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赌上半辈子,外地媳妇总算熬成了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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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陈进在外头晃晃悠悠,她从来不敢提离婚,这么大个城市,她已经不如年轻时那样光彩照人,一个鬓角上已经开始长白头发的外地女人,又能去哪儿呢?

《大国小民》第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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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年,我被公司派驻到非洲某国工作。

公司在这边总共有一百来号人,在不发达的异国他乡,吃饭、交通、剪头这些日常小事都变成了难题,为了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公司后勤部专门设立了一个理发师岗,从国内临时招聘了人员过来,同事们都叫她“嘉姐”。

主管后勤部的李经理50多岁,是只油头滑脑的老狐狸。我刚去,发现办公室的纱窗又脏又破,蚊子大摇大摆穿洞而过,便请他换扇纱窗,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拖了十天半个月也不见行动。我跑去问他,他刚开始还敷衍着“我忙得很呐,回头再找你”,再后来就直接打哈哈:“哟,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国家,我上哪里给你找纱窗呢?”

同事见我气得吹胡子瞪眼,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拿透明胶把破的地方补补,凑合忍到冬天就好了。我无可奈何,李经理便又节省了一笔开支。

从此以后,我对整个后勤部都敬而远之。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头发已经乱得草长莺飞了,又不敢贸然跑到外面去剪,只好硬着头皮拨打后勤部的电话号码预约。电话那头传出来嘉姐软媚的声音:“我正好有空呢,你现在就来吧。”

嘉姐40岁出头,披肩的卷发,染成微微的栗红色。她身形细长,如果光看背影,似乎还是少女——可等她转过身来,蜡黄的脸色、眼角蜷缩的皱纹却藏不住岁月的痕迹,唇上鲜艳的口红试图表现出生动的风情,却有点无能为力。她给我围上白色围布,对着镜子里的我笑了:“小姑娘这圆脸真好,我给你剪个波波头吧。”

我很快感觉到,嘉姐似乎对给我剪头发特别有热情。她边给我剪着头,边劝我试试挑染,说那样显得更洋气。我疑心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新来乍到,搞不清楚这里的情况——后勤部每个月付给她的薪水是固定的,不管她剪多少个脑袋、剪出什么花样,拿到手的工资都一样。她像国内发型师那样热情,岂不是自找麻烦?

但我没敢把这话说出口。

在嘉姐这儿剪过一次头后,她仿佛就记住了我,平时见到我时,一直都很热情。

她一般上午剪头发,下午还得给后勤部干些杂活儿,采购、盘点仓库、擦桌子搬椅子的,都干。有时候在楼梯走廊里碰到,她就对我说:“你好久没来剪头发啦。”

我心里感念她的好意,有时候出去买水果蔬菜,就叫上她一起。她不会讲外语,每次看我和当地的小贩叽里咕噜地说话砍价,她就盯着我笑,好像这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我猜,也许嘉姐需要一个说知心话的妹妹,或是她有一个比我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女儿,在这个远离祖国、无亲无故的地方,她在潜意识里把我当成了远方的孩子吧。

后来跟嘉姐越处越熟,剪头发时时间充裕,她就慢慢跟我聊起了她自己的事儿。

2

从户籍上讲,嘉姐是北京人,不过,她对我讲的原话是:“算是北京的吧。”

嘉姐的老家在湖南,1991年,19岁的她跟着老乡来北京谋生。老乡在北京东边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区里开了家美发店,剪发外带修面,她就去当了学徒。

说是学徒,不过是个干活的廉价苦力罢了。虽说不用交拜师费,每个月能还有点零花钱,但平时干活,师傅只上最后那几刀,烧水、洗头发、洗毛巾、抹灰扫地,全是嘉姐和另外一个老乡月妹干。她俩只有干完杂碎活儿,才能在师傅给客人剪头的时候溜边儿看一看,偷学点手艺。师傅似乎并不想她们学得太快,每次她们看了一点皮毛,便又叫她们去打水、晒毛巾。

嘉姐那时天天都要给人洗头。一个星期不洗头的女人,头发油得发僵,拨开就是一股冬天烂红薯的味道;有中年男人,光洗头还不行,总要让小姑娘按按肩膀;还有光头的老汉,也要来理发店洗头修面,那颗光溜溜的脑袋搭在手里,像一颗巨大的土豆。

正当青春的小姑娘,记性好,认识人总是容易,只干了半年,嘉姐和月妹便和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混熟了,一个叫陈进的男人似乎对嘉姐有了点意思。每次来店里,若是嘉姐正忙、师傅让月妹给他洗头时,陈进就会笑一下:“我等一会儿吧,不急。”说完朝嘉姐望了一眼。

师傅心领神会地笑了:“陈进,你得给我买包烟啊!”

