬后,率百官负薪填河。

汉武帝所主持的“沈白马、玉璧”的祭河仪式与秦二世所预备进行的“沈四白马”的仪式如出一辙,均是为了销祸禳灾而刑马。据《后汉书·祭祀志》刘昭注所引今已亡轶的汉代《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马、珪、璧各一……涉渭、灞、泾、雒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汉代之礼法大率承袭自秦,而稍有增益。从《祀令》来看,汉代祭祀河川专选用白马的做法是沿袭自秦朝的这一点殆无疑义。

当然,秦人的“沈马”仪式同样其来有自。以动物或人以及玉器作为祭品奉献给河川之神的做法最早可见于商朝的甲骨文献。

记录了沈河献祭仪式的甲骨卜辞

“沈”字在甲骨文中即为投牛羊于水中之形,故此字原本专指沈河仪式。

商人对河神的祭祀极为看重。因为河流关系着气象变化,河流的干涸或积涝左右着商人的粮食生产与经济生活,所以商人的祀河仪式的规格很高。除了上述提到的用牛、玉器和青年女性(嬖)可作为祭品外,还有羊、猪等牲口,以及“羌”等人牲。

然而,在所有的甲骨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商人以马为牲祭祀河神的记录。

当然,这并不是说商人并不使用马牲。在甲骨卜辞中我们也发现了商人将马牲用于祖先祭祀的证据,尤其是发现了将马作为祭品奉献给大乙(汤)、祖乙等重要先王的记录。这些证据说明马牲祭祀是高规格的一种祭祀形式。

总的来说,马对于商人来说是一种稀缺的军事资源,故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军事征伐和标志个人身份地位之上,仅有少量用于祭祀祖先。

商代的玉马

与商人一样,周人也存在“沈祭”的仪式。《周礼》载“凡沈辜侯禳,饰其牲”,郑玄注:“沈谓祭川”,也就是商礼以牛羊玉器作为牺牲祭祀名河大川的延续。在实例方面,《竹书纪年》载西周夷王时,吕人、蜀人来献琼,“宾于河,用介珪”、《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游于河宗氏之地,“沈璧于河……祝沈牛马豕羊”等,都是周人祠河的例子。

迨至春秋战国时代,祠河的记载就更为丰富了。

与殷商相比,周朝的祠河仪式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人牲的废除。考古和文献证据共同证明,西周初时人牲制度已不太普遍。后世虽仍有以人牲祠河的记载,但亦只是殷礼的余烬了。

其次是祠河与盟誓仪式的结合。前文已经提到,盟誓是一种在神灵前宣誓结盟的仪式。《礼记·曲礼下》谓:“约信为誓,莅牲为盟”。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盟誓是通过口头宣誓来完成的。到了春秋时期,又出现了书面誓言,时人谓之“载书”。在订立盟约后,结盟的双方“书其辞于策”,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另一份埋于地下,或“载书在河”。

大约在载书制度出现后不久,祠河与盟誓仪式出现了局部合并的迹象。这两种仪式,前者以禳灾为目的,后者以宣誓为目的,前者是人神之间的对话,后者则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本非同一种仪式。但大概因诸侯之间盟誓常以山川之神为盟神,故会盟之址多选在水边,且两种仪式都以牲畜玉器为祭品,又都与沟通神灵的巫祝活动有关,遂渐渐发生重合。

最后则是马牲的加入。前所引《穆天子传》言周穆王以“牛马豕羊”致祭于河伯,这是最早将马用于祠河仪式的记载。进入东周以后,又出现了将马牲用于盟誓的例子。在山西侯马盟誓遗址的一个大坑中,考古学者们发现了羊177头,牛63头,马19匹。《史记·平原君列传》载毛遂代表平原君与楚王歃血堂下,所取者乃“鸡狗马之血”、《战国策》载孟尝君舍人称“臣闻齐卫先君,刑马压羊,盟曰……”均为有力的例证。

周人还用马牲来祭祀死去的国王。《周礼·夏官·大司马》:“丧祭,奉诏马牲”,郑玄注曰:“王丧之以马祭者”,可见天子丧礼也可以用马。《周礼》并非周代礼制的实录,但保存了一些周礼的细节。除非有旁证,我们只能对此将信将疑。

