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向山巅进发:人类为何执着于攀登高峰?

网易历史01-28 09:47 跟贴 25 条

本文节选自《走路的历史》,作者:[美]丽贝卡·索尔尼,译者:刁筱华,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山,如同迷宫,起隐喻和象征空间的作用。绝顶是与“抵达”和“胜利”概念最相符的地方。尽管在喜马拉雅山区,许多朝圣者绕行山,认为站在山顶是冒渎行为。强健且抱负不凡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登山者爱德华·温珀如此评价登顶马特洪峰:“一切都在脚下。在那儿的人完成了他渴望的一切事物——他心愿已了。”登至山顶的吸引力也可能得自语言隐喻。英语及其他语言将纬度、登山、高度和权力、美德、地位联系起来。在基督教的宇宙论中,天堂在上而地狱在下;但丁将地狱描写成他辛苦攀登的圆锥山,结合精神和地理旅行——“我们从窄缝爬上去,石头从两边压来,那地方需要脚和手”。上坡之行涉及形而上学的领域;山间无目的的漫步穿越也涉及形而上学。

在日本某学者说山像重迭的花,山被想象成横过风景的大曼陀罗中心,接近曼陀罗的中心意味着接近精神力量的根源——但进路可能是迂回的。在迷宫中,人可能在最接近目的地时离它最远;如埃杰里亚所发现的,山在人攀登时会一再改变形貌。此吊诡,可用著名禅语“年少时见山是山,中年时见山不是山,老年时见山又是山”来比喻。梭罗也注意到该现象并写道:“对旅人而言,山的轮廓随步而异,且山有无数侧面,虽然山绝对只有一形。”而那形状最能从远处被理解。在日本艺术家铁斋著名的三十六幅版画《富士山的三十六种面貌》中的三十五幅,富士山的完美圆锥体忽近忽远、忽大忽小,赋予城市、道路、田野、海以方向与连续性。只在一幅朝圣者登山的版画中,其他版画中的富士山消失了。当我们被吸引,我们挨近;当我们挨近,吸引我们的景象消失:山的脸在我们挨近求吻时模糊或破碎,富士山的平滑圆锥体在铁斋的富士山朝圣者版画中成为从脚底直升天际的乱石。山的客观形状似乎落入主观经验,而登山这个行为本身也分裂成一段段支离破碎的攀爬。

我说过,步行好似具体而微的人生,而登山则是戏剧化的行走。登山有较多危险、对死亡的察知和对结果的不确定,反之也有较多对抵达的欢欣。“攀登好似人生,只是更单纯、更安全。”一九二四年英国登山家查尔斯·蒙塔古写道,“每次你攀登一座险山,人生便成功一次。”登山吸引我的是一种活动可以意味许多事。虽然朝圣的概念几乎总是存在,但许多登山从运动和军事活动中找到意义。朝圣之旅从走神圣化路径到目的地找到意义,而最受崇敬的登山者常常是那些初次登山或登顶的人,他们就像是创纪录的运动员。登山常被视为帝国传道的纯洁形式,使帝国传道的技巧和英雄价值发生作用,但却无帝国传道的物质获取或暴力。这也是法国杰出登山者莱昂内尔·特瑞称他的回忆录为《无用物的征服者》的原因。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在一场为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探险募款的演讲中,杰出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回答关于他为何想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问题时,说出登山史上最著名的话:“因为它在那里。”他的一般回答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建造英帝国的精神尚未死亡。”马洛里和其同伴安德鲁·欧文死于这次探险,登山史家仍在辩论他们在消失前有否登顶。

经验可测量的部分最易被转译,所以最高峰、最惨灾难是登山最为人知的部分,纪录——第一次攀登、第一次从北面攀登、第一个美国人、第一个日本人、第一个最快抵达的女人、第一个没有这或那的装备的人——也是登山最为人知的部分。珠穆朗玛峰对西方人而言向来是数字——西方人最早是经由三角学认识它的。一八五二年一位印度英国三角学测量局的职员计算出他们所称的“第十五峰”——即藏语Chomalungma(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测量它的人以从未注意到它的人——前测量员督导印度爵士乔治·埃佛勒斯——的名字为它命名,这有如给它做了变性手术,因为Chomalungma意指“该地的女神”。当地居民视珠穆朗玛峰为较不重要的圣山,但登山作家有时称它与南佛罗里达州同纬度的珠穆朗玛为“世界之巅”或“世界屋脊”,仿佛我们的地球是金字塔形一样。经常旅行的登山家暨宗教学者艾德温·伯恩鲍姆挖苦道:“任何东西一经西方社会品评为头号,即染上一层神秘色彩,好像这样东西特别真实、有价值和神圣似的。”而头号通常由测量决定。登山中的胜利,就像运动中的胜利一样,是在“第一”“最快”“最”中被测量。

