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逝世90年:他的理想,依然是我们未竟的事业

新京报书评周刊01-27 10:27 跟贴 684 条

梁启超终生热衷于政治,却又是开风气之先的学问家,他深刻影响了几代学人的思想和著述,被一些学者尊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峰。在梁启超去世后的90年里,对他的研究、评判和解读从未终止。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关键先生”,无论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文学史、教育史、新闻史,离开梁启超,都无从谈起。

能在一个时代深刻打上自己烙印的人物,通常都充满争议性或者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他于昔日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并未被时间完全解决,他的一些理想仍然是国人未竟的事业。

1月19日,在梁启超逝世90年后,借助《梁启超全集》出版的契机,海峡两岸的数十位学者齐聚北京,以“启蒙先驱 文化巨擘”为题展开座谈。本文整理了部分学者的现场发言,在此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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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坚持立宪,引进现代国家概念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如果说中国近代有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梁启超。中国近代的很多思想观念和学科知识,都是由他最先介绍进来,从而得到延伸和发展的。他不是某个部门的专家,而是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者。

梁启超的一生,就政治而言,最核心的思想是坚持立宪,引进现代国家观念,主张限制公权力。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认为皇帝是“天子”,是“慈父”,而国家相当于一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是“子民”,“子民”不能脱离国家,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提出,国家权力不是来源于天,皇上也不是父亲,我们可以和他脱离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如果选举出来的人不能为我们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他换掉,这实际上是霍布斯的理论,但在皇权神圣不容置疑的时代提出来,是具有震撼性的。

此外,梁启超还大力宣扬纳税人的观念,说我们不应当感谢皇帝,因为是我们养活了他,就像我们养活了一个保姆。我们把钱给保姆,如果她不为我们做事,那么就可以把她辞掉。从戊戌以后,梁启超就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趣味至上的 “启蒙者”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阅读梁启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并编纂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及多种选集。

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

他是保守派,还是预见者

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思潮与学派》等。

1936年的《饮冰室合集》,是在国家动荡不安、政治上遭受打压的情况下出版的,当时能出版那样一套文集,非常了不起。然而,这套书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内没有再版,这跟对维新派的认识偏颇有关。

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梁启超被认为是拒绝革命的保守派,其实,他一直保持着对时代的敏感性。《欧游心影录》被说成是他后退的典型,但正相反,今天看来这本书恰恰是他保持前沿思考的一个突出例证。他到欧洲各国走了一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前面两万字左右的《中国人的自觉》提出了十几个重要命题,指出我们不能光做中国人,还要做世界人。欧洲发生了世界大战,说明欧洲肯定有它的弱点,中国人不能简单地照搬欧洲,中国文化肯定也有其优点,我们中国人要有所自觉。他主张中国人要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借助西方文化来提升改造中国文化,然后再拿新的中国文化回报世界。如今来看,这种观点并没有过时。相反,在某种程度而言,他的这种理想已经实现,可见他是一个出色的预见者。

主张鼓励资本家,保护劳动者

贺耀敏

经济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积极宣传维新,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极富鼓动性的檄文,指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曾经是君主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体制,反对“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说“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因而呼吁伸民权、设议院。维新变法的失败,刺激他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指出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

他认真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工业组织托拉斯,称赞其为“以最小率之劳费,易最大率之利益”之“生计学”,是最普遍、最宝贵之工业法门。他还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增值国民财富的问题,指出生利者多则国富,分利者多则国贫。在他看来,当时的四亿人口中,“分利”之人占了一半以上,“国何不贫?”所以,他提出,要富国必须减少单纯消耗、不事劳动的“分利”之人,同时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生利”之人。他揭露和批判清政府出卖主权换取外汇的做法,对利用外债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外汇利用得好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利用不好则会被债权国所控制。

整理|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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