陈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住在小区里,只知道家里是做生意跑运输的,具体是什么,嘉姐不清楚,总之就冲他北京人那副睥睨群雄、纵论天下的派头,就算家里不富,也应该是不缺钱的——再说他又是独子,那以后家里还都不是他的?嘉姐越想越远,脸上就不由自主笑了起来。这似乎也是应该的,嘉姐长得窈窕,脸蛋又好看,月妹就粗壮些,所以就只有隔壁做包子的小伙子喜欢她,这世界是多么公平啊。

晚上,嘉姐和月妹躺在理发室里屋,各人睡一张钢丝床,月妹的口气里有几分羡慕:“你要是以后嫁给陈进,那就是北京人了。”

嘉姐装作若无其事的口气:“你别瞎说,人家北京人怎么看得上我?”

但她知道这不是瞎说,这是有希望的,月光照着窗外,让她心里也分外亮堂。

第一年还没过完,嘉姐便跟陈进好上了。陈进送给她一对金耳环,戴在耳朵上摇摇摆摆,亮晃晃的。她问陈进什么时候结婚,陈进嬉皮笑脸地说“结呗”,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嘉姐也不想催他,太着急了,显得自己上赶着倒贴似的。就这样又过了一年,直到1993年初,嘉姐发现自己怀上了陈进的孩子,她才孤注一掷地说:“不结婚,就去把孩子打掉吧。”

陈进终于把嘉姐带到了自己家里去,刚开口介绍,陈妈乜眼看了她一眼:“我知道,小区门口那个洗头发的。”

嘉姐当然听出了话里的冷意,不过她马上意识到,要是现在从陈进家里跑出去,自己损失就太大了——怀了人家的孩子,她首先就矮了人一头,气短。再说,师傅也知道自己跟陈进好了,老家也都传开她要嫁给北京人了,要是现在鸡飞蛋打,跟谁都没法交代。家人远在天边,不回去就是了,可近在眼前的月妹怎么躲得过?想起月妹对自己说话时语气里的羡慕、甚至有一丝嫉妒的味道——享受来自另一个女人的仰视,这几乎是一个女人最自得的时刻——如果她不能在这个屋檐下立足,月妹就会用一种同情的语气安慰她,而那安慰,无论怎样真诚,其中的意味也是鄙夷和幸灾乐祸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嘉姐认定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豁出去了。

3

结了婚,嘉姐才发现,要成为地道的北京的媳妇儿,可没那么简单。

首先是户口问题。她的户口要从湖南老家迁到北京来,那叫“进京投靠”——嘉姐说,这“投靠”,让她听着就感觉跟自己犯罪自首似的——按照政策规定,她要跟陈进结婚满10年、并且45岁以后才有资格投靠。这期间要是陈进跟她离婚,那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再者,陈进的父母早就有备无患,提防着嘉姐这样精明的外地女人。陈进的房子,房本上写的是他父母的名字。嘉姐让他改,他总笑嘻嘻地说:“买房的钱大都是爸妈出的,再说了,只要咱俩好,都是一家人,写谁的名字那还不都一样?”

嘉姐心里憋屈得很,为了北京人这个名头,结婚时连彩礼钱都没问陈家要,结果没想到要想变成北京人,她要忍20来年呵。

那段时间嘉姐老是闷闷不乐,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孩子没保住。流产的时候,孩子已经成形了,是个女孩。嘉姐躺在床上,想着那个有缘无分的孩子,泪水一串串地往下掉。没了孩子,她在陈家立足的根基也就没有了,以后更要天天看公婆脸色,要怎么办才好?——不过,还好是个女孩,想到这里,嘉姐心里又隐隐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宽慰。

小产出了月子后,嘉姐决定自立门户开理发店——陈进跑运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自己再不去赚钱,只会天天受公婆的气。她好说歹说,向公婆借了两万块钱,还写了借据。

嘉姐的理发店开张不久,月妹和卖包子的小伙子就来跟她告别,说这几年他们在北京攒了点小钱,决定回老家开个超市。临走前,月妹看着嘉姐,羡慕地说:“还是你命好,嫁给北京人,现在又自己当老板娘了。”

月妹的羡慕里已经没有嫉妒,而是认命了。

嘉姐人漂亮,能说会道,又买了好多日本时尚杂志,天天钻研,开头几年,理发店生意特别好,赚了不少钱。还清了公婆的两万块借款,她非要和陈进去中国大饭店吃自助餐。

陈进说:“嗨,你挣点钱就瞎嘚瑟,去随便吃吃得了。”