一如运动,登山是只有象征性的结果,但那象征无比崇高——例如,一九五〇年法国登山家莫里斯·赫尔佐格视其远征世界第七高山安娜普娜山为大胜利,因为他们最终抵达山顶。虽然他受到严重冻伤,以致失去手指和脚趾,必须由雪巴人带下山。或许赫尔佐格对历史的贡献,就像埃杰里亚对圣经的实践一样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卫·罗伯兹带队登顶阿拉斯加的亨廷顿山。如罗伯兹在《我的恐惧之山》中所述,该探险似乎始自他在马萨诸塞州研究亨廷顿山照片,他想发现一条上山的新路,他想做前人没做过的事。也就是说,该探险始自视觉再现与置身于历史纪录的欲望、数月计划、筹款、征募新兵、搜集装备、写物品清单;要到很久之后,才准备登山。历史与经验间,热望、记忆与当下间的张力吸引着我,虽然此张力存于人类活动之中,但它似乎在高处变得更透明。我认为,历史起自“人的个人行为如何嵌入公共生活”的社会想象。历史被心灵带到最遥远的地方决定人的行为在偏远之地意味着什么。

因为山通常距人烟聚集之处十分遥远,因为神秘主义者和法外之徒常上山避世,因为攀岩是“我的心灵唯一不漫游的时候”,在山上创造历史似乎是十分吊诡的概念,而登山则是十分吊诡的运动。登山意味进入未知,然而登山的行为却有为“置地方于人类历史,使地方为人所知”的目的。也有拒绝记录登山或为登山命名、视登山为退出历史的人。一九五三年成为英国第一位持证女性登山向导的格温·莫法特如此书写登山的快乐:“在我出发前,我感到在我准备面对困难时会有的熟悉感觉。精神、身体松弛,肌肉放松到连脸都放松、眼睛睁大;身体变得轻而柔软。‘人为何登山’的答案可能存于登山前的绝妙时刻。你在做一件很难的事,失败可能意味死亡,但因为知识和经验,你可以很安全地做它。”她和一同伴曾决定创最慢通过斯凯岛山脉的纪录,并在突来的暴风雪帮助下取得成功。

欧洲登山史源自种类竞争。在白朗峰被攀前数十年,山上的冰河流到霞慕尼谷,使山谷成为观光地,直至今日仍是如此。当地居民像北韦尔斯和湖区居民一样,是旅行者日益爱好自然风景的受益人。促使该地观光事业成长的是日内瓦二十岁的科学家索绪尔。一七六〇年他抵达霞慕尼谷,被冰河深深吸引,以致将余生都奉献给研究冰河。他为抵达海拔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二英尺的白朗峰绝顶的第一人设置了一项奖座。欧洲最高点白朗峰是早年山脉崇拜中一块磁石,风景浪漫主义者的文化偶像雪莱一首诗的主题,登山家壮志的第一项测量。一七八六年,一位当地医生在当地猎人的帮助下抵达绝顶。几年前的一次尝试吓坏了四名导游,他们宣布白朗峰是不可攀登的,当时欧洲无人能确定人是否能在山上生存。霞慕尼居民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巴卡德博士这么书写著名登山家埃里克·希普顿:“他把作为登山者的敏锐智慧和成熟经验应用于如何解决山上遭遇的求生问题……他不寻求名声,且很少谈他的冒险。他之所以盼望攀登白朗峰,与其说是受到为自己赢取名声的欲望的鼓舞,不如说是受到想为法国争光及为科学界做事欲望的激励。他也急于在山顶做气象观察……”