除了丧祭以外,《周礼》还提到周人将马牲广泛地用山川祭祀之中,“凡将事于四海、山、川,则饰黄驹”。用马祭川的制度和前引《穆天子传》所记一致,可以采信。

在东周各诸侯国中,好以马为牲祭祀神灵的首推秦国。无独有偶,秦人的马祭之礼亦正是后来秦二世、汉高帝、武帝“沈/刑白马”仪式的源头。

古印欧人的马祭文化为秦人“刑白马”的来源

根据秦国的建国神话,秦之先祖非子奉命养马于汧、渭之间,因功获周王赐地。这则神话体现了秦人对马的重视。

与商礼、周礼不同,秦人不但自春秋时代以来便大量地将马用作牺牲,而且用马牲作为最高规格的祭品来奉祀上帝。在商人和周人的神谱中,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天帝(商称帝,周称天,亦称上帝),周人祭天时所使用的是纯色的赤牛。而秦人并无祭天的活动,他们信仰的是“白帝”。《史记·封禅书》称秦襄公在被正式封侯之后,“作西畤,祠白帝”。后续的秦国国君又陆续建立了五畤,其中在旧都雍城附近的鄜、密、上、下畤合称雍四畤,奉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四帝。从秦国受封至灭国,“唯雍四畤上帝为尊”。

按照这种说法,秦人最初只信仰一个白帝,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先,后来或许是受五行之说启发,才创造出了其他三帝。《周礼》称周人在奉祀上帝之外,亦祀有五帝,汉儒将其合称为“六帝”,视青、赤、白、黑、黄五帝为上帝的臣佐。这很可能是出于战国时代的《周礼》编纂者的想象。

不管周人有没有五帝信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人并无以马牲祭祀上帝或六帝的习俗。周以牛、羊、豕祭天,以犬祭五帝,见于《尚书》、《周礼》。而《封禅书》则称秦襄公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三牲”在儒经里指的是牛、羊、豕,这里却是马、牛、羊,且以马为首。可见秦国在受封之初即已存在马祭文化,以马牲祭祀祖先与上帝。

秦始皇帝混一宇内后,秦礼进一步得到了完善,规定每年五月在雍四畤行“尝驹”之礼,即专门宰杀马驹,以享于四帝。

《封禅书》提到,秦代畤祭所用的祭品是“驹四匹……各如其帝色”。“如其帝色”也就是祭白帝则用白驹,祭青帝则用青驹。这是传世文献中第一次间接提到白马献祭的仪式,早于秦二世拟“沈四白马”的记载。前后两处记载都提到数字四和纯色马,说明秦代的畤祭和沈祠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

需要留意的是,虽然马祭在秦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挑选白马来祭祀白帝的做法却是一种晚出的现象。在东周初期秦襄公立祠祀白帝之时,三牲中的马乃是“骝驹”。许慎《说文》解“骝”字曰:“赤马黑毛尾”。也就是说用白马来祭白帝,看似合情合理,但其实不是一项理所当然的要求,而是在以马祭神的仪式成型以后才产生的。

当然这里还有另一种可能。在襄公祠畤的记述上,《史记·秦本纪》的文字与《封禅书》有少许差异。《秦本纪》作“襄公于是始国……祠上帝西畤”。也许在秦立国之初并没有白帝的称谓,只有一个作为秦人始祖与最高天神的“上帝”。

在比较神话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仪式和神话往往配套产生,但没有固定的先后关系。有时人们先创作了神话故事,并据此形成仪式。有时人们则是先接受了一套仪式,而后为了解释这一仪式又演绎出了若干神话。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或许秦人是在经历从“骝驹”到“白驹”的仪式转变后才发明出了“白帝”的名字,以“如其帝色”来解释自己的仪式行为,并最终结合五行学说陆续发明出四帝的。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那就是:秦国五百年历史的马祭文化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秦礼中的马祭仪式,前人即已感到奇怪。清沈钦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之所在:“按《周礼》正祭皆无用马牲之事……至匈奴杀马祭天,戎狄皆然。《魏书·礼志》:‘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元史·郊祭志》冬至用纯色马,然则秦乃循西戎之俗也”。

秦之封地在西陲,受到多种周边文化的影响。山东六国之人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可知秦国沾染胡俗在诸夏世界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事。