“你抠什么,又不是要你出钱!”嘉姐说话有了底气。

这个执念,来自一个在嘉姐店里剪头发的大爷,大爷说:“没去过中国大饭店,那算来过北京吗?”嘉姐不知道怎么的,就死死记住这话了。

嘉姐把自己的头发烫成时髦的大波浪,拉着陈进去了中国大饭店。那时中国大饭店才建好没几年,餐厅金碧辉煌,服务生面带微笑,微微鞠躬。陈进平时大大咧咧的,到了这里却显得畏首畏尾。嘉姐却一点也不怯场,比陈进还像一个北京人——大概这就是一个人的气场吧,她心里暗暗得意,心情好得不行,吃饭时还点了一瓶昂贵的洋酒。

从此以后,嘉姐时不时要去一些高档饭店吃喝,去大商场消费,在钱上基本上进多少出多少。她去商场里买几千的大衣,回来先拿到理发店里把商标剪了,然后跟陈进说,“在动物园买的,一百多”。每次她掏钱结账的时候,就觉得有束光打在自己身上,偶尔也会觉得心慌,但转念一想:钱用完了,明天再赚吧,今朝有酒今朝醉,这辈子是不指望陈进对自己有多体贴了,只能自己对自己好点。

嘉姐说,那几年她脑袋晕乎乎的,唯一还算有点清醒的事情,是偷偷给老家寄钱。“估计陈进也知道,只不过钱是我自己赚的,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嘉姐也知道陈进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4

第二个孩子是个儿子,嘉姐的心终于安稳了些——这下好了,不管房子是不是她的,不管陈进以后会不会去外面找女人,她总算在手里握了一枚重磅炮弹。

嘉姐依旧在理发店从早忙到晚,一门心思顾着赚钱,经常一站几个小时,回到家累得腰酸背痛。儿子从小就交给爷爷奶奶带,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不像嘉姐,这么多年了说话还是l、n不分,陈进总是笑她:“听你说话这声音,就跟得了重感冒似的。”儿子就在旁边跟着没心没肺地笑。

儿子小学毕业时,嘉姐好说歹说,答应给他买乐高,才把他带回湖南,让老家的姥姥姥爷见了一面。本来跟儿子说好呆一个星期,结果不到三天,儿子撒泼打滚,死活要回北京。

回来,儿子就跟爷爷奶奶告状:“农村太脏了!地上都是鸡屎!上厕所的时候,一只大鹅盯着我,我还以为它要啄我屁股呢,我吓得屎都没拉完就跑了。走的时候,姥姥才给了我200块零花钱!”

爷爷奶奶大呼小叫:“哦,是吗?这么吓人!哎我孙子真是受苦了,以后再也不去了。”说着还有意无意瞟了一眼嘉姐,像在一场拔河比赛中胜利了。

嘉姐第一次觉得,辛辛苦苦生了儿子,真是个白眼狼。她莫名其妙想起第一个孩子——要是那个女儿活下来,会不会是个小棉袄,跟妈妈更贴心一点呢?

有一天,嘉姐关店后回到家里,刚躺倒在沙发上,就发现左耳上的耳环不见了。她一下子跳起来,赶紧回店里找。已经晚上过10点了,她把扫在墙角的碎头发一点一点扒开,仔仔细细地过滤,找得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找到。

嘉姐沮丧地打开家门,陈进和儿子还在看足球比赛。陈进瞅她一眼,打了个哈欠:“别找了,再去买一个呗。”

嘉姐垂头丧气:“还是谈恋爱的时候你买的。”

陈进却没有答话。屋子里沉默无语,嘉姐一直在等陈进说“那我再给你买一个呗”,陈进似乎也知道妻子在等自己说这一句,然而他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有电视里解说员在激动地喊着“进了!进了!”,亢奋的声音显得有点滑稽。陈进和儿子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丢球,骂骂咧咧的,嘉姐心中一阵恶寒,回房睡觉了。

儿子上初一那年,英语不好,嘉姐就去给儿子找了个英语家教。家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一女生,刚刚从四川考到北京来,长得白白净净,对人也有礼貌,儿子挺喜欢这个姐姐,跟着她学,成绩倒也提高不少。

有一个星期天,嘉姐临时回家拿点东西。家教正在房间里给儿子上课,嘉姐隔着门,听见儿子在一通抱怨:“唉我特烦我妈,没事就叨叨我爸怎么亏欠她,没我爸,丫一个外地人能在北京立足吗?真是的!”