在四次失败的尝试后,医生雇用以当猎人和水晶采集者谋生的强壮登山者雅克·巴马。他们在八月一个满月的夜晚出发,在没有绳索和冰斧的情形下,以一对长杆通过深邃的冰河裂隙。当他们抵达致命的雪谷时,巴马请求折返,但巴卡德说服他继续前进,他们在狂风中攀上一座雪山。他们在出发后十四小时登顶;巴卡德做测量,他们在圆石下度过该晚。一夜下来,两人都受到严重的风伤和冻伤,巴卡德也得了雪盲,必须被带下山。“单从体力表现来看,首次攀登白朗峰是一次成功演出。”许普顿下结论。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诡计多端的巴马开始散播“是他探查路线、领导探险,巴卡德不过是他拖着走的行李”的谣言。他甚至宣称巴卡德在绝顶下数百英尺处昏倒,他独自完成攀登。直到二十世纪,事实才被揭露,勇敢的医生再度成为登山英雄。一名善于爬山者为了历史、声名、报酬背叛了他的同伴和真理。百年后,探险者弗雷德里克·库克说谎并伪造照片以宣称他完成攀登阿拉斯加迪纳利山的壮举;对他而言历史说明一切,经验则不值一文。

白朗峰一被证明为可攀登的,许多人就开始攀登。至十九世纪中叶,已有大多是英国人的四十六支队伍抵达顶峰,自那以后焦点转至其他阿尔卑斯山峰和路线。虽然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登山家,但我无法忘情于亨丽耶特·安基维尔。可能是她在《我的攀登白朗峰》一书流露的感情使我着迷,因为它证明了好体力不必然与淡泊寡欲相连,也可能因为真正的登山文学是给真正的登山家读——真正的登山家喜爱充满攀岩、沉稳有力的步伐、装在鞋底上的尖铁钉、套索技巧等等的篇章。一八三八年安基维尔登上白朗峰时四十四岁,尽管她在阿尔卑斯山区成长并曾步行其中。她在书中解释她为何从小喜欢爬山:“那出自灵魂与身体的渴求……我属于那种喜爱自然风景甚于一切的人……这就是我选择白朗峰的原因。”后来她讽刺说她之所以攀登白朗峰,是因为想变得与小说家乔治·桑一样有名,这使公众不喜欢她,但她在未获进一步注意的情形下继续登山到六十多岁,并写道:“不是身为第一位攀登白朗峰女性的名声使我充满兴奋;而是登山后的精神成长使我充满喜悦。”她的攀登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事后与十名导游进行的庆功宴则是辛苦攀登的戏剧落幕。导游已成为职业,自巴卡德时代以来,技术与工具已进步良多。

黄金时代常以陨落为结束,黄金登山时代亦不例外。这个陨落通常据称在一八五四至一八六五年间,初次攀登许多阿尔卑斯山脉的时代。黄金登山时代大致是英国黄金时代,在此时代登山成为公认的运动。该时代主要的初次攀登中,约一半是由强健的英国业余登山者与地方导游共同完成。创立于一八五七年,性质介于绅士俱乐部和科学学会之间的阿尔卑斯山俱乐部,长久以来是公认的登山世界的一部分,以致它的怪异——聚焦于欧陆的山的英国俱乐部——很少被注意。但在黄金登山时代,阿尔卑斯山脉几乎是唯一的登山焦点;偏远地区的山和在山峰区或湖区进行的攀登未获许多注意,北美的登山则发生在很不同的脉络内。英国的登山观众比登山践行者多得多,在欧洲,登山者和攀岩者有时仍会出名。以一八五一年阿尔伯特·史密斯登山为蓝本的通俗影片《白朗峰》在伦敦戏院上映数年,阿尔弗雷德·韦尔斯的《阿尔卑斯山中漫游》和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的《山峰、隘口和冰河》等书相当受读者欢迎。

