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为尊的民国高校里,国学是何生存境遇?

人大出版社学术守望者01-29 10:43 跟贴 156 条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文史哲课程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武汉、成都和广州等主要城市的公立大学中。这些国学研究的重镇在上海、天津与沿海商业资本并存。在当时已经出现的过分依赖英语资源教授应用知识的严峻趋势下,这些公立大学的文科院系作为国学的堡垒,竭尽捍卫国学的领地。民国时期的公立大学中,中国语言文化的讲授是在一种不寻常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大学里的国学研究一方面面临着自然科学和应用性专业科目的竞争,另一方面又遭遇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在民主和科学的普遍原则下横扫旧俗、抨击传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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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和《新潮》两本刊物为发端而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场运动通常被认为是由大学教授和学生带头发起的反对传统文化的社会革命。它是19世纪中期以后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自我反思的进一步发展。在诸如《非孝》、《狂人日记》和《家》这样的杂文和小说中,新文化运动的年轻作者满怀着激情和道德感去批判传统的伦理规范和社会关系。

然而考据的传统在学术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民国时期国学发达,新文化虽然风光一时,但是在学术院墙中汉学的声望仍然不可轻估。新文化领袖人物胡适虽然倡导白话文学,但是他也不得不深入展示他的考据功夫,做《红楼梦》 研究。 我们可以把胡适的研究图谱看做当时学风的显现。即便是白话小说大师鲁迅(周树人,1881—1936)也对训诂和辑佚采取了遵从的态度。尽管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集新文化运动打破传统精神之大成,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却是他作为“太炎弟子”的身份使他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北大国文系教职。他开设的课程也并非近代文学,而是教中国小说史。他不去从事文学创作,却在北京的图书馆里投身日式的辑佚学问,通过搜集残存的旧籍逸文,编成权威注本。他翻遍了宋、元时期的主要类书,从中逐字摘录叙述性的片断,仔细考证出它们最初出现的年代和语境。他校勘各种版本以寻找证据。就这样他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他在北大教课的讲义。

虽然诞生于世纪之交的西式专门学校和大学标志着中国学术机构的一大转型,制度基础也已发生变化,但许多传统学术脉络仍绵延不绝。因此,学术研究范式的权威和学术共同体的固有地位相互强化。例如,与黄侃同时代的人,尽管在文化问题上跟他存有成见分歧,但几乎没有人不尊黄侃为民国音韵学学界之翘楚。黄侃以对6世纪文学评论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而驰名。他被誉为自乾嘉以来最为重要的音韵学家,同时他也以章太炎(炳麟,1869—1936)大弟子的身份而闻名。章太炎年轻时师从浙江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和黄以周(1828—1899),而俞樾的学术谱系可以上溯到戴震(1724—1777)、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等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换言之,衡量黄侃成就的标准,就是由这个秉承了杰出传承的学术共同体所定立的。

当同为浙江人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他试图借章太炎之名振兴国学研究,于是聘请了大批“太炎弟子”到北大来任教,其中包括三对兄弟:马幼渔、马叔平,周树人、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再加上钱玄同及刘半农。尽管太炎弟子也试图在学术上调和乾嘉汉学与西方科学经验主义,但他们还是经常与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人发生冲突。胡适在美国受过教育,支持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这两派学者间的关系“势同水火”。“太炎弟子”的倨傲态度来自其引以为傲的学术传统,而新兴的“新文化”群体则通过《新青年》和《新潮》这类刊物在年青人中赢得听众,从而获得自信。国学家以其知识渊博、学统久远而素负盛望。在这一备受尊崇的学统中,他们是最后一代传人。相反,打破传统的新文化人,则是受益于新学统的第一代,在这一新学统中,旧制度已经结构性崩坏,知识分子的行动领域也拓展到了出版和新闻业。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学术界的领袖。他们赞赏朴学的经验主义方法,但他们推崇汉学是为了新的目的。众所周知,汉学对19世纪今文学派的兴起贡献良多,因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将汉学视为对传统思想权威适度而有节制的质疑,从而与20世纪反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精神相容不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深信,传统中没有哪部分享有不容置疑的至尊地位,可以免于批判性的学术质疑。他把乾嘉时期的学术研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比较,视清代朴学大师为以开放和独立精神审视经典的知识分子先驱。自称师从汉学家的民国学者受鼓励去仿效18世纪经验主义先驱的开明态度,而不是将其研究局限于代代相传的框架内。这种做法,在不与传统激烈决裂的情况下,为进行近代革新提供了可能性。这样的国学研究在“整理国故”的旗号下一方面巧妙地调和了西方科学的挑战与中国的古典经史研究,另一方面也缓和了文化上破除偶像的情绪。

尽管环绕考据学派和清学的传统的光环延续到民国学界,考据方法在新文化人这一代中被用于更为广泛的目的。傅斯年自传中一段著名逸事生动描述了五四一代反传统的青年如何运用经典的考据学来挑战正统的学术等级制度。傅斯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新潮》的主编。1918年,他大学四年级时,选修了朱蓬先开设的《文心雕龙》课。但是,傅斯年和他的一些朋友对朱的解读颇为不满,并打算公开指正老师的错误。傅斯年通宵达旦梳理朱的授课讲义。通过征引其他相关文献、批注和诠释,他列出朱讲义中三十余处训诂、音韵以及史实性错误。傅斯年把他的发现呈给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以证明朱并非一个合格的学者。几天后,这位教授被迫辞职。

20世纪20年代,与清学传统渊源甚深的旧式考据学,在受最新考古发现和档案材料激发的新学术面前,显得相形见绌。民国学界的前沿主要是殷墟甲骨文、青铜铭文、敦煌藏经、清宫档案的研究。大学教授带着学生去接触这些新出史料,教他们欣赏研究国学的新方法。比如,顾颉刚(1893—1980)带着燕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参观了北大国学研究所保管的大高殿档案,紫禁城里的清宫档案,团城的玉佛,地质调查所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陶器,河南的殷墟发掘现场。尽管对古代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带有朴学家重视证据的特点,国学家却是以近代科学方法为研究路径。正如顾颉刚所概括的,民国的国学研究实质上结合了对以上丰富材料的“科学”处理和线性的历史发展观。

新式学校内产生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使旧式的师徒学术传承变得过时。民国时期的西式高等教育助长了“老同学关系”,取代了清代的学术派系。尽管这些新学者仍对传统朴学存有敬意,但在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陈寅恪以及其他许多学者手中,考据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种新的国学研究开始出现。要是严格运用经验主义方法,就为学术设立了内在限制。但是,经验主义方法若仅仅是种方法,就能顺应着知识界更大学术目标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被用来弘扬科学价值观,为国学研究定下了新的基调,正如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华北平原面临即将到来的日本侵略,笼罩着浓重的阴影,而民国的国学研究则以对文化认同问题的另一种关注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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