家教笑了下,认认真真地说:“你别这么说你妈,不说别的,我看她挣钱挺辛苦的。再说,我也是外地人呢。”

嘉姐站在客厅里,一时间百感交集——养了这么大的儿子,还没一个家教老师懂事。

她越想越觉得心灰意冷,觉得一切都是假的:这些年陈进在外头晃晃悠悠,她从来不敢提离婚,这么大个城市,她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光彩照人,一个鬓角上已经开始长白头发的外地女人,又能去哪儿呢?老家来电话八成是为了要钱,儿子就像是别人家的,就连烫卷的头发散发出塑料的气味,都让她觉得这一切都假透了,“没意思,真是没意思”。

5

嘉姐灰了心,再加上附近理发店越开越多,生意慢慢淡了。

没活儿的时候,她就坐在店里椅子上发呆,想年轻的时候,挣了第一笔钱,穿着高跟鞋去中国大饭店。想着想着,回过神来,看见大镜子里那个脸色发黄的女人,正失神地盯着自己。

嘉姐的爸爸查出直肠癌,她妈问她能不能再寄点钱:“你手头要有,就寄点,要没有,也就算了。”

嘉姐跟陈进说了,陈进闷了半天,瓮声瓮气地说:“反正我是没有。再说,得了那病就是个无底洞,多少钱扔进去也听不见个响儿。”

道理是这样的,但嘉姐夜里闭上眼睛,想起小时候,湖南冬天的早晨又阴又冷,爸爸带她去镇头小店吃米线,酱料还没和开,她先把上头的码子一口气吃光了,爸爸就笑她,“一个小女娃娃,那么爱吃肉”,一边笑,一边把自己碗里的牛肉拨到她碗里,连弟弟都没给。

她想得满脸都是泪,陈进在她旁边打着呼噜。

嘉姐开始后悔自己年轻时用钱用得太不仔细了。这时,她想起有熟人说起,有个公司招出国劳务,出国赚得多,要是把理发店盘出去,又是一笔钱。她心一横,就定了。

登上出国的航班前,43岁的嘉姐发了个朋友圈:新的征程,新的生活,梦想一定会实现。配图是一张她在机场比着剪刀手的自拍照,美颜相机把她的皮肤磨得雪白。光顾生意的姐妹、暧昧过的男顾客、隔壁包子铺的前后三任老板,都纷纷来点赞留言。还有老家的人说:“羡慕你啊,闯到北京,现在又闯到国外了。”

本来是被逼无奈为了赚钱去的,现在倒变成风光留洋了。人只要活着,戏就得继续演下去。

“你说我那时候真是傻啊,赚来的钱不是大手大脚花掉,就是偷偷摸摸补贴娘家,也没想着攒点钱在北京多买个房子,不然现在倒手一卖,都是百万富翁了!”嘉姐一边给我剪头发,一边感叹。

“你现在也是百万富翁啊,你家房子在三环,值不少钱呢。”我说。

“那是人家爸妈的,又不是我的。”嘉姐盯着镜子里的我,叹了一口气,“还是你这样读过大学的好啊,找个正式工作,不像我,没学历,只能干临时工。公司过节发个米面水果,都没我的份儿。”

6

中午在餐厅吃饭,后勤部的晓莉坐到我们这一桌。她和嘉姐一样,都是临时聘用人员,不过她才刚刚20岁,主要负责前台接待,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和我们几个年轻人坐在一块儿。

晓莉眼睛溜溜的,看到李经理端着餐盘径直坐到对面桌上嘉姐旁边,“扑哧”一声笑了。那笑是意味深长、故意让旁边人看见的,这样,她才好找一个由头,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果然,旁边的男孩一本正经地打趣:“吃就吃吧,你笑什么呀。”一面说,一面等着她的八卦。

晓莉也不避讳:“唉,我说呢,人家擦个桌子、扫个地都要涂口红,原来是有人看啊。”

“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旁边人瞄了她一眼。

晓莉正色道:“我也没编,她就住我隔壁,昨晚我看见的。”

我也不知道晓莉说的是真是假。嘉姐跟我抱怨过,晓莉仗着自己年轻漂亮,该她干的活儿她总是偷懒,稍微脏点累点就甩给别人,嘉姐跟她一个部门,两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天长日久,总是有些矛盾。但李经理这么抠门的人,最近却给理发室配了个新沙发,可见晓莉说的,也不全然是空穴来风。

过年的时候,公司给每个正式工发了食堂做的包子和汤圆,还有一个流油的卤肘子。这些东西虽说在国内不稀罕,可在非洲那就是有钱也买不着的宝贝。我只身一个人,东西在冰箱里放久了也不好吃,想起上次嘉姐说自己从来分不到福利品时失落的样子,就切了一半肘子、拿了几个汤圆,给她送了过去。

嘉姐见我拎着东西来,眼睛有点红红的:“唉,难为你还想着我。过年了,你怎么不请假回国一趟啊?”