秦地与诸戎接壤,国内本有许多戎狄之人。史载秦与骊戎、义渠戎等存在通婚或结盟的关系。秦穆公时期,“西戎八国服于秦”。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大,不同的族群陆续加入到了“秦人”的共同体中来。这使得秦国在装服、器具、音乐上,都吸纳了戎狄特色。考古发现秦国流行的动物纹瓦当即源于北方草原文化,秦国的短剑形制亦受到了草原风格的影响,而春秋战国秦公墓中发现的“屈肢葬”则和甘肃、青海、新疆地区的葬式相似,以北方草原文化为媒介,最远可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欧亚草原印欧语系先民所创造的安德罗诺沃文化。

沈钦韩所举的“匈奴杀马祭天”的例子出自《史记》和《汉书》。《史记》载匈奴人信仰天神,其首领自命“天所立大单于”,每年五月“祭其祖先、地、鬼神”。

更直接的例子来自于《汉书·匈奴传》。这一则记载直接解开了秦汉帝国“刑白马”盟誓渊源之谜。据记载,汉元帝初,汉廷派遣使者韩昌、张猛出使匈奴,二人与呼韩邪单于会盟于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约定“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二人还长安,奏见天子,有朝臣以为韩张二人在没有得到皇帝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代表汉国与匈奴诅盟,“令单于得以恶言上告于,羞国家,伤威重”,建议“遣使往告祠,与解盟”。

这则记载表明匈奴存在“刑白马”于山水之旁,祭天神、山水之神,以宣盟誓的仪式,与前文所提到的秦穆公以骝驹祭上帝、秦始皇尝白驹祭白帝、秦二世沈白马祭泾、汉高帝刑白马盟大臣的做法有承继关系。

历史地理学爱好者拟构的西汉时代的欧亚地图展示了匈奴、乌孙、月氏、安息等国的大概位置

问题是:汉元帝之世距离武帝的时代已经五十余年了。到底是匈奴所传的古老草原习俗影响了秦人,从而进入了汉礼,还是汉礼反过来影响了匈奴呢?

答案应该是前者。有两条理由。

首先,这次盟会的地点在匈奴,故所使用的应该是匈奴礼。除了“刑白马”以外,这个仪式还包括以径路刀(匈奴短剑)、金留犁(金汤匙)搅拌酒水,并以月氏王头骨所制成的骷髅碗共饮马血这两个环节。匈奴人有“祠兵”活动,即祭祀兵神(战胜),祈求长胜。而匈奴兵神的名字就叫径路神。以径路刀挠酒,即向战神宣誓。

骑马的斯基泰人

骷髅碗亦与欧亚草原传统有关。希罗多德《历史》载斯基泰人在杀敌后将敌人的头骨做成骷髅饮具 。斯基泰人是一个说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语言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其一部被波斯人称为“塞迦”、被汉人称为“塞种”。《汉书》称一部分塞种人原生活在伊犁河流域,后塞王之地被乌孙攻占,一些塞人融入了乌孙国之中。乌孙、月氏、匈奴等国皆是部落联盟型国家,相互存在人口的交流,其部落中可能都包含有塞人。

希罗多德记载斯基泰人在斩杀敌人,取下“第一滴血”后,会取敌尸之血饮之。而遇饥渴无水时,则会杀马放血而饮。同属印度-伊朗语族的古印度人在梵语经书《女神颂》中,也刻画了手持骷髅杯、痛饮妖魔血的时母迦梨女神的形象。这些做法都与匈奴的血盟仪式类似,或许可以追溯到斯基泰人与印度-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千纪初的共祖——原型印欧人。

无论匈奴用骷髅碗饮马血的习俗是学自哪一个族群,这与汉的人歃血仪式显然存在差异。

斯基泰人与马为邻,是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

其二,匈奴的“刑白马”习俗可以在当时和后世的许多文化中找到印证,而这些文化或为草原文化,或则受过草原文化的润泽。这说明“刑白马”之礼来自北方。

先举几个中国境内族群的例子。

鲜卑为东胡的一支,说一种蒙古语系的语言,和匈奴存在互相渗透的关系,自汉至北魏,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除前所引“神尊者以马”的观念可证明鲜卑人亦有马祭习俗外,《魏书》还记载鲜卑君主祭天“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牛、马、羊这三牲正与秦襄公所用者同。这从侧面证明了秦人的马祭可能来自匈奴或其他草原民族。