受上述文学吸引,二十岁的雕刻师爱德华·温波设法得到创造阿尔卑斯山形象的工作。他利用空闲时间探索山,结果成为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行家。虽然他在别处作了许多攀登,但马特洪峰捉住他的想象。一八六一至六五年间,他在马特洪峰上做了七次不成功的攀登。最后他终于成功,而他的成功据说终结了登山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完结,是因为温波为登山注入过分野心勃勃的精神,还是因为马特洪峰是最后被征服的阿尔卑斯山主峰,或是因为一场山难,已难以追究。温波的第八次攀登是与现代最杰出业余登山者查尔斯·哈德逊牧师、两位年轻英国人、三位地方导游之间的合作。下山时,哈德逊、两位年轻人、杰出导游米歇尔·克罗兹几人绑在一起,在其中一人失足时全部摔死。接着是一场媒体攻伐——媒体谴责登山是危险的,对温波和导游行为是否符合职业伦理有诸多讨论。温波的《攀登阿尔卑斯山》倒成了经典,或许这也是马特洪峰之旅成为迪斯尼乐园里一个行程的原因。

登山史是关于“第一”“之最”和灾难的,但数十张著名的脸后面是无数个报偿完全私密和私人的登山者。历史很少再现典型,典型也很少在历史中现形,但常在文学中现形。这两种分别存在于登山书籍的两大类型——一般大众经常阅读的史诗篇和很小众的回忆录。史诗篇章型是关于企图登大山的英雄式叙述;它们是关于历史和悲剧的书。英雄式登山文学,因为其对身体受苦,经由意志而活下来、冻伤、低体温、高处痴呆、致命的跌落等可怕细节的强调,常使我想起关于集中营和强行军的书,除了登山是自愿的且对一些人而言相当愉快以外。相对而言,乔·布朗、唐·惠伦斯、格温·莫伐特、李奥纳·特瑞等杰出登山者的回忆录,常读来像幽默的田园诗。这类叙事的温馨来自大小旅行,来自友谊、自由、对山的爱、技巧的洗练、低野心、高活力,悲剧只是偶尔发生。最好的书的优点来自生动,而非所叙述事件的历史重要性。

如果我们寻找的是私人经验而非公共历史,那么连抵达山顶也成为选择性叙事而非主要论点,在高处漫游的人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能遗忘运动和纪录,而当我们这么做时,目的地哲学便再次与疏离哲学平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攀登俄勒冈州山峰的二十岁导游斯莫克·布兰查德,在我最喜爱的一本登山回忆录《在世界走上走下》中写道:“有半个世纪,我试着推广‘登山最好被视为野餐与朝圣混合’的概念。“上山野餐-朝圣”这一组合缺乏侵略而充满快乐。我希望能使大家明白,温和的登山值得用一辈子时间快乐地追求。恋爱事件能被记录吗?”快活、幽默的布兰查德既是步行者也是登山者,他所叙述的欢乐包括奥勒冈海岸长途健行和内华达岭及太平洋岸西北部的许多攀登。跟包括约翰·缪尔和盖瑞·施耐德在内的许多太平洋岸登山家一样,布兰查德以折中漫游和抵达的方式接近山,使人想起太平洋另一边中国和日本的古老登山传统。

中国和日本的诗人、圣者、隐士所赞美的与其说是登山,不如说是置身山中,而中国诗画中常描绘的山是远离政治和社会的静谧地点。在中国,漫游被赞美——“‘漫游’是陷入狂喜的道教术语”,一位学者写道——但人们有时以爱恨交织的态度看待抵达。李白有首诗题为《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不遇”在当时的中国诗里是很普遍的主题。诗中的山有着物质和象征意义,因此行走暗藏的言外之意:

李白的同代诗人——褴褛、幽默的佛教徒隐士寒山写道:

人问寒山道,

寒山路不通。

…………

似我何由届,

与君心不同。

在日本,自史前时代以来,山一直有宗教意义,但是伯恩鲍姆写道:“公元六世纪前,日本人不登圣山,圣山被视为有别于此世的领域,神圣过度以致不适于人。人们在山脚建神社,从远处崇拜山。随着佛教在六世纪自中国传入,才产生了登圣山到绝顶,在顶颠与神交谈的做法。”之后,虽然僧侣和苦修者漫游,但漫游的模糊意义被朝山的确定意义胜过。登山成为宗教仪式的中心部分,尤其是在佛教中强调登山的宗派修验道中更是如此。“修验道的每个层面都在概念或实行上,与圣山的力量和崇敬行为相关。”研究修验道的杰出西方学者拜伦·鄂尔哈特写道。虽然节庆、寺庙仪式、山中苦修也是修验道的一部分,但是登山是修验道的中心部分,并有神职者的导游服务出现。山被理解为佛教的曼陀罗,登山与通往悟境的六个精神成长阶段相应。十七世纪俳句诗人芭蕉在漫步途中登过一些修验道最神圣的山,如他在俳句和旅行叙事的杰作《往极北的窄路》中所述:“我……随我的导游展开往山顶的八英里长征。我走过雾和云、呼吸高处的稀薄空气、踩滑冰和雪,直到最后通过日月之路的云门,我抵达山顶,喘着气,几乎冻死。”十九世纪末修验道被禁后,不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但它仍有神社和信奉者,富士山始终是主要朝圣地,日本人始终是世界上最热情的登山者之一。