我说:“老公打算来看我,他还没来过这儿,当旅游了。”

嘉姐眼睛笑得弯弯的:“年轻夫妻就是恩爱呢!”

我觉得嘉姐话中有话,果然,她又压低了声音,仿佛在对我交付秘密似的说:“陈进叫我回去,说他爸妈身体不好,我怕回去了,他就不让我回来了,在这里,还能多挣点钱,自己有了钱,免得开口向别人要。”

我觉得气氛有点沉闷,忽然见她戴了一副绛红色的耳环,红宝石在她耳边轻轻摇曳,给整张脸投射了熠熠光彩,便夸她的耳环好看。

“我呀,就是喜欢耳环,以前只在淘宝上随便买些,国内那些商场,太贵了,在这边可比国内便宜多了。”她低头笑了笑,顿了顿,又愤愤地说,“这么多年,我老公都没有给我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他总觉得我嫁给他,沾了多大的光似的。其实仔细想想,这么多年,他还没我挣得多呢!这女人哪,男人不对你好,就只能自己对自己好了。”

嘉姐只在非洲干了一年就回国了。

她本来想延期,再接着干两年,但家里有事,急着让她回去。

“陈进他妈快不行啦。”最后一次给我剪头发的时候,嘉姐偷偷告诉我说。说这话的时候,她试图保持严肃的表情,但我在镜子里看见她眼角上扬了一下,那是按捺不住的喜悦的光在轻轻闪动。

真好,我默默地想,房产证上终于快要写上嘉姐的名字了,她也马上就45岁了。

7

有一次周末,我出去逛首饰店,漫无目的地溜达进了一家陌生的门脸,没想到这家店的样式都不错。我有点犹豫,同事们平时爱逛的店就那几家,老板和我们相熟,货真价实,这要是买到假的,我可就亏大了。

老板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连比带划地说:“你?中国公司?放心,以前你们有人在我这里买过的!”

他打开一个发旧的笔记本,得意地对我说,只要有外国顾客来他这里买东西,他都会让他们签名留言。他一页页翻着,上面零星出现了几个中国字,有的我全然不认识,也有听说过但素未谋面、好几年前在这里工作过的同事。在最后一页上,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李”字,写得很潦草,但我认出了,这是李经理的笔迹。

我指着“李”说:“他买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老板得意地露出一排白牙:“记得记得,一对红宝石耳环,他说是给他妻子买的。”

我想起了那天晓莉在饭桌上酸溜溜地说,嘉姐回国后,已经在公司北京总部转成了后勤部正式工,“人家有门路有办法,遇到贵人了,现在也能享受正式工待遇了”。

说完朝旁边桌子鄙夷地盯了一眼。李经理正趴在那张桌上,一边吃饭,一边跟旁边的中年男人们说笑。

2017年,我结束驻外回到了北京。有一天,我去后勤部财务室报销,电梯一开,忽然迎面看到熟悉的面孔。

“嘉姐!”我招呼道。

嘉姐穿着及膝铅笔裙,搭了一件米色针织衫,比在非洲的时候干练多了。她后面跟了4个穿着深蓝色保洁制服、拎着拖布和塑料桶的大姐。嘉姐见是我,便对她们说:“你们先去吧,我碰到朋友了,一会儿就来。”

“你现在都是主管啦?”我开玩笑道,“当领导了。”

“嗨,什么领导,就是天天到处打扫卫生的。”嘉姐的笑容里有幸福的神色。知道我的来意,她热情地拽着我去了财务室,“走,我带你去,那儿我认识人。”

路上我问她家里可还好,她朝我眨眨眼:“挺好,户口落下来了,我也有单位了,老人以前住的那套房子租出去,我跟老陈说呢,儿子要考大学了,你就在家做饭、管收房租就行了。”

嘉姐笑声爽朗地和财务室的人打招呼,平时对人都爱答不理的财务室大爷们,对我也露出了微笑。

在非洲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嘉姐脸上看到过那样轻松、舒展的笑容,我想,嘉姐也算一个人生赢家吧。

编辑:唐糖

题图:《生逢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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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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