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欧盟:纠结了半个世纪的身份认同问题

澎湃私家历史01-11 10:11 跟贴 67 条

脱欧的日期越来越近,但是英国国内对于应该如何处理此后与欧盟的关系依旧没有达成共识。反对脱欧的势力组织了一波又一波的游行示威,支持脱欧的一方也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过于软弱”的脱欧方案感到不满。现在的英国仿佛一艘正在往冰山上撞的巨轮,船上人却还在为应该怎么转弯而争吵。这样的虚耗对英国经济的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伦敦的富时100指数自八月份以来已经下跌了10%,法资投行法兴银行在十月底对其伦敦金融城的部分雇员发出邮件提醒他们可能在英国脱欧后发生的裁员并希望他们迁移到巴黎总行工作。法兴银行也因此成为伦敦金融城第一家明确表示将在脱欧后撤离伦敦金融城的主要投行,这引发了许多英国媒体的担忧。英国人到底是不是欧洲人?这一问题深深地困扰着英国社会。这其中有英国放不下的旧日尊严,有英国和美国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关系”,也有欧洲对英国的不信任。

二战后的英国:维系帝国还是领导欧洲

二战后的欧洲几乎是一片废墟。要在这片废墟上找出唯一一个还在正常运转的国家,大概就只有英国了。与欧洲大陆上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荷比卢不同,英国虽然承受了纳粹德国数年的空袭,但是英国本土受到的损失事实上比大陆上的国家要轻得多。在当时的世界舆论看来,1945年的英国只要有这样的意愿,就可以成为西欧的领导者。但是,战后的英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维系其广阔的殖民地,继续以一个域外国家的身份参与欧洲事务而并不是将自己完全变成一个欧洲国家。

当时已经竞选失败成为反对党领袖的丘吉尔在1946年于苏黎世的一次发言中提出:“重建欧洲大家庭的重中之重就是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欧洲理事会,法国和德国在这其中必须要扮演领导地位。”听起来似乎已经是现在的欧盟的雏形了,难道丘吉尔才是欧洲之父吗?答案是否定的。他接下来马上话锋一转说到:“英国、英联邦国家、美国以及苏联都会是这个新欧洲的伙伴和支持者。”很明显,丘吉尔将英国试作和美国以及苏联类似的域外国家,而不是新欧洲的一部分。站在英国政府的立场上,英国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是一个联系美国与欧洲大陆的纽带,而不是如法国或德国这样的“普通”欧洲国家。当时美国政府在马歇尔计划中将英国列为如法国和联邦德国那样的受援助国就引起了英国政府及民间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英国不管怎么说都是没有被纳粹占领的战胜国,和欧洲大陆上那些国家不是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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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之间特殊的关系一直是影响英国对于欧洲态度的重要因素

法国人自然注意到了海峡另一边英国人对于欧洲联合计划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尤其是当美苏冷战的趋势逐渐清晰之后,法国和英国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法国选择摈弃国恨家仇联合联邦德国而英国则选择远离欧洲大陆转而加固与美国的合作。1950年5月9日,法国政府提出舒曼计划,正式提议将法国和联邦德国的煤与钢铁生产融合到一起,成为日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雏形。在此事的筹备阶段,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甚至都没有咨询伦敦的意见。

这在当时的英国看来,不是机会而是威胁。彼时的英国依旧活在大英帝国最后的荣光之中,对于欧洲大陆上两大强国法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拉近感到些许不满。在战后整个四十及五十年代,英国在面对外交路线抉择时最终选择了自己垂垂老矣的帝国以及大洋彼岸的美国表亲,而将自己视为欧洲的域外国家。

六十年代的英国:被戴高乐堵在欧洲的大门外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形势则完全反了过来。此时英国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她发现自己需要欧洲,但是此时在海峡的另一边,一个法国人强硬地把英国关在了欧洲的大门之外,他就是法国总统戴高乐。

1960年的英国和1945年的英国已不可同日而语。英国那广阔的殖民地已经在战后的十五年里崩塌殆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以及英属印度等等主要的英国属地已经全部独立;五十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英国耻辱性地失败告终,同时宣告了英国在中东及北非的统治走向终结。等到1960年,英国虽然依旧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保有殖民地,但是面积已经大不如前,此时的英国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去殖民化作为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而然地,英国对于海峡另一边欧洲大陆上进行地如火如荼的欧洲一体化运动又重新萌发了兴趣。但是这种兴趣依旧是有限而犹豫的。英国依旧难以在英联邦、美国以及欧洲之间做出取舍。根据一项1961年进行的英国民调显示,在被问到谁对于英国来说最重要时,48%的受访者选择了“英联邦”,大幅领先于选择“美国”的19%以及选择“欧洲”的18%。

1961年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时,英国报纸《卫报》刊登的讽刺漫画,代表英国的老人不光左脚在小心翼翼地试水温,右脚更是绑着一个沉重的船锚。可以看到英国事实上对于融入欧洲依旧是怀有疑虑的

对于英国来说的坏消息是:她对欧洲所展露出的那一点兴趣碰上了一位新的欧洲领导人,一位对英国毫不感冒的领导人,这使得英国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无法实质性地推进任何与欧洲一体化相关的议题。

六十年代的法国是戴高乐的法国。戴高乐强调法国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重现法国的往日荣光。在戴高乐主政期间,法国研发出了原子弹和氢弹,完成了与联邦德国的正式和解,退出北约联合指挥部,同时法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戴高乐对欧洲未来的构想,自然也会落在他重建伟大法国的蓝图中。在1962年夏天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戴高乐毫不掩饰地表示:“欧洲是法国夺回她自滑铁卢后就丧失的世界第一地位的途径。”