唐宋时代的契丹人亦源出于东胡-鲜卑系统,说的也是一种从属于蒙古语系的语言。宋人所著《契丹国志》中记录了契丹人关于“白马青牛”的传说。契丹人信仰天神,《辽史》记载契丹大汗“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以“刑白马”之礼立誓结盟,与匈奴之俗一致。

同样出自东胡-鲜卑系统的蒙古人也继承了马祭的仪式。《元史》载蒙古人郊祭用马,《蒙古秘史》载十一部落杀马、骡,舐血结盟。13世纪法国教士鲁布鲁克也记录了蒙古人于五月九日聚会,以白马献神。

东北地区出于肃慎系统,说通古斯语系语言的女真人和满洲人以及来自扶余系统、说朝鲜语系语言的高句丽人、新罗人、百济人虽与中亚草原遥遥相望,但也继承了这一习俗。宋人记载金主完颜亮“刑白马祭天”。清代史书率载努尔哈赤、皇太极与满蒙各部落“刑白马”结盟。满洲人的结盟誓词中有“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之语。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亦记载新罗与百济“刑白马而盟,先祀神祗及川谷之神,而后歃血”。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刑白马庆典

次举中国境外民族的例子。

前文已提到,匈奴的许多习俗与数百年前中亚草原一些印欧语系族群的习俗相似,二者间可能有关联。

18世纪,欧洲语文学家在比较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印度的梵文后发现,这些语言在词汇和语法上都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可能存在共同的始祖。两个世纪以来的语言学研究逐步证实了这一假说。印欧语系各族群在基因、文化和原始宗教等方面存在亲缘关系。

语言学家称这种拟构出的始祖语言为“原型印欧语”,历史学家把说原型印欧语的印欧各民族之先民称作“原型印欧人”。

关于原型印欧人起源于何时何地,在什么时代经历几次迁徙流播于欧亚各地等争议,本文不想涉入。主流的说法是:原型印欧人于公元前4000年兴起于东欧的黑海-里海大草原,随后渐次分化,以多个批次向欧亚各地扩散。

原型印欧人之所以重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他们是马的驯化者和马车的发明者,是最早的骑马民族。考古研究表明,原型印欧人在前3500年左右开始骑马,并用马驾车,故能够以奇快的速度在各地扩张。世界上所有的马都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他们的迁徙路线和马的传播路线完全重合。

既然全世界的马和马车都来自古印欧人,中国自然不能例外。根据考古证据,马匹于前2000年前后传入新疆地区,随后再向东传至鄂尔多斯高原。此地的族群所创造了“鄂尔多斯文化”。其地域东西跨度很大,在陕西与伐商前的周国相接,在晋冀两省与商王朝的一些据点错落相会,属于北方文化系统,大概即周人所谓的北狄之属。鄂尔多斯文化上承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下化而融入匈奴文化,是马的传播链上关键的一环。

压倒性的考古证据表明,商代的马匹和马车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间由欧亚草原传入的,其途径可能就是通过东亚北方草原上的戎狄先民。商代的人牲祭祀坑中还包括了一些这类戎狄先民的俘虏,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口流动。

周人与戎狄先民的联系就更紧密了。周与秦一样地处西陲,与戎狄杂处。相对于商人常常因缺少马匹而感到焦虑,周人通过交好戎狄,获得了大量的马匹和制作马车的匠人。夏含夷认为,周人在牧野之战中大量投入战车进行冲杀,是制胜的关键。

其次,印欧语系诸族群也是最早开始进行马祭的。

原型印欧语共分化成了十个语族,这十大语族中皆有马祭文化的痕迹,兹举其要者如下。

文献有载的最早进行马祭的是印度-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

斯基泰人的服饰与样貌

前5世纪希腊的希罗多德记载了斯基泰人的马祭习俗。前已述斯基泰人的骷髅酒碗与匈奴文化的渊源关系。斯基泰人活跃于公元前9至公元4世纪,是第一个有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可以证明存在马祭活动的族群,曾侵入近东地区,雄霸一时。