优秀登山者暨杰出诗人卡里·史奈德接合了精神与世俗传统。毕竟,他在亚洲研究佛学,但很早以前即在俄勒冈州马萨马斯俱乐部的协助下学习登山。在一九五六年起执笔近四十年后才终篇的一首名为《无尽的山河》的长诗中,他写道:“我在十三岁时认识太平洋西北岸的崇高雪峰,二十岁前已登上很多山顶。我从十岁起在西雅图美术馆所见的东亚风景画也呈现山顶的风景。”他在日本的日子,练习步行禅并与修验道信奉者接触,“我得到观察漫步风景何以成为仪式及冥想的机会。我在小峰山做五天的朝圣之旅并与佛教的不动山神建立关系。此类古代仪式将从山顶到河谷的徒步旅行,可视化为子宫与密乘佛教的金刚石檀城的内在连结”。

一九五六年,史奈德离美赴日前带着杰克·凯鲁亚克在海边通宵漫步,回程时途经与旧金山相望、海拔两千五百七十一英尺的塔玛佩斯山。在那趟步行中,史奈德告诉他同伴:“你愈接近石、空气、火、木等物质,世界就变得愈有灵性。”学者大卫·罗伯逊评论道:“这句话不仅显示卡里·史奈德的诗和散文的中心理念,而且显示许多步行者的思想和实践核心。如果在步行者的生活和文学中有一种习惯,那这种习惯就是:不断接近既是精神又是物质的事物的习惯……徒步旅行对史奈德而言是深化政治、社会、精神革命的方式……事物的性质不是亚里士多德式情节,也不是黑格尔辩证法,且不通向目标。因此,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是追求的目标。相反,事物的性质不断回旋、绕转,很像凯鲁亚克和史奈德的健行,更像史奈德在行走时告诉凯鲁亚克他计划写的诗。

该诗即《无尽的山河》,其中一首《绕行塔玛佩斯山》,描述的就是塔玛佩斯山。里面还详述一九六五年他与菲力普·惠伦和艾伦·金斯堡“为表示崇敬并涤清心灵而在塔玛佩斯山旅行”。喜马拉雅式绕行已被塔玛佩斯山佛教徒采纳为一年数次,长十五英里,包括十站、起讫点皆为塔玛佩斯山东峰山脚的行走。我在倒数第二站读史奈德的诗作体会东峰的气质。东峰不是最高点,而只是十站中的一站,这十站以螺旋形包覆山,每站皆有宗教解释。山是史奈德诗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他按照缪尔对里特尔山的描述做了一首诗,也因倾慕寒山而写《寒山诗集》,描述登山、山中行走、在山中生活、当防火员和筑路人。在《无尽的山河》中,史奈德写道:“我将空间从其物质意义转译成大乘佛教哲学中的‘空’——精神上的透明——的精神意义。”这书开始于乍看是风景的长篇描述,但事实上描绘的却是一幅中国画画卷。史奈德以同样的精神旅行走过各种空间——画、城市、荒野。在《漫步纽约床岩,活在信息之海》中,史奈德游历曼哈顿、思考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者的相遇、视摩天楼为神。他看到游隼在第三十五层楼结巢、游民在犹如峡谷里的险峻山脊和拱壁的街道峡谷中游荡。但山以曼哈顿办不到的方式取悦他,正如一首题为《三十一年后重登马特洪峰》的短诗所述:

绵延不断的山

年复一年。

我始终深爱。

打开网易新闻,阅读体验更佳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