戴高乐的欧洲将支撑着法国成为美苏之外独立的第三极。

在这样的一个欧洲里面,自然没有英国的位置。因为在戴高乐看来,英国属于她自己的帝国,她属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她唯独不属于欧洲。她过于高傲,她和美国的关系也过于紧密。1961年的8月1日,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戴高乐当时就把英国比作美国人送来入侵欧洲的“特洛伊木马”。戴高乐一贯认为英国与美国以及英联邦之间紧密的联系,加上英联邦国家的广大市场使得英国并不适合被整合进欧洲联合体中,英国和欧洲并不兼容。纵使共同市场中诸如荷兰这样仰赖贸易的国家大力支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是戴高乐在整个六十年代两次一票否决了英国递交的希望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英国和欧洲的关系也在僵持之中迎来了七十年代以及戴高乐的逝世。

当时联邦德国的讽刺漫画,标题为“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路上”。当英国首相轻松地越过比利时、荷兰以及卢森堡后,横亘在他前方的是硕大的难以逾越的戴高乐

加入欧洲后的英国:身在曹营心在汉

1973年,戴高乐去世三年后,保守党政府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英国带进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就从此抛弃她的过去和她的高傲,接受自己作为欧洲国家的身份。正如戴高乐所预言的,英国人终究和欧洲还是不怎么合拍。仅仅在加入欧共体不到一年后,在1974年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带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保守党就被号召重新谈判入欧条款的工党击败。为什么保守党会失败?因为英国民众,甚至许多保守党内部的议员,都认为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后,将会变成欧洲的一个省。

打从一开始,英国就没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她是英国,永远是那个例外。刚加入欧共体就开始担心自己会变得不再独立自主、不再自由、不再英国。

1975年3月11日,新的工党政府和欧洲各国领导人在爱尔兰首都达成了新的合作协议,调和了英国在欧洲农产品市场与英联邦农产品市场之间可能存在的价差,同时赋予了英国更大的经济自由和不同于其他成员国的自由。在这一背景下,1975年举行的公投中,英国人民大比数地支持了英国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中。当时印刷在公投选票上的完整问题是“政府已经宣布了关于英国在欧洲共同体内成员资格的重新谈判的结果。你认为英国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欧洲共同体(共同市场)内?”

事实上,这一公投的大比数通过也意味着英国民众在七十年代想要的就是一种“特殊的”欧洲成员身份。这一独特的英伦思维在此后一直影响着英国在欧洲共同体以及欧盟内部的行为逻辑。当英国人觉得自己每年往布鲁塞尔交的经费太多的时候,1984年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在与布鲁塞尔经过谈判后为英国争取到了经费减免。但是当时的许多英国人对此并不买账,认为布鲁塞尔做出的让步并不够多。

当时《卫报》的讽刺漫画将挥舞着写着“减免”二字的协议的撒切尔比作二战前夕对纳粹德国绥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面的小标题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暗指布鲁塞尔的欧洲政府在此后会得寸进尺,这并不是英国的胜利

整个九十年代,英国与欧洲最大的新闻是英镑在索罗斯的攻击下被迫撤出欧元的前身欧洲汇率体系(ERM)。在欧洲汇率体系最初于1979年建立时,英国并没有加入这一体系。因此当英国在1990年决定加入欧洲汇率体系时,许多人都将此视为英国迈开步子融入欧洲的开端。但是事与愿违,1990年的另一大新闻是两德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为了吸收消化民主德国的人口和经济,印发了许多马克,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德国政府因此决定提升利率,这就给当时维持低利率的英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美国著名的投资经理人乔治·索罗斯看准这个机会做空英镑,英国政府最终难以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率,因此撤出欧洲汇率体系。舆论普遍认为此次汇率暴跌给英国带来了超过三十亿英镑的损失,英国人甚至打趣称ERM代表的是永久衰退机制(Eternal Recession Mechanism)。此后英国再也没有尝试要重新加入这一体系,自然地在2002年也没有选择使用欧元替代英镑。

“黑色星期三”的翌日,英国各大报纸头版都被英镑灾难性地贬值占据,经过此次索罗斯的做空,许多英国人甚至将欧洲汇率体系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了一起

进入新世纪,英国和欧洲之间最大的矛盾则是2004年欧盟史无前例的大扩张:波兰、匈牙利、捷克等等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加入欧盟。

“今天10个国家加入了欧盟,这是简单的一步,问题从现在就开始了。”这是当时《卫报》报道的开头语。大批来自东欧的移民也成了新世纪英国社会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根据英国统计办公室在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英国总共有140万来自八个欧盟东部成员国的移民。相比之下,在这八个欧盟东部国家生活及工作的英国公民则只有1万4千人。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带来的移民数量不平衡也就成了许多英国底层民众对欧洲抵触情绪的重要来源。在这140万的移民中的80%,大约92万人,来自波兰。自然波兰移民也就站在了英国民众与这些东欧移民冲突的第一线上。在此次脱欧公投之前,来到英国从事底端职业的波兰人就经常受到来自英国社会的歧视:波兰人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他们许多英语水平都不高,只能从事诸如水管工之类的较为底端的工作。许多英国底层民众更是对于来抢他们饭碗的波兰人没有好感。对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移民的恐惧及抵触是许多英国人在公投时投票脱欧的原因之一。

结语

总的来说,英国脱欧虽然在当时出人意料,但是当我们仔细回顾战后英国和欧洲之间曲折的历史,似乎英国民众做出脱欧的选择也变得合理了起来。英国从来就不自认为是纯正的欧洲国家。英国有她曾经的殖民帝国,现在还和英联邦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英国和大西洋的另一边的美国则更是关系紧密。这一切都使得英国难以毫无保留地拥抱“欧洲”这个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英国脱欧,或许对英国也好,对欧洲也好,都是最好的安排。

作者:徐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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