希罗多德称他们“用各种畜类作为牺牲,但主要是马”,在杀牲时先用一个大环子套在牺牲的脖子上,再于环子里插入一根木棍,用来扭紧环子,绞杀牺牲。他们在奉祭时呼喊所祭之神的名字,随后用一口大锅煮食马肉。这些记载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巩乃斯河畔出土的斯基泰风格的窖藏青铜器中有两件大型青铜项圈,直径在50厘米以上,应即为绞杀马牲的工具。同一批文物中还有巨大的青铜锅,或是煮马的器具。在南俄草原所出土的一具希腊-斯基泰混合风格的银罐中也刻画了疑似斯基泰人进行马祭仪式的浮雕。

希罗多德还提到里海之滨的马萨格泰人也有马祭的习俗。马萨格泰人说一种东伊朗语,与斯基泰人是近亲。二族在文化上大同小异。马萨格泰人崇拜日神,在祭日时先将马匹杀死献祭,而后分食。

希罗多德的时代早于匈奴建立两百五十多年,其所记载的习俗有着更久远的历史。在斯基泰人的先民——原型印欧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我们也发现了殉葬或祭祀所用的马骨以及马的小型雕像。说明“刑马”祭神的仪式可能来自原型印欧人的宗教。

在前3世纪,说另一种伊朗语的帕尼人在伊朗地区建立了安息帝国。安息原在伊朗东北部,东与塞种、月氏相接,与匈奴同时。罗马-希腊学者菲洛斯特拉托斯记载安息国王曾以一匹最优良的白色的尼萨宝马奉祭神灵。以此类推,马萨格泰人所杀的应该也是白马。

匈奴的“刑白马”仪式很可能来自斯基泰-马萨格泰人,当然也或许来自于其他与斯基泰-马萨格泰人有着共同祖先的印欧兄弟族群。

斯基泰风格的银瓶,瓶身上半部分的雕饰疑似刻画了马祭的场景

类似的仪式也出现在了吠陀印度。创造吠陀文化的族群为印度-雅利安人,说吠陀梵语。梵语与伊朗语同属印度-伊朗语族,拥有共同的近祖——原型印度-伊朗语。公元前4世纪形成定本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多次提到雅利安人的马祭仪式。

在印度-雅利安文化中,刑马礼被称为“阿什瓦么德赫 ”(Ashvamedha)。每当新君继位,祭司们会挑选一匹雄性的白马或灰马,拭以酥油,缀以金饰,并向其念诵经文,后将马释放,任其游荡。此马凡经过敌人的领土,国王必须将其荡平,确保马的安全,并证明自己的实力。一年期满后,祭司会将此马配以牛羊一起宰杀,作为祭品,以庆贺国王之成功。据印度学家考证,此仪式最早也与日神崇拜有关,以马之奔跑跳跃象征日之升降。

罗马人所说的拉丁语属于意大利语族。在罗马,最负盛名的动物献祭活动当属“十月马祭”(Equus October)的庆典。每年十月十五日,罗马人会举办马车竞赛,获胜马车的右骖在比赛结束后会成为祭品,被献给火星之神、战神玛尔斯。马被杀死后先被肢解,其尾送给国王,其头由两派人士争抢,抢到马头者可保存之,作为吉祥物。

北欧和中欧的日耳曼语族各族群中同样也有马祭,并以“刑马”仪式来昭告国君的登位。北欧叙事诗《赫尔瓦拉尔和海德里克萨迦》记载瑞典国王登基时“斩杀了一匹马,将之切为碎片,众人一起吃下,并将马血涂抹于圣树之上”。

中欧再往西是法国和英伦三岛上的凯尔特语族,包含高卢语、爱尔兰语等语言。高卢的凯尔特人崇拜马神,其神话中主人畜之繁衍、物产之丰饶的女神艾博娜(Epona)即为一马神形象。当然,关于凯尔特马祭仪式最重要的记载来源于12世纪的威尔士人格拉尔德。在《爱尔兰历史与地貌》中,他记录了爱尔兰人的“刑白马”登基仪式:

“当所有部落之人聚齐时,一匹白色的母马会被带至人群中来。将践祚为王的人……先与母马交媾,而后杀之,割下马肉,烹于水中。新王当着众人之面,在马汤中沐浴,尽食其肉”。

以上例子说明印欧语系各族群中都存在马祭,且多崇尚白马。

印度绘画所展示的刑白马场景

实际上,整个草原萨满文化地带上都存在着“神圣白马”的仪式,以此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马祭的传播路线:由东欧起源地出发,逐次向中亚、北亚、东亚、东北亚扩散。

《元史》载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的乌斯人“刑白马、牛羊…以祭河神”。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国内的卡尔梅克人有春祭宰杀马羊之礼,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境内的阿巴坎·鞑靼人则屠牡马、牝马以祭神。阿尔泰人在萨满祭神仪式中会挑选浅色之马献祭。萨哈共和国内的雅库特人在祭祀“白驹女神”时,亦会特地挑选白马奉上。同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秦人的“刑白马”仪式来自于和匈奴存在直系文化亲缘关系的戎狄先民,而后者又受到了中亚印欧语系族群的影响。

这一论点是基于以下证据的:

(1)遵从周礼的东方各国皆以“猪、牛、羊”为祭品,秦国使用的却是“马、牛、羊”。

(2)秦国受到匈奴和其他戎狄文化的多方面的影响,比如“屈肢葬”的葬式即来自草原文化,秦始皇金人亦很有可能是对匈奴金人的模仿。秦国在早期与戎狄存在通婚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秦国是一个华夏化的戎狄国家。

(3)戎狄各部以马祭神的仪式由来已久。在时间上,戎狄在前,匈奴在中,秦汉在后。

(4)戎狄马祭仪式来自于欧亚草原上的原型印欧宗教。在地理上,马匹由欧亚草原向东先传至东亚北部草原,随后向北亚、东亚、东北亚各方向扩散,马祭仪式亦然。

(5)许多印欧族群都存在“刑白马”仪式,即以白马献祭主神。同样的仪式出现在了后来的匈奴。从考古证据来看,匈奴文化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直接影响。

(6)与匈奴类似,秦国亦以白马祭主神白帝。这一仪式可能来自匈奴之先民,也可能来自其他受斯基泰人或其他印欧语系族群的马祭文化影响的戎狄部落。

(7)印欧的“刑白马”仪式与王权的建立存在微妙的关联。“秦王-周天子”、“秦二世皇帝-赵高”、“汉高帝-诸侯王”这三组关系之间,也蕴含了王权建立的主题。

秦国始祖非子养马的传说,秦礼以马祭祀四帝的仪式,以及秦人对马神的崇拜(《睡地虎秦简·日书》中有《马禖》篇,为秦人祭祀马神的祝词)共同证明了秦人对马的情有独钟。这些主题都有可能是来自戎狄文化的影响。

现代印度艺术家所还原的马祭场景

本文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印欧语系的先民为什么要刑白马?

由于这种仪式产生于史前时代,这个问题可能不存在最终的答案。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种随机的仪式。读者们或许会期待我给出一个完整的神话故事或典故,来说明“刑白马”的起源。但正如前文所说,此类以白马祭白帝(秦人)、以白马祭骑白马的神人(契丹人)、以白马祭白驹女神(雅库特人)的传说更有可能出现于仪式成型之后,而不是之前。

换句话说:古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知道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们恰恰是为了解释这些仪式,才谱写了相应的神话故事。

仪式的随机性究竟是一个不算太坏的解释。假设最初的刑马仪式是为了祈求战争得胜的。欧亚先民有时以白马祭神,有时以黄马祭神,然而以白马祭神之后打胜仗的次数总是比较多。激励机制形塑行为习惯,行为催化认知的改变。久而久之,就有了神灵偏好白马的说法,并由此发明了神灵本为马神,或是骑白马的说法。而祈神又常常和盟约仪式结合在一起,因此很容易作为一种文化迷因(meme)迅速地扩散。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刑白马”仪式可以扩散至欧亚大陆尽头两端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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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清,“先秦祭祀中用马现象探析”,载《古籍研究》总第61卷。

连邵名,“商代望祭中的河与岳”,载《殷都学刊》,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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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凌,“畤文化考论”,载《西北史研究》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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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云,“论早期秦文化的来源与形成”,载《考古学报》2017年第2期。

黄铭崇,“从考古发现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现象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的类型与阶段”,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卷 第4期,2012年;第84卷 第1期,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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